之前我讲了关于黄埔军校和孙中山的一段历史。有些观众觉得我关于北洋的部分讲得太短了，对于北洋政府当政的那段历史还有些疑问。我那个节目主要是为了控制时长，避免脱离主题，所以做了一些省略。
首先要厘清所谓的北洋政府只是一个不严谨的称呼，其实是指 1928 年前的中华民国政府。只是为了和 1928 年后蒋介石北伐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区分，所以后来就把它称之为北洋政府。这段时间的总统和总理主要是由北洋系的政客来担任，所以国民党为了凸显自己造反有理，就把之前的民国政府贬称为北洋政府。
北洋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当年袁世凯在天津的小站训练满清的新世路军，这支军队的番号叫做北洋常备军，所以后来袁世凯这个派系的军阀和政客就被称之为北洋系。
北洋政府和后来的蒋介石政府虽然都统称为中华民国，但它们完全是一片土地上长出来的两棵树，区别非常大。北洋政府是以辛亥革命的临时约法作为宪法，按照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政体建立起来的。它实行总统制，有参众两院。不管是总统还是国会议员都是定期选举产生的。虽然当时的民主不成熟，经常会有贿选之类的闹剧和丑闻，但它毕竟是有选举的。而且和美国的体制不太一样，北洋政府在总统之下设有国务总理，这是个仅次于总统的实权职位，也是对总统的分权。所以北洋实际上是介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之间的政府。
而且北洋时代各省还有自己的知议局，也就是议会，执行完全的地方自治。所以北洋政府的中国严格来说是在共和的名义下，执行如今我们很熟悉的联邦制。而国民党时代的政府，完全是一党专政下的威权统治，所谓的党国。
这个时候的民国政府没有国会，直到 1947 年在美国的催促下，国民党才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国会代表选举。隔年，也就是 1948 年，才举行了第一次总统选举。这一届国会直到 1991 年台湾完全解除戒严之后才被重新选举，也被台湾人戏称为万年国会。蒋介石的时代也没有国务总理，取而代之的是行政院长，一直延续到今天。地位是低了很多，只不过是总统的一个大公仔。各省也没有了审议会，省长变成了中央任命，而不是本省来选举。所以国民党时代虽然也有军阀格局，但它其实也是中央集权的另一个变种。
北洋时代的国旗是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它的国歌是《青云歌》。蒋介石的政府，它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旗，国歌是来自于黄埔军校的校歌《三民主义歌》。所以虽然大家都叫中华民国，但实际上严格来说是改朝换代了。
北洋政府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弱的中央政府，但是在它的手里面却没有丢过一寸的领土，反倒是后来攻击它的国共两党领土丢了不少。北洋时期很多的政治人物都是满清末期的改革派，既接受了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家国精神的熏陶，又经历了现代的宪政民主的冲击和洗礼。所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非常有底线。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经常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兵戎相见。但是吵归吵，打归打，几乎不会赶尽杀绝。不少军阀争权失败被赶下台之后，基本上都能安享万年。而且北洋军阀不管是谁上台，基本上都不搞独裁，还是按照以前的民主政体继续施政。北洋政府近 17 年的统治，先后组成了五届国会，基本上是没有中断过国会。即便是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之后，北洋政府完全可以以合法的名义取缔国民党，但是袁世凯还是没有取缔，而是按照之前制定的选举法继续让国民党选举。
1923 年北洋政府制定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参考美国宪法，但是又根据中国的国情做了部分修改的宪法，是中国迄今为止真正意义上实行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唯一的联邦制宪法。它规定了总统议员的任期和选举方式，特别是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划分，规定各省的议会县长都是由民选直接产生。上一集我讲到陈炯明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依靠这个选举方法在广东搞地方自治。
北洋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多元化的时代，没有之一。社会氛围非常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既不讲共产主义，也不讲三民主义。在观念上是百花齐放，知识分子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以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文化启蒙运动，缔造了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很多人现在知道那个时代诞生了大批的学术大咖，比如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陈寅恪、王国维、张太炎、鲁迅等等。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时期中国的科技发展也不差。举两个例子，比如 1912 年的 3 月，冯儒的广东飞行器公司就造出了第一架中国产的飞机，绝对的国际领先。那个时候全世界能造飞机的国家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再说，民国 7 年，也就是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急需要船舶往欧洲运送军用物资，但是美国当时自己的造船能力不足，所以就请江南造船厂来赶造万吨货轮。同年的 7 月，美国政府和北洋政府签订了合同，确定江南造船厂为美国政府建造 4 艘万吨货轮，当时的合同总价是 780 万美元。这是个天价，那个时候中国就已经能够建造万吨货轮，而且还是为美国建造，你能想象吗？
