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國共產黨 11 屆 6 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對前中共副主席、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評價是"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並讚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顧全大局"。2008 年 2 月 29 日，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周恩來誕辰 100 周年的座談會上讚揚周恩來在文革中"忍辱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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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6 月 27 日 中國共產黨 11 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對前中共副主席、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評價是：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居功盡粹，並讚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顧全大局。
2008 年 2 月 29 日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周恩來誕辰 100 周年的座談會上，讚揚周恩來在文革中忍辱負重。美國之音解密時刻，今天要向各位展示周恩來到底對誰忠誠，他的顧全大局、忍辱負重究竟指的是什麼。
周恩來的個人掙扎
1975 年 9 月 20 日北京解放軍 305 醫院的手術室外，周恩來正緩緩地被推進手術室。然而，即使是中國當時的頂級醫生們，此時也感到無力。周恩來的癌細胞已經擴散，生命即將走到盡頭。進手術室的時間，推著他從走廊裏經過，當時鄧小平、張春橋、鄧穎超、汪東興都在邊上。走到手術室，馬上就要進去了，周恩來大喊：“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當時鄧穎超就讓汪東興把這句話報告出去。
此時的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第九個年頭，政治仍然處於動盪之中，經濟狀況依然在惡化。此時的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二號人物，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他即將進行生死未蔔的大手術之前，這位中國總理最擔心的是失去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對他的信任，擔心自己被看成是投降派。
文革之初，劉少奇、鄧小平等眾多中央和省市領導人被批鬥，因此周恩來非常緊張，因為這是天下大亂的時候，社會上風潮洶湧。周恩來覺得隨時可能要出事，所以他讓鄧穎超在西華廳辦公室的架子上掛著書包，裏面裝著他的洗漱用具，準備一旦被抓走的時候，拿書包進去了。
讓周恩來忐忑不安的是一樁當時已經過去整整 40 年的舊案。1932 年 2 月，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後，上海多家報刊登載了一則“五豪等脫離共產黨啟示”，五豪是周恩來學生時代開始使用的筆名。當時，包括他在內的 243 名中共黨員宣佈退黨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後來證明，五豪事件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張沖一手策劃，對共產黨施展的離間計。毛澤東對此十分清楚，當時毛澤東在 1932 年時已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他專門發表公告講這是國民黨的造謠污蔑。
然而，在 1967 年文革期間，五豪事件又被重新翻了出來。1967 年 5 月 17 日，江青寫信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信中並附上了這個啟示。江青在信中說：“5 月 12 日夜，收到周榮新的女兒周少華、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給中央文革來信，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示，為首的是五豪周某某，要求通我面談。”
原解放軍國防大學正為李文清和原解放軍空軍司令員無法現的回憶提供了另一種說法。李文清曾經擔任原解放軍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秘書。據他在回憶中說，1968 年 5 月 4 日，許世友將造反派清查底細時，翻出了一張報紙，上面刊登的“五豪等 243 人脫離共產黨啟示”親手交給毛澤東。毛澤東在 5 月 8 日接見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幾位副總理時說：“像許司令這樣 60 多歲的人都不知道五豪啟示，這是敵人偽造的。”當時周恩來也在場。
