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高岗当秘书

在延安时，我同高岗没有直接接触过。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我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主管中央青委的是陈云。中央组织部有一个学习小组，每周一次，学习唯物史观，教员是艾思奇，我们中央青委几个人（我、冯文彬、李昌，胡乔木，后来有蒋南翔、黄华等）都去听讲。高岗当时是边区党委书记，也参加学习，总是坐在角角上，从不作声。这说明他与陈云的关系。那时，他还没有把自己看得有多了不起，党也没有把他抬得很高，没有后来那种霸道的味道。

以前讲过了，抗战胜利我和范元甄随杨家岭大队出延安到热河办报，一九四七年十月赤峰闹鼠疫时，有一天，高岗和秘书刘家栋（刘在延安时曾任陈云秘书，我们认识）突然来找我，高岗穿着一身防弹服，吓了我一跳。当时分局和其它机关都已搬到乡下去了，只有报社（我任社长）留在赤峰，因为乡下没电，离开了电力报纸没法出版。晋察热辽分局这时已归东北局领导。一两年来，在热河工作过的和路过的干部，到东北后，都反映分局领导薄弱，问题甚多，因此促成了高岗亲自来检查。我立即向他谈了我对分局的看法。

高岗到赤峰后，没有先同分局领导见面，而是直接下到农村考察，跑了半个来月才同分局领导会谈。他又让我带一个工作组到农村了解情况，证实他的看法。原来中央开土地会议时，热河省委书记胡锡奎（后来当过人民大学校长）向中央报告热河土改非常成功，得到中央表扬。但实际上很粗率，假农会多，坏人当道，贫雇农没有真正翻身。高岗后来在分局做的工作报告，是我帮他起草的，在报纸上发表时，还根据晚上收到的中央文件改正了报告中的一个错误。他后来又到冀东视察了近一个月，一九四八年二月返回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时，我以探亲身份随行。

上次谈了，范元甄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随报社家属撤到东北，那时西满分局在齐齐哈尔，分局的书记是李富春，分局有张《西满日报》，范元甄便带着孩子留在了《西满日报》社工作，报社的社长叫王阑西，解放后当过文化部副部长，这个人好像现在不在了。后来热河形势好转，撤到东北的家属都回到报社，范元甄坚持不回，转到阿城糖厂去任副政委。我跟高岗到哈尔滨，就是想说服范元甄回热河。大概因为缺一个笔杆子，到了哈尔滨高岗就让我留下给他当政治秘书。公私兼顾，我就留下了，正式当他的政治秘书。我跟高岗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他住楼上，我与他原来的秘书刘家栋住楼下。

丁东：那时候范元甄做什么？

李：范元甄就赋闲了。我到了哈尔滨以后，她从糖厂退出来，正好东北局成立了一个巡视团，张闻天当团长，记得范元甄好像在那个团里挂了个名，没有再做什么具体工作。

丁东：那后来您到沈阳之后呢？

李：我到沈阳之后，她到了辽宁省总工会，是和宋平在一起的。

在不久后召开的东北局会议上，高岗决定派黄克诚到冀察热辽分局当书记，原分局书记程子华专任军职，到前线打仗。

担任高岗政治秘书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东北局总结土地改革会议，这个会开了一个多月。高岗在冀察热辽分局视察工作那段期间，东北的土改由凯丰负责，左得很，侵犯中农利益，杀人、死人很多。我还记得在会上黄克诚批评凯丰：同江西时期一样左，只是因为支援前线，战争胜利关系，严重错误被掩盖了。我为这次会议起草了《东北局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在《东北日报》上两整版全文刊载，文中坦诚检讨了所犯错误。二是参加内蒙高干会议，也是一个多月。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工作也归东北局领导，东、西蒙统一成立了自治政府。高岗只在会议初期到场，最后一天作报告，我则天天参加。内蒙的工作有许多特殊复杂的民族问题，在土改工作中，除了也存在左倾错误外，还犯有轻视蒙族人的大汉族主义。汉族干部完全不了解蒙族人民族和宗教的特殊性，出现拆庙宇、焚经书、打喇嘛等事件。会议结束前，我将会上反映出的主要问题向高岗作了汇报，为他起草了总结报告的全文。后来这个报告以高岗《在内蒙高干会议的讲话》为题，也在《东北日报》以一个版的篇幅发表，新华社做了广播报导，解放区的报纸都转载了。

