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未想去颠覆国家，胡佳也是在践行他的批评权，但这一类的行为往往被看作潜在的或明确的颠覆国家。而国家等于党，党等于一切，批评某一具体官员甚至和平地表达诉求，都可以被看作是颠覆国家，这就是维稳压到一切的逻辑。
免责声明：为了便于阅读，本站编辑在不违背原文含义的前提下对内容进行了适当修改。特此声明，本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站仅作为信息展示平台，旨在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历史真相。
作者 ｜ WOMEN我们
撰文 艾晓明
编辑 于长夜
平台编辑 覃山
编者按
应“WOMEN我们”编辑邀请，艾晓明教授继续撰写了她对高耀洁医生的回忆文章，文中主要讲述了她在拍摄《中原纪事》《关爱之家》两部纪录片的过程中，与高耀洁医生、民间抗艾行动者和维权村民的交往，其中交织着与高耀洁一起挺身而出的普通公民的身影。
作者认为，高医生的行动不是孤立的。在高医生的倡导和推动下，从专业人士到乡村感染者群体，人们集结起来，揭露谎言，反抗命运。而这些年来，“那些具有抗争性的研究文献和文学作品不断被边缘化、阻隔和有意湮没，使得曾经清晰的历史面目又变得朦胧起来。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有多少人因信息封锁而失去生命？可是没有回顾，岂止是生命被灾难的洪流席卷，同样被卷走的还有幸存者的记忆。”
作者追问：“记忆需要传承，为的是避免悲剧重演，可传承记忆的人们，如今在哪里？”
这是一份由2006年开始的纪录片中相关人物的书信交流、呼吁书、评论文章整合在一起的回忆文本，虽然其中记录的人物只是和两部纪录片相关者，但他们的故事与高医生的抗艾历程互相映射，可以帮助读者更多地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理解高耀洁的意义。
2006年初，国务院颁发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影片中来自基层感染者社群的行动者，与媒体、NGO组织和法律界人士联手，要求政府回应弱势群体诉求，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利。而随着2008年维稳机制的系统化和强化，民间行动频遭打压。言论环境的恶化和临近的政治风险，最终迫使高老师离乡去国，踏上流亡之路。
曾经有过的公民团体和公共参与的活跃景象，是一去不返了还是会再度重现？人们可以怎样拥有连接的可能性并拓展公共行动空间？当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有责任为高耀洁与她的时代留存记忆。
由于文章较长，为了订阅读者的方便，我们决定按照艾教授的文章结构，分为上下两部分连载，本文为下半部分；本文原标题为《星光下，我们一起走过》，每次连载标题以及附注为编者所加。
三
高老师的中原 人民的声音
我在这些基层的抗艾斗士那里看到完全不同于卢广的镜头、陈为军影片中的那样的感染者形象；他们不是束手待毙、脆弱不堪，向外来者下跪求助的人，而是如此地爱生命，求正义，有尊严，致力于改变的好男好女。
在辽阔中原抗击血疫，有高老师以其专家身份深入民间，对所有介入到这个领域来的受害人社群、NGO机构、记者和法律界人士，都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他们也以各自的行动响应了高老师的疾呼，揭露真相，抗疫救亡。
宁陵艾滋病关怀团体“康乐家”负责人；李喜阁与丈夫和幼女
在《中原纪事》的上集，我们记录到李喜阁因到国家卫生部上访，2006年7月20日被宁陵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原因是“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现羁押在宁陵县看守所”；与她一同被羁押的还有两位女性感染者王女士和张女士。
因上访被关押，是血祸受害者与国家机器血肉冲撞的惨痛结果，类似的情形不胜枚举，弱者几乎是屡战屡败。当地政府部门层层截访，已成惯例。
但李喜阁也不是一个人，她代表着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者社群的声音，她本人同时是“经输血（血制品）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这个团体在2005年底成立，属于设在北京的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支持的“血液安全、法律与人权”项目。爱知行的负责人万延海1993开始组建“北京爱知行动项目”，最初的关注在于性少数与人权，1998年开始帮助山西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少年维权，要求赔偿。自2000年8月底开始，全面介入了中原河南农民卖血感染艾滋病患者的维权工作，包括帮助高耀洁老师对外发出声音，帮助各地患者成立自救组织，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和法律建议，向媒体传递来自艾滋病严重的村庄维权抗争的消息，以及向全球基金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递交报告，提请关注中国艾滋病相关人权状况。
爱知行与感染者团体登长城表达诉求
我正是在爱知行旁听因输血感染受害人工作委员会的会议时，认识了来自河南、河北、吉林、湖北、重庆等地感染者社群的行动者们，其中河南的朋友成为了我们进入中原村庄的向导。我在这些基层的抗艾斗士那里看到完全不同于卢广的镜头、陈为军影片中的那样的感染者形象；他们不是束手待毙、脆弱不堪，向外来者下跪求助的人，而是如此地爱生命，求正义，有尊严，致力于改变的好男好女。
李喜阁与高老师合影
