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的今天，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北京去世，官方给了他象征性哀荣，但评价几乎沉默，对他们来说，李锐是一个棘手复杂的历史人物。1958年他因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成为毛的秘书，1年半之后因反对大跃进，在庐山会议后被开除出党，此后20年过着监禁流放的生活。复出后李锐参与了中共党史诸多重大事件，是毛泽东执政生涯的重要研究者。李锐生前留下大量口述资料，相当部分由他女儿李南央整理，授权在本节目播出，并以她与我的对话补充一些历史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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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的复杂历史角色
六年前的今天，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在北京去世。他确实被官方给予了一种象征性的荣誉。然而，对于他的评价，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默。对于他们来说，李锐是一个相对复杂且多面的历史角色——一个忠诚的反对派。
1958年，李锐因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而引起关注。毛泽东指定他为自己的秘书。然而在一年半之后，因为反对大跃进，他被认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此后的20年，他过着艰苦的流放生活。直到生命的最后，李锐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他鼓吹宪政，在生前留下了大量的口述历史，其中部分由他的女儿李南央整理。
今天，我与李南央对话，试图以一手资料来补充历史的沉默。她告诉我，在生命最后能够执笔的那段日子里，她的父亲在纸上一遍又一遍地写道：“人生在世，任何人都要受到四种限制：时代、知识、思想能力、个人品德。并且注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不例外。”
柴静：我想问的是，他为什么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反复写这句话？
李南央：共产党老师崇尚领袖、崇尚完人。他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这些限制。恩格斯也说过类似的话。后来，他加了这个个人品德的体会尤为深刻，尤其是毛泽东的个人品德对执政理念和方式的影响。
柴静：为什么要格外强调这些限制呢？
李南央：李锐似乎是想表明，那些被神化的人，如马克思、列宁，或者毛泽东，其实都不能被视为神。
柴静：你写道：“李锐自己也逃不脱这种限制。”这是在说，在人的世界里是没有神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写？看看他后来写的书，他是希望李锐走出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在父亲家里经常会碰到一些人，他们一见面就吹捧，把他捧上天，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曼德拉。我对此特别反感，最受不了。因为思想和道德上的光环一旦变成一个神圣不可触碰的存在，就像毛泽东那样，这些人成了不能碰的禁区。其实这是一个道理——他们都是人。对于那些对国家命运起到作用的高级干部，百姓一定要有批判他们的权利。
李南央在声明的最后一句提到了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追求的理想都是宪政。祖父李积芳是同盟会成员，与黄兴、宋教仁是好朋友。
李锐的延安经历
在口述往事中，李锐说，当年正是因为共产党批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宣传自由和民主，他们这些知识青年才向往并投奔延安。22岁的武汉大学学生李锐和新婚妻子范元甄到达延安之后，却发现延安同样缺乏民主和平等，这让他感到不满。他的记录中写道，当时王实味在文章中批评了延安服装上的等级差别，李锐也在文章中批评老同志的特权化。
1942年3月31日，李锐参加《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时，亲眼目睹毛泽东如何回应这些知识分子的批评。毛泽东说：“我点两只洋蜡，我穿斜纹布、吊口袋”当时延安物资匮乏，他们这些一般干部都吃粗粮，而推荐人物却享受特殊待遇。听到这话，李锐心里很难受。他回忆说：“当时我有点情绪，理解上比较偏激。座谈会后，我成了毛泽东的秘书。”
李锐参加会议后写道，这次座谈会之后，开始批判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平均主义和人性论，批判得很厉害。记录显示，1943年1月，毛泽东做报告，开讲时提到延安有内奸，并且说：“现在至少发现两个人是敌对阶级派进来的，其中之一就是王实味。”不久之后，整风运动转为抢救运动，运动迅速扩大。
