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人数量占比约为千分之8.98，也就是大约每100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信被执行人！
作者 ｜ 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最近的严重无差别暴力事件大家都看到了，为了今天能顺利发文，就不再赘述细节。
按照死伤人数来看，事件的性质非常严重。很多人会感到错愕——我们不是最安全的国家么？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事？
其实，很多人都会对类似的新闻带有滤镜，即“外国本来就很乱”，所以发生这类事情都会觉得习以为常；而“我国本来就很安全”，所以每次发生此类事件的时候，都会有点选择性无视。
尽管我们没有相关的详细数据，但能感觉到，这两年此类事件在增多。无论是汽车撞人还是幼儿园小学的暴力事件，其实屡屡发生。前不久在北京一所著名小学门口还发生了此类事件。
暴力，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为什么这两年此类事件会给人增加的感觉呢？一般来说，犯罪率的上升，通常都有着经济下行、社会压力加剧的背景。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以及提起公诉的人数都呈现大幅增长。这个数字不代表犯罪率本身，但的确显示出经济和社会压力有可能在增大。
除此之外，“老赖”也就是失信人数量也在迅速增加。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2023年12月2日的数据显示，中国失信被执行者达854万2322人，比2020年初的570万人增加近50%。这些未能按时偿还房屋贷款、商业贷款的854万多名失信被执行者，多数年龄在18岁至59岁。
15-59岁人口数量为8.9亿多人，这个年龄段是主要的劳动力人口，也是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群体。按照这个基数计算，失信人数量占比约为千分之8.98，也就是大约每100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信被执行人。
这个数据的一个背景是：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数据，过去十年间中国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几乎翻番，2022年9月达64%。
经济压力一定会带来犯罪率的增加么？在学术上，这一观点还存在着争议。不过，有一些相关研究还是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社会非组织化”理论，就是这样一个寻找犯罪率与社会压力之间关系的理论。
社会非组织化理论，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急剧社会变迁而发展起来的，直到现在仍然十分流行。
这一理论认为，越轨犯罪行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社会必须是有组织的，良好的社会组织依赖于个人和社会的高度强制性联系，这种强制性联系存在于一系列规范之中。一旦社会变迁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混乱，传统的规范无力支配人们的现实行为时，社会的非组织化就出现了，于是犯罪以及精神疾病、自杀等社会问题大量发生。
因此，持该理论的社会学家更多地把研究重点集中于社会变迁急剧的地方，比如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以及移民区。
这个理论很值得思考。这几年以来，尤其是疫情开始发生到结束之后的这两年，人们的价值观念一直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尽管一切似乎都归于正常，但人们内心的创伤未必会真正消失。
这种创伤是隐性的，潜伏在人们的潜意识之中。从严格的管控到突然的松散，然后紧跟着就是经济的下行，这四五年的经历，与2019年之前那种秩序感都是相逆反的，突然开始在人们心中埋下一些不确定性。
这一点我从身边的很多人能看出来。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内心充满了不安和不确定性，因为“一切都有可能突然崩坏”这个种子被埋下了，个人的脆弱和无力感急剧增长。
在此之前，人们的确定感不仅仅来自于经济的稳定，更多的是一种秩序和安全感。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可控的、在理性掌管之下的。然而这几年，这种感觉从人们心中被剔除了。
为什么一战和大萧条是社会非组织化理论的源泉？因为这类重大的社会挫折，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内心的错乱，生命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财富有可能一瞬间蒸发。
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下，那些极为脆弱的人就会因为看似并不严重的压力，做出极端的犯罪行为。
除此之外，失业也是犯罪增多的根源。
20 世纪 90年代城市部门的民营化改革打破了城镇居民的“铁饭碗”并带来了较多的城镇失业，这些改革使得部分城市居民的福利受到了损害，社会矛盾激化。
所以能看出，部分城市居民会因为失业而走向犯罪，从而构成推动犯罪率上升的第一个直接力量。
城市登记失业率的上升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工作岗位的稀缺性增强，此时民工失业率也会上升。而民工失业率的上升也同样会直接推动犯罪率的上升。
同时，失业民工会比失业的城市居民更加脆弱，从而具有更高的犯罪倾向，脆弱的失业民工的增加是推动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力量。失业民工的脆弱性在于城市倾向的社会保障政策。
相比经济原因，我更愿意从心理上去解释犯罪增加的原因，尤其是无差别暴力犯罪的原因。
因为无差别犯罪往往代表的是一种极端的情绪宣泄，而非具体的经济压力。经济压力通常只会带来自杀的增加，而不是针对他人的无差别袭击。
除了前文中所阐述的“秩序崩塌感”，这几年来还有一个倾向，就是形式主义的泛滥等问题，造成社会的心理压力增大。形式主义渗透在方方面面，尽管看起来它不会直接对人形成创伤，但它无时不刻都在给人们施加一种无形的焦虑。
甚至可以说，形式主义也在摧毁人们心中的秩序感。这一点可能非常的反直觉，有人会问：形式主义不是会增加秩序感么？
但事实上，这种外部强加的形式主义，与人内心的安宁是相悖的。人的秩序感只能来自于内心自发的感受，它更接近一种舒适和安全的体验。这种感觉所需要的，恰恰是外部环境的宽松。
就从学校教育来说，80后在小学阶段通常都比较轻松，所以80后童年的幸福感普遍比较强。但随着教育当中形式主义的泛滥，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这只是一方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式主义泛滥都会加剧人们心中的不安定感，因为形式主义势必意味着，大众负面情绪的正常宣泄渠道在减少，负面情绪存在高压锅一般堆积的情况。
无差别犯罪的根源，在于极端情绪的宣泄。所以要想从根源上减少这类事件，就要减少人们极端情绪滋生的土壤，同时让情绪的正常出口存在。
尊重人性，才是最科学的社会治理方式。
参考文献：
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相互关系简析，《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