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國會正在制定一項法律，將禁止當局認爲有害的、對“無孩生活方式”的宣傳，並對參與宣傳的實體處以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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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則消息。
俄羅斯國會正在制定一項法律，將禁止當局認爲有害的、對“無孩生活方式”的宣傳，並對參與宣傳的實體處以重罰。
當地時間9月24日，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維亞切斯拉夫·沃洛金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如果相關法案獲得通過，對實體的罰款最高可達500萬盧布（約合人民幣38萬元）。
沃洛金寫道，議員們已開始研究立法，“對於這種違法行爲，公民的罰款最高可達40萬盧布，官員的罰款最高可達80萬盧布，法人實體的罰款最高可達500萬盧布。”
沃洛金在帖子中指責“無子女運動”貶低了家庭制度，沃洛金強調，“友愛的大家庭是強盛國家的基礎。”
本月早些時候，俄羅斯聯邦統計局公佈的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出生嬰兒數量爲59.96萬，較2023年同期減少1.6萬，爲1999年來最低水平。與此同時，由於俄烏衝突，俄羅斯上半年的死亡人數也同比明顯增加。
“無孩生活方式”大約就相當於我們所說的丁克吧，也就是說，推崇丁克生活方式，在俄羅斯可能涉及違法。
這使我想到了羅馬尼亞歷史上著名的月經警察。
1966年，爲了“提高人口數量”以“增強國力”，齊奧塞斯庫實施了禁止墮胎和節育政策，宣稱“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並規定禁止離婚，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要生四個孩子，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納稅金，墮胎者將受到判刑囚禁的處罰。
婦女月經期間，要受到嚴格的檢查與盤問。一旦懷孕月經停止，就一直監視你，監視到你生下來，不生都不行。
爲保證“政策落實”，齊奧塞斯庫命令執法者進駐機關、工廠、學校、農村等單位對婦女進行嚴格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而對那些避孕的婦女和做墮胎手術的醫生，一經查出就給以嚴厲打擊，處罰監禁。
對這些執法者，當時的羅馬尼亞人私下爲之取了個別稱，名曰“月經警察”。
還有蘇聯的“無子女稅“。
蘇德戰爭期間，蘇聯人口斷崖式下降。1960——1970年代，蘇聯爲了刺激“人口生產”，曾出臺法令，向所有20至50歲（一說20至45歲）的已婚公民，強行徵收無子女稅——也就是說，結婚不生小孩的，要額外多納稅。
從“月經警察“到”無子女稅“再到禁止對“無孩生活方式”的宣傳，看起來是越來越“人性”化了。但說到底，一脈相承的仍然是權力的不受約束、無孔不入，是權力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剝奪與打壓。
人口下降，是全世界許多國家面臨的共同困境。
不久前，韓國總統尹錫悅正式宣佈韓國進入“人口國家緊急狀態” ，將啓動全力應對體系，直到低出生率問題解決爲止。
尹錫悅說，“最根本、最致命的問題就是超低出生率引發的人口危機”。
又是“緊急狀態”，又是“危機”，又是“戰略”，韓國之所以如此着急上火，針對人口用上了一連串軍事術語，背後是無法迴避的人口坍塌的現實。2023年韓國總和生育率、即每名婦女生育孩子的平均個數爲0.72，達到歷史最低水平。這一數值遠低於在沒有外來移民的情況下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1的數值。
英國牛津大學人口學家大衛·科爾曼曾發出預警，“韓國有可能成爲全球首個消失的國家”。
但這又怎樣呢？
能抽着鞭子讓民衆生嗎——如果是那樣，繁衍的意義在哪裏？
所有的文明國家，都只能變着法子“討好”、鼓勵民衆生，而不是懲罰。
去年12月19日，韓國仁川市市長劉正福發佈了“1億+idream”政策，即在仁川市出生的所有新生兒，都能獲得1億韓元的福利補貼（約爲人民幣近55萬元）。
在日本，懷孕四個月以上，無論小孩是否平安出生，都可以領到42萬日元的補助。而且，從2024年開始，這個補助金額提高到50萬日元。
包括我國，許多地方也推出了鼓勵生育的舉措。
是鼓勵還是懲罰，是視個人的基本權利至高無上，還是將人工具化，體現了文明與野蠻的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