在高老师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感染者及他们亲人的不幸经历，其中也有喜阁的经历、她提供的文稿；还有她的小女儿的照片。但受害者的身份只是她和那些抗争者生命中的一个侧面。在现实中，他们还有另一面向，那就是作为公民积极维权，推动政府承担责任。2006年2月，全国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我们卖血输血及使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的议案》，准备在两会期间提交议案，其中的建议首先是“由卫生部门组建一个委员会，专职于血液感染艾滋病及病毒性肝炎各项工作的调查，充分了解疫情，制定相应措施。建议该委员会应当由法律工作者、相关受害者及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高耀洁老师与输血感染者工作委员会成员之一朱龙伟交流
其他建议围绕着病毒检测展开，并建议向公众公布“输血或用血制品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最后明确提出：“根据传染病法和刑法相关条款，追究相关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血站、生物制品厂及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李喜阁等三名女性被拘留后，爱知行发起签名，呼吁释放。在这封通过电子邮件传递的文本中，包括了李喜阁的日记、博客文章、写给因血祸感染致死的大女儿的血泪家书以及上访诉求等。其中最长的一个文本题为《人民的意见》，这是以NGO组织代表李喜阁名义提交给“全面开展综合法治艾滋病”政府会议的材料。此外还有中外媒体对李喜阁的报道文章，这些文本现在“爱知行动”网站上皆有保存。爱知行也专门为呼吁释放李喜阁印制了图文小册子《艰难维权路》，其中的呼吁信上，有29位来自性别研究、艾滋病教育、法律、环保等领域的专业工作者和志愿者实名联署。我作为女权倡导者和李喜阁的朋友，在这份呼吁书上名字被置于首位。
我在当年的8月23日回访宁陵，喜阁的律师李方平与我同行，李喜阁当时仍未获释。但我查找电脑资料，看到李喜阁在当年9月23日给宁陵县县委和人民政府的一封感谢信，从中可见，她在8月23日因病痛进入北京佑安医院住院治疗，9月12日回到家中。而据万延海回忆，当时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他已经联络了国际上的艾滋团体，计划针对中国政府代表团发起抗议，政府放人也是迫不得已。从李喜阁那封“感谢信”中可以看到，这次上访-刑拘-取保的最后结局，是政府部门对感染者落实了一些救助政策：“输血和有偿献血感染艾滋病的人员生活低保都一样,每人每月是320元( 县民政给40元,乡政府给60元,乡政府给家庭每一个成员低保从原来12元增加到每人给20元,县财政局每月给每人100元,县卫生局给每人每月100元),，69名感染者从2006年7月份开始每人每月领到320元低保了”。
李喜阁取保后经历了长达两年的严密监控，取保结束后她依然没有行动自由，不能外出参加抗艾会议。2008年9月21日，网上传出她的遗书《我已经厌倦了这种长期监控我的生活》。经过一番较量，当年的12月1日即国际艾滋病日，李喜阁终于到达北京，出席了全球基金的非政府组织会议。此行她还见到了前妇联主席彭佩云，并向她当面陈述了感染者的诉求。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李喜阁继续呼吁为输血感染立案、赔偿，追究责任。当日，李喜阁和另两名公益行动者田喜1（新蔡感染者）和陆军2 “把一条数百人签名的横幅递交给了中国商务部，横幅内容为‘呼吁政府对拉米夫定发布强制许可’。同时递交的还有一封此前由1843人联合签名的联合呼吁信，内容是呼吁政府批准国内药厂仿制抗病毒药物‘拉米夫定’，依法打破国外药厂对该药物的垄断。”
李喜阁是不幸的，她失去了因输血感染致死的大女儿，自己和小女儿也是感染者。但是，当感染者们联结起来，互相关爱，发出呐喊，她和他们活出了人的尊严和强大的生命力。而在2006年，通过爱知行研究所的联络倡导，有39个活跃于艾滋病防治领域的民间组织共同发起的“中国艾滋病工作民间组织全国（工作网络）联席会议”机制在北京正式成立。
“联席会议”将自己的目标界定为：“促进民间组织间的信息分享、经验交流、协作互助、增进团结减少分化，促进民间组织固守纯粹民间立场，捍卫民间组织共同的权利。”至当年12月，这些组织的成员发展到54个，包括我所负责的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项目。
如果这一切能持续下去，我们会看到多少个勇敢和充满活力的李喜阁！“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但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感染者的问责和维权行动，被看作“寻衅滋事”“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而遭到暴力打压，在两会及其所谓“敏感时期”，公益人士遭到软禁、拘留越来越频繁。
2007年底，感染者社群中传来一个悲伤的消息：北京青年胡佳被捕了。胡佳2000年开始关注艾滋病议题，他曾任爱知行执行所长，2004年创办了北京爱源汇教育研究中心。他曾多次到河南艾滋病严重的村庄实地调研，并且从无顾忌地接受外媒采访，为感染者代言。
出狱后的胡佳
实际上在艾滋病问题上，胡佳是主张以解决问题为主的，我们在《关爱之家》里录下了他在艾滋病与法律研讨会上的发言，他特别提醒媒体注意报道策略，避免把事情政治化。他认为：“如果某一天，我们的政府又说，你们公布这些艾滋病的疫情，你们去帮助这些感染者，实际上是在扰乱公共治安，是在与海外反华势力相勾结，想影响我们中国政府形象。那么，这些感染者他们就真的没有出头之日了。”
当时一种普遍的政治想象是，争取媒体曝光，官民互动，政策得到改善，问题因此解决。对于村民来说，除了上访告状，没有其他路可走。法院不立案，自己家破人亡，为了亲人，为了生存，只能如此。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们冒险去乡下，拍照记录，回来传布消息；目的也是引发社会关注，让舆论压力返回当地，促进问题的解决。
胡佳的被捕，固然不全是因为他介入艾滋病领域，但公民观察与参与，显然被政府高度警觉。无论是推动政府信息公开，还是鼓励民间人士连接，成立公益组织，都受到遏制。维稳压到一切，在2008年奥运会来临前已形成严密完备的一整套机制。
四
国家之敌或人民之友？
作为一个国家，消灭胡佳易如踩死一只蚂蚁；