然而，早在 1932 年，就清楚這件事來龍去脈的毛澤東卻將這個案子懸了起來。毛澤東的話就批了這麼多。我最後看到的毛說的話：“林彪同志閱後叫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然後在存邊上用紅筆劃了兩條杠。”所以，五豪事件之後，後來就成為懸在周恩來腦袋上的一把劍，作為敲打周和壓制周的一個殺手鐧。
1968 年 1 月 16 日，毛澤東對這件事批示說：“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事情算是告一段落。隨著劉少奇和林彪這兩個第二號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後被毛澤東打倒，從 1972 年開始，身處第二號領導人地位的周恩來也感到了來自毛澤東的壓力。1972 年，毛澤東指示中共開展批林批孔，以肅清林彪的影響。然而，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林批孔彙報會期間，毛澤東卻暗示周恩來在歷史上犯過錯誤，追隨過"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逼迫周恩來在黨內高層中公開這些錯誤。毛在年初病重的時候，曾一度把權交給周恩來，說：“這個事情以後由你來看著辦吧。”當時江青在場。這是李志綏的回憶錄裏提到的。但是後來毛病又好了，他又後悔了。後悔想把這個給抹掉，但總要有個由頭，於是他就要講路線鬥爭了，因為周恩來在中共黨內按照路線鬥爭來劃分的，周恩來始終是站在錯路線這一邊的。
根據中國官方出版的《周恩來傳》，那次的發言周恩來整整寫了 10 天，對自己做了嚴厲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過分的檢討。在周恩來所隸屬自己犯下的種種路線錯誤中，1932 年中共蘇區中央局與江西寧都召開的寧都會議，被他稱作是“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和罪過”。寧都會議是批毛的，批毛最厲害的人在後方中央局的人比時和顧作林，這些人後來都早已去世，但這筆賬就成了周恩來的。
在寧都會議上，周恩來取代毛澤東出任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委，並領導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這一下子毛澤東的話就被冷落了。所以毛澤東一直是積怨於周恩來的。周恩來在延安整風中為此檢討，實際上就背了一輩子的黑鍋，被說成是篡軍。周恩來篡軍之說完全是無稽之談。周恩來在 1928 年就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毛澤東 1933 年才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在 1931 年開始擔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而毛澤東當時只擔任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委。周恩來當時在中共黨內軍內的地位遠遠高於毛澤東。
實際上，周恩來一直在中共黨內相當長時期，從張國燾大革命失敗後，他就是中共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當紅軍總政委也是周推薦的。周恩來到蘇區時，他的職務是蘇區中央局書記，隨軍行動，決定軍中的大計。所以周從上海一到軍隊，到江西，實際上已經是毛澤東的上司。
即使是中共所說的確立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的遵義會上，毛澤東也只是在周恩來的全力推薦下當選為中共政治局常委，而會議決定仍由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作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毛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後來又成立了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是組長，毛澤東和王家祥是組員，周恩來仍然是毛的上司。
從周恩來手裏將軍中第一把交椅轉到毛澤東手裏，這個過程中的矛盾始終不清楚。簡單地說，就是在遵義會議的時候，周仍然是最後決策的負責人。毛澤東是開始協助周恩來的。毛的能力非常強，而周恩來的話則顯得有些不安。他心裏感到自己無法掌控整個局面。到了一四方面軍會合的時候，究竟是北上還是南下，毛與張國燾對立得非常厲害。此時，周恩來正好得了肝膿瘍，發高燒，幾乎死於病重。因此，在這一過程中，毛自然將權力掌握了過去。
毛澤東與張聞天兩人在周恩來缺席的情況下召開了常委會，決定由毛澤東來負責軍事事務。周恩來當時根本沒有參加會議，但他已經開始主動讓步，認為還是毛澤東有辦法處理這些問題。也就是說，周恩來並沒有堅持戰鬥。他也覺得毛澤東更有辦法。
到了陝北之後，毛澤東還希望將周恩來擠出軍隊，讓他轉做地方工作。周恩來此時表示，他會繼續留在軍隊，擔任毛澤東的副手。從那時起，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格局便逐漸確立下來。
紅軍經過長征抵達延安後，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日益鞏固。1937 年 10 月，曾經主持過中共中央工作的王明奉共產國際之命，從莫斯科來到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和長江局書記。當時黨內可以大致分為三派：毛派、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毛派的頭號幹將是劉少奇，劉少奇下有一批人，包括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教條宗派由王明、博古、張聞天、王家祥等組成。經驗宗派則以周恩來為代表，還包括彭德懷、陳毅等人。
