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呢，就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预料。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也要考虑历史的行程。我绝对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怎么把我选到北京去了。所以邓小平同志给我讲话：“中央都决定了，你来党总书记”。我说另请高明吧，我实在不是谦虚，我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怎么到北京来了呢？但是，小平同志讲“大家已经研究决定了”。后来我念了两首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所以我就到了北京。
上文这个片段是 2009 年 4 月 23 号，江泽民在视察中国联合工程公司的时候说的。这段话是江泽民对自己意外当上总书记的一段感慨。他说，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努力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用我们熟悉的语句解释，就是时事比人强。
上集我们提到，江泽民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果断地站到了邓小平的一边，避免了像赵紫阳那样的命运，度过了暂时的难关。然而，对他而言，权力的危机并没有解除。江泽民当时面临三大危机：
第一个危机就是邓小平并不信任他。虽然江泽民表态效忠拥护改革开放，但毕竟是后起之秀，邓小平也知道是因为枪杆子之效应，才在南巡之后暂时压倒了保守派。因此，邓小平也不可能把江泽民当做自己人。他对江泽民的信任，甚至还不如赵紫阳。邓小平虽然罢黜了赵紫阳，但赵紫阳毕竟是他最看好的改革人选，只不过两人在政治改革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不可收拾。
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姚坚夫曾在 2004 年专门去看望赵紫阳，他透露，在邓小平南巡之前，邓小平曾多次派人悄悄地联系赵紫阳，建议他承认六四事件中的错误，那么他还可以复出，甚至可以重新当总书记。然而，赵紫阳是个硬骨头，对邓小平的权力手段看得太清楚了，宁可被软禁，也绝对不认错。邓小平无奈，只好另选目标，力推朱镕基，多次在公开场合赞扬朱镕基，实际上目的很明显，就是始终不满意江泽民。
第二个危机就是军权旁落。邓小平安插了杨尚坤、杨白冰两兄弟在军委高层，完全控制了军权。江泽民作为军委主席，名义上有权，实际上对军队事务几乎没有话语权。杨家两兄弟在军队内部树大根深，完全不把江泽民放在眼里。军委召开会议提拔降职，完全由杨家兄弟一手把控，甚至不通知江泽民。中共一向认为“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是老大。因此，只要江泽民一天不掌握军权，就只能看人脸色，无法真正安稳。
第三个危机就是政治对手的敌对。江泽民从一个政治局委员直接当上总书记，当时比他资历更深的高层不少。其中反应最激烈的就是总理李鹏和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陈希同是邓小平的人，二人都是根正苗红。在党内的地位一直比江泽民高。李鹏在 1983 年出任副总理，1988 年又出任总理，党内的二把手；陈希同在 1983 年就担任北京市市长，1988 年成为国务委员，职务上也高于江泽民。而且，李鹏和陈希同在六四事件中都是力主镇压的积极分子，自认为是保住中共政权的有功之臣。他们认为自己在六四之后应该被提拔，却意外地发现江泽民从中冒出，将他们的政治位置取而代之。李鹏和陈希同怎么能服气呢？于是这两位老牌的政治人物与江泽民争斗不断，暗中埋雷，江泽民不得不面临重重困难。
正是因为面临这三大危机，当时大部分人都不看好江泽民，认为他只是个过渡人选，迟早会下台。就在这种背景下，江泽民在他的亲密战友、首席军师曾庆红的谋划下，展现了高超的权力斗争手腕，最终扭转了局面。
曾庆红之所以能最终成为江泽民的左膀右臂，与他的身份经历密不可分。他也是根正苗红的太子党，父亲曾山曾担任中共内政部部长，还当过上海副市长，长期主管华东地区的财经工作。曾庆红从小在北京长大，与许多中共的太子党都是发小，包括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因此，他在红二代中人脉广泛，从小耳濡目染，政治斗争上也非常有经验。
曾庆红在 1984 年到上海工作后，一直是江泽民的下属，可以说是江泽民的左膀右臂。在很多重大方针上，都是他为江泽民出谋划策。江泽民在当上总书记之后，立刻安排曾庆红出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最终接替温家宝成为他的首席幕僚。