丁东：您在东北后来和彭真打过交道吗？

李：没有，我一直没有和彭真打过交道。我以前讲了抢救运动中彭真和我之间的问题，我始终没有机会同彭真单独谈过话。

丁东：跟林彪有吗？

李：没有。林彪在东北局会议上根本不发言。我跟林彪后来见过一面，是收复海南的时候，他从广东坐火车回北京，也可能是回武

汉，他那时不是华中局书记嘛？经过长沙，大概停留一下，我们省委十几个人在黄克诚带领下到火车站迎接他，我当然排在很后面。他却看见了，说：哟，你也在这里。

当陈云的政治秘书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解放军攻占锦州的第二天，即回转东进，准备解放沈阳。高岗在哈尔滨他住的楼上，召开东北局几位领导人（陈云、林枫、叶季壮、李立三、吕正操、张平化等）的紧急会议，讨论接管沈阳的总方针。我也参加了。由谁去负责接管沈阳？李富春、张闻天想去，高岗考虑了以后，还是认为陈云合适。那时跟着高岗工作，由于日常太清闲，除了起草一些电报外，无事可干，我几次要求下去做一些实际具体工作。特别是后来马洪来了，他可以帮助高岗写东西，我就更坚决地要求离开。此时高岗便放了我，让我随陈云一起去沈阳。陈云是知道我的（前边说过，我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陈主管青委的工作），也愿意要我。这样，我就离开了高岗，跟着陈云做政治秘书了。

沈阳的接管对全国影响太大了，这是中共革命以来接管的第一个大城市。会后，陈云立即集中参加接管的主要干部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并严格组织管理，一切服从统一指挥，包括部队在内。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陈云任军管会主任，副主任伍修权、陶铸（兼市委书记）；军事：伍修权，政权：朱其文、张学思，治安：陈龙，财贸粮食：易秀湘，铁路：刘居英，工业：王首道，房产归市政府张学思负责。这七大系统共抽调了新老干部四千多人。

我们于十月二十九日从哈尔滨乘火车南下，陶铸、伍修权从前线到达专列的停留车站跟大家汇合。陶铸说，沈阳市内情况尚好，市民悬旗欢迎。接管沈阳的大方针政策是离开哈尔滨前在东北局会议上定好的，具体的实施措施都是一路在火车上谈的。至十一月二日，军管会一路在火车上开了五次会，会上决定先要解决五、六万俘虏吃饭问题，每天要准备十五万斤粮食，由朱其文负责；王首道负责解决电力供应；作出的决定细致到通知所有入城人员不得使用驻地抽水马桶，因为市内自来水系统一时无法恢复，等等。十一月二日黄昏，军管会主要人员共乘大小十七辆汽车入城。

关于陈云领导接管沈阳的整个情况，我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接管沈阳纪实》，刊在《中共党史资料》总字第四十期上，后来编入我的《往事杂忆》一书。一九四八年十月，东北局开了半个月高干会，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长文即从这次会议写起。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谈三大经济问题：财政开支、工业投资和物价问题。会议精神主要在让干部懂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改变过去习惯了的游击习气。譬如那时有人认为：“铁路虽然好，但是最大的弱点是不能随便指挥，不如毛驴听话。”

丁东：您在沈阳呆了多久？

李：在沈阳呆了四、五个月，到了沈阳就和陈云住在一起了。开始住在大和宾馆，在市中心的转盘那儿，是日本人修的最好的宾馆。现在我们有地铁和高架桥了，而我那时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便利交通的转盘，感觉沈阳真大。

丁东：接管了之后，生产、市场恢复得怎样？

李：恢复得很快。陈云进城以后主要抓的是：第一恢复交通，第二恢复电力，第三是粮食、煤炭的供应；另外就是原来的城管机构人员不动，警察不动，特别是过去维持交通秩序的不动。我们进沈阳是在晚上，解除了武装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有几万人，满街都是。沈阳的地下党很有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在舆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丁东：接管了城市之后，财政来源从哪来？企业一时恢复不了，也不能给你交税呀？

李：印票子呀，发我们自己的票子。国民党的票子停用，其实他们的货币贬值贬得很厉害，金圆卷已经等于废纸了。国民党人心丧失得非常厉害，这可能与他的腐败有关系，日本投降，国民党接管城市，管理人员大搞“五子登科”（捞票子、抢房子、车子、位子，搞婊子等），各人捞个人的好处。

丁东：共产党财政上有一套。

李：就是火车上，在陈云领导下制定的全套政策以及一系列具体办法发挥了作用，贯穿到各个系统，大家都遵守。那个时候，只要交

通没有问题，粮食、煤，基本生活用品供应得上就行。沈阳秩序恢复得很快，大概是第三天供电就基本正常了，市场恢复得也很快，物价稳定下来。那样快地将物价稳定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后来陈云向中央报告接管沈阳的经验，对全国其他城市的接管起了很好的借鉴作用。那些报告是我帮陈云起草的，现在都收集在《陈云文选》里。进沈阳以后除了帮助陈云起草电报、文稿以外，还帮他管了两件事：报纸、外交。那时外交有两个女翻译，一个俄语，一个英语。俄语翻译是林莉，林老——林伯渠的女儿，她与孙维世是莫斯科在一起的同学，一直没有结婚21。那个英文翻译后来在外交部工作，是李汇川22的爱人。我记得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接管沈阳时美国的总领事没有走，我们估计美国在观望。朱其文接见美领事的时候，翻译回来对我讲，说朱市长有失掉立场、失掉原则的话，对对方过分迁就。朱其文抗战时期是李运昌系统下面冀东的干部。我就跟陈云汇报了翻译讲的情况，研究以后，陈云就决定将朱的市长职务撤了23。

