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 1965 年至 1981 年，我在地处河西走廊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
农建十一师在其建设发展的历史上接收过省、地、县的许多劳改和劳教农场，而我自己又在
兵团内部调动过多次工作单位，所以结识了许多农场移交过来的右派和劳教人员。从他们嘴
里我知道酒泉县有过一个夹边沟农场，从 1957 年 10 月开始，那里羁押了三千名右派。1960
年 12 月，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和西北局共同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决定释放右派回家时，
夹边沟农场仅有数百人生还。右派们的叙述在我的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事隔多年后的
1997 年，我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我想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调查进行了
三年，每年用二到三个月的时间访问当年的幸存者和管理人员，查阅资料和两次实地考察夹
边沟。现在我大致搞明白了：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县东北方向，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从酒泉
县乘汽车沿酒(泉)金(塔)公路往东北方向行驶，在第二十八个里程碑处左拐涉北大河，再北
上数公里，可见一片连绵的沙丘，即夹边沟农场。农场西北八公里处有一片草滩叫新添屯，
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分场)。夹边沟农场成立于 1954 年 3 月，科级单位，原为犯人
劳改农场。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1957 年的后半年，劳改犯被转移，
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专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揪出
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还有一部分大鸣大放期
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和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共计二千四百余人(官
方数字)在此劳动教养。1960 年 9 月，夹边沟的劳教分子除了瘦弱不堪者之外，全部迁移到
高台县明水乡开荒。三个月后——1960 年 12 月，中央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
遣返劳教人员。此时夹边沟农场尚存苟延残喘者一千一百人。
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遂于 1961 年 10 月撤销。
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省历史上惨痛
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
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
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
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我们关注前人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陈家琪：在哪里寻找思想的生长点？——关于《夹边沟记事》的琐记
《夹边沟记事》很悲惨，悲惨到人不得不相信有地狱的地步，不得不相信就是在地狱里，人
也无非这样过；一千多近两千右派分子就这样饿死了，无声无息，幸存者与街上走的任何一
个人毫无二致，就是听他讲起过去的事，也仿佛是在听外国或一个不知什幺朝代的古老故事。
残忍绝对是人的发明，那幺记忆呢？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呢？如果都是人的“文明”的发
明，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并不具有普遍性，有些人强行使自己记住不忘，有些人却不尽然。看
《上海女人》时，先是妻子哭，哭了一中午；我笑着说，不至于吧，神经也太脆弱了，我们
这代人什幺没经过？我看时，拼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看过了《上海女
人》，后面的就只剩下了叹息。叹息之余，我不由得不这样问自己：就这样洒一把眼泪就完
了？且不谈作者的意图，难道从自己的这种记忆、这种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中就只能生长
出眼泪吗？
反过来想，这样悲惨或比这更要悲惨的事不是每时每刻就发生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就发生
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吗？那幺残忍也好，记忆、同情也好，与其说是人类发明了这些事，还不
如说是发明了这些词；没有这些词来记述、描述这些事，我们其实无动于衷；就如没有杨显
惠的这本书，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夹边沟这个地方一样。那幺，通过这样一些词来记述
描述这样一些事，作者能达到他的目的，或者说，人所作出的反应就一定会如作者的所愿吗？
当我这样想时，我真的犹豫了，甚至，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它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那幺到底
为什幺要把这些陈年往事翻出来，翻出来又想怎幺样？后来把这本书推荐给一些人看，他们
并不感兴趣，最多说一句“跟看 KB 片的感觉一样”；告诉他们“这是真实的事情”；“真实
的事情”就非得怎幺样吗？说是想影响历史，避免灾难重演，纯粹是疯话，连自己都不信。
但总有一点教育作用吧？“教育”也是个很荒唐的用语。马克思说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到底
谁教育谁呀？
至于这本书可能起到的“反作用”，我却立即就想到了这幺两点：第一，看了这样的书，人
更害怕了，觉得什幺都没有保住自己重要。有那幺多人无缘无故或仅仅因为多说了一句话就
被打成右派，最后饿死他乡，谁不怕呀？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死亡自然是最大的恶，或者理
解为“恶”的唯一绝对的标准；那幺与此相反，保存生命也就是最大的或唯一绝对的“善”。
与这一意义上的“善”、“恶”比较起来，出卖、乞求、争抢、偷窃、逃亡、撒谎等等人们在
平时所厌恶、所不齿、不屑、不忍的“恶行”又算得了什幺？在夹边沟，人切身感受到的就
是死亡，因为惧怕死亡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才渴望生命，而不是相反，因为活着而珍惜生
命。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恐惧是正义及全部道德的根源，因为人会依靠自己受害的经
验而走向理智。但这里的理智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出卖、乞求、偷窃等等。看看这本书，最高
级的知识分子把自己最高级的智能和才干都用在了这些平时完全不屑的勾当上，因为不这样
就会落入最大的“恶”――死亡之中。这到底应理解为是人的聪明才智的浪费，还是理解为
道德意识的泯灭？“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中午，右派
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
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参观，并且大声地说：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
食！”（见该书第 141 页）这实际上是在问：“看你们怕不怕？”它既是对人的聪明才智的浪
费（何希金偷粮食可谓绞尽脑汁）的谴责，也是对他的道德意识的泯灭的谴责；在刘振宇看
来，这正是要对右派分子进行改造的原因；而改造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他们“怕”，只有
在“怕”中，人的聪明才智才能用到正道上，道德意识也才能高扬起来。“利维坦”就是一
个让人“怕”的东西。
其次，看了这样的书，人也可能变得更凶残、更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听人说，农场党委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在和别人下象棋，
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划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几个犯人的
审判决定，哪个人枪毙，哪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划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
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
场当书记来了。”（第 59 页）
“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给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
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安县的
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
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
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第 63 页）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委书记蒋洪慌了神，跑到张掖
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
他训斥蒋洪：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第 128 页）
诸如此类的“漫不经心”似的娓娓道来几乎比比皆是。
死亡在什幺情况下才可获得一种不同于死亡经验（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这种经验）的死亡意
义？这经验当然只能来自“他人之死”。但“他人之死”难道真与我有什幺关系吗？如果这
样的死每天都“数十人”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哪怕对死亡再敏感的人也会麻木起来，如果
还不麻木，那就该用地委书记的话问问自己：“你尻子松了吗？”
与这两点绝非作者所愿、但又恰恰最有可能按照事物自身的莫名其妙的逻辑（这种逻辑的力
量，我们还领教的少吗？）而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相应的，就是人们在看了这本书后还会想到
这样一个问题：近两千名右派分子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或一天“数十人”地相继死去，既然“生”、
“死”已成“善”、“恶”的绝对标准，既然人已变得毫无顾忌、冷酷无情，既然迟早是一死，
为什幺还会如此逆来顺受地坐而待毙呢？逃跑者是有，但总是个别的，如果多一些人集体行
动，食堂、粮仓、附近的农户，反正可找到粮食的地方有的是，到底是一个什幺样的“法网”
才有如此的力量，使这些人着了魔似的如此“听话”地坐在那里等着饿死？人们马上就会想
到这是一群知识分子，一群真正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知识分子：“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
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很虔诚，都想经
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第 166 页）看来把这些右派分子
真搞错了，他们一脑子虔诚，即不“反**”，也不“反社会主义”；就是把他们打成了“右派”，
他们也仍然想着改造自己――谁又不需要改造呢？正因为这些人是如此的爱**、爱社会主