为了帮助江泽民稳住位置，曾庆红分析了形势。当时，江泽民面临的三大危机中，最迫切也是最要命的就是军权。因此，为了夺取军权，曾庆红献上了一条离间计。
1992 年 8 月，在中共十四大前夕，邓小平已经 88 岁高龄，病重一度传出病危。这个情况让掌握兵权的杨家兄弟非常不安，因为他们最大的后台就是邓小平。如果邓小平突然去世，他们能否控制住军队就不好说了。因此，杨家兄弟在这个时候密谋了一个计划，他们在 8 月下旬召集了军队的高级将领，召开了所谓的碰头会，讨论军队的人事问题。杨白冰拟定了一个需要提拔的百人名单，要求江泽民审批同意，因为江泽民名义上是军委主席。
杨家兄弟的这个举动显然犯了大忌。军队将领在元老病危的时候私下串联，决定晋升名单，这相当于谋反。实际上，这不仅威胁到江泽民，也威胁到了邓小平。江泽民和曾庆红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了离间计。
曾庆红利用邓小平的两个心理弱点：一是最恨别人挑战他的权威，二是最顾忌有人为六四事件平反。曾庆红首先找到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告知他杨家兄弟在邓小平病重期间私下拟定晋升名单，企图在军队内部安排自己的亲信。邓小平对于任何挑战他权威的行为一向不容忍，更何况是军队内部的私下串联。
此外，曾庆红还通过薄一波告状，称杨尚坤可能等邓小平去世后，为六四事件平反。杨尚坤虽然是邓小平的铁杆支持者，但他在六四事件初期曾反对武力镇压，这使得江泽民的指控更加有力。杨尚坤是否真的说过要为六四平反，虽无法证实，但相关的言论和背后对六四事件的反思，确实对邓小平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
江泽民和曾庆红的精准操作，成功利用了邓小平的心理弱点，最终导致邓小平决定在中共十四大上罢免杨家兄弟的军权。杨尚坤被撤职，杨白冰也被免去军委秘书长等职务。中共军委和各大军区的高层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杨家将从此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江泽民趁机提拔郭伯雄、徐才厚等自己的人，逐步控制了军队，消除了最大的隐患。
在除掉威胁最大的军头之后，江泽民对他的政敌采取了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恩威并施。
对李鹏，他采取了“胡萝卜”的政策，以拉拢他。李鹏也是从陈云推上来的人。虽然他个人能力没有江泽民强，个人成绩也远远比不上江泽民，但论出身和资历，那是一直在江泽民之上。
本来，李鹏在 60 世纪中，之所以如此卖力地参与排挤赵紫阳，就是以为自己可以再进一步，甚至当上总书记。没想到，论公刑赏，没有自己的份。自然，心里不可能支持江泽民。然而，江泽民精准地把握了李鹏的这一点，选择了李鹏主导三峡工程。
大家都知道，三峡这个工程从论证开始，就一直有反对的声音。很多人认为其利弊不成正比，如今看来也确实如此。推进三峡工程的就是李鹏。李鹏从政的前半段，一直都在水利和电力系统。他一路从东北电力管理局、北京电力局、水利电力部这些部门混上来，在电力系统中利益很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水利电力这一块就是他的“自留地”。包括后来他的儿子李小鹏、李小宁，也都在电力系统中混迹。整个中国的电力系统，都被李家所把控。所以，李鹏不顾专家反对，一心要强行上马三峡工程，也就不足为怪了，那毕竟是他的产业。
江泽民也抓住了李鹏的这个小心思，配合李鹏，让人大强行通过了三峡工程的决议，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李鹏自然在行政上也只能配合江泽民，不能再反对什么了。
而对另外一个政敌陈希同，江泽民则采取了“大棒”的政策。陈希同作为最挑事的地方诸侯，曾经是邓小平提拔起来的。对于陈云推荐的江泽民，陈希同当然看不上眼，跟江泽民唱对台戏，甚至动了排挤江泽民的心思。陈希同知道邓小平一直对江泽民不满意，所以在 1995 年初，联合了 17 个中央委员，写信给邓小平要求撤换江泽民。对于这种公开挑战自己的地方诸侯，江泽民自然是必须要除掉了。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反复利用。1995 年，北京首钢的董事长周冠武因为爆出贪污而下台。周冠武和陈希同以及邓小平的儿子邓志方关系很深。江泽民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立马让纪委去调查，结果导致北京市副市长王保生在 1995 年 4 月举枪自杀。王保生自杀的事件被曾庆红暗中鼓动媒体炒作，造成全国轰动。大大小小的党媒都进行了报道。当年中国有句谚语：“台上是孔凡生，台下是王保生。”就是说王保生是陈希同的直接后台，陈希同自然脱不了干系。由于这个案子还涉及到邓小平的儿子邓志方，邓小平为了保住儿子，只能放弃陈希同。最后，陈希同以受贿罪被判了 16 年。这不仅打击了陈希同，同时也敲打了邓家。江泽民这一招真的是一石二鸟。从此，太子党和地方诸侯都不敢再公开挑战江泽民，江泽民终于站稳了脚跟，成为真正的总书记。