丁东：那问题还挺严重？

李：当然处理还是经过中央同意的。另外就是报纸，我主要管大样，管有关报导，像陈云接见工人代表，发表的重要谈话啊，我都负

责整理成文在报纸上发表。

丁东：当时沈阳原来的报纸还有没有？

李：我们一进城就出了一张自己的市级报纸——《沈阳日报》，后来东北日报社的人马很快也到了。

丁东：当时民营的报纸还有没有？

李：民营的报纸我记不太清楚了，可以查查当时在东北的那些人的回忆录。东北国民党的报纸当然查封了。对于国民党留下的各种资源的处理，公务人员的留用，以及如何解决俘虏等等问题，沈阳军管会所制定的专门方案，后来都得到中央的认可。那个时候陈云还有过一个和平土改的思想，所以后来中央分工没有让他管农村。

沈阳城市接管告一段落之后，生活仍然是很紧张的，各条战线成天汇报，成天开会。陈云那时处还理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部队违纪的问题。陈云在部队中也是有威信的，因为对纠正原来彭真领导东北局在军事和建立根据地等方面所犯的错误（这同当时毛泽东的指示有关），他同林彪、高岗是一致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进沈阳后，部队的最大问题就是到处随便接管，乱拿东西，除了大的行动，还有个别的小部队和个人单独行动。我记得有一个领事馆，部队的人去了之后，丢了一辆自行车，是一个负责站岗的人骑走的。陈云要求凡有这种行为，部队要自己揪出来。后来部队订了很多条条，所有的接管物资一律不准动，上上下下实施严格管理。

丁东：接管财产总得有个政策界线吧，什么可以接管，什么不能接管。

李：那时候乱，接管长春的时候部队就相当乱。我们是农民队伍，游民文化。我给你讲一件具体的事情吧：热河的鸦片后来实际上变成货币了，所有从热河去东北的干部都带烟土，我原来的妻子范元甄也带过，我们那时叫“代金”，到了东北可以变钱。

丁东：鸦片卖给谁呢？

李：还是出境，同国民党那边交易，交换物资的时候当作外汇使用，因为不能用我们的票子向他们买东西嘛。我记得主要就是布匹、日用品的交换。那时在前线，一些国民党同共产党没有开战的地方，双方的部队实际上也互相换东西。

丁东：当时共产党这边有人抽鸦片？

李：干部中间没有，老百姓中有，日本统治热河时，相当多的农民都抽，我见过那些抽鸦片的人的手臂，就像苦瓜一样。日本人在热河的罪恶之一就是种鸦片，抽鸦片，我在热河的报纸上还就烟匪问题写过社论。

在大和旅馆住了大约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搬到离它不太远的一栋房子里，是原来国民党的一个银行家的旧房子，日本式的建筑。两层楼，分为两边，陈云住一边，我们两个秘书住一边。我住楼下，另一个秘书余建亭住楼上（听说这栋房子现在在沈阳被保留为 “陈云故居”，我的名字也列上了）。到沈阳后，陈云第一件事是到商务印书馆，同几位老店员闲谈旧事，他年青时在上海商务馆当过学徒。当时战局的发展太快了，解放军简直是势如破竹，陈云知道自己不会久留东北，将很快离开沈阳，于是在东北各处转了一圈。我在路上帮他买了一批书。

丁东：陈云比较爱看书？

李：主要是利用书，不是看得很广泛，他读一本、两本，就要把它读通。

丁东：买书当时都是用公款吧？

李：公款。

丁东：当时买书，您个人买书是不是也可以用公款一块儿买呢？李：那不行。给陈云买书是可以的，给我自己不行。陈云这个人

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除了抽烟，听说晚年也戒了。

候填过一个表格式的答案，里面有一栏：你最感兴趣，将来最希望做的是什么？我写了一句什么话呢？朱光潜那时候有两本相当流行的书，一本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另一本是《谈美》，我都读过。记得好像是后一本的扉页上有一句话（忘记是他自己的话还是引用外国人的话）：人看到瀑布的时候，在感到自然力量雄伟的同时还看到风景的美丽。我就把朱光潜的这句话填到那个栏里了。在丰满看到的景象，立即让我联想到这句话。我过去没见过水电站，丰满那时有两台机组发电，大概是六七万千瓦，当年印象真是了不得（现在是几十万一台了），其他机组都被苏联搬走了。大坝当时没有修完，施工时有缺陷，我们正在补修，有苏联专家在帮助。在鞍山，在丰满，那真是看到了现代的先进的工业生产，对我来讲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对我后来愿意转行水电是有影响的。