义，才放弃了在上海、天津等地的优厚生活，才从国外纷纷回来，才自愿支持边疆，来到“西
部”，才在五七年说了那幺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才宁肯饿死也不逃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
的“坏”而落得如此下场，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好”才甘愿如此。就这种“好”“坏”的错
位或颠倒而言，李祥年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李祥年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
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
手好字。我的胞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也
就正是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才对完全被错判了的李祥年表现出一般人家不可能表现出的“大
义灭亲”：在李祥年最挨饿的那些年，曾写信给家里要点炒面、钱，可家里一分钱、一两粮
也没有给他；他逃跑回去，是母亲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他送回夹边沟的；他就业后要结婚了，
求姐姐支持一下，“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
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附有母亲写
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实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第 182 页）
正是“文化人”的“文化”、“知识分子”的“知识”，才使得这些人的家庭有了如此高的觉
悟，使得这些家庭培养出来的人能如此虔诚地等待着“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的一天。
也说明正是“右派们”平时所受的教育而不是日后对他们的改造，才是真正约束他们、使他
们自觉自愿地呆在夹边沟的“精神法网”。那位曾目睹了“上海女人”的全过程的李文汉在
平反后“又写了几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而且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那种感激、
兴奋、自豪的心情几乎溢于言表。几乎每个获得平反的“右派分子”都是这样：自己本来就
一脸虔诚，现在终于盼来了伯乐。李祥年对俞淑敏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
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第 185 页）面对这样的一些人和事，我们除了感动还能怎样？感
动，为这些在眼前晃来晃去的人的苦难与虔诚而感动。可这到底都是些什幺样的人呢？我们
该如何描述、如何评价我们自己的形象？责难、怜悯、愤怒、谴责，显然都不对。我们真的
找不着表达的词语，真的，而不是出于忌讳或害怕。有某种比忌讳与害怕更为有力的东西在
无形中制约着我们，就是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只好长长地叹一口气。在哪里寻找思想的
生长点？
仅仅一个 68 年的五月事件，按照摩林（EdgarMorin）的说法，就对法国几十年的社会状态
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第一，它侵蚀了整个社会的地基，西方理性化社会的两根主要支柱
秩序与进步不再是不可置疑的起点；第二，知识分子不再徘徊在顺从与反叛、习性与不安之
际，而是逐渐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工作、自然、死亡、性或异性，“这种
对存在的新渴望，突出地表现在‘**’这个字广泛地被使用上。媒体不再美化现实，开始真
正面对问题。曾经提供现成幸福药方的杂志，也出现了有关老年、疾病、孤独、夫妻间的困
扰、人际间的障碍等问题的探讨”（见《法国 1968：终结的开始》一书的“中文版序”）而
为哲学界所熟知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蔚为流行起来的。
在我们这里，何止发生过一个月的“大事件”？
我又想起了瓦尔特·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一段话：“你的词语被剥夺了力量，你
被打成了碎片，自行作为一道惨淡的影子而消失了。你将被允许与一幅画结合，这时，一个
深刻的寓意就会帮助你掌握那被隐藏的（东西）。”（中译本第 157 页）
也许，我们真的只有在与一幅画的结合中才能领会那被隐藏的东西。这幅画，就是作者杨显
惠在《夹边沟记事》中所选入的最后一篇小说《黑戈壁》：
“他画的是黄昏的戈壁。画面分两大块，五分之二画着戈壁，其余是天空。他用蓝、绿、褐
色画戈壁，颜料堆得很重，近看一堆一堆杂乱无章，远看却是黑压压、乌沉沉、庄严、浑厚。
他给戈壁上堆积了大块大块的红色，这又使戈壁显出了骚动与不安，像是有一种巨大的
力――大概是岩浆吧――供着戈壁，戈壁变得像集聚的乌云，像沸腾的大海。”
让我们长出一口气，在审美似的悲切、期待与满足中回味三十多年前发生在夹边沟的往事吧，
尽管我们依旧怀疑再骚动不安的戈壁，是否也能生长出思想的大树。当然，芨芨草和胡**
是有的，我在戈壁滩上也见过。
作者附记：此文写于２００２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反正书一出版，我就收到了一本，而
且希望我能写点什幺。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寄给一家刊物，大约是因为这本书当时看
来有什幺问题，所以评论也就没有发。于是就这样放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书名变成了《告
别夹边沟》（我还没有看到），而且有了新的评论，于是就再次想到此类“记事”能否或如何
才能生长出“思想”的问题。因为这也是一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
【告别"夹边沟"】读后作者：悉尼进生
《告别夹边沟》,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杨显惠著。对这本纪实性的小说,时间已
经显示出它将帮助我们这个民族战胜那个最可怕的危机---"人心的危机",并决定性地保存住
有关"右派"的那场民族浩劫真实而惨烈的记录。杨显惠先生为此作出的努力,已经远远超越
了"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他用这一本书,去推动民族的自救和新生。感谢杨显惠先生，他的饱
蘸同情而又愤怒得无言的笔触,让四十多年前散乱在甘肃酒泉地区荒山野地里的几千名"右
派"、他们最后留下的白骨重新形成意义,让今天还有良知的人有机会去面对这些已成尘埃的
冤魂,再一次开始思索这些同胞当年遭受的一切，那是使人类永远感到震惊和羞耻的苦难，
更是罪恶。这一群人，从划为"右派"的那一刻起，活著，就再不是为了"自我"，而成了奴隶、
囚犯，被国家判定为无用的东西，是衙门用来"示众"的"首节"，他们比蝼蚁更易地遭受践踏
和摧残。有一只无处不在的巨掌在操纵，在这巨掌中，他们唯一可以向自己、向摧残者展示
的是，他们要在何等卑贱的层次上处心积虑地为"生存"而无希望地挣扎.他们被迫地变得寡
廉鲜耻，形同髭狗,却因所处的状态感受到对"生"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使他们逃脱死亡的努力
显得异乎寻常地不屈和锋芒毕露,竟反倒显得极其单纯———今天读来让人揪心地疼痛.他们
无耻得不遮不掩,反倒奇特地摆脱了囚墙外、这个民族从此开始的"夹著尾巴做人"的跨世纪
长征。重提当年那种惨烈的情景，今天，到处都易见人们真诚的同情与悲愤之泪，而当时，
或许惟他们各自的亲人才敢暗夜里饮泪吞声.
苍天啊，到底是怎样诞生了这些"右派"？
当年他们都是从哪里来,又想到哪里去,才落得如此下场？今天,又该怎样去掂量这些"右派"
的"挡次"？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常识和"技巧"。若惯常地从镇压者想要扼杀什么的角度去判断,
那就简捷明快得多，却太过裸露而不含蓄，令人遗撼地牵扯到了"意识形态"、涉及到了"政
治"，沾上了"道德"，难以使人议论后轻易地心安。在澳洲，我也同情这种心态。
好吧，就以杨显惠先生在《告别夹边沟》一书中提及的这群人为样本.看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原来在哪个角落里讨生活。
依杨显惠先生记下的,他们是：
48 年参军，并入朝作战，负伤，先在公安部、后到甘肃公安厅、又到酒泉劳分局工作，出
身大资本家家庭的干部。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地下党员，省委
宣传部干部。省卫生学校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原上海一家医院的主治医师，支援大
西北后的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主任。县供销社的主任。46 年的地下党员、省运输公司的政
工科长。省商业厅的会计。县团委书记。西北大学的毕业生、县学生部部长。税务局局长。
公安局副局长。县长。县委书记。河北省师范大学毕业、兰州体委教练。４４年大学生、甘
肃省第一汽车修理厂检验科科长。省交通厅厅长、省民盟主委。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
制局西北运输管理局星星峡站站长、省交通厅甘肃分会业务科长。县宣传部长。兰州区人委
工商管理科科长。解放前北大毕业、县中学教师。甘肃农大教授、留美搏士，研究植物分类。
初中生、手工业联社业余学校教师。省检察院干部。兰州大学附小校长。21 岁的中医医师。
旧社会的大学生、省建工局工程师。有右派言论的木匠。兰州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商业厅的
科长。三十年代的清华生、工程师、后来的木匠。有名气的军医。县财政科科员。市城建公
司干部。县商业局干部。西北军区的三八式干部。中央某部长的侄子、地质学校的学生，22
岁。地区党校教师。商业局局长。临解放时的西北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报社编辑。报社编辑。
兰州大学化学系学生、１８岁的右派。兰州大学校长。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编剧。西北军区
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中学教师。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干事。工程师。省公安厅干
部。归国之初周恩来接见过的留美学成的搞钢铁的学者。省商业厅皮毛公司的经理。老区的
工农干部、副县长。省邮电局的总务科长。有右派言论的工人。农学院毕业、军马场的生产
科长。中学校长。兰州医学院学生。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工程师。西北军区干部、延安时
期彭总的警卫团参谋长。县长。省司法厅办公室秘书。省公安厅干部。中学教师。副县长。
上完西北师院的历史系又上北大，学了中文专业又学英语专业，解放了当老师。县供销社主
任。农校毕业、县农业局干部，20 岁的右派。武威师范教师。小学老师。农林局干部。地
区水利处干部。省公安厅的警察。三八式干部、县统战部部长。小学老师。医生。公安厅干
部。农校教师。省交通厅宣传科干事。中级法院机要员。农校教师。原东北流亡青年、兰州
医学院的英语讲师。兰州生物制品厂技术员。省话剧团演员。省建工局宣传部干部。兰州铁
路局干部。公安厅政治部宣传科宣传干事。傅作义的胞弟、省农林厅的工程师。列车员。省
建工局宣传部付部长。师大历史系教授。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兰州工人医院的
主治医生。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县工商联主任。由大陆到台
湾又回到香港进入大陆的成本核算会计。博物馆馆长。敦煌县文化局干部。著名翻译家、师
大外语系教授，国共谈判时的英语翻译。兰州十中美术老师。甘肃省著名书法家、天水市政
协副主席。复旦毕业、中学数学教师。三八式干部、兰州市秦腔剧院经理。乡村小学教员。
长征干部、延安时彭总警卫团团长、天水步兵学院战术系主任。38 年的老干部。
《告别夹边沟》一书中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个人档案片段，上面我抄下的这些资料，还只涉及
夹边沟生存过的三千名右派的一小部份,是先生精心地收集、记载下的险遭埋没的历史真情
之一。它至少能轻而易举地回答当年的右派是什么档次"的问题。从他们的简短履历和职业
分布，足以让我们能"一叶知秋"地感受那场反右迫害的惨烈程度，那是红色恐怖笼罩中国.
