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会正在制定一项法律，将禁止当局认为有害的、对“无孩生活方式”的宣传，并对参与宣传的实体处以重罚。当地时间 9 月 24 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相关法案获得通过，对实体的罚款最高可达 500 万卢布（约合人民币 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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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则消息。
俄罗斯国会正在制定一项法律，将禁止当局认为有害的、对“无孩生活方式”的宣传，并对参与宣传的实体处以重罚。
当地时间9月24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相关法案获得通过，对实体的罚款最高可达50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38万元）。
沃洛金写道，议员们已开始研究立法，“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公民的罚款最高可达40万卢布，官员的罚款最高可达80万卢布，法人实体的罚款最高可达500万卢布。”
沃洛金在帖子中指责“无子女运动”贬低了家庭制度，沃洛金强调，“友爱的大家庭是强盛国家的基础。”
本月早些时候，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出生婴儿数量为59.96万，较2023年同期减少1.6万，为1999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由于俄乌冲突，俄罗斯上半年的死亡人数也同比明显增加。
“无孩生活方式”大约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丁克吧，也就是说，推崇丁克生活方式，在俄罗斯可能涉及违法。
这使我想到了罗马尼亚历史上著名的月经警察。
1966年，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齐奥塞斯库实施了禁止堕胎和节育政策，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并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囚禁的处罚。
妇女月经期间，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一旦怀孕月经停止，就一直监视你，监视到你生下来，不生都不行。
为保证“政策落实”，齐奥塞斯库命令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而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给以严厉打击，处罚监禁。
对这些执法者，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为之取了个别称，名曰“月经警察”。
还有苏联的“无子女税“。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人口断崖式下降。1960——1970年代，苏联为了刺激“人口生产”，曾出台法令，向所有20至50岁（一说20至45岁）的已婚公民，强行征收无子女税——也就是说，结婚不生小孩的，要额外多纳税。
从“月经警察“到”无子女税“再到禁止对“无孩生活方式”的宣传，看起来是越来越“人性”化了。但说到底，一脉相承的仍然是权力的不受约束、无孔不入，是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剥夺与打压。
人口下降，是全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困境。
不久前，韩国总统尹锡悦正式宣布韩国进入“人口国家紧急状态” ，将启动全力应对体系，直到低出生率问题解决为止。
尹锡悦说，“最根本、最致命的问题就是超低出生率引发的人口危机”。
又是“紧急状态”，又是“危机”，又是“战略”，韩国之所以如此着急上火，针对人口用上了一连串军事术语，背后是无法回避的人口坍塌的现实。2023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即每名妇女生育孩子的平均个数为0.72，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这一数值远低于在没有外来移民的情况下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的数值。
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家大卫·科尔曼曾发出预警，“韩国有可能成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但这又怎样呢？
能抽着鞭子让民众生吗——如果是那样，繁衍的意义在哪里？
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只能变着法子“讨好”、鼓励民众生，而不是惩罚。
去年12月19日，韩国仁川市市长刘正福发布了“1亿+idream”政策，即在仁川市出生的所有新生儿，都能获得1亿韩元的福利补贴（约为人民币近55万元）。
在日本，怀孕四个月以上，无论小孩是否平安出生，都可以领到42万日元的补助。而且，从2024年开始，这个补助金额提高到50万日元。
包括我国，许多地方也推出了鼓励生育的举措。
是鼓励还是惩罚，是视个人的基本权利至高无上，还是将人工具化，体现了文明与野蛮的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