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不是说读书无用,而是说只会读书的人,往往在实践中会一败涂地。文艺青年干革命搞政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瞿秋白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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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二大爷

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

这一段略带绝望的文邹邹的话,不是来自于某个文艺青年,而是来自于一位曾经的共产党总书记瞿秋白。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今天接着讲失败的总书记的故事。

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不是说读书无用,而是说只会读书的人,往往在实践中会一败涂地。文艺青年干革命搞政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瞿秋白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瞿秋白1899年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他们家世代为官,他的爷爷瞿廷仪,曾经是满清的云南盐井大使,五品官员。 他的叔祖父瞿赓甫那就更不得了了,满清的从二品大员,湖北的布政使。他的伯父瞿世琥,也曾经在浙江当知县,可谓官宦世家。

但是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却是个纨绔子弟,游手好闲不治家业,就完全靠这些当官的亲戚来接济。瞿秋白的母亲叫金璇,也出生在官宦世家,精于诗词文学。在这种家庭氛围中,瞿秋白的童年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但是好景不长,辛亥革命后,瞿家的处境急转之下,瞿秋白的亲戚停止了对他们家的资助,全家人窘迫得只能靠典当来度日。1916年,备受煎熬的瞿秋白母亲在绝望的生活中自杀身亡。他老爸连买棺材的钱都是借的,最后只能埋葬在乱葬岗。这个事给瞿秋白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也让他此后的余生都有一种抑郁的气息。

他写过一首诗《哭母》,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母亲死后,17岁的瞿秋白得到了表舅母的资助,跑到北京去求学,考入了北洋政府外交部举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这个也在无形中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

因为学习俄语的缘故,瞿秋白受到了俄国革命的影响,很快就加入了李大钊成立的马克思研究会,还作为一些报纸的通讯员,专门跑到俄国去进行采访,报道俄国的革命。在1921年去莫斯科采访报道期间,瞿秋白就被俄国人看上了,秘密吸收加入了俄国共产党。

1922年2月之后又回到国内,加入了中共。陈独秀去俄国访问的时候,就是瞿秋白为他担任翻译。瞿秋白虽然在国内没什么名气,但是作为俄国人培养的嫡系人物,在共产国际的栽培下,也逐步进入了中共的领导层。在1925年的中共四大上,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1927年,陈独秀被免职之后,瞿秋白被指定担任临时中央的政治局常委,主持工作。虽然没有总书记的名号,但是在向忠发上任之前,他是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这一年他只有28岁。在此期间,瞿秋白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指挥中共策划了一系列的武装暴动,比如南昌起义、长沙起义、广州起义等等。

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全部都失败了。但是整个的暴动过程却是非常血腥。瞿秋白为了避免重蹈陈独秀的覆辙,在搞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实行极左路线,明确提出要搞红色恐怖。他曾经在1927年11月《两湖军阀混战形势下党的任务》这个指示里面这样说道: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你看杀气腾腾,万变不离一个“杀”字。这种偏执的恐怖分子的口气,很难想象是一个文弱书生说得出来的话。也正是因为瞿秋白的极左暴动,搞出来血债累累,导致国民政府认为他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中共的起义陆续失败之后,瞿秋白啊被迫背锅下台,由向忠发接任总书记。同时呢也因为感染了肺结核,没法工作,被迫去苏联养病两年,逐步的就淡出了中共的领导层。总书记向忠发被杀了之后,瞿秋白在1930年从苏联回到上海,再一次短暂地主持中共的工作,但是仅仅维持了4个月,就又被王明赶下了台,甚至解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此后靠边站的瞿秋白啊,一度就淡出了政治,回归了自己的老本行,文艺创作和翻译。有一段时间啊,他为了躲避追捕,甚至就躲在鲁迅的家里面,和鲁迅成了好朋友。两个人一起在上海的租界,领导文坛的左翼运动。

这里我就多说一句鲁迅,中共在建国之后极力的推崇鲁迅,把他捧上了神坛,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鲁迅的政治立场是偏向中共的,和中共明里暗里的关系非常深。鲁迅不仅和瞿秋白的关系很铁,他和李立三、陈赓、陈云、冯雪峰这些中共大佬都有秘密的来往。