同理，作为一个国家，保护胡佳则意味着保护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基本人权。每一个公民，意味着他们都不一样，有的温和、有的激进，有的喜甜，有的爱酸，还有的同性相吸。
胡佳是许多受苦人的朋友，国家没必要以人民之友为敌。
2008年11月，我在广州和高老师相聚了，怎能想到，这竟会是永别。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和前面的故事相关的是一篇文章一封信、一个奖和另一封信。
元旦第一天，我为胡佳被捕写了一篇文章：《国家之敌或人民之友？》，全文如下：
2008 年新年，由于胡佳被捕而蒙上阴影。朋友之间，新年快乐这个普通的问候语难以说出口。快乐什么呢？金燕和她刚满一月的小婴儿，一点消息也没有；失去了胡佳，她们怎么过？而胡佳被带走时，是否又蒙上了逮捕毒贩子的那种黑头罩，是否又给塞在车座之下呕吐几近窒息？他有没有带上治疗肝硬化的药物？更让人担心的是，他会不会遭受酷刑毒打？会不会遭遇彻夜车轮审讯，会不会带上几个月的铐子以至于在腿上留下淤青？更有甚者，会不会被电棍攻击身体，像郭飞雄君那样痛不欲生？
而所有这一切，我能想象的，金燕又怎么想？她还那么年轻，比我的孩子还小一岁。我甚至在梦中欲望着接近她的家，我看见了嗷嗷待哺的小女婴和阴森黯淡的楼梯。
幸而今天看到李劲松律师明天将去会见胡佳的消息，让我的忧虑略有缓解。比起持久见不到律师的嫌疑犯来说，胡佳的命运要算好的。
胡佳之被捕，让我想起佛教中以身饲虎的故事：
无数劫前，瞻部洲有一马车国王，统领小国五千。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马车国王最小太子，名大悲尊者太子。一次有老虎母子俩前来，二虎均饥渴难耐之时，母虎便欲食子。大悲尊者太子见状悲心顿起，便以树干刺穿自己，以自身鲜血供母虎舔舐。母虎喝过太子血后稍长气力，太子就又用自己身肉喂饱饿虎。以此缘故，大悲尊者太子即刻圆寂。
胡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就是故事中的大老虎，这只老虎一直在吞噬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作为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学界文章、论著亦非少数。问题是，明知老虎吃人，人也只有一条生命，可不可以逃避被它吃掉的命运呢？多数人都会选择避难就易，不会像胡佳那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每天早上看到胡佳发出的文稿，我都要说，胡佳啊胡佳，你要承担多少苦难？你的心，要为多少人流血？以你之名，要发出多少呼号？你的挑战，能不能为自身安全留下余地？
惭愧的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因为当我想要说出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懦弱和渺小。既然我不如胡佳、金燕她们那样勇毅、纯粹，义无反顾，至少可以表达自己的敬重。老实说，我们内心的那些底线，其决定性因素，无非是利害得失，哪里是理性呢？
我只见过胡佳一次，是在2006年春在北京讨论救助农村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座谈会上。胡佳用PPT演示河南血疫的起源，展示了感染者家庭的老人和孩子们的处境。这些给我很多启发，并促使我思考艾滋病蔓延的历史。而在那次会上，胡佳表示的意见非常温和。他说 NGO组织应该特别注意，避免政治化。因为一旦被政治化之后，很多工作就无法展开，那些需要救助的感染者就更难得到帮助了。
在那次会后，很多朋友一起吃饭，我坐在胡佳旁边。得知他也爱好摄影，我们还讨论了那种用哪种软件剪辑的问题。很久之后，我知道胡佳和金燕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自由城的囚徒》，可惜我只在别人电脑上看过一部分，没有看完。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尽管只看了一部分，依然可以得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个伟大的纪录，虽然它纪录的是个人生活，但呈现了时代的转折。这个转折是：个人挑战国家权力。
这部影片中基本上只有两个人，胡佳和他的妻子；其他的人，只是一些身影，我没有看到他们的面容，估计他们也不会接受胡佳的采访。不过，胡佳和金燕的行动被他们限制，他们跟踪、监视，执行着国家机器的使命。而影片中表达出，在这样的限制下，两个年轻人有时很泰然，有时也很烦。还有的时候，金燕举起标语牌表达抗议。
在北京熙熙攘攘的大街，车来人往，一个二十三岁的小女子，举着标语牌，面对专门跟踪她，以便执行国家安全保卫使命的警车。这是中国二十一世纪具有象征意味的画面。
没有六四，没有坦克，孤胆小女子和她的标语牌，将一个人对峙国家权力的画面传遍了全世界。这幅画面，从某个角度来说，好像是一幅双赢的画面。在这一个瞬间，警察保持了克制，女子维护了尊严。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情景也有点搞笑，两个惺惺相惜的年轻人，怎至于就成了国家公敌，让一队警察开足马力。
一位朋友认为，这部影片对警察是不公平的。他们也是来自基层，甚至是底层，不过是执行任务而已，拍他们满地的饭盒，翘着腿睡觉，让人们忽略了他们个人的处境。所言甚是。后来我有机会看到李劲松律师发来的和警察面对面交谈的记录，这里可是充满了个人意见、个人风格和处境。我很希望未来中国的中学课本收入这部非虚构作品，这样他们不用去看贝克特或者《第二十二条军规》就能学习黑色幽默。且看理性大度的李律师，无论怎样婉转恭谨，终是说不过英勇善辨的基层警察，连个大门也出不了。究竟从何时开始，警察不再爱劲松这样的老百姓？
我个人跟警察接触有限，不过，直接间接教过的学生，也有人去了公安机关做文职。可以说，警察并不是奇怪的动物，不少人也受过自由主义的人文教育。我一直不太理解，怎么后来听说和看见的从事国家安全保卫的警察（大家都简称"国保"），口碑都不怎样。不用说，我本人也做过警察的帮扶对象。这年头，国保的职业行为似乎成了人权工作者的跟班，工作方式也有很多改变。在关系良好的情况下，会去喝公款请付的茶或咖啡，甚至得到返回原住地的车票，或者要求你搭便车。只不过，一旦开始思想交流，国保的平常心比较少。就算口口声声交朋友，他有处置你的权力。这样的朋友，交起来多少有点难度。