李锐在书中说，抢救运动时，延安揪出了15000名所谓的特务。1943年4月1号，他被诬告为国民党特务被抓捕，关进监狱。他说：“这就是所谓的思想改造。放出来后，他们说思想改造好了，其实是让我接受任务。”他们把这叫做“叛党挑衅”，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
李锐回忆，当时完全不信任这些知识分子，要搞逼供信和群众运动。他被逼坦白也好，对此有天然的反感和抵触。他说：“我当时觉得知识分子有种原罪的感觉。我们是知识分子，而那些经过长征的老革命、老干部是工农。他们要改造自己接近工农，认为知识分子要被共产党接受，就得把自己变成工农分子，否则就会首先遭到批判。”
李南央说：“一方面，党其实很痛恨没有知识分子。我问他：‘你当时不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子吗？为什么要去？’他说：‘没去过啊，那当然是一个红旗闪耀的地方。你身处国民党统治的地方，觉得不自由，就觉得要去奋斗。’到了延安之后，他亲身体会了，怎么还会跟着共产党走呢。”
他说：“当时七大的时候，你不尊重包袱，接受一个自由民主的父亲的思想，太过于一人心了。我觉得党会犯错，党会揪着错。我就把党的错误指出来。”他说：“他们告诉我，看看前面的错误，整风造成的错误，当时并没有进行任何反思和总结。”
在《李锐口述往事》中，他对延安整风有深刻反思。他说：“如果不反思延安整风，绝对不行。因为没有对延安整风的反思，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错误。”他认为，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大的关节之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高层的领导人被改造好了。毛泽东通过整风和抢救运动获得了大胜，那些从延安出来的人，成了1949年之后推行左倾路线的中坚力量。
李锐写道：“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他的战争策略，在党内同志中的地位，在七大时得到确立。如果没有这样，共产党不可能夺取全国政权。但也是从七大开始，走上了个人崇拜的道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成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军事化会议控制思想，不仅仅是消灭反动分子的身体，还要消灭所谓敌人的思想。思想上不同意就是敌人，戴个帽子吃饭。”
家庭分裂与三峡之争
熟悉李锐家庭的朋友李普说，延安整风之后，这个家庭彻底分裂了。李锐的妻子范元甄为了思想改造，成了彻底的典型；而李锐成了根本没有改造的典型。
1958年1月，41岁的李锐第二次面对毛泽东时，是在直接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当时大跃进口号已经正式提出。毛泽东提议三峡工程上马，这是他1956年畅游长江时写下的愿景：“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有一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泽东便派飞机接来李锐，与支持者当面辩论。
时任水利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的李锐拿了一张水电发展图，讲了半小时。他说：“三峡不是什么防洪工程，这个水电站主要是为水电修建的。有点道理，但防洪可以用别的方法解决。三峡是个多大的电站？他们说2200万千瓦甚至3000万千瓦，比全国所有的电力还大几倍。但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需要很多电站。一个电网也不能只有一个电厂供电。电厂与电网容量的关系是，大电厂的容量只能占电网的五分之一，而且还不是全部电网，只是地方电网。”
他说：“三峡真要建这么大的电站，什么时候需要？我讲不清楚，得先把道理讲明白说服大家。”他建议缓建三峡工程。毛泽东听后，要求辩论双方各写一篇文章。看过之后，同意了李锐的意见，缓建三峡工程。
李锐回忆：“毛泽东不是一个忙于琐事的人，我觉得他有趣，佩服得不得了。这个人如果我知道，只跟你讲一件事情，他第一次看了我写的文章，觉得写得非常好。行文犀利，他的数学打零分，就是这么一个人。”
1958年5月8日，李锐当上毛泽东秘书不久，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万个儒。我们正在反革命，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那些民主人士轮番骂我们是秦始皇，没错，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没说得不够，还要再进一步冲。”此处毛泽东据说得意大笑。
从当上毛泽东秘书那天起，李锐就深感不安。他说：“我难以理解他。我跨国家到美洲回来，跟联系人讲母子要碰鬼了。倒霉是早晚的事。”他判断这是因为他跟田家英太熟了。田家英告诉他，毛泽东是“手为一俘首为一”的主公。如果不叫他毛泽东而叫主公，他会很难受。这句话有点像在形容一个帝王。