所以中共主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把鲁迅奉为盟主,利用鲁迅在文坛的号召力,为中共打下了一片舆论阵地。于是毛泽东甚至在鲁迅逝世的时候高呼“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幸亏鲁迅死得早,如果他活到后来,以鲁迅的性格,迟早也会和老毛和中共翻脸的。

扯远了,说回瞿秋白。他在上海的文艺生活并没有能安生地过几年。就在1934年2月,又被中共招回了江西的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部部长,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当年的10月,红军被打的一败涂地,被迫打着长征的旗号开始撤退。

但是撤退的名单里面并没有瞿秋白,为什么呢?瞿秋白从年轻的时候啊,他就患有肺结核,一直都没有治好。在瑞金的时候又发作了,当时就卧病在床,这种带不走的病号,当然是首先被放弃的。但是瞿秋白他还是有很强的求生欲的,他本来就一直在国民政府的通缉名单上,留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的。

所以他亲自给老毛求情,说了好几次,希望撤退的时候带上他。但是老毛不置可否,最终当时中共最高领袖博古拍板,抛弃了瞿秋白。1935年的2月,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彻底沦陷,被国军占领。瞿秋白从江西会昌县秘密出发,希望能够逃往上海,结果在走到福建长汀水口乡的时候,被国民党的保安团给抓住了。

当时国民党的人啊并不认识瞿秋白,加上瞿秋白啊自称是个医生,是出门访友的,所以呢只是被暂时的扣押。但是他的运气真的很糟糕。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老婆,一个姓徐的女人被抓住了。她知道瞿秋白的出逃计划,她就供出来了,说你们抓的人里面,有可能有一个叫瞿秋白的高官。

随后,国民党就找了一个曾经给瞿秋白做过饭的叛徒,叫做郑大鹏,去监狱里面挨个指认。最终确认了瞿秋白的身份。由于瞿秋白之前搞革命的暴动手段血腥,所以啊很早就上了蒋介石非杀不可的名单。再加上被抓之后啊,他又不愿意屈膝投降,投靠国民党,注定了最后的命运。

为他执行枪决任务的,是国民党后来的名将宋希濂。他曾经是瞿秋白的学生。瞿秋白在20年代的时候,曾经短暂的在上海大学教书,教过宋希濂。

宋希濂也很仁义,为了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他在执行枪决之前,不仅好酒好菜的招待瞿秋白,还为他换上了一身全新的衣服,而且还专门请了一个摄影师为瞿秋白留影。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瞿秋白在枪决之前拍摄的,完全不像一个死刑犯。

瞿秋白也很有风度,在枪决前盘膝坐在草坪前,微笑着点头说:“此地甚好”。随后就被枪杀,时年36岁。

瞿秋白是为党牺牲了,但是党在后来却很不待见他。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死之前,在监狱里面写了一篇绝笔文章《多余的话》。这篇文章长达2万多字,完全是一个中篇小说,详细的阐述了瞿秋白的人生经历和感想。

作为一个将死之人,瞿秋白啊也没有任何掩饰,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都写进去了。其中很多的话和他中共领导人的形象是完全不符的,甚至是背道而驰。很直白的说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灵魂分裂、理想破灭的那种痛苦。

比如瞿秋白说:“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刊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灰,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瞿秋白还说:“一个平心甚至是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任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不论我自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力认定我是叛徒的一种。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而且在文章的最后啊,瞿秋白给中国青年推荐书籍,他推荐了鲁迅的《阿Q正传》,矛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几本俄国的著作,但是没有推荐任何马列著作。

你很难想象啊,这篇充斥着文艺青年的哀怨和悔恨的文章,居然是曾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写出来的,完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沾边,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

所以这篇文章就让中共很尴尬了,也导致中共对于瞿秋白的评价和向忠发一样,最开始听到他牺牲的时候,把他捧为伟大的烈士,老毛还曾经为瞿秋白的文集专门题词,但是等到老毛坐稳皇帝之后,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964年瞿秋白故居准备搞一个陈列展,展出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老毛听说之后就专门做了一个批示,说瞿秋白《多余的话》,简直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李秀成自述》,是投降主义。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著名的将领,他被曾国藩抓住之后,也写了一篇很长的《自述》,最后还是被杀了。这个《自述》也被认为是他的人生污点,老毛把瞿秋白和李秀成相提并论,用意太明显不过了。