王明的再次出現讓毛澤東感到不安。1942 年 9 月，毛澤東發起了歷時三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打擊黨內以王明為首的一派勢力。雖然黨史上，延安整風被認為是整頓全黨的風氣，最多也就是王明受到了批判，但實際上，主要的被批判對象是周恩來。這是因為王明教條宗派在黨內並無根基，真正有根基的是經驗宗派。然而，毛澤東認為經驗宗派是教條宗派，因此更加危險。
在延安整風中，周恩來成為主要的批判對象。他曾被威脅要開除出黨，最終在整風過程中進行了一次長達五天的檢討。他在檢討中痛心疾首地承認，自己在思想和組織上都犯了極大的錯誤，是經驗宗派的代表和教條統治的幫兇，是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阻礙”。
周恩來之所以臣服於毛澤東，主要是因為毛確實在各方面表現出色，特別是在抗戰期間，如何利用抗戰形式壯大發展共產力量上表現突出。抗戰開始時，共產黨只有三萬人，抗戰結束時，發展到 120 萬人。因此，周恩來開始意識到毛澤東的領導能力，只能心悅臣服。
延安整風打垮了教條宗派，整頓了經驗宗派，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延安整風後，毛澤東思想被寫入中共黨章，成為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列的中共指導思想。周恩來臣服於毛澤東也由此開始。
不過，在中共建政初期的 1956 年，中國經濟計畫中出現大量不切實際的激進目標。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參與了“反冒進”，並因此與毛澤東發生了意見分歧。周恩來對毛澤東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從 1957 年下半年起，毛澤東在兩年內至少 13 次公開批評周恩來，稱“反冒進”是泄了 6 億人民的氣，犯了政治方向上的錯誤。58 年“反冒進”期間，毛澤東批評周恩來離右派只有 50 米遠。
周恩來在“反冒進”問題上明知道自己是正確的，卻依舊順應毛澤東的意見，甚至提出不再擔任總理職務。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對“反冒進”進行了檢討。他表示，中國幾十年的革命和建設歷史經驗表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背離他的領導和指導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他所犯的錯誤也足以證明這一點。
雖然中共高層仍有對毛澤東路線和政策的質疑與挑戰，但周恩來的觀點完全以毛澤東為准。1958 年，毛澤東在他的領導下，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結果導致災難性的饑荒。時任副總理、建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在 1959 年的中共廬山會議期間，對大躍進提出了溫和的批評，結果被指責為反黨並遭到清洗。
在廬山會議上，周恩來並未對彭德懷提出公道話。李銳曾問周恩來對彭德懷講話的看法，周恩來回答說：“我看沒什麼。”實際上，周恩來與彭德懷對經濟形勢和冒進問題的看法是一致的。不過，周恩來認為在大會上討論這些問題不合適，可能會使大會變成洩氣大會。因此，周恩來並未在大會上發言，彭德懷對此表示周恩來太過世故。
周恩來不僅沒有支持彭德懷，而且在彭德懷落難時，積極參與了對他的批判。在常委會上，周恩來批評彭德懷“骨頭就是犯上，訓順，沒有骨頭，領導幹部也需要訓順”，認為只有這樣革命才能勝利。
從 1958 年到 1962 年，大躍進導致了中國經濟的嚴重破壞，饑荒蔓延，三千萬人因饑荒喪命。中共副主席劉少奇對大躍進進行了反省，批評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與毛澤東發生了正面爭論。他直接告訴毛澤東：“人相食，你我會上史書的。”然而，作為中國總理的周恩來不僅沒有對大躍進提出批評，而且曾下令取消農村地區的食用油供應，並消毀餓死人的統計數字證據。
就在大饑荒的幾千萬冤魂尚未完全散去的 1964 年，周恩來親自策劃和指導了為毛澤東和共產黨歌功頌德的大型歌舞《東方紅》。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歷史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傷害和深遠的影響。雖然中共高層對文革的質疑和反抗不斷出現，在 1970 年 1 月和 2 月的中央軍委碰頭會及中南海懷仁堂會議上，對文革表達了強烈的不滿。文革派則稱之為“京西賓館大鬧”和“懷仁堂大鬧”的 2 月逆流。然而，主持懷仁堂會議的周恩來卻沒有在會議上表達任何意見。
在毛澤東寬恕了這些人之後，周恩來還寫信警告他們不要再惹事。他給陳毅、譚正林、李先念等五人寫了信，語氣嚴厲，警告他們不要再犯錯。這封信中說：“為了預防你們五位同志走向絕路，特此警告，勿以言之不預。”
1970 年 8 月，中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林彪和陳伯達對文革派發出猛烈批評。林彪和陳伯達的思想與毛澤東的持續革命理念相對立，因此毛澤東震怒，不僅打倒了陳伯達，還逼迫軍方檢討錯誤。然而，林彪拒不檢討。周恩來試圖調和雙方的關係，穩定局勢，並希望毛澤東能夠放緩決策，以便共同推動經濟建設。但當周恩來意識到毛澤東已經決定與林彪分道揚鑣後，便開始疏遠林彪及其四大金剛黃、五、李、邱等人。