李锐实际上后来把毛泽东看作帝王。他说：“中了人这人才会有中来这个毛泽东还没事。”他父亲说：“你不懂，宰相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当的，只能这么当。”他把毛泽东看作主公，而自己被定位为宰相。他说：“他让我当秘书，以后管什么？”很多人说他是毛泽东的衣服，但他从没把自己当毛泽东的衣服。
大跃进与庐山会议
1958年6月，李锐给毛泽东写信，对大跃进提出意见：“有些事情胡乱满可以说可以解决，有些事情光满没有用。过去讲过要波浪式前进，现在都一哄而上了。”毛泽东没有回复，也没有理会这封信。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李锐看过高炉群后觉得太可怕。年底五常会议时，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暴露出来。毛泽东找李锐谈话，觉得他的信说得对头，但责备他态度不够明朗。
之后，李锐给他写了一封比较系统的信，涉及基本的经济理论问题，并提出取消“以钢为纲”的口号。李锐判断，这些信毛泽东看了，已经听进去了，大跃进渐渐纠偏。
1959年3月底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做报告时提到了李锐的名字。上海会议和中央全会都有记录。毛泽东说：“有人有一件，李锐给我写了三封信，像三国演义的诸葛亮一样。你来了吗？”李锐坐在后面，站起来。毛泽东说：“你坐前面来嘛。”李锐没动。毛泽东说：“李锐给我写了三封信，像诸葛亮的文章，怎么只帮我骨头卡，我一点柔情嘛？我讲的事情太少了。”
李锐觉得毛泽东当时没有生气，反而真实感受很深。因为没人像他这样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讲道理。毛泽东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到李锐“怕鬼”，意思是怕错误，鼓励干部要做到“六不怕”：不怕戴机会主义的帽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还要像明朝海瑞一样勇敢。
毛泽东说：“看看海瑞那么尖锐，写给皇帝的信很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扔在地上，又捡起来，想了想，觉得这个人还是好人，但还是把他捉到班房里头关了，准备杀掉。”他把海瑞的故事送给彭德怀同志看，劝彭德怀也看看。
李南央说，庐山谈话指的是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11号，毛泽东找了周小舟、黄克诚和李锐谈话。当时饥荒已经发生，一些地区饿死人。毛泽东发生了湖南抢粮事件。彭德怀注意到周小舟说：“浮夸风主要怪上面。”李锐记录，毛泽东听这话后没有流露反感，而是说：“什么事情不能全怪下面，各部门有责任。赫鲁晓夫向蒋干样抱怨，我们也一样。”
这次谈话中，李锐直接对毛泽东说：“该有陈云来管经济，刘少奇出面暂时之一。”他说：“国乱两将。”他和田家英一直有这种看法，觉得如果毛泽东对科学规律很感兴趣、很懂的话，最好退居二线做理论研究，让懂经济的人来管经济。
李锐对陈云一直特别看好，觉得经济应该由陈云管。陈云后来确实管经济，但很谨慎，按陈云的性格不会浪漫行事。他说：“不能用浪漫的失误来管理经济。搞经济不是打仗，经济还能打仗吗？跟打仗不是一回事。”
1958年10月，李锐对毛泽东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毛一条路走到黑嘛。”他说这话很厉害，但毛泽东当时只是笑了笑。李南央回忆，她并不认为毛泽东在接受批评时态度是在作秀。她认为，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初期确有纠错的想法。这种态度鼓励了彭德怀给他写信。
因为在湖南平江时，彭德怀发现粮食产量造假。红军实际伤残老战士写信给彭德怀，信上说：“土地荒芜，野草哭泣，壮丁炼钢去了，孤寡日子怎么过？为人民孤寡糊涂。”7月14号，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提到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政治挂帅的左倾思想。
此前，彭德怀曾按照毛泽东的建议读过很久明朝海瑞的故事。7月16日，毛泽东印发彭德怀的信，要求讨论。7月21号，张闻天在发言中肯定了彭德怀的意见，并提到领导经济时政治挂帅不行，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还提到党内民主。
张闻天说：“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和环境，让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彭德怀的信提出来，张闻天这么一讲，毛泽东在情绪上绝对受不了了。因为彭德怀跟他对着干，张闻天又开炮引起自己的地位问题。”李南央日后分析，从庐山笔记看，当时毛泽东并没有心理准备。