随后啊,瞿秋白的故居就被关了。文革开始之后,瞿秋白直接被官方认为是叛徒,加上左倾盲动主义,被公开鞭尸。

1967年的5月,在八宝山的瞿秋白墓啊,被红卫兵公开的给砸了,同时啊连他父母的坟也没有幸免。

瞿秋白的母亲的坟是埋在家乡常州,结果被挖坟泄愤。他的父亲瞿世玮是埋在山东的济南,同样被挫骨扬灰。

瞿秋白的老婆杨之华更惨了,她其实也算是中共的老革命,曾经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结果在文革中被连累受到批斗,被整整关了6年。

1973年10月病危了,中共才决定释放她。结果出狱后不到3天就去世了。

老毛啊这还不算啊,还杀人诛心啊,他在1972年巡视南方,准备搞垮林彪的时候,顺带着又批了一下瞿秋白,他说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老毛这么定性的话,那瞿秋白就很难翻身了。于是直到1982年的9月,中共召开十二大的时候,在胡耀邦的力推和主持下,这位苦命的书生。

历史上最短暂的中共总书记,才算是平了反。

如果瞿秋白泉下有知,不知道他这个文艺青年会作何感想。

在瞿秋白死后,接替中共总书记的人叫做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江苏无锡人。他27岁就当上了中共的总书记,比瞿秋白上任的时候还年轻一岁,是迄今为止中共史上最年轻的党魁,估计以后也没有人能超过他了。

他南是北宋著名文人秦观的后代,也算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秦肇煌还是清末的举人,但是不幸死得早,家道中落。秦邦宪的母亲呢,很有远见,咬着牙也要供他上学。

1925年9月,秦邦宪考入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而这个系的系主任就是瞿秋白。上海大学当时有很多的中共地下的。秦邦宪还有个老师,就是中共早期的骨干恽代英。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不走上邪路也难啊。

所以刚上大学不久,秦邦宪就被吸收进入了中共。第二年又被派到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去学习。秦邦宪啊取了个俄文名字“博古洛夫”,他的中文名呢也改成了“博古”,就有点博古通今的意思。

后来的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派往苏联学习期间,博古就是他的翻译,这个人对他后来进入高层是有大有帮助的。

1930年5月回国之后,博古出任团中央的宣传部长。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枪毙之后,在风声鹤唳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仅剩下的3个政治局常委都不敢留在上海。

张国焘本来一直就在江西闹革命,不在上海。周恩来也决定去江西避避风头,在中央苏区担任书记,而王明则准备直接跑回苏联,担任共产国际中国的代表团团长。在上海的烂摊子啊,就没有人收拾了。

所以周恩来和王明在走之前,就找到资历很浅但是干劲很足的博古,让他留在上海,把剩下的人给组织起来,搞一个临时中央,由博古来负责。说是负责啊,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给党擦屁股。

因此当年只有24岁,大学都还没有练完的博古,就这样被推上了名义上的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位置。当时的博古入党只有6年,还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他既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从一个普通党员一跃直接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这在中共的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而且之前博古啊,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的素质和出色的业绩。当时留在上海的还有卢福坦、康生、陈云、刘少奇这些中共大佬,论资历、论人脉、论素质,怎么都轮不到小弟博古啊。他是怎么被周恩来、王明给推上前台的呢?

这就是时势造英雄了。博古和王明啊都是从苏联回来的,属于同一个派系。王明联合博古两个人,给共产国际打小报告,扳倒了曾经一度主持中共工作的李立三。王明这才登上中共常委的位置,所以呢王明是肯定要大力地提携博古的。

在自己准备跑回苏联的情况下,当然是希望留下一个自己人来掌控国内的局势。那么周恩来为什么也同意选择博古呢?本来按资历啊,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留下的人里面,工人出生的卢福坦,他是资历最老的,按理人应该是他来当负责人。