只有从镇压者想扼杀掉什么的角度去理解，才能真实地贴近被害者苦难的根源。受难者形形
色色的个人追求，在冤案的制造中根本不是关键因素。没有张三，就有李四;李四侥幸，还
有王二麻子可抓，人民无处可逃。虽然秦桧的替身铁人永世跪在岳飞墓前，“莫须有”却能
在现世畅行无阻。
从此，在中华民族的肌体上长起一个毒瘤，它侵入、腐蚀著民族的神经中枢,更进占大脑；
从此，这个民族，在自己的家园里，经营维持起一个世界纪录，那就是人民必须怎样"夹著
尾巴做人";刺刀、镣铐和伪善的宣传，整个国家和人民被迫投入了近半个世纪的聪明才智与
勇气。
我乐於将〔走向夹边沟〕篇看成该书的核心篇、"点睛"之作，我也理解作者或出版社将它编
排在〔上海女人〕之后作为该书的第二篇的苦心。它不仅是那场反右运动的全息影像，还可
以用它来印证之后的大跃进、文革、六四，以及现在大同小异的官场。该篇的文字岂止力透
纸背？它还力透现实和历史、这些一脉相承的事件。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一条道上人民承
受的劫难，发生在同一个社会里，同一个执政党的统治之下。一连串地透著紫红的血光。〔走
向夹边沟〕，准确地把握和反映了中国政治生态的阴鸷、反复成常的奸诈和伪善，在那张网
里，人必须食人，否则被食，食人者也会被人食(若你胆敢拒绝吃人，肉老筋枯又难以下咽，
就将你软禁终生，让你'牢'死寓中，已经算是相当地仁慈、宽容——但已是今天的现状了）。
而小民，一旦被上峰圈定为'被吃者'，就无处可逃，就会被看风使舵般明了了‘猎物’的旁
观民众包围，他们还得靠虚假的希望支撑自己，免得张惶失措。在那种氛围里，永远不缺乏
积极的打手，想吃"人血馒头"的"肺痨患者"。他们蜂踊而上，人人喊打，决策者此时再无须
劳神，他们可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了，他们继续在"为人民服务"。只要崇拜和鼓吹著"
政治上的一贯正确"，就永远会默许、纵恿暴行对正义与良知的践踏。人要能彻底"告别"夹
边沟,就必须改变〔走向夹边沟〕里显示出的那种社会结构、那样的政治生态,它早就不该继
续成为这个民族理应享受的"传统"。否则,或早或晚,不是张三、就是李四的妻子,会象该书的
开首篇[上海女人]里的那位伤心的年轻母亲,背著冤屈而死的丈夫的骸骨,无言地走向荒漠,用
这种方式离开不了"夹边沟"！
巴金先生曾提议建"文革纪念馆"，那馆至今尚在云端，一团政治的迷雾遮著，惟提议广传人
间。今后会不会有纪念碑或纪念广场,也不是难以预测的事。再往前追溯，就是"反右"了。
感谢杨显惠先生的心血之作。他使"夹边沟"的故事免遭尘土掩埋的厄运.应该在"夹边沟"建起
一座陵园，去纪念这些从灵魂到肉体都被暴行压扁了的死去的右派。这是一座无辜者的陵园，
受难者的刑场，数千荒野游魂的永居之地;从此，他（她）们才能正大光明地享受国家的睠
顾、人民的纪念。
陵园的大门前方，该有座塑像，就塑那位不顾全家反对、离开上海支援大西北的医生"董建
义"的妻子，也是上海人的"顾晓云"。还是背著用一条抗美援朝战利品的美国军毯包裹著的
她丈夫的全部骨骸，顶着戈壁滩的寒风，离开"夹边沟"，头上一块太小太薄的绿头巾，在风
中哆嗦。我选她，是她活著,但最难、路也最远。陵园的命名，该以〔探望王景超〕一文里
提到的在夹边沟一个残存的土窑洞里，壁上"劳教"的囚犯用硬器刻下的两个字：生存！这两
个字历经30年依旧赫然在目！却应该同我们这个民族一起永存.我们的民族若有前途和未来，
就该让这两个字同夹边沟的陵园一起留传下去。
陵园里当然还要有坟冢和墓碑.至少有 1500 多座坟茔,都要名符其实,难度太大了.恐怕求全不
得,古来不有衣冠冢吗？衣冠恐也不可得了.简单地处理,可以将他们的个人挡案复制一份,防
水防腐地葬在其中.听先生说,他当年单枪匹马地采访时,曾想了解这批人的档案,叩门而不得
入,说:仍属国家机密,不能查阅.谢天谢地,保管著呢.这就好.