7月23号，毛泽东的讲话已将庐山会议的纠左变成了反右。当天晚上，李锐感到不安，和周小舟等人一起去了黄克诚处，谈到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刚愎自用等等。谈话间涉及田家英对毛泽东的看法。田家英是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此前跟李锐讲过想离开毛泽东，并提出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能治左右；二、不得批评；三、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
谈话快结束时，黄克诚走进来，没多谈，大家起身告辞。出门后在路上遇到罗瑞卿，这场会面很快被报告给毛泽东。为了解除嫌疑，李锐曾写信解释，并在7月30号与周小舟等四人到毛泽东处谈话。谈完后，他觉得自己心里是个解脱。田家英说：“开了个党，也避开了小集团的嫌疑。”他对李锐说：“不要清醒太难。”
庐山会议的后果
李锐曾在7月17号提醒他们几个人，说：“跟黄克诚的话在洛川会议时如何如何。”意思是他们两人的积怨那时已有。他叮嘱要小心，自己说不定要体验想不到的事情。他说：“中国的那种政治，自视通鉴都读坏了。毛泽东的主要知识来源是戏曲和《资治通鉴》。”他提到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过黄克诚的话，且话很重。
他说：“他恨我，恨死我。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李锐记得这些话，他会理解这话的分量很重。他说：“我觉得我爸当年跟毛在一起时才40出头，41岁，跟过高岗、跟过陈毅。高岗是个没头脑的，陈毅比较正直，但没这么凶狠。我爸对共产党高层的凶狠之前没意识到，觉得不过是开除而已。没想到中央高层的会议是这样开的，完全没有精神准备。”
他最大的震惊是，毛泽东骂彭德怀时，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7月31号和8月1号两天是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毛泽东发言，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李锐被要求列席记录。他说：“我知道彭德怀发言时，毛泽东就这样了，像雪烧一样。”
李锐记录中写道，彭德怀一度停止发言，接下来是林彪发言。他说：“林彪讲话脸色阴沉。这次常委会议我知道，林彪这个人很厉害。对毛来说，林彪是他一生中最紧跟的人，其他人脑子里都有看法。”这两天常委会上只有批判。
彭德怀对别人说：“你们不敢写信，没勇气。我要把社会上的怨气带到党内，在小组会上作乱。”他曾谈到当前经济形势的困难，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让我在大会上讲一讲？”毛泽东说：“开始就讲这些困难，会泄气不好。”彭德怀说：“你们真是人情世故深了。”
刘少奇发言中说，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有个人崇拜，而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彭德怀说：“你们这样推测，我很难讲话了。”周恩来对彭德怀说：“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李锐说：“共产党会议第一次这样开，我看不出来。跟他的黑皮笔记本不一样，黑皮笔记本里有很多毛泽东的脏话，书里没有。”
李锐在书中写道，两次常委会的场景他终生难忘。当时他坐在彭德怀斜后方，看彭的表情非常严肃，痛苦隐藏得很深，但还是能感觉得到。他说记录时手常常不听指挥，心里非常痛苦，既为自己也为彭德怀痛苦，几乎像天塌下来一样难以忍受。
李锐和彭德怀交往不多，印象最深刻的是延安整风后刚从监狱释放出来遇到彭德怀。彭德怀对他说：“人的孤立是很艰难的。”后来八届八中全会，他实在受不了了。田家英曾对李锐说想离开毛泽东，对毛也很讨厌。刘少奇也把责任揽过去，说：“那是我的主意。”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毛泽东当天再次谈到海瑞，说：“有人说这个人又提上海瑞，不喜欢海瑞。我听偏信，听一方面的，支持左派海瑞，右派海瑞我不听。”这次会议中，去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黄克诚的前线军总参谋长、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罗瑞卿为总参谋长。
通过那个决议案时，张闻天故意问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这个决议案是谁主持的？”刘少奇说：“李锐，你来了吗？不是瞧不起你，你不够格。因为我不是中央委员，且我不够格。”毛泽东说：“这个反党集团没有你的名字，你不够格。不是中央委员不够格。今天还是红旗干部，我们党需要这样的秀才。今天就是不够格。”
李锐回忆，他姑姑当时也在场，听到毛泽东说“你不够格”，吓坏了，知道弟弟彻底完了。后来开除他的时候，她哭了，知道他为了信念彻底完了。
流放与反思
李锐返回水利电力部，受到批判。次年4月23日，他被发配到北大荒改造。彭德怀反党集团议案涉及200多人，全国范围内清查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打击了380万名干部。李锐在毛泽东晚年回忆中写道：“右派清了党外的口，右倾清了党内的口。之后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威莫测的路。”