在 1971 年林彪出走的 913 事件發生後，周恩來親自宣佈對黃、五、李、邱進行隔離審查，並部署和指揮了抓捕林彪親信以及控制當時被認為親林彪的解放軍空軍的行動，文革後期的 1973 年，鄧小平複出。他隨後與江青等文革派發生矛盾衝突。毛澤東希望鄧小平在中共政治局主持起草一個有關文革的決議，用三七開的形式基本肯定文革。鄧小平拒絕了。
當然，對於這場中國人承受了十年的劫難，人們從來沒有聽到周恩來說過一句否定或者至少是質疑的話。人們聽到的和看到的，是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權力支持。在這期間，周恩來只有兩次對毛澤東有所反抗，但是那兩次反抗的原因，都是周恩來面對毛澤東和妻子江青對自己發動的直接攻擊，而不得不進行自我保護。
外交成就與挑戰
1971 年，為了對付蘇聯對中國形成的巨大局勢壓力，毛澤東決定重新與美國接觸。周恩來親自落實，其個人魅力贏得了國內外的讚譽，被稱為周恩來外交。除了毛澤東卻無端發難，毛從 1972 年開始起，1973 年就連續不斷地在批外交部，因為外交部是周直接主管的。
1973 年 6、7 月間，毛澤東對中國外交部幾次提出嚴厲批評，說與資產階級聯合常忘記鬥爭，甚至罵外交部的通報是“放屁一通”。1973 年 7 月 4 日，毛澤東和王洪文、張春橋等人談話時說：“凡是這類批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面對毛澤東的責難，周恩來不停地做點討。四個月以後，毛澤東再次向周恩來揮起大棒。1973 年 11 月 13 日，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華，接受的前一天晚上臨時提出要同周恩來討論中美軍事合作問題。頭天晚上說，達謝晚會，宴會都已經開完了，基辛格突然提了說希望跟周單獨會談。基辛格提了說希望中美進行某種程度的軍事合作，因為那時候中美之所以走到一起，是為了共同對付蘇聯，而蘇聯在中蘇邊境的軍事部署調動，美國可以通過衛星把調動情況直接告訴我們。
那天晚上，由於毛已經睡下了，所以周就沒有馬上報告毛。基辛格明早上就要走，毛又在那睡下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周就跟他說了一個活話。這個活話就是說，我們可以雙方可以指定一個人繼續來討論這個問題，並沒有什麼樣的承諾，但是這件事情被毛去抓住，說周對美投降，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毛澤東大發雷霆說：“這次中美會談公報並不怎麼樣，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
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以及葉劍英在同美國軍方人員會談時的右傾軟弱，稱為周恩來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在會上，將江青給周恩來扣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大帽子，說周恩來喪權辱國，矇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周恩來忍無可忍，拍著桌子對江青說：“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這是周恩來自 1956 年以後第一次反抗毛澤東。毛澤東聽說周恩來反抗，馬上下令擴大批判會規模，並且專門成立了由政治局成員組成的中央幫助總理認識錯誤小組。幫助小組責令周恩來必須自己動手寫檢討，不許用秘書幫忙。批判會在人民大會堂從 11 月 25 日一直開到 12 月 5 日。
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有人說周對蘇聯怕得不得了，蘇聯人一旦打進來的話，周會當蘇聯人的兒皇帝。我當年採訪過喬冠華，喬冠華說他聽了毛的話，說是周要當蘇聯人兒皇帝的時候，他用的是毛骨悚然。整個政治局批周會議的調子，根據毛的調子來定的，所以後來批周喪權辱國，對美投降了，曲膝下跪。
1975 年的時候，周已經病重，喬冠華跟張漢之兩個人在 305 醫院看周。其中因為喬冠華跟張漢之在也是政局擴大會的列席者，都要發言的，所以他們倆就向周檢討。喬冠華有一次當面跟周恩來講，說：“我們當時都是在這種形式下，對總理說了一些批評的話。我就是表示這種心裏頭的不安的歉意。”當周恩來說：“這事情跟你們沒有關係。”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企圖徹底打倒周恩來，聲稱這是第 11 次路線鬥爭，並且指責周恩來曾經在毛澤東 1972 年年初病重時，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周恩最後是根據毛的調子做了一個給自己上綱非常高的檢討，這才算是過關。周恩來在 1973 年 12 月 4 日進行這次檢討時，還帶頭喊口號：“向江青同志學習。”
整個批周的過程，毛始終沒有出面，但是毛是在幕後的話在那塊操縱會議，派了兩個聯絡員王海榮、唐文生作為他的聯絡員來傳達毛的講話。所以在第一次政局會議批周的時候，唐文生做了 8 個小時的發言，把毛對外交工作、對周的批評全都亮了出來。周恩來檢討之後，12 月 9 日，毛澤東終於從幕後出來，對周恩來說：“總理啊，你挨整了，聽說他們整得不亦樂乎。”毛澤東還指著王海榮和唐文生說：“他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將來就是要說他們整總理。周恩來總算又躲過了一劫。