陵园里当然也应该有个档案展厅,摆上这批档案。它们的主人,大抵相对著那些坟墓的姓名,
因为人没活著等到"平反",档案便逃脱了当众销毁的厄运.１８世纪的法国人，就懂得了将档
案由统治阶级的特权变成普通公民的权利，将档案馆从单一的政权"武器库"变成科学研究的
"粮食"，21 世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批死去近半个世纪的普通人的档案,应该不会象'sars'
病毒般还能施虐吧？我想再过 20 年,这展厅理论上可以建起！
所以象杨显惠先生这样的书会有的,象"辛格勒名单"般的影片会有的——中国人的事真的是
很难说，我们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与时俱进"的啊.然而,诸如"夹边沟生存陵园"的建立，却能
使一个民族的心脏，从此跳动得健康、有力;能使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此真实地浑圆、厚实
起来;能使善良不再受到合法的欺凌,恶徒不再消遥法外,正义总能最终得到申张;而自由的人
们,尽可以采用自己喜欢的言语和文字去谈论"沉重教训"、选择“人性”或“文学”意味的
角度切入，却无须考虑官场术语———从此,良知,才有了与之相称的殿堂。
我相信,这正是杨显惠先生写下的这本书能使我们如此感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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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马滩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但是从地平线——戈壁的边缘射出来的看不见的光线把天空照得明亮耀
眼。那种只有大西北的天空才有的像是被扫帚扫乱了的一抹一抹的云彩在无限深远的天空飘
着。天空与戈壁交界处是一条浅蓝色的带子，是戈壁滩上的蜃气吧，把天空和戈壁巧妙地连
接起来，显得朦胧、神秘、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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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妇人
那一天双福就没好好放牛。站在草滩上，他一个劲儿地往生产队南边的大路上看移民来了没
有。早晨去食堂吃饭，食堂里雾气腾腾的，新蒸出来的花卷堆得到处都是，香喷喷的。哎呀，
蒸了这么多花馍馍。他说了一句。正在翻动笼屉里的热花卷的管理员媳妇把烫痛了的手指头
举在嘴前吹气，说，移民上午就到，这是往车站送的。队里要来上海移民的消息是几天前队
长说出来的。来不及盖房子，在草滩上拿椽子围了个圈圈，叫双福把牛赶到那里去，又派人
把牛圈的粪清了一下，垫上层新土，说是移民来了住。晌午过后，生产队南边的大路上腾起
一片黄尘，黄尘卷着十几个黑点子。他撂下牛就往回跑。牛圈门口站了一大片人，总有六七
十口子。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穿着裙子和裤衩，露着白生生的半截腿。她们的衣着花花绿
绿的，鲜亮得像一座花园。稀拉拉的几个男人也都穿着很挺括的制服。平常穿蓝制服很神气
的队长跟他们一比就跟草鸡一样。移民们围着队长叽叽喳喳说话，他们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
懂，像是很气愤的样子。队长从他们当中挤出来，脸涨得通红。 “就这条件，我们的房子
不好，你们先住下，你们先住下，等腾出手来就给你们盖房子。这事不能怪我。前两天才通
知你们要来，盖房子来不及，也没木料。哪有那么多的木料，场部也没有呀！你们一下子来
了五六百人，要盖多少房子。” 离着人群不远站了几个老职工和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是前年
春天来到生产队的。他听人说这些人是反对共产党的，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的。他们当中的
一个人说了句啥话，几个人笑了起来。队长看了他们一眼说： “你们笑啥哩？干活去！”
他们说是浇夜班水的，队长没词了，把脸朝向双福。“你不放牛去，站在这里做啥？”“我
回来喝些水。” “放牛去！”队长毫无道理地吼了一声。
双福转身就走，这个队长爱骂人，他有些害怕。在绕过堆积如山的家具堆时他又站住了。他
很惊奇，这些人把家具都拉来了，他们再不走了吗？他们根本就不像种庄稼的人！他们多阔
气呀，那么多的箱子，柜子，还有闪着金光的铜管床，还有和镜子连在一起的桌子，镜子很
大。更叫他惊讶的是家具堆旁边站着个身材高高的女人，她穿着亮光闪闪的绸衫。这长衫没
袖子，又长又白的胳膊光溜溜的；天爷，她的长衫紧绷绷地绷在身上，腰特别细，衫子的边
上还开着个口子，白生生的大腿露了出来。她大概有三十岁了，穿这样的长衫怎么不知道羞
啊！他想。那妇女觉到他在看她，扭过脸来了，他便怯怯地看着她走远了。那妇女看他的时
候头往上仰着，眯眯着眼睛，像是瞧不起他的样子，他心里不舒服；但是那妇女的眉毛又细
又弯，眼睛又细又长，很好看。那妇女的鼻子直溜溜的，脸很白。那妇女的头发在头上盘成
个发髻，像农村的媳妇们，但盘的位置高一些，比农村的媳妇们盘得好看。
好不容易挨到黄昏，太阳还高高的，双福就把牛赶回牛栏去了，他又跑到“牛圈”前头去。
双福十四岁，虚十五。他的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结实，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有一双黑得像
煤炭的眼睛。他是在离着花海农场四队三十里远的花海乡和花海农场长到十四岁的，他连县
城都没去过，看到城市人稀罕。
“牛圈”门口没什么人了。他从门口往里头看，“牛圈”大大地改变了样子。移民们在地上
栽了些椽子，把芨芨草席绑在上头，把“牛圈”分成了一个一个的格子。草席不够用的，很
多人用绳子扯起了床单，或者用箱子和柜子做墙，分成一一家一户的样子。大部分人忙碌着，
少数人坐着和躺着。有的人在哭泣，抹着眼泪。
队长从里边走出来了。他的身后跟着那个穿开口长衫的妇女和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妻。
双福急忙闪开。队长站住了，队长说：“实在没处住了，这怎么办哩。”
那妇女眯缝着眼看队长，那男人说：“侬给阿拉想办法呀……” 队长的脸上显着忧愁的样子
说：“怎么给你们想办法哩，队里本来房子就紧，我能变出个房子来吗？”他看见双福，像
是跟他平等商量一样地说：“双福，你说哪里还有房子，能叫这两家人住下？” 双福往后退
了一步，犹犹豫豫地说：“不是有两间空房子吗，右派们住的房子后头？！” 队长说：“说球
子那，那房子能住人吗！又是屎又是尿的！” 双福嘟嘟囔囔地说那也比牛圈好，队长便说：
“好，好，那就叫他们到那里去住吧。你领着去，看他们愿住不愿住。”
四队总共就三栋房子，前两栋是办公室、老职工宿舍，还住着几家干部家属和老职工家属；
后边一栋住着四十几个右派，房子里都是一溜的大炕，每间住六七个人。在这两栋房子的后
边有两间孤零零的房子，是花海农场建队初期的场部。解放初县人委办公室的一个食堂管理
员带着个会计到这里来办农场，从花海乡招了二十几个农民做农业工人，在这里盖了三四间
房子。这几间房又是办公室又是伙房又是宿舍。过了几年，农场发达了，场部搬走了，这里