我现在回到文章标题上，胡佳和监控他的警察冲突持续了一年多，警察代表国家监控他，他就是不服从。胡佳就这样成了国家公敌，确切地说，是这个权力机器的公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胡佳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深更半夜在网上发些消息；这些消息，加上他直言不讳的评论意见，我相信是这些构成了他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可是，如果容我说句实话，我愿意说，由于胡佳的存在，这个国家，恰恰就颠覆不了了!胡佳的努力，开启了公民新闻的积极实践，给世界一个希望的窗口。有胡佳存在，谁能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 ,没有言论自由？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从胡佳的存在就得到了突破性的体现。我不知道对胡佳来说，他是否还有言论禁忌这个概念；不管怎么说，中国媒体、网络、学界的言论自由，因为有了胡佳这样敢往火坑里跳的人，已经大大地拓展了。有了胡佳这样每天摸老虎屁股的人，学院里的自由知识分子梦里都要笑醒，还有什么话算得上更敏感的呢？
一句话，胡佳批评的现象都能改进，这个国家不仅不会被推翻，反而更要繁荣昌盛，蒸蒸日上了。
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以由各方合作者，其中有国家代表（例如公安干警）、国家所有的研究机构代表（例如社科院）以及民间社会公民团体的代表（例如感染者 NGO联席会议）来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大家来调查核实一下，胡佳报导的事情，有多少是事实，这些事实的责任人是谁，他们对国家利益起到了什么作用。假如没有事实核查，仅仅看胡佳的批评意见，或者看胡佳的尖锐态度，那么，说句不负责任的话，胡佳不仅是肝硬化病人，而且是心律不齐、脑梗塞、极端弱智、黑灯瞎火又吃错豹子胆。这样的人，十足应该塞回娘胎里。（在上述病症中，我不能提及的是精神错乱，因为送精神病院，目前已经被纳入了某种惩戒范围，被称之为 "公开的秘密 "）。
既然胡佳已经在劫难逃，我还想交代一下，我与他惟一一次电话交流。我已经忘了胡佳为什么打电话来，因为我的电话也遭到监控，电子邮件我还没有看，已经被人看过，并且忘了恢复成新邮件状态。所以，我告诫亲友，各位离我远点，少废话，以免沾火星。意外中胡佳打电话来，好像是说谁要找我找不到。我赶紧借机问候金燕和他们刚出生的小宝贝，且叮嘱他，千万不要再和国保冲突，避免挨打。而胡佳却说，没什么，比我难受的人多了。像那些上访者、感染者。后来我看到齐志勇先生文章，说他们给受难的退役军人送大衣等等。
现在胡佳进去了，还有谁会给冻落街头的人送寒衣呢？那些哀哭无告的被冤屈者、受害者、遭受暴力袭击的人、那些常人不敢接触的政治犯、信仰犯的家人，还有谁，他们可以直接打电话倾诉哀恸？暗夜里本来有几颗蜡烛，如今，敢于闪亮的蜡烛就要给掐灭了。
从拘留、律师介入到判决，还有一段程序要走。诸位律师代理人，发不出高律师的消息、拦不住郭飞雄受酷刑、捞不出陈光诚，在胡佳颠覆国家案上，他们的作为能有多少？我本人不报乐观态度，但我知道有几个事实无法改变：
无论胡佳被判多少年，他的信念不会改变。而且，由于他卓越的、受过良好人权教育的妻子，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依然会传遍全世界。
无论辩护是否会减轻施加于胡佳的刑罚，律师努力的价值不会改变，他们的作为，将为公民的人权保护，积累重要文本和经验。
无论还将有多少人权工作者被消除声音，苦难和危机不会因此消失，却反而会更其加剧。
对于监控胡佳的专班警察来说，他们艰巨的执勤终于结束，可以换班了。然而，一年、两年、三年，或者十年、二十年，面对历史的大趋势，还会有多少公民会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并锻炼成为人权工作者？君不见，"维权"这个词，刚开始是被权威部门作为负面词语使用的，不到两年期间，维权已经成为许多媒体采用的关键词，堂堂正正进入公民话语领域。人民可以改变词语，人民也在创造历史。
还有，中国政府既然在国际社会签署了联合国人权体系中最重要的公约之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它有责任、有义务创造条件，在国内批准执行这一公约，它还要接受比胡佳的约束力更大的国际社会的监督。
说到底，作为非暴力地、在法律框架之内倡导公民权利的胡佳和同仁，如果能够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这是实现中国对世界承诺的标志，是中国法律进步的标志，也是中国的执政党有能力包容异己，从善如流的标志。
我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胡佳是民族英雄，不是说胡佳没有缺点或者我赞成他所有的政治观点。我不需要认同胡佳来写这篇文章，也不需要自己是党的领导干部才来反对双规中发生的酷刑。我尤其赞成李律师的观点，对于中国，胡佳是 13亿分之一，对于家庭，胡佳是全部。既然胡佳已经操劳过度，承受了太多的苦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大家来分担他个人的痛苦？我在心里算过一个帐：
假如，胡佳要判10年，那是120个月，如果有 120个人愿意分担，每人入监1个月。
假如有1200人分担，每人入监大概是3天。
假如由政府部门来做一个民意调查，会发现，愿意分担胡佳痛苦的，可能超过120人、 1200人，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将有助于胡佳的审判公正。
民意调查还可以考察：释放胡佳，能够为政府带来什么效益；在多大程度上，能提升公民对政府行为的支持、增强中国作为人权大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促进 2008的和谐奥运？
作为一个国家，消灭胡佳易如踩死一只蚂蚁；同理，作为一个国家，保护胡佳则意味着保护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基本人权。每一个公民，意味着他们都不一样，有的温和、有的激进，有的喜甜，有的爱酸，还有的同性相吸。