1975 年 6 月 16 日，已經動了三次大手術，體重不到 31 公斤的周恩來在病榻上給毛澤東寫了最後一封信。他寫道：“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 40 年，得主席尊尊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虧悔無疾。現在病中反復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來。”
1975 年 6 月 16 日，對於周恩來來說，這個晚節的標準就是是否終於毛澤東。1966 年 5 月 21 日，中共中央發出 516 通知。5 天以後，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年不忠，一筆勾銷。”周在文革中，他跟著毛走，保持晚節，這是周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不料 1975 年 8 月，毛澤東發起《評水滸運動》，他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澤東重提投降派問題，又一次觸動了周恩來的神經，因為當年的五豪事件和剛剛進行的與美國的談判都提到周恩來的投降問題。實際上在 1972 年的批林整風中，五豪事件就曾經被再次提起。當時陳雲和康生都以當事人的身份證明說：“這是國民黨的陰謀，是國民黨特務的偽造，用來攻擊污蔑我們黨和周總理的。”1972 年 6 月 23 日，周恩來在批林整風彙報會議上專門做了有關五豪啟示的報告，並且宣佈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把報告和相關檔資料存檔。當時說好的事，要下發各省黨案管，存檔就周關於五豪啟示他自己的把事情來龍去脈，前後經過這個說明了，結果最後也沒有給他送到各省黨官，這事情就脫下來了。
這事還懸著，一直到了 1975 年 9 月 20 日，周最後一次動大手術的時候，進手術室前，周已經打著麻醉藥自己的話，在衛生間裏半天不出來，鄧穎超尋思怎麼人半天不出來？推門一看，周坐在馬桶上，還在這批改。他當年 1972 年關於五豪啟示的那個說明，最後寫到“最後是周恩來寫於進入手術室之前”。又看那個筆記，手都已經發抖了。所以，這個始終是周離開心病，於是便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周恩來在即將被推進手術室時，突然大喊：“我不是投降派！”
這雖然可以算成是周恩來為了自保，而對毛澤東的第二次反抗，但更像是周恩來向毛澤東發出的無可奈何的請求，希望毛澤東瞭解他的一片忠心，信任他。同樣也正是出於同一目的，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千般推崇、萬般維護。
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
一開始的時候，他們是什麼樣的關係？周和江青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們關係應該說是相當不錯。特別是在戰爭年代，周那時候雖然不常住在延安，偶爾回延，回延之後，江青跟毛結婚以後，周恩來是一個非常會善解、仁義的領導人。所以下麵有什麼情況，周恩來經常跟江青之間都有一些交往。江青有一些心裏的話，也願意找周恩來說一說。當然，那時候只是限於一般的生活上的事情，並不涉及政治上，因為政治上毛澤東還沒有放江青出山。
毛澤東放江青在政治上出山以後，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是什麼樣子？毛澤東放江青出山主要是為了文革。那麼，兩個關係應該說是以合作為主，同時有些矛盾，但那是次要的。毛髮動文革，他實際上是兩條腿走路。一條腿，他要放江青出來，打衝鋒，為文革打開局面；另一方面，他又讓周恩來儘量維持社會生活的運轉。所以，周恩來和江青之間僅僅是一種角色的不同，強調的側重點不一樣，而不是路線之爭。
文革初期，毛澤東刻意突出江青的政治地位，周恩來對這一點也不敢有絲毫怠慢。1968 年 3 月 27 日，在北京的一次十萬人大會上，周恩來主動介紹了江青同志的戰鬥生平。他說江青當年寫過戰鬥的文章，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奮的學生。就在這次大會上，周恩來喊出了“誓死保衛江青同志”的口號。在中共九大期間，周恩來提名江青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而在此之前，江青連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1973 年中共召開十大，周恩來進一步提議江青擔任政治局常委，只是這一次被毛澤東擋了下來。
周恩來實際上在中共內部對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看得最透徹。他發現文革是毛澤東和江青的夫妻老婆店。前不久，邱會作出的回憶錄中，他講了這麼一個有意思的事情。九大以後，黃、吳、李、邱這四個人都軍隊幹部進入政治局。周恩來專門找他們談了一次話，討論如何做好中央工作。其中，周恩來提問說：“到中央工作要處理好跟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關係。”他指出，處理好江青同志的關係，就等於處理好了與主席的關係。
為了表示對毛澤東的絕對忠誠，周恩來還對江青處處忍讓。林彪當年的四大金剛之一，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吳法憲說：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總理是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動不動就拍著桌子批評總理，多次對他說：“你周恩來不要忘記，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周恩來回答說：“江青同志，你比我強，我得向你學習。”