后来共产党经常说旧社会是一穷二白，连一个铁钉和火柴都造不出来，这是无耻的谣言。北洋时代虽然军阀间的混战不断，但是都是局部冲突，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混战并没有。所以在宽松的氛围下，中国仍然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被经济学家称为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谈论黄埔的那个视频里面，我还说过：北洋政府对外非常强硬，特别是对俄国，不惜开战收复了外蒙，而且出兵海参崴，撤侨三年等等。其实不光是对俄国，北洋政府对英国这种老牌强国也非常强硬。
1914 年的时候，英国和西藏的达赖政府私下签订了个条约。英国人以支持西藏独立为诱饵，把藏南地区大概 9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到了印度，也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麦克马洪县。当时北洋政府虽然控制不住西藏，但是袁世凯坚决不承认，硬刚英国。这也是今天藏南问题还是悬而不决的原因。
1917 年，北洋政府审时度势之后，果断加入了协约国，向德国等同盟国开战。实际上只是派出了一点华工，并没有派军队，但最终还是凭借战胜国的光环，出兵拿回了天津汉口等地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界。更重要的是全面废止了领事裁判权。另外还不向德国和奥匈帝国支付庚子赔款。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也被迫同意暂停交付庚子赔款。特别是作为战胜国，中国还破天荒地获得了德国的 8400 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主动获得的最大一笔赔款。
另外，在 1921 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北洋政府还收回了日本占领的山东，事实上废除了 21 条。这些都是后来的历史没有谈起来的重大外交成就。北洋政府多次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权益。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北洋政府是卖国的呢？这里我就要重点说一说北洋和日本的关系。
北洋政府从袁世凯开始，在外交上比较明显，也容易被人诟病的特征就是亲日。太亲近日本了，很喜欢跟日本借钱，而且还给予了日本很多特权和利益。跟现在不同，晚清中国经常被日本人痛打，但是邦交最好的国家还是日本。这个就跟 1904 年的日俄战争有关了。
1900 年义和团之乱后，俄国就藉机出兵占领了东北，似乎就赖着不走，图谋东北的野心很明显。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吞并了朝鲜，他就和俄国产生了地缘上的利益冲突，而且俄国人还在旅顺建立了远东舰队，直接威胁到了日本的本土。满清自己是没有力气收复东北了，所以就想出了一个引狼博虎的计策，秘密邀请日本人来赶走俄国人，许若事成之后，把原来俄国人在东北的利益转让给日本。
实事求是地说，邀请别人来家里打仗，虽然是有点窝囊，但这个事对于满清而言确实是无赖之选。某种程度上也是赌对了，急于在东亚称霸的日本人倾全国之力，牺牲了将近十万人，基本上把全国的常备兵力和财政储备都给打光了，这才赢得了日俄战争，替满清保全了东北。
所以当时满清朝野上下对于日本都有极大的好感，以日为师的高潮也正是这个时候。对于日本人而言，替满清打仗当然不是为了当活雷锋，牺牲如此之大，当然是要谋求一点回报的。这个回报就是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洋政府承袭满清的政策，一开始就要背负这个历史的债务，惹出日后的事事非非，实际上是满清历史遗产的影响，北洋政府根本没有选择。
所谓的二十一条，后来被北洋政府以各种借口拖延，并没有执行。而且最终几年后，就在华盛顿的会议上给废除了。从外交角度来说，不如实命，是个北洋时代外交成就的经典案例。但是在民间看来，但凡不平等条约，你只要签了，名声就不会好。普通民众他不关心过程，只关心结果。对于政治人物的判定，往往是非好计划的那种善恶二元论，成王败寇，很难去考虑具体的历史背景。
在 1919 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特别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转卖给日本，这个是教科书上认定的北洋政府的外交最大失败之一。其实巴黎和会北洋政府的外交并不失败。北洋政府当时的外交谈判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要求，关于山东权益的收回只是其中的一点。
当时的外交谈判团和列强谈判之后，已经取得了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以及赔偿损失等等成果，并不是一无所获。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认为山东的权益事实上已经被日本给把控了，短期内如果不靠军事手段是没有办法收回来的。如果我们不按照现在的条件来签约，已经取得的谈判成果可能都捞不到。这也是他在巴黎和会上主张赶快签约的必经原因。他是完全站在现实权衡的角度，跟卖国根本没有关系。