由于中共元老院已经在 1992 年撤销，陈云也在 1995 年去世，此时能制约江泽民的只有风烛残年的邓小平。但是，在江泽民一系列权力运作下，实际上邓小平也已经无法更改局面。江泽民说过，他在任内干了三件大事，还有一件小事。
三件大事是：
第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把邓小平的理论列入了党章；
第三，创立了三个代表思想。
而那一件小事，就是禁止军队经商。说实话，他的自我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江泽民在掌握实权之后，没有抛弃邓小平的路线，实际上从个人角度来看，他毕竟是搞技术出身的知识分子，本身并不保守。因此，从类型来说，虽然邓小平一直不喜欢他，一直想换他，但实际上江泽民很好的继承了邓小平的遗志，贯彻了改革开放的路线。
比如，邓小平提拔的朱镕基，本来是准备用来替换江泽民的。但是，江泽民了解朱镕基的人品，因为他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搭档。所以，在邓小平于 1997 年去世之后，朱镕基还是取代李鹏当上了国务院总理。这方面也可以看出，江泽民还是有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眼光，没有因为朱镕基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一定要排挤他。而且，朱镕基在改革中的雷厉风行，比如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房地产调控、教育医疗产业化等，虽然如今看来有利有弊，但当时的推动力也是非常大的。最终能够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得到了江泽民的鼎力支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镕基这种人，可能也只能跟江泽民搭档，才有施展的空间。
同时，在他主政期间，中国在政治上的氛围也比较宽松。普通民众在言论上有一定的自由。例如，中国的民间网络上，当时流传了很多关于江泽民、李鹏等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笑话，甚至是黄段子，尤其是关于江泽民和宋祖英段子。然而，很少有人因此被审查。甚至很多当时著名的政治反对派还可以出版书籍。我举个例子，我当时在公安大学读书，是我们学校团刊的主编。我曾经代表学校团委，邀请一些参加过六四的知识分子到公安大学做学术报告。当时这被认为非常正常，也没有人反对。这些要放在今天的中国，你不要说公安大学这种政治院校，就在普通院校，那也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他任内打击气功和伪科学，我觉得也体现出江泽民讲科学的一面。从 80 年代开始，中国内地各种气功和伪科学盛行，甚至出现了全民气功热。各种神棍和骗子横行无忌，骗取财物，甚至得到了很多国家机构的背书。中科院院士何作修写了一系列反气功、反伪科学的文章，就遭到了攻击，甚至被政府部门点名批评。江泽民为了鼓励他，特地写了封信给何作修，表示支持。他说：“我就不相信水能变成油。”正是在江泽民的任内，这些气功神棍们最终遭到了打击，这也使得他成为法轮功最恨的人。
江泽民时期，虽然在政治开明度上，比不上胡耀邦和赵紫阳，但比起后来的胡温时期还是要好，更不用说习近平时期。政治开明度说到底，是一个领导人胸襟和眼光的体现。越是自信的人，才可能越开明；越是狭隘自卑的独裁者，越不允许别人说话。因此，在江泽民主政的 13 年中，中国在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得以在之前的基础上继续深入，GDP 年均增长 9.3%，领跑全世界，经济总量也由原来的世界第十位上升到第六位，开始大踏步地超越西方国家，真正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改革开放也成为中共党内的主流共识，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反对。