丁东：鞍山的机器不是被拆走了吗？

李：但是看到了规模和生产力呀，以前没看见过。长辛店那个工厂还是皮带轮转动的机器，相当落后的，那时在全国来说鞍钢是最大

的工厂了。待看到鞍山，看到丰满以后才感到，生产力多么厉害，印象确实非常深。陈云过去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工业，印象可能更深一些。另外印象深的就是东北的交通，日本人修的公路和铁路。陈云看了以后一个总的印象就是现代化的生产力，必须走这条路，中国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出路。日本的武器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好，除了它国内的工业基础，就是还有东北这么一个大工业基地，而我们在内地一点也不知道。东北的城市那么繁荣，沈阳比哈尔滨更好，哈尔滨当然也有一些工厂、商店，但没有很多的重工业。日本为什么能够打中国，打东亚，还敢轰炸珍珠港，有东北这么一个基础，当是条件之一。日本一占领朝鲜，就开发鸭绿江；一占领东北，就开发松花江。日本占领东北是一九三一年，三二年、三三年就建设丰满水电站，建得很快。鞍钢也是一样。而我们中共，不知道水能发电。我们还去看了大连，看了港口。跟陈云那一趟转游就确定了自己的一种认识，对经济、对生产力的认识；认识到日本人为什么那么大胆，跟美国人都敢干。

丁东：当时大连是不是苏联占着呢？李：是苏联占着。

丁东：陈云去了跟苏方接触不接触？

李：通知他们了。大连我们有市长、市委书记，行政机关由我们管辖，军事上归他们，旅顺口是军港，由他们专管。

丁东：您那回去看没看旅顺港？

李：记不太清楚了，也可能去了。那一趟跟陈云的大参观，同我后来想离开宣传岗位很有关系，是感性起了作用。

不再干秘书

北平解放的第二天，我就跟陈云到了北平，住在北京饭店，当夜还参加了宴会，庆祝林彪进城。然后陈云就到西柏坡开二中全会去了，我没有去，是周太和（此后做了陈云的秘书）跟他去的。我帮陈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到琉璃厂，买了一大木箱从清末到民国以来经济方面的书，是为他留中央管全国的经济做准备。

丁东：他知道要让他分管全国经济了？

李：是的，他估计到了，在沈阳时他就估计到了。但是他跟我谈过，他是想回上海工作的，不愿意留在中央。这方面我比较在行，逛

琉璃厂过去我有经验。

丁东：那时买书是付的什么钱呢？是人民币还是大洋呢？

李：那个时候好像是用人民币。在北平住了一段时候，又回到沈阳，是四、五月份了。然后就南下，我和陈云坐一个专列，记得还带

中央呆了六年，呆腻了。

丁东：那时您不愿意留在中央还有什么考虑？

李：不想再坐而论道了，想干点实际工作。

丁东：不愿意当秘书。

李：唉，留在陈云那里，那个中央机关生活我知道。解放战争那几年不管怎么样，自己总是独立干了一件事情，办了一个报，管一张报纸除了文字工作，还有行政事务什么的，个人的长处、个人的能力各方面还是可以得到锻炼和发挥的。后来离开热河到了哈尔滨，给高岗、陈云当秘书，工作性质很单一，就是跟他们开会，动笔杆子。当然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跟着他们接触了一些领导层的人和事，知道了党内人事关系之复杂。关于文字能力我自己并不怎么看重，倒是觉得自己在观察问题的能力方面有某一种长处，发觉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思考，这是由于知识面比较宽一些。比如对程子华的看法、对土改那个“左”的看法，同高岗能够合拍。接管沈阳对自己也是个新的经验，在许多对旧社会的政策方面能够跟陈云一致。

丁东：当时陈云说没说一些挽留的话呢？

李：当然挽留啦，一定要我留在他那儿。我说：你若去上海，我就跟你去，你留中央，我不跟你；谈到这个程度。他还是要留啊。我到湖南以后，一九五零年他给黄克诚写了一封信调我到北京，要黄放我。黄克诚连信都不给我看，这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一九五二年我调到北京以后，陈云又让周太和找我谈，要我到他那里去，我又没有同意。我说：你告诉老板，让我做点事情吧。

离开北平南下前，还在北平见到了分别十多年的我的二姐李英华和她的丈夫，他们是从南方地下党辗转来到的。一九八二年李英华在中央党校主持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工作，当时朱厚泽、胡锦涛等人都在这个班学习。这同我当时在中组部的工作很有关系，特在此处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