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1904-1997）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核心人物，領導了 1978 年後的經濟改革和現代化進程。提出“一國兩制”政策並在六四事件後調整政策方向。被譽為中國現代化的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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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1904 年 8 月 22 日—1997 年 2 月 19 日），原名先聖，學名希賢，1927 年正式改名為小平，四川廣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家、外交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於 1978 年至 1989 年間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1904 年 8 月 22 日，鄧小平出生於中國四川省廣安州協興鄉牌坊村，祖籍江西吉水。其政治生涯經歷了“三落三起”。1933 年曾因支持毛澤東而在中共內部遭到批判，遵義會議後重新出任要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2 年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1954 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同年起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直至 1956 年，中共八大後改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期間曾參與高崗饒漱石事件，1957 年還參與了反右運動並扮演重要角色。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1969 年被下放江西；林彪死後，鄧於 1973 年第二次複出政壇，再次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總理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但因主導 1975 年整頓而引發毛澤東和“四人幫”的不滿，在 1976 年四五事件後再次被撤銷所有職務，保留黨籍；毛澤東逝世後於 1977 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中第三次複出政壇，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黨政軍職務，合稱三副一長。
1978 年 12 月，鄧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了領導核心的地位，取代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實際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主導撥亂反正、提出改革開放、領導中越戰爭、推行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宣導計劃生育、推行義務教育，提出一國兩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2 年主持重新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簡稱《八二憲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和現行的憲法。1985 年，主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百萬大裁軍。1986 年，啟動了中國高新技術發展的“863 計畫”，並曾有意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但在 1989 年的“六四事件”之後對此避而不提，鄧也於同年 11 月辭職。1992 年初，鄧小平南巡，重啟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拯救了中國大陸新興的資本市場。
1997 年 2 月 19 日，鄧小平逝世，享年 92 歲，同年 3 月 2 日其骨灰撒入大海。其一生未擔任中國國家元首、中國政府首腦或中共最高領導職務，但從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 1989 年 11 月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一職前，普遍認為他是中國大陸實際的最高領導人，並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予以確認。中國共產黨將鄧的主要政治理念歸結為“鄧小平理論”，作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第一部分，具體包括“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一國兩制”等，他推動的改革還締造出中國的主要城市深圳。鄧於 1978 年和 1985 年兩次被美國《時代》週刊選為“年度風雲人物”；但他也因未能徹底清算文革以及六四事件而受到爭議，後者被部分人士認為是其晚年的污點。