就成了花海农场四队，又盖了新房子，盖新房子的时候拆了两间旧房，还剩下两间，但是干
打垒的墙壁裂了几条裂缝，门窗也没了，懒得上厕所的单身汉们常常跑进去滋尿，墙根里出
现了蜂窝状的小坑。那妇女和那对老夫妻进房子看了看，捂着鼻子走出来。这时队长跟过来
了。“这房子我还住过哩。你们先凑合着住吧，房子在人收拾哩。你住这一间，他们住这一
间。双福，拿个铁锨去，你帮着她收拾一下。”
这天双福可是累坏了。他连饭都没顾上吃，他想这一家人——这妇女还带着两个丫头——还
没住处哩，就把全身的力气用上了，把塌陷的炕拆了，把土块清理出去，地上还洒水洇了洇。
他还叫队长派了几个人把那妇女的床、皮箱和那个带镜子的桌子抬进房子里。最后，他把菜
窑的门卸下扛了过来，他说： “行了，你们先凑合一夜吧。睡觉的时间把门立上，顶住，
你们害怕的话。我该回去了。”
那个妇女一晚上都是默默地干活，没个笑脸，这时候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 “不许走，不
许走，你就在这儿吃吧。你叫什么名字？” 双福说姓王，叫王双福，那女人就说：“不许你
走，拦住他，晶晶，拦住你双福哥。” 晶晶是那妇女的大女儿，正在门口扫土，听见妈妈说，
张开双臂挡住了他，甜甜地说：
“双福哥别走啦。” 小女儿也跑到门口双福哥叫个不停。
那妇女已经去食堂买过饭了，端回来几个花卷在盆里扣着。她不叫双福吃花卷，她从一个竹
篮里拿出几包点心和糖叫他吃。
双福吃了两块点心，他不好意思吃人家的，又不好意思拒绝。 “你是怕你妈说你吗？”那
女人催他吃。
“我没妈。”
“你妈……”女人惊讶地睁大眼睛。 “我妈死了。我跟舅舅过。我舅舅是炊事员，我给队
里放牛。”
“你到哪里野去了，连饭也不来吃？” 他走进食堂旁边的房子的时候舅舅问了一声。舅舅
在炕上躺着吸旱烟。罩子灯下，舅舅的头转了一下。 “我给移民拾掇房子去了。队长叫我
去的。”他一边吃饭一边说。舅舅在管理员的桌子上给他放了一碗汤面条两个馒头。舅舅在
炕沿上磕烟锅。
他又说：“一个媳妇，领着两个丫头。”
“家里没男人？”
“没。哎！”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轻轻地叫了一声，掏着口袋走到舅舅跟前。
“你吃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放在舅舅枕头上。
“哪来的糖？” “移民给的，这糖不太甜，吃起来可香。” 舅舅吃糖，说：“这是花生糖，
王毕杰给过我一块，牛奶味道，里头还有花生。”
王毕杰是右派，前年从兰州下放到农场来的省教育厅的干部。 “移民小气得很。你给他们
拾掇了一晚上房子，就给你几块糖。”舅舅又说。
“她叫我多装，我没装，她给我塞上的。她还叫我吃点心，给你也拿些。我没拿。” “噢。
快吃，吃了睡，油熬干了。”
双福吃完饭灯就灭了。双福上床睡下。这问房子有一铺炕和一张木板床。炕是双福和舅舅睡，
床是管理员的。管理员是县上下放下来的干部。春上，管理员把农村的媳妇接来了，管理员
就不在这间房睡了，双福睡他的床。双福和舅舅特别亲。他父亲死得早，前年母亲又病死了，
舅妈不喜欢他，舅舅把他带到农场来给队里放牛，队里管饭吃，不给工钱，穿的都是舅舅给
他扯布做。舅舅是老农工了，想把舅妈接到农场来，舅妈不愿来，说她过不惯农场的生活。
“那媳妇孽障得很。”
“孽障啥？”
“哪里是种地的人啊！连个铁锨都不会拿。腰细得像马蜂，又没男人。”
“睡你的吧。孽障啥？他们在上海享惯福了，现在叫他们尝一下劳动人民的味道。”停一下，
舅舅又说，“那媳妇姓啥？”
“不知道。”双福停顿一下说，“看着是个高贵人。”
那媳妇姓况，叫况钟慧。第二天早晨吃饭的时候，双福跟管理员要下了一截铁丝，吃过晚饭
后他就跑到那个媳妇家去了，想把门板拧到门框上。门上挂了个门帘子，是蓝条条的床单布
改的，门开着，看不见里边。他喊了一声，喂，有人吗？ “谁呀？”是那个妇女的声音，
接着门帘子就挑起来了，那个妇女站在了他的面前，像是惊讶地说，“哟，双福来啦，请进
请进。”
双福没动弹。那个妇女换了一身衣裳，穿着粉色的连衣裙；连衣裙没领子，白白的胸脯露出
一块来。她的头发湿漉漉长拖拖地披在肩膀上，遮住了半边脸。他一下子没认出来，还当成
走错门了。 “进来呀。”
妇女又说一声请进，他才腼腆地说：
“我给你收拾门来了。” “门？门收拾好啦。哎呀，你真是个好心人。” 妇女笑了一下说。
双福这才发现门真是修好了，是用合页拧在门框上的。他羞怯地说：
“那我走了。” “你走什么呀，进来呀。你还不好意思……”妇女抓住了他的手，亲切地微
笑着，说，“你是我们的恩人呀，我们要好好谢谢你。” “什么恩人呀……”这个很高贵的
女人拉住他的手，他实在不好意思了，但又跑不掉，便忸忸怩怩进了房子。
“是恩人呀。我去看过了，那边大房子还不如这间房，原来是个牛圈，那么多人挤在一起……”
“是牛圈……” 双福的脸更红了，像是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人的事。这天双福在妇女家待
了一个多小时，那妇女不叫他走，妇女的两个女儿也不叫他走。她们把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点心呀，糖果呀，桔子呀，像比赛一样举在他面前，叫他吃。他也不想急急忙忙走，他觉得
这里的一切都新奇得不得了。房子和昨天不大一样了，窗子上糊了纸，还挂了窗帘，拆了火
炕的那面墙也用一长条布圈了起来，带着铜套的紫红色木头床就靠在那里，床上铺了一条红
白条的床单，床上摆着闪闪发亮的缎子被。那床单不平，上面有蛤蟆皮一样的小疙瘩，他觉
得稀奇，那妇女说是泡泡纱。五六个棕色的皮箱很整齐地码在墙根里，旁边放着带镜子的桌
子。妇女看他总往那边看，就告诉他那是梳妆台。最最叫他惊奇的是一大块桔红色的纱布在
墙角上围成了个小房子一样的格子，大姑娘晶晶说那是她和妹妹的卧室。墙上挂了两张镶在
镜框子里的风景画，晶晶说那是油画。除了黑色的房顶和墙壁，这里的一切都是光彩鲜亮的，
他从来没见过。尤其是这房子里的三个人，更叫他惊奇：她们都洗过头了，她们的头发都湿
淋淋地披在肩上，她们都穿裙子，她们都说不出的自净、鲜亮，像是电影里的仙女，高贵的
公主、皇后。房子里有一股什么花的很浓郁的香味，他皱着鼻子嗅了几次，那妇女说她洒了
点香水。说着话那妇女拿出个长颈的绿色玻璃瓶打开盖子叫他闻，问他香不香。他说香。“没
办法，不洒点香水太臭啦。”那妇女说。
“你就叫我况阿姨吧，我叫况钟慧。” 临走双福问那妇女姓啥，那妇女回答姓况。那妇女一
再叮咛他以后常来。小女儿叫莹莹。后来双福就时常到况钟慧家去，过两三天去一趟。他不
好意思天天去，因为实在是非亲非故，怎么好意思天天去呢！再说他一进去，人家就把他当
大人一样招待，又是拿糖，又沏茶，热情得他有点不好意思。好在况家作为一个新搬来的家
庭，总是需要些钉子啦、铁丝啦、木板啦，而他又能轻而易举地弄到这些东西，他就总以送
东西或者帮她们干活的名义去她们家。他愿意到况家去，他喜欢那个家庭的生活气氛：况钟
慧在家里从不对女儿们大喊大叫，说话细声细气的。女儿们也很听话，母亲说什么就听什么，
也是小声小气地说话。来队里不久，两个丫头就和另外几个移民子女去六七里外的场部上学，
每天走得很早，到家里很晚，吃过晚饭写作业。他们闲下的时候就听音乐或者读书。她们家
有个带铜喇叭的留声机，凡是双福去的晚上，她们就放唱片给他听。他特别爱听的是一支叫
做“摇一摇”的歌曲。歌唱家的声音和况钟慧说话的声音一样，很亲切，又有点娇气，唱得
很美又很舒服。那歌词唱的是“摇一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这支歌况钟慧亲自教给
他唱，他记住了，在草滩上唱。有一次，况家的两姐妹听着唱片唱歌，叫他也唱，他唱了两