但是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之后,周恩来对于工人出身的这些大老粗很不信任,觉得这帮人不能依靠,所以呢就坚决否决了卢福坦,转而支持资历更浅,但是也更容易控制的博古。我在讲周恩来的那一集里面说过啊,周恩来这个人啊,虽然是中共最大的实力派,但是他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来的习惯就是不当出头鸟,他更愿意躲在二把手的位置。

博古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时刻,特殊的机缘下捡到了大漏,一下就成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而且很快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当然不能不说,周恩来的眼光确实也很毒辣。

到1932年12月的时候,中共临时中央的三个常委之一,周恩来看不上的卢福坦,他果然就步向忠发的后尘,被捕之后叛变了,而且还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部门,转头去抓自己人。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下去了,博古人就只能带着剩下的人马跑回江西去了。

并且在1934年1月中共召开的六大上,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顺理成章的正式被扶正,成了名副其实的总书记。当时博古只有27岁,也正是因为太年轻啊,本身没有阅历也没有过高的水平,所以博古当上总书记之后,盲目的执行俄爹的指示,很快就把中共带到了沟里面,狠狠的翻了船。

博古和苏俄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起放弃了中共之前赖以生存的游击战术,和国民党搞正面决战,结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被打的一败涂地,中共损失惨重。在江西的根据地呢就没法待下去了,只能打着长征的旗号逃跑。

上一节我提到瞿秋白被抛弃的决定啊,就是这个时候博古拍板决定的。说起来啊,他们是有师生之谊啊,而且瞿秋白还是上一任的老领导,博古狠心的把生病的瞿秋白给抛弃了,导致瞿秋白最后被抓,也算是够绝情的啊。

红军长征败退到贵州的时候,就召开了大家熟悉的遵义会议。面对党内的联合发难,博古被迫交出了兵权。一个月后,红军走到我的家乡贵州毕节一个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子的时候,而为什么叫“鸡鸣三省”呢?这个地方在云贵川三个省的交界点上,鸡叫的时候三个省都听得见,所以叫做鸡鸣三省。

在这个地方,中共再次召开会议,老毛和周恩来带头逼宫,党内的大佬呢也全面倒戈,孤立无援的博古啊,就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由同样是苏联归来的张闻天接替,但当时给博古保留了常委的职务。

失去权力后的博古啊,迅速就被边缘化,虽然还在领导层,但是他负责的都是一些根本不重要的宣传和联络的工作,比如负责中共的新华日报,以及对外谈判等等。在老毛掌握大权之后,1941年发动“延安整风”,博古更是一落千丈,和王明一起成为批判对象,被赶出了政治局,只保留了中央委员。

博古的儿子秦钢后来写文章回忆啊,当时博古被逼的一度想要自杀呀。实事求是的说,博古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水平,但是大部分跟他共事的人,对他的人品基本上还是评价不错的。说他这个人啊,对事不对人,算是公道正派。

在他失去权力后,经常在党内当和事佬,高层有什么争端的时候,都是他从中调和。1936年到达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曾经在《西行漫记》里面这么评价博古:“在我所见到的中共领导人物中,博古是一位较为风度翩翩,妙趣横生的人物。他爱打网球也爱打扑克,他反应极快,和周恩来一样思想敏捷,甚至在机灵方面比周恩来更胜一筹。”

1946年的4月,博古和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人作为中共的代表参加国共谈判,结果在飞回延安的时候,飞机失事坠毁,击上所有人的遇难。当年的博古只有39岁。

博古有两个儿子,都叫秦刚。

大儿子叫秦刚,刚刚好的那个刚。没有成年就夭折了。为了纪念他这个儿子呢,他把二儿子也取名叫秦钢,钢铁的那个钢。

这个秦钢后来成为海南建设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也正是因为同名的原因啊,之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在出事的时候,就有人说他是博古的儿子。其实呢,两个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在毛泽东当上领袖之前,最后一个担任中共总书记的人叫张闻天。现在很多人啊,不仅不知道张闻天这个人,更不知道他当过整整8年的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比之前我说的这几个人啊,加起来都长。张闻天1900年出生在江苏南汇县,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浦东。他出生于一个比较殷实的农家,从小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少年时代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之后呢,在1920年就跑到日本去留学。后来他又自费去了美国加州的伯克利大学留学。