胡佳是许多受苦人的朋友，国家没必要以人民之友为敌。
这是我的新年感言：化敌为友，铸剑为犁。
这是我16年前写的文章，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太温和了；而且，那种由众人分担刑期的算法，比起国家维稳的铁拳逻辑，也是太幼稚了。我表达了对胡佳的道义支持，并没有直接批判侵犯公民权利的维稳逻辑。
在那段揪心的日子里，在河南上蔡文楼村附近的一个村庄，另一位青年给胡佳的父母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伯父伯母：
我是胡佳河南的朋友，也是爱源在基层的一个合作伙伴；知道胡佳失踪后很关注。性格使然，我比较懦弱，始终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从不同的角度上也一直在努力。
最令人担心的是您们二老和金燕的身体，我去过您家里，也受到过您的款待，敬重和感激之情无法言语。
我觉得您应该很幸福，幸福的是您有这么一个好的媳妇。
金燕，一个看上去弱不经风（弱不禁风）的女孩，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坚定，刚毅，和对您二老的孝道，我们敬佩不已。金燕的博客广为流传，善良的人们都很担心和挂念您们的身体，有几个河南朋友也给我电话，询问应该做些什么，是呼吁，是呐喊，还是用别的方式表达抗议。
胡佳，您的儿子，所有认识和听说过他名字的人，都很敬重和佩服他，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不屈不挠的人，一个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
在河南，在他关注的所有领域里，您的儿子是人们的楷模，有成千上万的人们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没有错。我们坚信他会安全回到您二老身边，回到爱他和他最爱的人身边去，回到牵挂和思念他的人们中间去。
无论这个世界是光明还是黑暗，地球是不会倒着转的，只有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人们才配做人。
2002年至2003年，我因带领媒体揭露河南艾滋病真相而遭受多次打压，玉米地里、田间草庵都是我藏身的地方。世间的日月暗淡无光，但良知促使我继续抗争。现在虽转变不大，但那些批着人皮的狼再也不敢说“疫情是国家机密”了。
胡佳会平安归来的，大家都在翘首以待，您二老要坚持着，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等待胡佳归来的消息，大家也在等待胡佳归来的消息。
祝好
***敬上
2008年1月底，纪录片《关爱之家》在香港第一届华语纪录片节获长片组亚军，我记得还接受了梁文道的采访。4月8日，传来片中主要人物张记录和十多位感染者村民被抓捕的消息。
影片中的张记录和女儿
4月14日，两位在场者给公安部和孟建柱部长写信，说明当时的情况。2008年4月5日，温家宝总理到沙河市视察工作。(此前官方有报道，温家宝此在2005年亲临驻马店上蔡文楼村检查艾滋病防治工作，慰问患者和艾滋病致孤儿童，并众多感染者握手。这使得感染者相信温总理可以帮助他们。)这次他到沙河来，十多位当年在沙河康泰医院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感染者及家属，决定要去见他，解决医院赔偿问题，结果全部被抓走。
14日，四位律师前往沙河要求了解情况，被告知此案由国保大队负责；国保大队则答曰此案涉及国家安全，不能告知涉嫌案由，也不能会见当事人。我得知情况后，无法保持沉默。我想起拍片时多次到张记录家里去的情形，他对我们来说，不仅是被拍摄的对象，而且是工作伙伴和朋友。记录是退伍军人，他的妻子因生产时被输血染病，33岁不幸去世，女儿才11岁。无人照料的孩子，怎么生活？18日，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尊敬的温家宝爷爷……”
一个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女童请您解救她的爸爸
艾晓明
“尊敬的温家宝爷爷、吴仪奶奶……”，这是河北沙河张沟村女童张陶冉等孩子给您的信的开头。这个场景，您从我们的纪录片《关爱之家》中可以看到。上周，我已经特别委托张陶冉的代理律师将此片送交您的办公室。
冉冉的母亲因在当地康泰医院生她时，被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冉冉从出生起也因此感染，6岁时失去母亲。和很多暴露了身份的孩子一样，冉冉在村里饱受歧视，与父亲张记录相依为命。
今年4月5日，得知温总理您要去沙河，张记录和其他十名感染者及其家属去市政府，希望向您反映情况。结果被当地有关部门派人暴力驱逐，更由于遭到不明药物喷洒全部晕倒，随后被抬进救护车离去。
他们醒来后，出于愤怒砸了救护车，十一位村民全部被抓捕。其中包括家中有孩子无人照顾的单身母亲陈巧红、同为感染者的范林娥夫妻、已经失去妻子、自己和女儿感染艾滋病毒的李占国等。目前仅有三人被释放，张记录等八人依然被关押。
张记录的女儿，今年只有11岁。小冉冉过去只要有一会儿见不到爸爸，就会大哭大喊。如今这么长时间见不到爸爸，咳嗽感冒无人照管，在荒凉的山村那个空无一人的院落，原来还有一条狗与她为伴，现在也不知那条狗是死是活。
我多次打电话给张记录、给他家均无人接听；打给记录的兄长家也无人接听。想到当年三岁女孩李思仪因母亲被关押，活活饿死在自家门口的惨剧，不禁让人焦虑万分。目前被关押的有数位幼童（包括感染者儿童）的父母，时间已经过去13天。他们在关押处是否得到抗艾药物、他们的孩子如何服药、谁来照顾？会不会再次发生李思仪被活活饿死的惨剧？
小冉冉服用的是成人药物，每天都是她父亲张记录亲手掰药给孩子，三种药物，一种吃半片、一种吃三分之一、再加上一种吃一又三分之一片。而抗艾药物，必须按时服用，否则要产生抗药性。
张记录不知那一天要去见您时居然再也回不来，没有对任何人交代过如何照顾女儿服药，他不知女儿当天等不到他回家，会一个人在那间黑屋子里哭多久，不知道孩子在哪里吃喝、是否被人欺负、会不会跑出去找他迷失在山路上、会不会在路上被车撞倒、甚至还能活几天！
对于张记录来说，继续关押他的每一天，都是在剥夺他女儿的生命。而他无辜的小女儿，不仅一出生就承受艾滋病毒的折磨，而且，别人的孩子在母亲怀抱依偎时，冉冉只能到山上，趴着砖头缝看临时掩埋在那里的妈妈！这是何等的人间至痛！