前面我说了，中国虽然是一战的战胜国，但是除了派遣劳工，确实没有派一兵一卒去参战。你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一步到位地获得和其他列强一样的权益，这个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下很难的，不可能天降馅饼给你。外交谈判某些时候就是妥协的艺术，尤其是对于弱国而言。普通人在民族主义情绪下义愤填膺，喊喊口号容易，但是你具体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作为五四运动中被骂得最惨的外交人员，当时的外长陆征祥其实是北洋时代少有的专业外交官。他在满清时代就是驻荷兰的大使，思想非常开明。他还娶了一个比利时的太太，而且在 1905 年满清还没垮台的时候，作为朝廷命官的陆征祥，他就率先把自己的辫子给剪了。他在主政外交部期间，废除了外交人员由高官保举的这种潜规则，坚持选拔高学历高素质的外交官。
当时北洋政府的外交官明确规定，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连袁世凯的亲侄儿也因为达不到要求被迫离任。所以北洋时代的外交官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平均素质最高的。中共现在的一些战狼外交官根本没法比。
那就是这么专业的外交官陆征祥，因为在巴黎和会上背负了骂名，他心灰意冷再也没有回国，随后就弃政从神，直接在比利时当了神职人员。
五四运动中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就是“外争主权，内诛国贼”。这个“国贼”就包括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曹汝霖，还有驻日公使章宗祥，因为他们都是当时负责对日外交的主要人物。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并不是决策的人物。
当时学生们著名的火烧赵家楼，就是烧曹汝霖的住宅。但是曹汝霖跑得快，正好在串门的章宗祥就被狠狠地揍了一顿。章宗祥被学生打成了“老正当”，但是他事后主动提出请政府释放打他的一些学生。而且涉嫌纵火被抓的一些学生在警察局里面待遇非常好，不仅好吃好喝，当时的警察总监还专门去慰问，很快就遵从民间的舆论撤销了这些高官的职务。
曹汝霖在被撤职之后名声俱毁，她深受刺激，从此也不再问政，转入了实业界。她开了一家医院——中央医院，也就是今天北大人民医院的前身。这家医院是出于慈善性质的，所有的开支都有曹汝霖去筹措，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费。
抗战期间，曹汝霖为了坚守民族气节，多次拒绝了日本人的高官厚禄的利诱。虽然日本人把曹汝霖看作统战的理想人选，强行给她挂了很多头衔，但是曹汝霖始终拒绝出山。万分讽刺的就是，五四运动中那个参加火烧赵家楼的学生领袖梅思平，当年他骂曹汝霖是卖国贼，但是他自己后来出任了伪政府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处决。爱国青年最终还是叛了国，而当年所谓的卖国贼民族气节刚刚的。
不光曹汝霖如此，北洋政府的高官在民族气节上都是特别突出的。这点我重点说一下军阀吴佩孚。1931 年 918 事变之后，已经退出政坛的吴佩孚在北京闲居，满洲独立之后，吴佩孚通电讨伐，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为日本附庸，扬持占领之名，英行掠夺之实。就大骂满洲国是依附于日本分裂中国。1935 年日本占领北平之后，又策划所谓的华北自治，吴佩孚因为声望高，他们就想请吴佩孚来挑头复出。吴佩孚说：“自治者，自乱也。”马上拒绝。
当时日本驻北平的最高层土肥原贤尔亲自出马邀请吴佩孚出山，结果还是被吴佩孚严词拒绝。吴佩孚他在北京没有经济来源，他有个老部下叫齐燮元，经常拿钱来接济他。但是到 1937 年，这个齐燮元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出任伪政府军事总司令。吴佩孚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马就跟他断绝关系：“我宁可穷，也不会要你的钱了。”
1939 年 12 月，吴佩孚在北京因为牙痛就请了一个日本的牙医来替他拔牙，结果几天之后就因为细菌感染引发败血症而身亡。当时就有江湖谣言，说他是因为拒绝日本人的游说被日本人以毒药谋杀。
其实不光是这个曹汝霖和吴佩孚，北洋时代的那些著名政治人物，比如段祺瑞、袁克定、靳云鹏等等，他们社会声望都非常高，都是日本人占领北方之后特别注意拉拢的对象。但是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拒绝。这跟为了权力到处认爹的国共两党的政治人物比起来，真的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北洋时代现在留在中国教科书的东西就剩一个五四运动了。大部分人所知道的文化遗产就是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但实际上真正的五四并不止于此。广泛意义的五四运动并不是 1919 年那场学生运动，通常还包括 1915 年起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持续到 20 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其实重点强调的是人权与科学并重，他明确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这个说法跟民国建立的时候，蔡元培等人提出的社会改良宣言是一脉相承的。后者提出上公德尊人权，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精神去神权之迷信。
武士运动的干将之一胡适曾经表示过，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所以，武士运动的核心其实是人权的解放。这个概念在当时是相当的超前的，甚至可以说他比德先生和赛先生更为重要。唯有懂得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是现代文明的基础所在，我们才能在 100 多年后，更好的解读武士以及北洋时代的真正成就。
（本文源自油管频道：二爷故事：https://www.youtube.com/@Tankman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