為了不得罪江青，周恩來甚至不惜大義滅親，犧牲自己身邊關係最密切的人。1968 年，周恩來親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恩壽。周恩壽也叫周童語。在 60 年代三江困難時期，周恩壽在家裏聚會，議論時政，包括王光美哥哥的王光琪等。文革的時候，材料被江青拿出來了，江青把這些材料交給了周恩來。於是，周恩來立刻逮捕了周童語。儘管文革後透露的情況顯示，周恩來當時也是擔心弟弟被紅衛兵迫害，因此讓北京衛屬區逮捕了周童語，保護起來，但是周童語畢竟被關進了監獄七年，不能看報紙，不能聽廣播，直到 1975 年 5 月才被釋放。
同樣是在 1968 年，周恩來的幹女兒孫維世受到江青誣陷，被捕入獄。孫維世可以說是一個傳奇女子，也是個通天人物。她與中共四個巨頭：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彪有著複雜的關係，因此得罪了兩個文革中最有權勢的女人，江青和葉群，成為了政治漩渦中的犧牲品。據孫維世專案組的一個人事後交代，江青曾對孫維世專案組的人說：“孫維世是美女蛇、狐狸精，是睡在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
1968 年 10 月，孫維世在一中被迫害致死。關於她的代表令是否由周恩來簽署，周稟德，周的侄女表示，孫維世和她的父親周童語（即周恩壽）都是周恩來親自批准的。曾擔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的阮明在 1994 年一篇文章中寫道，查證四人幫的罪行時發現，那些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因為在當時，特別是在北京抓人，要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批准，而周恩來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因此所有事情都要經過他的審閱。
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跟隨周恩來幾十年，中心耿耿。1968 年 3 月無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鄧穎超代表周恩來告訴汪東興，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於是，成元功被送進江系的五七幹校，一去就是將近八年。
1972 年 5 月，周恩來被診斷患有膀胱癌。從那時起，周恩來經歷了十幾次大大小小的手術。然而，即使在周恩來病重住院期間，毛澤東也從未去看望過他。然而，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忠誠始終沒有變。在周恩來最後的日子裏，每天都到醫院看望周恩來的葉劍英曾經和他進行過最後一次談話。周恩來的警衛人員回憶說，當時葉劍英讓警衛和護理人員全部退出。葉劍英和周恩來究竟說了些什麼，我們無從所知。不過，葉劍英後來曾說，黨內有很多人來找他，提出要採取行動抓四人幫。葉劍英試探過周恩來的口氣，周恩來說：“還是要相信毛主席，要聽主席的話。”葉劍英說，周恩來不願意談論這個話題。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來去世。1 月 11 日，在周恩來遺體的靈車開往八寶山時，北京上百萬人自發地站在長安街兩旁，為周恩來送行，場面令人震撼。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追悼會在 1 月 15 日舉行。毛澤東是否能夠參加，由毛的醫療組做出判斷。醫療組的判斷是，毛可以去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不會受影響，時間最好控制在一個半小時之內。這些都有官方的記載。政治局為此做了準備，行走的路線、擔架等全都準備好了。整個追悼大會為了等毛，還推遲了開會時間。但最後一刻，毛通過汪東興傳話說“不去了，只送一個花圈。”
關於這個問題，連張玉鳳都看不下去。據說，流著眼淚求這個毛去參加，但毛最後還是沒參加。1976 年 1 月 15 日，中國共產黨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與他共事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沒有出席。
1949 年以後，中國發生過無數次運動：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如今，合作社、人民公社早已不復存在；99%以上的右派被認定為冤屈，得到了平反。大躍進引發了大饑荒，成為不爭的事實；文革則被公認為是十年浩劫。
結語
這些運動給中國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等中共高級領導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對毛澤東進行過抗爭，他們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然而，周恩來沒有任何反抗之舉。對於周恩來的不作為，中國官方也承認周恩來說過和做過的違心的話，違心的事僅僅用顧全大局、忍辱負重來蓋棺論定，這算不算是文過飾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