张记录曾在军队服役，他多少次向天呼喊：我可以为国戍边、保家卫国，那么国家为什么不能保我一个民呢？我不求绝对公正，只要还我一个公道：谁来告诉我，我妻子是怎么感染了艾滋病！
尊敬的总理，在村民心中，您是爱民、亲民并且希望人民快乐生活的好总理。所以，他们才去找您倾诉。如果用麻醉剂和监禁对待向您求助的村民，您还能听到真实情况吗？导致农民感染艾滋病、家破人亡的责任人未受处罚，受害人和求助者却惨遭监禁。无辜的孩子在流泪，他们的亲人对您说：温家宝总理，如果这些孩子是您的孩子，会遭受这样的处境吗？您听见了孩子们的哭喊吗？以公义、道德和法律的名义、以宪法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严承诺，请您解救他们的父母吧！
这封信已经于2008年4月18日星期五11点35分由作者本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留言板发送给系统管理员，并同时寄送国务院法制办邮箱邮件系统管理员：
blasonghl@chinalaw.gov.cn
blasonghl@sina.com
法制办留言板：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message_action.jsp?method=findForPage¤tPage=1
在这封信后面，我也附上了影片中的一幕——那是在2006年的六一前夕，片中的孩子们给“温家宝爷爷、吴仪奶奶”写的一封信。虽然文字由我们志愿者拟稿，也不可能全部用于片子里，但其中每个孩子的经历都经过了核对，他们的感受全是实情：
拍摄《关爱之家》的孩子们
尊敬的温家宝爷爷、吴仪奶奶：
您们好！
我们是来自沙河农村的儿童，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我们想向您们说几句心里话。
我们都出生在90年代中后期，妈妈在医院生我们的时候，医院给输了带病毒的血液，导致她们感染了艾滋病，其中有的妈妈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都很爱妈妈，我们都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但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一切了。
1．我叫张XX，女，1997年生，沙河市册井乡张沟村人。在本村上小学三年级。我学习总是名列前茅，老师经常夸我。我妈妈李军廷因生我而做剖腹产，输血感染了HIV，2003年10月病发死亡，终年33岁。我们不清楚艾滋病是什么，但我们每天都要服药，经常要抽血化验，而且经常感冒发烧、淋巴结肿大。现在我一人一桌上课，同学背后嘲笑我，见到我就跑开，不跟我玩。我每天必须要服用大量抗病毒药，还要定期抽血，有时感冒了都特别害怕。我非常想念妈妈，想妈妈了就会哭。我父亲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经济来源，当爹又当妈，非常辛苦，他给晒黑了很多，也瘦了很多。
2．我叫李xx，女，1998年生，是沙河市白塔镇温庄人，在本村小学上二年级。我妈妈孟凤鱼生我时做剖腹产被输血，感染了HIV，于2004年6月病逝，那时她才31岁。我爸爸李占国也是感染者，他在一家私人小煤矿开绞车，每月只有500元的收入。我每天都要吃药，但那不是专门针对儿童的药物，有些药每次吃三分之一片，有时掰不准，多少难以定量，我们也担心副作用会很大。
3．我叫李x，男，1995年生，沙河市册井乡人，在本村上小学四年级。我们原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妈妈是市第一服装厂的工人，爸爸市一位二级厨师。我妈妈张丽芳因生我时贫血，医生动员输血而感染了HIV，于2005年8月14日病发死亡，死时32岁。我爸爸李拥国也是感染者。我伯伯因煤气中毒而亡，留下两个堂姐。家里还有60多岁的爷爷奶奶，82岁的曾祖父。这些人全都依靠父亲来养活，我不知道爸爸还能够活多久，能不能把我们姐妹四个养大。每天看着爸爸吃药，还要辛苦操劳，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4．我叫刘x，男，1997年生，我的妈妈王翠叶于1997年到显德汪康泰医院生我时，因腹泻医生建议输血，感染HIV，我也因母乳喂养而感染。妈妈于2000年病发死亡，终年24岁，那时我才3岁。后来我爸爸刘海柱也因艾滋病病发于2005去世了，终年29岁。我现在跟78岁的奶奶在一起生活，她走路要依靠拐杖，弯腰到90度，耳朵聋得听不清，眼睛也看不清。我每天得自己服药，没有人帮助我，吃药每月定时，有些药片要吃三分之一片，我常常吃得不准确，有一种药还得我自己掏钱去买，为此我们的生活非常困苦。
5．我叫王xx，男，2001年生，沙河渡口乡渡口村人。母亲范志芹于1995年到医院人流输血，感染HIV。他们于2001年抱养我，由于一起生活，我和爸爸也感染了。妈妈于2005年病发死亡，爸爸王增住于2004年病发死亡；父母死亡时都是靠亲戚帮忙安葬，现在家里什么也没有。我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今年就要上小学了。我特别想念爸爸妈妈，我自小跟他们特别亲，但他们都离开我了。
6．我叫李xx，男，1997年生，小学二年级，是沙河市白塔镇栾卸村人。我因为在原来的学校受到歧视，回家也没有人管，所以寄宿在学校。母亲赵彩虹生我的时候剖腹产需要输血，感染了HIV，2000年确诊了艾滋病之后没有几天就死了，她死亡时才28岁，我那时仅仅3岁。现在我在吃着治疗艾滋病的中药，那药很苦，很大一包，吃完我就不想吃饭了。
7．我叫刘XX，男，1995年1月出生，沙河市白塔镇显德汪村人，在本村小学上五年级。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医生动员她输血，就在这次输血，我母亲感染了艾滋病，但她一直不知情，她传给了我、爸爸和妹妹。我妹妹刘XX，2002年生。2006年正月初七我摔伤胳膊，到显德汪煤矿医院，验血才发现感染HIV。后来到邢台市疾控中心确诊。我们家四口都是感染者，全家的心情非常沉重，还不敢告诉年老的爷爷奶奶。我家靠父亲送煤气赚微薄的收入卫生，生活十分困难。