句，两姐妹和况钟慧惊奇地叫起来，说他学得很像，他便羞红了脸。况家的这种家庭生活使
得他明白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高雅的他从来没看见过的连想都没想到过的生
活……
他喜欢到况家去，还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长得像况家母女这样美貌的人：况钟慧在田野上
劳动的时候浑身尘土，但是回到家中就洗、就换上裁剪得很卡腰的绸衫或裙子，身上散发出
香喷喷花朵一样的香味。她简直就像个高贵的皇后。两个女儿比母亲更白净、更娇嫩，真像
两枝花朵。他经常一动不动地坐着，看这母女三人，看她们于这干那。她们的一举一动都是
那样优美、舒适和自然，令他惊叹不已。看着她们，他的五脏六腑就像被水洗过了一样舒坦，
像是走在早晨的草原上，空气新鲜，天高地阔，霞光四溢。他开始注重自己的穿着了。他把
掉了的纽扣缝上，把肩膀上的破洞补上。他逼着舅舅给他买了一双新球鞋。这双鞋他舍不得
穿，只是去况家之前才把脚上钉着很厚的橡胶底的方口布鞋换下来。去况家之前，他还要洗
洗脚。有一次在况家坐着听唱片，他突然发现晶晶拍妈妈的胳膊，叫妈往地下看。他一低头，
才明白晶晶是叫妈妈看他的脚。当时他羞得无地自容：况钟慧和他并排坐在床上，况钟慧光
脚穿着一双缎面的拖鞋，脚又白又好看，而他的几个月也没洗过的穿着破布鞋的脚长了厚厚
一层污垢，黑得看不清皮肤。莹莹笑了。当时况钟慧打了莹莹一下，说，这孩子！莹莹便捂
着嘴略咯地笑。
每次去况家，他要把身上拍打拍打。这方面也是出过丑的：一次他进去后坐在床上，站起来
之后自己发现红白条的床单上沾了很多尘土。原来是他坐在食堂外边的地上吃饭，把尘土沾
在裤子上了。他拍打了好几下才把床单上的土打干净。
况钟慧一家过着封闭的生活。她们不去别人家串门，和她们一起来的上海移民也很少到她家
串门。去食堂买饭的路上遇见人，人家不打招呼，她就不打招呼，就像不认识一样。她挺直
了腰从看着她的人前走过。和人说话的时候，她总是扬起脸眯缝着眼睛看着对方。有人因什
么事去找她，她很少请人家进房子，大都站在门口说话。只有两名右派上她家去过几次。这
是两个中年人，是兰州市的两名中学教师。他们在一起聊聊电影啦、书啦什么的。
时间才过去两个月，便有很多人议论况钟慧。
移民来到生产队的第四天开始下地干活，拔草。第一天拔草，况钟慧戴着一双带喇叭口的白
手套。队长看见了，喊着说：你那像个劳动的样子吗？她没说话，仍然戴着手套拔草。这双
手套破烂了，她叫人从玉门镇买回帆布手套，她始终带着手套拔草。这一直是人们议论她的
话题，很多人说她看不起劳动人民，剥削阶级的思想严重，没改造好。她在星期天总穿旗袍
或者长裙去食堂买饭，从她身边走过的人便闻到香水味儿。有人说她是狐狸精，想勾引人。
有人干脆就说她是专靠干下流勾当生活的女人。说这话的人振振有词地说，她一个妇道人家，
哪来的钱养活两个丫头，日子还过得那么好！双福和舅舅住的房子是个流言蜚语的发源地，
因为这里没女人，因为它挨着食堂，单身汉们买了饭就端着碗走进来，坐在炕上或者蹲在墙
根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一天，人们又说起了况钟慧。是赶马车的王有有引起来的，他说况钟
慧跟着他的车去一趟玉门镇，买糖，买香皂。况钟慧进到商店要买牛奶糖，商店的人说只有
水果糖，一元五一斤的糖块，况钟慧说那糖不好吃，没买。说完，王有有大骂起来：“驴日
下的，这个地主婆，她说水果糖不好吃，她想吃啥哩？我看她是欠斗！”“对，就是欠开斗争
会。”另一个接上说，“我们庄子上的地主婆，你给她个羊粪蛋蛋，叫她吃下去，她不敢说不
甜。” 大人们的谈话，双福是没资格插嘴的，但这天他忍不住了，把手里的碗往桌子上一放
说： “你这个人怎么骂人哩？你的嘴放干净一些！” 吃饭的人们惊了一下，看他。王有有
说：“我骂你了吗？你插的啥嘴！” “骂谁都不行！”
“骂谁都不行 r 王有有更为惊讶，把脸转向双福的舅舅说，“你看，你看，我怎么惹他了，
这个娃！”
“你骂人就不行。你骂人家，人家惹你了吗？”双福又说。
“哎呀呀，老王，你看，你看你的外甥——这么歪！我说两句地主婆，他受不住了。她是你
们的啥亲戚吗？” “不是亲戚就应当挨你的骂吗？你是人家的亲戚吗，你就随便骂人家？”
王有有的脸色难看了，一个小孩子跟他这样犟嘴，实在叫人难堪，他便一眼一眼地看着双福
的舅舅：“你看，你看，越来越没个分寸了！” 舅舅平常是不大说双福的，但此刻唬起脸吼
道：“双福！你住嘴不住嘴，你想挨打！”
双福没再吭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这天晚上睡觉之前舅舅又说了他两句：“把你还给惯
坏了，大人说个活，你还兴师动众问罪哩。我告诉你，以后再不准你到况家去，你知道她是
啥人吗？” “啥人？” 舅舅也不知道况钟慧的情况，舅舅说：“反正不是好人！好人有当
移民的吗？” 双福半个月没去况钟慧家。
况钟慧在食堂买饭遇见他两次，叫他去家玩，他说有事，没去。
半个月后的一天，双福又遇见了况钟慧。这天一只牛丢了，他跑到麦场上去找，正遇上况钟
慧到麦场来抱草。况钟慧砌了个炉子，想烧火试一试。况钟慧叫住了他，问他这些天为什么
不去她家，他涨红了脸，吭哧说：“况阿姨，你是地主婆吗？”
况钟慧愣了一下，脸色刷地变白了。
“你问这于什么？” “他们说你是地主婆，不叫我到你家里去。”
况钟慧沉默良久说： “不是……” “我就说你不是地主婆嘛……” 双福的脸上露出欢欣
的表情，但况钟慧又说话了：
“我不是地主婆，问题比地主婆还严重……” 双福的脸上的欢欣变成了惊讶，睁大了眼睛。
沉吟再三，况钟慧说她的丈夫是历史反革命。
“啥叫历史反革命？”
“就是解放前给国民党做事的人。”
“你的男人在哪达哩？” “叛了刑劳改，死在劳改队了。” 说完这句话，况钟慧就沉默了，
双福也没再问，他们静静地站着。后来，况钟慧用她突然变得沙哑的嗓门说：“你走吧，我
抱草去。以后你愿来就来，不愿来就不来，我不怪你……” 这天晚上况钟慧精神不好。她
吃过饭之后就躺在床上，她对女儿们说，她有点累，要早睡。这时门板被人拍得发出啪啪的
声音。晶晶去开门，回过头来说：“妈，双福哥来啦。”
况钟慧慢慢坐起来，她有点不相信女儿的话，但确是双福走进来了，双福畏畏葸葸看着她说：
“况阿姨，我来了……” 这天晚上双福在况家待到很晚。况钟慧没有奶糖给他吃，她打开
皮箱，拿出一罐咖啡煮了给他喝，茶杯里加了两块方糖。况钟慧问他好喝吗，他说苦兮兮的，
香得很。现在，双福几乎天天到况钟慧家来了。他白天在草滩上放牛，很枯燥，很单调，晚
上就想和别人玩一玩。队里没有几户人家，没有他一般大的孩子，往常他吃过了饭，就是到
右派们的房子里去玩，那些人大都是省城来的，能说很多新鲜事，但那些人都不爱说话。从
花海乡来的老职工们到一起就是讲谁家的媳妇肚子大了，谁家的媳妇裤裆破了，他不爱听，
再说，大人们讲这些事的时候总撵他，不叫他听。如今，他和况钟慧母女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他便把晚上的时间都消磨在那儿。舅舅那天也是随便说一句，实际上他再去况钟慧家也没说
过他。对于移民们是不是好人的话他一点也不在意，他觉得这些人待人和善，说话客气又文
雅，他对他们有了好感。他还从心底里同情他们：他们原来在上海都是高贵的人，现在一下
子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庄稼人，他们的心里肯定很痛苦。到况家玩去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有时候在草滩上放牛，他就想着晚上到况家去的事，就盼着太阳快点落下西边的