他说：“几个由于大跃进右派，北大荒的几个老干部很残忍，几乎卧水。右派都回来了。一年后回来时，不是跟那个停下来说一样工作。”李南央问父亲这样说时田家英的反应是什么。父亲说：“田家英当然跟我意见一模一样。后来毛泽东把田家英逼到绝境，他了解实际情况。想想把刘少奇吓到之后，我们是要上书的。”
他说：“历史上我一点不知道，毛泽东你在中南海不知道死人。人类这种规模死人，我不知道。”李南央回来的时候，司机徐吉文讲：“亲儿子杀了酒喝吃，这个程度。”他说：“现在是你及时把我救回来了。我大姐知道情况，到东北去调查，带了两包饼干到我放的地方，我才能活下来。不然在那层子里，老头一个接一个死，二三十个老头死了之后，我想活一晚都难。”
他跟田家英谈到这个情况，两人都觉得毛泽东不会知道乱来。他说：“田家英自杀是因为绝望。他们都觉得这么搞下去不会回头。”他说：“一直在讲毛泽东的性格，为什么讲性格这么重要？我开始看透了。我只对自己负责，一生都是如此。我只对自己非常清醒。因为当了一个国家的主席，这个国家被他的性格牵着走，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他认为田家英是因为对毛泽东绝望而自杀。这个绝望是对什么绝望？他说：“毛孙就好，请就回家玩。田家英在那两个旁边，是毛泽东那个同学玩的车手上面自杀。”他告诉李南央，田家英自杀跟庐山会议和彭德怀有关。因为1965年末，毛泽东跟杨文员谈到戏剧《海瑞罢官》，说：“家境皇帝罢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是文革发动的信号。
当时田家英为此句话劝阻毛泽东，讲话发表时删了这句话。后来他因篡改毛主席语录等罪名，1966年5月23日被停职审查，第二天自杀。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当天，另一位前秘书周小舟也自杀身亡。所谓反党集团其他三人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被批判。1967年，专案组找李锐了解毛泽东起用前秘书的情况。
李锐说：“主席身边真正危险的人是陈伯达。”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后，李锐被专机送到秦城监狱，独囚禁8年。他说：“如果说66年小舟自杀，田家英自杀，都是庐山会议密切相关的两个秘书。”
狱中与家庭
李南央问他有没有动过自杀的念头。他说：“听了你和苏小康的采访才知道人生是痛苦，苦难多于欢乐。我跟你接触是很高兴的一个人，常非常高兴的一个人。但他在子弹那个静静地认识他，他去看他的生活，都记得一个特别开心、特别乐观的一个人。”
他说在秦城8年，很多人死了，很多人疯了，那种绝望跟悲愤能毁掉一个人。他跟李南央说：“我跟那些兵斗智斗勇地玩。我特别有信心。我不信马克思列宁的书。他们让我看马列书，我发现是用那名话写的，就跟哨兵斗着玩，觉得特别开心。最后被哨兵发现时，他觉得这种乐趣特别有意思。”
李锐的妻子范元甄一直是她最积极的揭发者。庐山会议之后，她向组织检举李锐和田家英之间的电话通话。离婚之后，又向组织揭发李锐反毛的材料，送了她付出的机会。后来，李锐的孩子们和父亲划清界线，绝往来。
毛泽东在上海会议曾鼓励李锐这样的干部不怕戴机会主义的帽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李锐说：“只剩脑袋有了。”他被关进秦城监狱时没人解释原因，8年后被释放时也没人解释。
之后，他被发回安徽继续改造。和父亲断绝往来12年后，李南央经历了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和1976年天安门四五事件后，开始思考。她花了近两年时间努力找到父亲。父女会面的当天，李锐给她讲了庐山发生的事情。
李南央说：“那天晚上，我听到一个有人、有神的世界。如果这话早10年甚至20年说出来，你会信吗？”她说：“会信。真相的力量是最有力量的。一个政治的人如果不是坏人，像一个单纯或纯洁的人，哪怕不纯粹不单纯，但其实是一个好人，真相的力量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极大的解脱。任何专制和统治不能再掩盖真相。”
晚年与宪政理想
1979年，李锐从流放地回到北京，恢复原职，但水利电力部已不复存在。1980年，党内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李锐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说了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决议对毛泽东做出评价后，李锐说：“这应该是毛泽东研究的开始，不是结束。”他觉得毛泽东最大的罪是他一辈子对自己做了什么。
他说：“年轻时代根植于毛泽东的那种灵魂深处，或者说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保护理想的基础。后来我觉得，受我父母的丸熟，是见面时说的。国家、百姓找不到出路，多少人被打死。”他对毛泽东的理解说：“我们中国文化的基础里没有契约。没有契约精神，讲道德，把人变成一个道德至高无上的存在，也不能批评，对国家的危害多么大。”