8．我叫朱xx，男，1997年出生，沙河市石岗乡辛庄村人，在本村上二年级。我母亲刘显红在生我时，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我也因此感染了。现在我母亲在起诉显德汪医院，我希望有更多的大公安，把坏蛋都抓了，还我妈妈一个公道，她为这件事吃了太多苦。
温爷爷，吴奶奶，相信您们能够帮我们，请你们帮帮我们吧。
沙河农村感染艾滋病的儿童
2006年5月29日
现在回顾当时我接触过的公民团体和行动者，没有谁以“颠覆国家”为职志，尤其是基层民众。由于多少年来，公民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个人权利，包括最基本的选举权，他们都信任强大的国家话语，并把希望寄托于国家。而在邢台的感染者最初成立“关爱小组”时，有关部门放出话来，说这是“非法组织”，将要“予以取缔”。而按照当年国务院出台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村民的自救组织，没有任何违法之处：
第7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关组织和个人依照本条例规定以及国家艾滋病防治规划和艾滋病防治行动计划的要求，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捐赠，对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进行行为干预，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关怀和救助。
问题的实质在于，感染者的维权诉求指向了对权力部门的问责；只有问责，才能达到立案、医院赔偿或国家赔偿的目标。仅仅是政府救助，没有司法公正，解决不了后续的贫困、歧视和就业问题。为寻找生活出路，衍生出犯罪入狱，家庭困境加剧。当我为河南遂平被羁押和判刑的三位感染者呼吁时，一位感染者给我来信说明了这种处境：
很多身体还可以的感染者开始购买机动三轮车做简单的客运生意，当地的卫生部门给感染者出具了相关的证明，这样一些交通及城管部门就可以对感染者作出一些照顾。开始跑车的感染者家庭每天也可以有50-70元的经济收入。
在争抢客源的时候不免会和村外的人发生冲突，于是全村的感染者便全部出动为出事的感染者“讨公道”，由于周边的村落都知道这个村跑车的人都是感染者惹不起，也就花点钱免祸事。少则几千多则上万。每个参与“讨公道”的人都会得到20-50块的劳务费，而带头调节的人则有上千元或几千元，除去请大家吃饭的费用，剩余的便归当事人所有。
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于是有一些个别的人便开始利用此事做文章干起专门在公路上刮擦路过的大货车，这样每次都会得到几千元到上万元的收入，至此在感染者中也就多了一个挣钱的门路。
记得曾经有一次一个感染者的三轮摩托车停在了一个商铺前面，商铺老板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看见门面被挡住便出来交涉，由于发生口角，商铺主便踢了这个感染者一脚，结果前来“讨公道”的村民们把商铺主暴打了一顿，末了还索要了一万多块钱的赔偿费。商铺主怕再惹是非于是将店铺转让另寻出路。
来信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方式成为普遍存在，成为了感染者获得经济收入的手段？贫困地区感染者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他们要获得什么样的帮助？
我只是一个记录人，解决不了这种问题。而事实是，在政府官员，他们认为既然有了救助就不应该再上访，如果上访，他们对待李喜阁、张记录等人做法，就是将之政治化，提高到政治安全的层面来维稳：羁押、监控、限制人身自由。而对于胡佳这种直接批评权力部门的人，则治以“煽动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半。
那么胡佳当年希望的媒体介入不要“政治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本意是在于，媒体报道不要把村民的诉求上升到政治层面，例如反国家，反政府——其实也是过虑了，媒体都有层层政治审核，不可能这么做。而值得思考的问题恰恰在于，艾滋病到底是不是政治问题？
何为政治，我自己的理解是：政治是人们对国家权力的看法，是政治表达和参与。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表达并且维护其权利。更明确的政治权利表述见之于中国政府1998年10月5日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未批准实施。
简言之，村民未想去颠覆国家，胡佳也是在践行他的批评权，但这一类的行为往往被看作潜在的或明确的颠覆国家。而国家等于党，党等于一切，批评某一具体官员甚至和平地表达诉求，都可以被看作是颠覆国家，这就是维稳压到一切的逻辑。维稳完全服从执政党的政治需要，到后来也根本不讲道理了。总而言之，服从就是一切，不服从就要坚决制止，并且不惜一切手段。
胡佳和曾金燕后来分手，而他们当时在防艾路上都曾与高耀洁老师同行，也是她信任和爱护的青年朋友。胡佳被捕对高老师来说，意味着言论环境的恶化和危险临近。高老师在美国领奖期间接受外媒采访时以此举例说：“压制，隐瞒，收买，如果你反对得厉害，就把你投入监狱，胡佳不就被投入监狱了吗？”
五
漫漫防艾路，光荣的荆棘路
……何妨做好最困难的准备而迎上前去？而且，我还有着高老师和像她一样的流亡者求之不得的幸运：我在此地，在他们梦中的故国。
2008年的秋冬之际，我在广州见到了高老师，我请她到家中来住。记得当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研究，还有几天才结束，因此那几天没有在家陪高老师。平时有钟点工小妹来做两小时家务，下午我们专业河南籍研究生王奔会来陪伴高老师，给她做点老家口味的饭菜。
2008年5月，河北沙河被拘留的感染者和家属先后获释，我们片中的主人公张记录也回到家中。5月12日，四川发生大地震，6月中旬，主流媒体停止对校舍垮塌学生遇难的报道。与此同时，成都读书会周雨樵先生给我电话，约我去现场调查，从此我开始了下一个系列——川震校难纪录片的拍摄。我和谭作人、谢贻卉合作，我们先完成了《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接近尾声。在《公民调查》尚未完成剪辑时，2009年3月28日，谭作人被拘捕。