生平
早年經歷
家族背景
鄧氏親族鄧時敏曾任朝廷要員，位至大理寺正卿。「鄧家老院子」在廣安縣城北面約 7 公里處，是坐東朝西三合院，木穿鬥結構。
1904 年 8 月 22 日（清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二日），鄧出生在中國四川省廣安州望溪鄉姚坪裏（今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小地主家庭，是長子。
少年時期
1909 年農曆正月十五剛過不久，鄧被送到本村私塾發蒙念書，當地人稱「翰林院子」，是鄧時敏修建。六歲轉入協興鎮一家較大之私塾。私塾先生鄧紹明對同輩鄧紹昌說，孩子名叫「先聖」對孔子有些不恭，自作主張將「先聖」改為「希賢」，鄧紹昌認可。鄧毛筆字作業常被先生畫大紅圈圈，常得到母親獎勵煮雞蛋。鄧在私塾念一年多後，鄧紹昌決定把鄧送到在協興場開辦之初等小學讀書，離鄧家大約 2 公里，由當地曾留學日本之革命黨人胡光白和鄧紹昌等創辦起來，屬於新式學堂。鄧懂得孝敬大人，在家裏經常幫母親幹家務和照看弟妹，時常背誦詩文給姐姐弟妹聽。1915 年下半年，鄧考入縣立高等小學。
1918 年高級小學畢業。1918 年夏，鄧考入位於縣城西秀屏山下之廣安縣立中學。11 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表「勞工神聖」演說，很快在社會上尤其是青年學生中流傳；隨後出現「工學會」和「工讀互助團」等團體，主張亦工亦學、亦工亦讀，工讀結合、學問和生計結合，消滅勞心與勞力之差別，改造中國和世界；「工讀主義」思潮帶有空想和改良主義，推動不少青年學生赴法勤工儉學。
1919 年五四運動後，鄧小平同全校同學一起參加抵制日貨活動，他當時只有「工業救國」思想，希望能到法國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學，學點本事回國。6 月以後，由於學校已罷課，加之暑假即將來到，鄧決定離校回家，等秋季再回校上課；鄧回到家裏不久，鄧紹昌從重慶捎回口信，使鄧去重慶報考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9 月，鄧和遠房叔叔鄧紹聖及同學胡明德（又名胡倫）同行。鄧 15 歲，與只比他大 3 歲的族叔鄧紹聖一起離開廣安,22，往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鄧是當時班上年齡最小的學員。學校共招收學生 110 人，分為初級班和高級班，學制均為一年。鄧後來稱，預備學校當時在重慶已算是最高學校，不容易考進去。
1920 年 7 月 19 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在重慶總商會舉行畢業典禮，83 名學生獲准赴法，其中 37 人為自費生，鄧是其中一位。1994 年 5 月鄧墾稱，這時鄧家境已「日漸困難」，「到法國的路費百多元的籌集，都不容易」。8 月 27 日，鄧等 83 名學生登上「吉慶」號客輪，8 月 28 日啟航沿長江東下，9 月 6 日到達上海暫住「名利」大旅社。9 月 10 日，鄧等 80 多名重慶學生登上法國郵輪「盎特萊蓬」號，9 月 11 日起錨。10 月 19 日，抵達法國馬賽。
1964 年 2 月 16、17 日，鄧同泰國前總理乃比裏談話：「其實我們當時去法國，也只是抱著一個『工業救國』的思想。當時我才十六歲，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就想出洋學點本領，回來搞工業以工業救國。」 鄧願意去法國，認為自己能夠謀生，可以減輕家庭負擔。
勤工儉學
1920 年 10 月 19 日，鄧與叔父鄧紹聖乘船抵法國馬賽。鄧和同學們乘汽車前往巴黎。法華教育協會安排以鄧希賢名字到諾曼第小城巴約（又譯“巴耶”）的巴約男子中學就讀。10 月 21 日晚，鄧等 24 名學生來到距巴黎 200 多公里的巴約，進入巴約中學學習，鄧的學號是 1421。巴約中學沒有設立「附屬高級初等學校」，校長把 20 多名中國學生安排在學校商務系學習，單獨開班。
到 1921 年 3 月，鄧身上剩錢少，學費成疑，做工也不易。一戰後法國大失業，法郎大貶值。狀況嚴重影響中國勤工儉學生學習和生活，而華法教育會「虧竭已極。萬難為繼。惟有竭誠通告。……脫卸一切經濟上之責任，只負精神上之援助」。2 月 28 日，400 多名學生在蔡和森等人組織下，到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法國政府提出和中國駐法公使代表聯合組成「留法中國青年法中監護處」，決定暫時給無工無學之學生每日 6 法郎生活維持費。3 月 13 日，鄧和 18 位勤工儉學之同胞離開巴約中學。他們欠下學費由法中救濟委員會代付，鄧結束法國「儉學」生活。