他说：“因为没有这种契约精神，大家能忍毛泽东，只有他自己。”他说：“隆着我们过去的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原因。”他也评价邓小平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能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经济改革开放难以成功。但实际运作离不开掌权者的关心。
1989年5月，李锐和其他三名中国委员公开呼吁学生与部队双方无条件撤退。天安门事件后，他们四人被开除党籍。一年后，李锐说：“我们四人在党内发表的同意见被视为反党。党做的这种事已经很多了，不能再做。今天开除了，明天还给平台叫他回来。”
父亲跟胡耀邦关系好，跟陈云交情深。他的为人处世准则是保持独立。他跟陈云把他弄到组织部，胡耀邦一直以为他是陈云的人。后来胡耀邦知道他是一个生意人，赵紫阳也是。赵紫阳去世前去医院看他。
1990年，有人说带孩子走吧，这个党和国家没味道。但他留了下来。他说：“退了以后说话就没人听了。留在党里头，说话有份量，能起点作用。”每次把他打回去他都写信，还给你一份公开信。直到100岁，他以公开信呼吁党内高层重拾宪法，施行宪政，放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担任党内的监督制约角色。
他说《炎黄春秋》被停刊时，他写实施辛亥革命100年的文章，宪政施行仍艰难。他对父亲的评价是“两头真”。李南央说：“我认同。父亲一直很真，没有两头真。结果当中有倒霉的时候，有驱逐的时候，但他心里的追求从没改变。是什么？是老百姓吃好玩好，百姓可以安稳地吃好玩好，这是他追求的梦想。”
反思与传承
2000年，李南央为父亲整理口述历史、书信日记，也是父亲职业的批评者。她看到父亲1944年日记中提到土改期间枪毙所谓恶霸张兰，全村人都认为他是好人。李南央呼吁，历经革命残酷的父亲反思，甚至写道：“希望你父亲能把白手套摘下来放在自己脸上。”
她说：“我回家后，把采访甩给父亲看。他说：‘你看看你背着我到处跑。’上面有人评论说我们被美国的反动分子利用了，对我爸影响不好。我说我会继续这样做。我爸说：‘你做的对的我肯定支持，不对的我肯定批评。我绝不会像那些人一样整天拍你马屁。我最讨厌这种人。’”
她说：“他宽容我是因为我才敢当面顶他。他怎么面对这段历史？以前他说评书看位为左偏貌，后来就过去了，不提这个事，反思这个党。”他说：“他真正反思自己，觉得挺不容易的。我父亲说的那种局限性，他自己也逃不出去。确实有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后来支持对人的考核方式，不是像美国那样的民选方式。被选人要出来讲清楚，如果执政的政策是什么，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实际上还是黑箱操作。”
她说：“他没有逃脱这种局限性。后来我认为父亲为什么坚持非常批判的态度，是他在那样的局限下保持个人的尊严，真的是一个人。后来保持了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她对毛泽东和党的看法跟父亲一开始看得很厉害，甚至可能比她厉害。她说：“我们之间有距离。我父亲讲的时候，后来吴冷西的文章也登出来，你能让师姐让我受过，这些老家伙尽量不难堪地否定。”
她说：“我们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爸爸知道要迟到这里。我们又有共同点，是保持留下真实的史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父亲一直在背着我整理，完成他的日记录音，做了他的口述历史。这一点我们是非常共同的。我觉得我父亲这一点跟我们其实非常不一样。”
她说：“要是跟我们一句关键的比喻，这就像人一进门是几个人事务两位。爸爸不所谓，也认为我彻底随意跟他挡。这是我的背景经历决定的，要保持我的心理决定的。不对，大家都受时代的限制、文化的限制，有个人品质的限制。我宽容他，也宽容我。”
对于公开批评，李南央说：“他觉得我幼稚。爸爸在延安导演出戏时没张手，演打脸都不是。”她担心作为女儿把父亲的人生定型了。有一次住院时，她公开批评他，他说：“你还是应该这么写。”她笑：“没说心想还管我怎么写你，想这么写就这么写。”她说：“他面对我这样的性格女儿挺无奈的。”
这次医院交谈最后，父亲对她说：“你把我的日记弄出去了，这个人就完了。”他说：“也没关系了，实就好。”六年里，她相信父亲时想他是什么。她说：“他笑，是那种开心的笑。跟朋友慎之、树、李普有共同的笑，是真诚的笑。”
李锐的遗产
李锐去世后，很多人骂他。李南央说：“当时其实有种意味，觉得最后做的是谁？是我。”六年后，她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她说：“李锐到底是什么？留下最多东西是我要的。我也有个过程，有少女可以这样十几年。我跟别人不同，有人说我在消费爸爸。我就是要留下真实的东西，这是李锐的利益。”
她说：“我们是君子之交，有很多不同观点。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证明他的家国思维史，现在真实的东西就是李锐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