2010年2月9日，谭作人被治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我记录了谭作人案二审时的情景，片名为《国家的敌人》。
记得那日，谭作人的妻子儿女和声援者都无法进入法庭，我提前采访了律师和他的家人，也拍摄了庭外现场。当我离开现场时，一位便衣警察截住了我。他拦住我乘坐的出租车，把我带到法院不远的一处地方。接着是核查身份证、到一边打电话。最后，他未扣留我录像带，就放我走了。如果他要没收我的摄像机和录像带，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这位警察也算是枪口抬高一寸了。
我被警察放过后，一个人背着沉重的摄像包和三脚架，走在陌生的街道；还不断回望有没有被继续跟踪。我曾经的协助者，一个在坐牢，其他人都被拦在家里。我感到很累很无助，这个片子拍不下去了。川震校难系列共有长短不一的五部作品，就此终结。
四川公民谭作人
我当时想象不到，谭作人的被捕促使高耀洁老师做出决定，使她在高龄八十之后毅然离家去国。2009年12月1日，高耀洁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的采访，她引谭作人案说明了这件事对她的影响之重：“在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后，她自认名声比谭作人大，做事情也比谭作人久，如果她被逮捕，罪名肯定会比谭作人还要重。”
在我印象中，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11月。高老师此行来广州，应该是参加南都主办的“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颁奖盛典。活动结束后，她还请《南方都市报》募集了100多公斤的杂志，寄往河南文史馆，她再设法分发给乡村读者。高老师来我家那日，《中原纪事》的合作者胡杰先生也在，我为他和高老师拍了合影，他也为我留下了和高老师在一起的宝贵纪念。
此行高老师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与记者周筱筠合作，完成她那本《我的防艾路》的编辑。研究生王奔同学除了为高老师做饭，也协助高老师整理照片。这本书终于在2011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筱筠为此付出心血甚多，在后记里他详细写出了数年努力的过程。这应该是高耀洁老师在境内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了。
2009年高老师到达美国后，我才知道，高老师原来是从广州出走的。那年7月，她就住在广州大学城附近，每天还有两三位志愿者和大学生去帮助她安排生活，为书稿打字。我当时在广州，对此毫不知情。我想高老师也许考虑到了彼此联系的风险，她这样做自有道理。只不过，没能在这段时间帮助照顾高老师，分担她的痛苦忧虑，也给我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11年前，《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文章：《有多少人真的在意高耀洁？》如今，人间已无高耀洁，这个问题不妨再问一遍。而我从这些天的悼念文章里得出的回答是：怎能不在意高耀洁？
高耀洁意味着求真精神，在中原艾滋病是人为血祸这一点上，她坚持到底，不惜一切代价。
高耀洁意味着对弱者的大爱，她余年在美国，最想念的依然是受苦的乡亲和孩子们；她不弃不休地讲述他们的故事，为他们的抗争疾呼。
高耀洁意味着行动，去调研，去服务，去写作。她不是说说就算了，她实践了，完成了。在服务公共利益的目标前，她的作品竖立起一座生命的丰碑。
2024年，新年伊始，我们关注艾滋病的群友交流了如今感染者的现状和困境；我们的笔友，思考着拓展艾滋村岁月的写作计划；即将退休的血站工作者，重返了当年污染血源的现场……高老师的去世，带给我们重启关爱的缘分。
元旦，我在微信上发出了高耀洁老师在《高洁的灵魂》结尾对故国家园的孩子们的祝福。此刻，结束这篇长文的时候，我则想引用高老师在她的祝福前提出的一连串问题，那是她在想到怀抱理想的年轻人时所忧虑的，也是我不忍在朋友圈的新年之初引用的——现实已经够晦暗，且让新年第一天从祝福开始吧。在那段美好的祝福之前，高耀洁自问道：
他们还要经过和我们一样的苦难历程吗？
他们还要像我一样亲历和目睹穷困、饥荒、战乱、瘟疫、政治运动、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和世间不平吗？
他们还会为了寻真理、揭真相、说真话而被封口、被监禁、甚至受到割断喉咙的酷刑吗？他们还需要为了自己梦中的自由和人权，而付出献血与生命作代价吗？
他们的梦也会在那极权主义的铁壁上碰得粉碎吗？
他们也会在梦碎了以后，像许多人那样，变成冷血的市侩和犬儒吗？
或者，到他们老了的时候，还要像我这样披着白发流亡四方，最终抛尸异国他乡吗？
高老师说她不知道答案，我在走向自己耄耋之年的此刻，我也不知道。但是，何妨做好最困难的准备而迎上前去？而且，我还有着高老师和像她一样的流亡者求之不得的幸运：我在此地，在他们梦中的故国。
感恩高老师亲笔题签的赠书
如果我想要像高老师在漫漫防艾路上那样，走完我自己光荣的荆棘路，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高耀洁老师天堂安息，魂兮归来！
2024年1月8日草于武汉
【图片来源】本文中的照片，除剪报外，拍摄者有我本人，还有柯倩婷、胡杰。关于李喜阁的三张照片来自爱知行网站，《公民调查》封面上的谭作人照片来自谢贻卉。《中原纪事》《关爱之家》的封面设计是海涛，《公民调查》的封面设计是晓静。深深感谢各位朋友真诚和慷慨的合作！
附注：
田喜，青年艾滋病维权人士，幼时因为输血感染艾滋以及乙型与丙型肝炎。在北京念完大学后，田喜成为艾滋病维权骨干，因上访多次被抓。2011年，因向导致他感染艾滋的医院讨说法，田喜被河南省新蔡县法院以“故意破坏财物罪”判处1年徒刑。他于2018年12月5日在河南新蔡家中病逝，死于心脏病发作，终年31岁。
陆军，反歧视公益机构益仁平负责人。陆军曾积极参与乙肝与艾滋反歧视工作。2014年之后，陆军因为益仁平及其下属机构被多次查抄，同事被拘捕与迫害而流亡美国，继续从事反歧视人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