在外交方面，江泽民也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为务实、最为成功的一个党魁。他年轻时多次出国考察，本身外语很好，对西方的文明有一定了解。他非常喜欢听交响乐。在 1999 年的时候，甚至公开要求自己的儿孙全部学会说英语。因此，在他的任内，虽然也发生了 1996 年台海危机、1998 年美国轰炸中共驻南联盟大使馆等重大事件，当时国内群情激昂，军队内部甚至立主开战，一度几乎要和台湾、美国走到战争的边缘。然而，江泽民还是能够稳住局势，没有被民粹情绪所挟持，总是在关键时刻妥协求和，从未像习近平一样搞战狼外交。所以，中美关系不仅没有因为这些危机走向破裂，反而得以继续保持合作和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震惊世界的 911 事件后，尽管当时国内是一片欢欣鼓舞，但江泽民的头脑却仍然很清醒。他第一时间向美国总统布什致电表示慰问和支持，中共官方至少在表面上站在了美国的一边。这可以说是改变中美关系后来走向的关键性一步。它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缓和，最终帮助中国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胡温时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所以，严格来说，胡温时代中国经济迎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以及在国际社会上地位的大幅提升，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江泽民时期搞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奠定的。在这一点上，江泽民确实是有很大的贡献。他体现出来的国际视野和务实的外交手腕，也是如今的新领导者根本比不上的。
这里我还要再提一下江泽民三件大事中的“三个代表”。中共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从诞生开始就自我定位为无产阶级的代表。用暴力夺取政权后，也没有修改。这就存在一个根本上的悖论：你一方面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一方面又说自己代表中国人民。按照你的阶级斗争理论，就算是中国人民，那也未必都是无产阶级。你又代表无产阶级，又代表全体人民，这不是自相矛盾，阎王爷骗鬼吗？
正是针对中共这个理论上解不开的 bug，江泽民搞了“三个代表”，也就是所谓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起来都是空话套话，但实际上是江泽民希望从理论上把中共从一个阶级斗争的政党重新定位为全民党，弥补中共理论上的 bug。但没有配套的政治改革，这个理论实际上就是空中楼阁。至于之后胡锦涛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理论等等，更是纯粹的文字游戏，成了笑话。
江泽民治政时期虽然言论环境比较宽松，但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处于停滞状态。而且，江泽民为了掌握权力，站稳脚跟，走回了培植派系，加剧了党内的老路。他大力提拔来自上海的部下，成就了全群一时的江派，比如吴邦国、曾庆红、黄菊、徐匡迪、孟建柱、陈良宇、话剑、陈智霓等等，占据了高层的大部分。这些人很多其实都没有在其他地方或者说中央部门历练过，突击提拔是很难服众的。不是说来自上海的干部不好，而是作为一个主管全局的政治家，不能任人为亲，只顾小圈子的利益。这样做固然让江泽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牢牢掌控了权力，但带来的恶果就是政治生态的恶化。
紧接着，胡锦涛为了站稳脚跟，也大力发展自己的团派。那么党内那些不属于江派或团派的干部，你干得再好也没有出路。如果拉帮结派，不顾一切去拜码头，才能在党内生存，那么还有谁愿意干实事呢？这种党争最恶劣的后果之一，就是选择了无德无人的习近平作为接班人。习近平是江派大将贾庆宁推荐给曾庆红，然后曾庆红又推荐给江泽民的。大家知道，本来胡锦涛培养的接班人是李克强，但江派为了制衡团派，当然不愿意。在自己人陈良宇倒台之后，就提名了看上去忠厚老实容易控制的习近平。江派团派最终妥协，习近平当上了总书记，李克强当上了总理。这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一点，江泽民难辞其咎。也正是因为江泽民时期党争的加剧，导致中共权贵经济尾大不掉，各大红色家族守着自己的地盘疯狂敛财。比如邓小平家族拥有庞大的地产项目，李鹏家族掌握着电力系统，江泽民自己家掌握着电信产业，朱镕基家控制着金融投资等等。为了维持政治上的平衡，江泽民只能默许权贵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实际上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都被红色贵族以及他们家的白手套拿走了，底层人民不过是喝了一小点汤。