大草滩去。把牛赶进牛栏之后，他就慌慌张张地吃饭，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到况家去。他不寻
找任何理由啦——送钉子呀，送木板条呀——他走到门口也不问一声有人吗，一掀门帘子就
走进去，对着况家母女大声说：“啥，还没吃饭呀！”或是大喊一声：“嗨，我来啦！” 他每
天在况家待好长时间，先是况家姐妹学习，写作业，他在旁边坐着。然后他们一起听音乐，
或者况家组妹给他讲上海的事情。她们说到黄浦江，说到大轮船，说到大世界，他静静地听
着，惊讶之极。他也对她们讲花海乡他的老家发生的故事，况家姐妹也都爱听，并且提出很
多可笑的问题：戈壁滩上为什么不长草呀，花海怎么不下雨？更多的时间是况家姐妹读书，
他和况钟慧听。这些书，他印象最深的是讲一个英国人在大海上遇难，流落到一座荒岛生活
了好些年的事。听着这篇故事，他总是在想，自己要是落到那样的境地能不能想办法活下去。
还有一本《安徒生童话选》他也是百听不厌，像《拇指姑娘》呀、《皇帝的新衣》呀。他也
常常提出问题：“哼，那个皇帝就那么傻呀，明明是光身子着哩，他还不知道吗？”姐俩就
咯咯地笑起来，说这是童话故事呀。这时候况钟慧也跟着笑。况钟慧是难得笑一笑的，在外
头干活，她的脸总是板得平平的没有表情。她只是在家里才笑。她笑的时候很动人。她三十
多岁了，但她笑起来很像二十几岁的人，她穿着宽松的睡衣坐在床上，靠着被子，笑的时候
薄薄的衣裳就索索地抖动。她每天在田野上劳动是很累的，女儿们读书，她听着听着就歪倒
在被子上睡着了，湿漉漉的头发把床单都洇湿了。这时两个女儿就把她摆平叫她睡觉，双福
就回自己的房子去。
有时候，双福进门的时候，况钟慧正在洗头。况钟慧在田野上干活——浇水、收割、平整土
地——是很脏的，回家来一定要洗头洗澡。况钟慧一点儿也不回避双福，就在他面前换衣裳、
脱袜子、擦洗身子和洗脚，然后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双福呢，从镜子的反光里可以看见她匀
称的身体上戴着乳罩的乳房，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害羞，也不觉得难为情，因为他的心里没
有一点邪念。父母的过早去世使他的童年缺少了家庭的温暖，在这间房子里他感觉到了这种
家庭的气氛和温暖，他对况钟慧产生了一种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他有时就想，况钟慧要是自
己的妈妈多好。当然，他也有想人非非的时候。他是个健康的孩子，他也明白男女之间的秘
密，有时他就想：自己长大了，也是要像那些成年人一样有个家的，家里有一名女人；他幻
想这个女人长得和况钟慧一样高贵和美丽动人。如果是这样，他就拼死拼活地劳动，挣钱，
叫自己的女人过好日子，绝不叫她到田野上劳动。八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双福从草滩上回到
生产队。他是回来取水的。这天晶晶和莹莹跟他到草滩上去，她们放暑假闲着没事，跟他去
放牛。姐妹俩人把他带着的水喝干了，还是渴得难受，叫他回生产队取水。他骑着一头牛往
回走，路过麦场遇见了况钟慧。
“双福，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啦？” 双福看不清她的脸，她的脸上蒙着一块淡紫色的纱巾，
头上还戴着草帽。她很爱惜自己的皮肤，她就是用这种方法保护自己的脸不被太阳晒黑。双
福说我取水来了，那两个人渴坏了。
“到家里拿开水去，不要喝凉水。”
况钟慧扛着扫帚走过来，小麦割倒以后况钟慧就调到麦场上干活了，今天的一场麦子打碾完
了，她要回家去。
况钟慧把他的水壶灌满了，还倒了一大茶缸水，放上白糖，叫他喝完再走。开水太烫，双福
晾着喝，况钟慧倒水洗澡。
况钟慧脱了上衣擦洗，然后戴上乳罩，坐在梳妆台前梳头。
“双福，你说阿姨漂亮吗？”她从镜子里看见了双福的脸，问。
“阿姨，你的身子真白，真好看。”双福也从镜子里看她。
“是吗？”况钟慧像是有点惊讶，扭过脸来。
“就是，你的腰也细。” “腰细？哈哈，你说我的腰细？”况钟慧站起来了，哈哈地笑着转
了一圈，看自己的腰，然后抬起头来说，“比年轻的时候粗多啦。” “年轻的时候你的腰还
要细吗？” “还要细，还要细。”况钟慧愉快地笑着，但是突然又轻轻地叹息一声，“完了，
我这一辈子完了。” 她的眼睛里显出悲哀的神情来。
双福像是不忍心看她这种愁肠百结的样子，便躲开了她的眼光。他过一会儿才扭过脸来。“阿
姨，你怎么不搬走呢？” “我搬到哪里去？”况钟慧惊讶地睁大眼睛说。 “回上海去呀，
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你们为啥搬到这里来，这里的庄稼活，你再干上几年，你的腰就变粗
了，脸也晒黑了。”他一边说一边看着况钟慧。况钟慧没说话，他又说下去：“况阿姨，你知
道不知道，队里的人们怎么说你？他们说你是舞女，还有的说你是妓女，说你表面上正经，
背后不知道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哩，要不，就凭你二十一块钱的工资怎么养活三个人……” 这
些话，是他早就想对况钟慧说的，但总也说不出口，今天说开了，他就像抢着说一样，嘟嘟
嘟地说了出来。他想，他说了这些话站起来就走，他已经没勇气再在这问房子里待下去了，
况阿姨会生气的，但是，他刚刚走到门口，身后就很响地叫了一声：“站住！”
他站住了，他想况阿姨一定会扇他嘴巴子或者骂他的，但是他一扭脸正好看见况钟慧软塌塌
地坐在梳妆台前的椅子上。
好久，况钟慧抬起手招呼他： “你过来。”
他慢慢地走过去。
况钟慧抓住了他的双手，看着他的眼睛有气无力地说：
“你哪里懂这些事呀，上海把我们撵出来了，就不叫我们回去了……” ．双福把手挣出来。
他不习惯这种亲热。
“上海为啥撵你们？”
“不懂，你现在还不懂这些事……”况钟慧软软地说，但她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把手搭在
双福的肩膀上，细长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双福，你喜欢阿姨吗？”
“嗯。”
“真喜欢？”
“嗯。”
“你为什么喜欢阿姨？”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真不知道吗？” 双福不说话，脸变
红了。况钟慧美丽的眼睛看了一会儿，把他拉近了，把脸贴在他的被河西风吹得粗糙的红彤
彤的脸上。 “阿姨也喜欢你。你长吧，你快长大吧，长大了你就知道为什么……” 况钟慧
把他搂在自己的怀里了，用自己很细很光滑的脸蹭他的脸，并且亲他，喃喃地说话。过了一
会儿她才叹息地推开他，站起来说：“喝水。”
“喝水去吧。水凉啦。甜吗？”
双福从况钟慧家出来，眼睛里含着亮晶晶的泪水。他的身体激烈地哆嗦着，脸色苍白。刚才
喝水的时候，他的手抖得厉害，茶缸子略嚅地磕碰牙齿，把嘴唇碰痛了。他的心也有点痛。
他扳住牛脊背骑上去，打着牛跑出来。他的心痛得很舒服。他在心里说：“快长大吧，快长
大吧……” 但是，严峻的年代到来了……
移民是春夏之交来到农场的，八月底麦场上的麦子刚刚打碾干净，队长突然宣布，九月一日
起职工每月的口粮标准从三十斤减到二十四斤。到了十月初又一次减口粮，职工每天供应半
斤，家属和孩子只供应三两（旧秤，一斤为十六两）。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
它初始于一九五九年的冬季，到了一九六零年冬季最为暴虐……它在花海农场四队的表现是
十一月初出现死亡，十二月中旬达到高峰——死亡在右派和移民中蔓延。老职工人熟地熟，