在此期间啊,他受到共产主义思考的影响,开始倾向于革命。张闻天在1924年从美国回来之后,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当年的6月就加入了中共。随后被中共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就和我前面说的王明和博古成了同学,都有共产国际的背景。这也为他后来在党内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1931年,张闻天回到上海之后,凭借和王明的同学关系,很快就当上了中共中央的宣传部部长。在周恩来和王明撤出上海的时候,他和博古、卢福坦一起,被任命为临时中央的三个常委,一起收拾烂摊子。从资历上说啊,张闻天跟博古一样,非常浅,能够突然之间挤进中共的领导层,一是靠共产国际的关系,特别是和王明的关系;二是前面我说的啊,中共在特殊时期的无奈之选。

张闻天本来和王明、博古是一条裤子的。博古当上总书记之后,他也是博古为数不多可以依靠的党内盟友。但是在长征前啊,由于在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张闻天慢慢就和博古产生了分歧,有了隔阂。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博古可能要失势,所以在政治上开始和周恩来、老毛接近。长征期间,张闻天和老毛、王稼祥分在红军的第二纵队,天天在一起。在老毛这个权谋高手的鼓动下,三个人就秘密结成了政治同盟,同时呢,还联合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这些人,策划逼宫。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率先向博古发难,老毛紧随其后再次放炮,王稼祥、刘少奇、朱德这些人立马表示同意。随后孤立无援的博古和李德就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红军的指挥权由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三个人来接替。老毛从此牢牢地掌控了军权,再也没有放过手。

随后在我前面说的“鸡鸣三省”这个地方,老毛就更进一步,联合周恩来彻底赶走了博古,把自己的盟友张闻天推上了前台,当上了总书记,自己人也挤进了政治局的常委。这场兵不血刃的党内逼宫,前台的受益者,看上去是当上了最高领袖的张闻天,其实啊,最大的受益者是老毛,因为张闻天跟博古一样,党内的根基太浅了,又抓不住最重要的枪杆子,什么事其实都要看老毛和周恩来的脸色。

中共在陕北延安站稳脚跟之后啊,表面上是张闻天主管党务,老毛主管军事,王明主管统战,所谓的三驾马车。但其实啊,老毛这个时候已经牢牢地掌控了核心的权力,高层啊,大部分都是他的盟友了。失去了留苏派系的支持,也没有本土派系支撑的张闻天,就像是个光杆的总书记啊。慢慢他对老毛的作用也不大了。

这个各取所需的塑料权力联盟,很快就因为江青的事破裂了。1938年,老毛决定要跟江青结婚,很多中共的高层啊都反对这件事,张闻天更是激烈反对。他们反对老毛娶江青,倒不是因为他们有道德洁癖啊,实际上中共大部分高层啊,在延安都另寻新欢,到处睡女学生,谁也好不到哪去。他们之所以反对啊,主要是因为江青当年在上海混娱乐圈,多少算个名人,花边的新闻太多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些花边盖不住。所以张闻天这些高层就觉得老毛和江青结婚,会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不良的影响,坚决反对。但是老毛当时已经大权在握了,已经今日不同往昔了。

对于张闻天带头反对极为愤怒,杨尚坤当时也在延安,他后来回忆说:“我觉得毛主席最记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洛甫是张闻天的化名。反正这个时候,老毛已经不需要张闻天这个帮助他夺权的花瓶了。随后呢,老毛就联合周恩来、刘少奇,在1938年9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剥夺了张闻天的实际权力,名义上他还是党的领袖,但实际上在党内的排名啊,已经排在老毛之后了,只负责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啊,彻底靠边站了。张闻天也意识到斗不过老毛了,主动跟老毛提出要让位,结果呢,老毛假惺惺的安慰他说:“你是我们党的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

1941年老毛搞“延安整风”,张闻天、博古、王明这些苏联来的人啊,无一例外都成了挨整的对象。老毛痛批张闻天是“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只了解苏联的一些表面情况,对中国则一事不懂。”张闻天被迫低三下四多次检讨,被整得灰头土脸啊。1942年3月中共改组政治局,取消了所谓的总书记,领袖改成了党的主席,自然而然,这个党主席就是老毛了,张闻天最后的名分也没了。