江泽民更大的争议，或者说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一点，就是他任内为了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特别是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签署了一系列导致领土损失的条约。例如 1999 年 12 月，江泽民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续数议定书》，把中俄之间存在争议的 344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俄罗斯，相当于 300 个台湾，包括塔尔鲁乌尔海这种中国历代政府都没有放弃、明确拥有主权的领土。说实话，这些土地虽然事实上是被俄国人吞并了，但因为从国际法上讲是非法吞并，只要中国不承认，那么至少存在以后拿回来的可能。比如某天俄罗斯解体了，那是真的有可能拿回来的。但你现在签字确认，从法律上放弃了，那就是真的永远拿不回来了。就算将来俄罗斯解体，那也轮不到你了。江泽民签署的这一系列协议，相当于永久性地放弃了中国的领土，慷祖宗之慨，绝了子孙之路，这是不可原谅的。
2022 年 11 月，96 岁的江泽民因病去世。当时，习近平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民间也有很多的悼念。毕竟，全靠同行称托，在习近平这种人的对比下，江泽民的形象确实是很高大的。作为一个民国时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时事求是地说，江泽民在中共的领导人里面算是比较另类的。他通晓外语和音律，对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也有正面的评价和认知。虽然很多时候有附庸风雅的嫌疑，但毋庸置疑，他个人的素质是很不错的。小学生和他比确实是“too young to simple”，没法与他谈笑风生。
作为技术官僚，在当政的 13 年中，虽然他没有推行政治改革措施，仅仅在经济层面进行了大手术，但总体来说，他不独裁也不保守，让中国在平稳中高速发展，深度回归和融入国际社会，为胡温时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他个人的施政风格比较温和，不折腾老百姓。在六四事件后，很难得地营造了比较宽松的氛围，允许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提出意见和批评，这一点是很难得的。正是因为他个人的这种风格，所以他在国际社会上也为中共赢得了更为宽阔的生存空间。他抱住美国的大腿，这一点实际上证明是非常有自知之明，也是非常正确的。
而习不自量力，大搞战狼外交，到处为人指明方向，妄图建立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结果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制裁，现在搞得经济一地鸡毛，被迫回过头去摇尾乞和。对比之下，江泽民的确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但江泽民毕竟是中共体制中摸爬滚打出来的，长期的党文化熏陶以及权力斗争的影响，使得他不可能从内心认可西方的民主、宪政。他施政的核心，实际上还是以保住中共的党的江山为准则的。所以他的开明度和改革措施始终是打了折扣的。2010 年初，赵紫阳的老部下、前中共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披露了赵紫阳对江泽民的评价。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书中披露了赵紫阳对于江泽民的评价：中国不论搞什么，首先要解决专制问题。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改革的嘴，是为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这也是江泽民的历史地位注定比不上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根本原因。他在经济改革上的工具，并没有解决中国深层次的根本问题，只是延缓了这些问题爆发的时间。而他在政治层面所采用的治国手腕，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共这个集权政党的固有弊病，最终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文革的回头路。
坦率地说，在个人能力方面，他比大多数中共的党魁都要强，但在政治改革方面，他的认知远远落后，可能还不如温家宝。当然，今天我们很多人怀念他，怀念当年宽松氛围下的长者去世，以及特有的膜蛤文化，实际上也是习当政后，倒行逆施的衬托。而长者选择习接班，注定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很可能为他，也是为中共这个政党，划上最后的修饰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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