經華法教育會介紹，鄧到勒克勒佐（又譯“克魯梭”），4 月初在勒克勒佐的施奈德鋼鐵廠做工。鄧與叔父到處做工，開始 4 年勞工生涯，當時鄧只有 16 歲，只能當學徒工，每天工資 10 法郎，生活拮据，連飯都吃不飽。剛進廠鄧被分配到軋鋼車間做散工，工作是人工推送熱軋的鋼材。工人的食物通常是麵包和水，有時加一塊巧克力糖，雜費開支不小。鄧在工廠做 20 多天苦工，倒賠 100 多法郎。4 月 23 日，鄧辭去施奈德工廠工作，辭職理由是：體力不支，自願離開。日後他多次對人說，他個子不高的原因是在法國做工時幹活太累，吃不飽飯。在施耐德鋼鐵廠做工期間，鄧嘗到艱辛勞動和生活，結識日後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勤工儉學生趙世炎、李立三等。
辭職後，鄧暫居巴黎華僑協社，自 4 月 26 日起從中國駐法公使館領取每天 6 法郎生活維持費。生活維持費不能維持生活，鄧開始打短工，在火車站、碼頭搬運貨物、行李，在建築工地推磚、扛水泥，還做過清潔工。10 月 22 日，鄧等 11 人被法中救濟委員會介紹到巴黎第十區一家製作紙扇和紙花的工廠做紮花工，約兩個星期後因活做完，鄧等 105 名中國學生即被解雇。1921 年底，經旅法勤工儉學同鄉會（後改名旅法勤工儉學同學會）數月間幾十次電函求援，重慶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 30 多萬法郎匯至巴黎。鄧等四川籍同學每人領到 400 法郎，勉強熬過 1921 年冬天。
1922 年 2 月 13 日，鄧從拉加雷訥科隆布到達蒙塔日（又譯“蒙達爾紀”），到小城沙萊特（又譯“夏萊特”），次日進入哈金森橡膠廠工作。他被分配到制鞋車間，每天工作 10 小時，成為熟練工以後由計時工資改為計件工資。一天做 20 多雙鞋，賺 15、6 法朗，做 9 個月。據同在哈金森做工的鄭超麟回憶，鄧每個月除去開支還可以結餘 200 多法郎。在巴黎時，鄧不得已給家裏寫信希望能寄些錢來。父母收到信後賣掉些穀子湊錢寄給鄧小平，1922 年秋冬鄧收到這筆錢。父母接濟加上在哈金森做工積蓄，鄧又萌生求學念頭。10 月 17 日，鄧辭去哈金森橡膠廠工作，10 月 23 日去上塞納省的沙蒂永（又譯“夏狄戎”），想進入沙蒂永中學上學，最終因為錢不夠沒能入學，鄧求學之夢徹底破滅。1923 年 2 月 1 日，鄧又回到了沙萊特，再次進入哈金森橡膠廠，繼續在制鞋車間做工。一個多月後，3 月 7 日鄧離開工廠，工卡上注明離開原因“拒絕工作。” 或許廠方不滿鄧突然離廠，鄧工卡上寫明“永不錄用”。
從事革命
1922 年 6 月 3 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簡稱「少共」）成立。8 月 1 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創刊。趙世炎經常到哈金森橡膠廠，王若飛也到工廠做工常與鄧接觸，鄧開始閱讀《新青年》、《嚮導》等「關於社會主義的書報」。
1923 年 6 月 11 日，鄧離開沙萊特來到巴黎，在工廠做工，又在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支部）擔任宣傳幹事。1923 年底，鄧因執行委員會書記部需要人手，離開工廠到書記部工作，主要是參與編輯出版旅歐共青團機關刊物《少年》，每月一期。雜誌宣稱要反對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讀者是針對留法中國學生。秋，中共旅歐支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將機關刊物《少年》改為《赤光》。《赤光》多數是半月刊，影響勤工儉學生、華工和各界華人。《赤光》更著重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壓迫，闡述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任務，以配合國內推動發展國民革命運動。由周恩來負責編輯、發行和主要撰稿；鄧以“希賢”等筆名寫文章，並負責刻蠟板和油印，所以獲得綽號「油印博士」。鄧白天做工，下工後即趕到《赤光》編輯部工作。鄧寫不少文章，攻擊曾琦、李璜等「國家主義派」。鄧和周經常工作到深夜，常在編輯部小房間裏打地鋪；鄧很敬重周，耳濡目染，獲益良多；從此友誼逾半世紀。鄧實際上變成青年領袖周的徒弟，能觀察其如何建立組織。鄧往家裏寄七八期《赤光》；期間給家裏寫信講退婚，鄧父母沒有辦法，只好說通唐家女兒，由鄧家置辦嫁妝，把她作為鄧家女兒嫁出去。鄧通過和中國革命大戰略家交往，培養看問題的獨特眼光，能從「統領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落實理論、用理論影響社會。
1924 年，周擔任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代理執行部部長；4 月，鄧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7 月，國內黨組織召周回國工作。7 月 13 日至 15 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改選執行委員會；鄧、周唯真、餘增生、李俊傑、徐樹屏 5 人當選為新的執行委員會（支部）委員。7 月 16 日，在執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上，鄧、周唯真、餘增生 3 人組成執行委員會書記局，負責旅歐共青團的日常工作；鄧負責抄寫、油印和財務管理。按照中共的決定，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委會包括鄧在內的全部成員，自動成為中共黨員。9 月、10 月間，鄧染上傷寒，病倒；在醫院和療養院住兩個月。期間鄧還在《赤光》上撰文，攻擊「國家主義派」和帝國主義。12 月，鄧參加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鄧被選入執委會（支部）監察處和工會運動委員會；會後又被委任為 6 位宣傳部副主任之一，司理工人運動事宜。