这儿偷点那儿拿点，苟延残喘。右派和移民生活没根基，偷不上拿不上，大批倒毙。十二月
二十八日，县政府派工作组来到农场发放救命粮，职工口粮增加到十二两，家属的增加到半
斤，死亡才逐渐遏止。此时四队人口减少六十三名。活下来的人大都浮肿，孩子们因为吃菜
吃草根肚子胀得像绵羊。人们疲乏无力，走路时东倒西歪。只有少数职工能下地，但也是蹲
在水渠里吸烟晒太阳。
饥饿把人们改变成了不知羞耻的动物。只要男人们肯拿出半斤粮票或者一个馒头，有些女人
就在田埂旁或者水渠里躺下来，脱掉裤子。况钟慧一家免于死亡且无一浮肿。况钟慧只是比
前消瘦，脸色蜡黄。她从上海带来的钱花光了，还卖掉几件衣服和手表，买高价粮，买胡萝
卜。双福在食堂混吃混喝，时不时偷两个馒头接济她。况钟慧拒绝进行交换。赶马车的王有
有一天夜里背着半麻袋小麦到她家去，被她轰了出来。
但她也没有保持住自己的贞操。
春节前，两个炊事员请假回花海老家去了，食堂人手不够，队长叫抽两个妇女帮助食堂做饭。
这样的工作妇女们都抢着干，因为可以吃几天饱饭，还能往家里捎点馒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队里杀了几只羊。管理员选中了况钟慧，因为她胆小怕事不偷不拿。
春节前夕双福回花海舅母家去了。队里发了工资，舅舅叫他送一趟去。舅舅弄了一条羊腿出
叫他捎回去。双福是初二这天回到生产队的。况钟慧嘱咐过他初二到她家去吃年糕，况钟慧
在上海的母亲寄来糯米面了，说是要做年糕做元宵。他回到生产队立即就跑到况钟慧家去了。
他像往常一样地推门就进，一进门却吓了一跳。他看见况钟慧躺在床上，脸黄得像烧纸，晶
晶和莹莹在旁边哭泣。房子里还有几个移民。 “况阿姨你怎么啦？”
他刚问一句，一个移民女人就打了他一个嘴巴。 “滚出去！”那女人吼着说，“你还有脸到
这里来？”
事情是这样的：双福回老家的第二天清晨，况钟慧去食堂上班。已经两天了，她都是早早到
食堂去，和双福的舅舅揉面蒸馒头，等单身职工们起来吃饭上班 j 这天她来早了，食堂的门
还锁着，双福的舅舅住的房子也是黑着灯。她在门口站了十几分钟。河西走廊的一月是最寒
冷的季节，凛冽的东风几分钟就把她的衣裳刮透了，身体冻僵了。她想回家去暖和一会儿再
来，又怕耽误了做饭。她没有手表，但她估计已经到时间了，她走过去敲了敲双福舅舅的房
门。 “谁呀？”房子里传来双福舅舅的声音。
“我。快起，该做饭啦。”
“噢……”门缝里透出了灯光，双福的舅舅的声音又说，“咳，早着哩。你起这么早做啥哩？”
“几点了？”
“五点……才刚刚五点钟嘛。” “那你再睡一会儿吧。我先回去。”
况钟慧想回家暖和暖和。双福的舅舅叫了起来： “回去做啥哩嘛！进来，进来暖和一会儿，
我给你开门。”
“不进啦，不进啦，我等一下再来。” 况钟慧转身要走，她知道双福不在，她不愿进单身汉
的宿舍，但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双福的舅舅披着棉袄站在门口喊： “进来吧，你进来暖
和暖和。”
况钟慧犹豫一下走进房子。立刻，她觉得一股热气扑在脸上，她搓着冻僵的手说：
“你们的房子真暖和。” “比住家户的房子暖和一些。”
“国家的煤，你们就烧吧。” “咳。就沾这些便宜，比住家的方便些。你冷吗？冷了就坐到
炕上焐腿。”双福的舅系好了棉袄纽扣开始捅炉子，说，“上去，上炕去焐一会儿。炉子灭了，
我先把炉子生上，我们再去食堂。” 况钟慧在地上站了一会儿，身上还是冷。她伸手摸了一
把火炕，炕很热哩，她偏腿坐在炕沿上。
双福的舅舅一边点炉子，一边看她，说：
“炕热吧？上去，上去焐上，把腿盖上，早着哩，还有半个钟头哩。” 况钟慧看了看炕头上
的闹钟才五点五分，就犹犹豫豫上了炕。她实在是冻僵了，腿脚麻木了，禁不住温暖的诱惑
用被子盖住了腿。 “老王，你过完年回家吗？”况钟慧在炕上坐着，主动说话。她对双福
的舅舅很感激。双福说过，舅舅常常从食堂拿吃的回来，叫他送给她，舅舅可怜她们寡妇母
女。 “到时间看吧。有啥办法哩，公家的事，领导说了才行。”双福的舅舅点着炉子了，站
直了身子说，“把他妈的，半年没闻过媳妇的味道了。” 对于男人们粗鲁的语言，况钟慧已
经听习惯了，她笑了一下说：
“那你就过完年回家去吧，好好闻一闻。” 双福舅舅哈哈地笑了。笑罢，他突然盯住况钟慧
说：“你就不想闻一下男人的味道吗？” “我……”况钟慧没想到他开这样的玩笑，结结巴
巴说，“老王，不要跟我开玩笑。走吧，该做饭啦。”
况钟慧撩开被子要下地，但是双福舅舅伸开双手拦住了她。
“急啥哩，坐一会儿，再热热地坐一会儿。嘻嘻，我还有好东西给你哩。” 他叫况钟慧往里
头挪一挪，掀开炕上的毡片片拿出个纸包来，里边是一沓子粮票。他笑着抓住了她的手，把
粮票放在她的手心里。 “拿去，这是十斤粮票，拿去过个年。”
“不。不……” 况钟慧急急地抽回手去，像是烫了一下，脸涨得通红。她急忙下了地。可
是双福的舅舅拦腰一抱把她撂在炕上。双福的舅舅把她摁在热烘烘的毡片子上说：“装球子
的啥正经嘛，你还当成你是金枝玉叶哩！” 双福的舅舅像摆弄一只小兔子一样三把两把把她
的衣裳剥光了。
双福回到生产队的当天夜里况钟慧死了。事情发生后她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谁劝也不吃。
晶晶和莹莹哭着求她，求她吃饭，她痴呆呆不语。眼泪无声无息地流过她的脸颊。她躺了四
天四夜啦，她闭上了眼睛。况钟慧死的第二天人们就埋葬了她，埋在生产队北边的草滩上。
那儿埋着过去了的这个冬天死去的六十三名饿鬼。他们都没有棺材，他们被人拉到这里，用
一条破被子裹着，或者什么都没覆盖，就草草地掩埋掉了。因为是冬季，因为掩埋的人无力
挖掘，覆盖的土很少，大风刮走了沙土，他们的头发和破衣裳被风刮得索索飘动。况钟慧的
坟起了个堆，还插了个木牌。她是穿着一件对襟的新棉袄埋葬掉的，也没有棺材。她的女儿
们怕妈妈的衣裳被人剥去换粮食，央求大人们把坑挖深一些，上边填了很多土。双福也在这
一天失踪了。他再也没进过况钟慧的家门，况钟慧埋葬时他也没有出现。况钟慧埋掉的那天
傍晚，有人看见他在西边草滩上走着。人们当成他跑回花海的老家去了，但是春节过后他的
舅舅回家去一趟，没见着他。
十几年过去了。七十年代中期一个秋日的下午，花海农场四队来了一名中年男子。他的身体
很壮实，穿着一身兵团职工的绿衣裳，他说着一口本地方言，说他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职
工。他要找两个姓况的姐妹，她们是上海移民的后代，应该是二十七八岁。时光流逝，沧海
桑田。花海农场已经面目全非，花海农场早就改编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三营，
这里生活着一群来自天津的知识青年。他们也穿着绿色的兵团服。他们说这里就没有什么上
海移民，也没听说过姓况的两姐妹。不过他们把一个放羊的老职工叫来了，老职工提供了一
些信息。放羊的老职工说他是一九六一年从甘肃天水县逃荒来到河西走廊的，在安西县的十
工农场放羊。一九六九年战备紧张，上级把十工农场的职工调到花海来，把花海农场的职工
调到十工农场去。原因是离着花海农场二十几里的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军工企业，花海农场
的职工大都是右派和移民，政治上不可靠，威胁军工企业的安全。十工距离花海二百公里。
这个中年人再也打听不出什么来，就走到西边埋死人的草滩上去了。他借了一把铁锨，把一
个长满了杂草的坟堆添了些土，在坟堆旁边的草地上躺了好久，眼睛瞪着蓝幽幽的长天。中
年人走后，知识青年们到乱葬岗子去看了看那个坟堆，坟头立着个朽得发黑的木牌，上边的
字迹已经风吹日晒辨不清了。U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