到1945年中共七大的时候啊,张闻天仅仅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他的实际工作啊,只负责一个中央材料室,手底下就四五个人,可以说啊,是被老毛按得死死的。1949年之后啊,张闻天更是进一步被降职,只是当了一个驻苏联的大使,后来还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勉强当上了外交部的副部长,政治局的后补委员。

张闻天这个人啊,其实本身和瞿秋白很相似,算是读过书的文化人。他又去过日本、美国和苏联三个国家留学,懂得日语、英语和俄语。他本身的文化底子是很好的,党内有很多人啊叫他老教授。这种文化人啊,他本身就不是搞政治斗争的料。在和老毛的权力斗争中啊,很多时候被老毛耍得团团转,老毛往往是还没有动手,他自己就主动交权了。这种心底还有一点底线,不喜欢尔虞我诈的人,他在中共的党内注定是要失败的。这种失败呢,很快就再一次到来了。

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彭德怀炮轰老毛,引来一片喝彩。当时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党内大佬,有解放军的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还有一个就是张闻天。张闻天在会上做了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说:“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要造成一种风气和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可想而知,小肚鸡肠的老毛是绝对不会放过这种言论的。

庐山会议之后,老毛反戈一击,把几个提建的大佬定性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全部打倒。张闻天啊,还被老毛特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所有职务。

随后,倒了大霉的张闻天啊,被单独立案审查。所谓的张闻天反党集团,说他在外交部的时候“里通外国”。从此,张闻天就和老婆刘英夫妻两人,开始了暗无天日的被批斗生涯。

到文革的时候啊,张闻天就更惨了。他自己在1967年11月27号,向上级递交了一份当年的“接待总结”,其实就是挨批斗的记录。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面,他接受的审讯和批斗多达219次啊,可以说他是天天不是在被批斗就是在准备被批斗的路上。

已经60多岁的张闻天,本来就体弱多病啊,被这么一折腾,多次在批斗现场被打到晕厥啊。一代中共的总书记,天天自己坐着公交车去接受羞辱和殴打,然后再满身伤痕的回家,说起来真的是万分悲凉。

但张闻天这个人啊,他虽然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成为了批斗的专业户,但是他还是保留了一个文人的底线。那就是他可以向老毛写信认怂,但是呢,他绝不乱说话绝不乱咬人。比如啊,康生要他揭发刘少奇,他就坚决不干。后来批判其他党内大佬的时候,要他配合一下写黑材料,他也一律拒绝。很有做人的底线。

也正是因为他这种态度啊,在1969年10月的时候,他们全家被老毛赶出北京,发配到广东的肇庆劳动改造。张闻天本身有高血压心脏病之类的,在肇庆呢没有相关的医疗条件。张闻天啊不想死在肇庆,就多次写信给老毛,请求允许他返回北京。如果不能回北京,也希望老毛能把他发配到其他的大城市,比如上海南京西安之类的。但是老毛都没有批准。

直到1975年8月,老毛才批准他迁居到条件更好一点的无锡。结果不到一年,1976年的7月1号,在所谓的党的生日这一天,张闻天在江苏无锡因为心脏病发作,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而去世,终年76岁。

他死的时候啊,因为是反党分子,跟刘少奇的待遇一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他的骨灰盒上用的是化名张普,而且中共不许张闻天的家属发讣告,也不准开追悼会。甚至啊,骨灰盒啊都不能放在殡仪馆,而是放在一个单独的很小的储物室。

张闻天的老婆刘英,给他的花圈上只能写一句话:“献给老张同志”。一个曾经的最高领袖,为毛泽东夺权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在孤零零死去的时候,竟然是这个下场,这是何等的悲哀。

直到1979年的8月,邓小平上台之后,中共才给张闻天平反。张闻天自己啊,曾经生前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主张和行动,如其希望对于他人有丝毫的影响,有一分的效力,非有高尚的人格不可。没有人格的人不配谈什么运动、主张什么主义。就是配谈、配主张,也休想对他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效力。”

对比他和他那些笑到最后的同志们的命运,可以说这段话是讽刺效果拉得满满的呀。这不知道是张闻天的悲哀,还是他所效力了一辈子的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