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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晓波
六四亡灵们殉难于15年前的屠杀，当时尽全力阻止大屠杀的紫阳先生去世于十五年后。尤其令人悲愤的，在十五年的软禁中，也在不准悼念的冷酷中，紫阳先生走了！
然而，凡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在八十年代那个激动人心的改革时代，赵紫阳对中国社会转型--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老人集团在政治上的僵化和保守，使赵紫阳以悲剧英雄的形象结束了政治生命。
六四后，海内外都有人援引“责任伦理”，对赵紫阳下台做出负面评价：赵紫阳作为手握重权的总书记，不应该仅仅为了个人道义形象而放弃政治上的“责任伦理”，他在戒严问题上的坚持己见，起码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这种评价假设：如果赵向邓妥协，即便无法避免戒严，也许可以避免血案；即便无法避免血案，但只要赵能保住自己的权力，可以减弱六四后的镇压、逮捕和清洗，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不至于停滞十五年。
为政之德与做人良知
说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坚持己见也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为，是否同意军事戒严，绝非如何应对社会危机的策略之争，而是事关政治善恶的大是大非之争。
如果在此问题上还要韬晦，赵紫阳也就不再是中共高官中的异数了，而与独裁制度中的其他机会主义政客一样，即便保住权力，他也就不再是那位矢志推动政治民主化和具有高贵政治人格的赵紫阳了，而仅仅是中共官场上最常见的平庸政客。
好在，通过八九运动的在大是大非的抉择中，紫阳先生他宁愿放弃党魁的官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而坚守为政之德和做人良知，这在中共掌权的历史上是唯一的。赵紫阳在现实权力斗争的失败，却赢得了长远的政治荣誉和道义资源，也为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高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从政典范，为中国的政治人物保存了道义尊严。
从政治人物的责任伦理的角度讲，八九期间，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也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了。如果按照他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从此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因为，当时中国的内外环境，非常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发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证明发生了“动乱”，反而证明了民意对腐败的强烈不满和对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
首先，改革的巨大感召力和民众的普遍受益，使政府仍然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和权威，特别是体制内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的新模式，不但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而且有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
其次，八九运动本身基本上是“理性、和平、有序”的，即便大绝食以后，北京城里仍然秩序井然，并没有出现所谓“暴力动乱”。
再次，当时的国际环境极为友善，西方主流国家全力支持中国的改革。在戒严令发布之前，西方舆论不但支持学生们的和平诉求，也对中共高层开启官民对话的方式给予正面评价，称之为“官权对民意的忍让和宽容”。
这一切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的混乱，反而能够保证：在可控制的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官民良性互动的政治改革。
在中共执政五十年的历史上，当政权与民间发生重大冲突之时，赵紫阳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居然公开抛弃政权立场而站在民间立场一边，这种道义姿态的确前所未有。
现在，85岁的紫阳先生已经走了，但他在八十年代对中国改革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他在政治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道义坚守，也将作为独裁政治中的异数而名垂史册；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和人格遗产，对现任高官构成了巨大的道义压力；区别于邓小平模式的赵紫阳模式，也已经标示出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