1925 年春天，鄧受黨組織委派擔任中共里昂區黨特派員，領導里昂地區的黨團工作和華工運動。鄧作為支部特派員，任共青團里昂支部訓練幹事；4 月兼任黨的里昂小組書記，成為里昂黨團組織的主要負責人；鄧同時在里昂做工。五卅運動後，中共旅歐黨團組織聲援反對帝國主義；6 月 21 日，幾百名旅歐華人到達中國駐法公使館示威。隨後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任卓宣、李大章等 20 多人相繼被捕；鄧回到巴黎，接替黨團組織的領導工作。6 月 30 日，鄧與傅鍾、毛遇順三人組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區臨時執行委員會書記局。8 月 16 日，鄧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此間鄧還與傅鐘、鄧紹聖等擔任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在巴黎主辦的報紙《國民》的撰稿人。次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七次代表大會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鄧、傅鐘、施去病 3 人組成書記局，傅鐘任書記。鄧的頻繁活動引起法國政府注意；8 月 20 日，法國警方查明鄧在布洛涅-比揚古住，並偵察到鄧領導旅歐共青團執委會活動。9 月 15 日，鄧參與組織召開 1,000 多旅法華人參加的反帝大會。11 月 6 日，為掩護身份，鄧進入雷諾汽車廠做工，分配在鉗工車間，工號 82409A；鄧在雷諾學到一些鉗工技術。「文化大革命」中，鄧被送到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監督勞動時，重操鉗工。11 月 15 日，鄧主持召開會議，紀念不久前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回國途中病逝於海輪上的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負責人王京岐。法國政府監視會議。
1926 年 1 月 3 日，鄧在旅法中國行動委員會秘密會議上發表講話，主張支持馮玉祥與蘇聯建立良好關係，以推進反帝反軍閥鬥爭；法國警方掌握鄧等人活動詳情。1 月 8 日，巴黎警察局長髮出命令搜查鄧等人住處，並將鄧等 3 人驅逐出境。法國警方在鄧住處找到大量法文和中文宣傳共產主義小冊子、中文報紙及印刷設備。鄧等已於前一天晚上離開法國去前往莫斯科。早於 1925 年 5 月，中共旅歐支部決定鄧前往莫斯科，選送他們先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培訓一段時間，然後回國參加大革命。鄧結束 5 年零 3 個月的旅法生活。鄧旅法 5 年，喜歡馬鈴薯、乳酪、牛角麵包，嗜飲葡萄酒和咖啡，同時愛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 5 法郎（1 天飯錢）買一張最便宜門票看足球比賽。
職業革命者
鄧一行在德國柏林停留一周，受到中共旅德支部和德國共產黨組織熱情接待，還參加德共組織召開群眾會議。
1926 年 1 月 17 日，鄧等人到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隨後轉入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簡稱「莫斯科中山大學」）。鄧俄文名字叫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Дозоров），學員證號碼為 233。其中一個「理論家小組」，雲集國共兩黨學員，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鄧和中國國民黨黨員穀正綱。鄧曾和蔣經國分在一個團小組，不過蔣經國與鄧不同班。鄧開始被分在第 9 班，後來編入第 1、2、11 和 7 班。學校課程主要有：政治經濟學（以《資本論》為主）、現代世界觀、俄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中國革命運動史、世界通史（革命運動部分）、社會發展史、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地理、列寧主義（主要學習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軍事課、俄語課。鄧專心讀書，鑽研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因為刻苦鑽研、敢言善辯的作風，鄧又被同學們戲稱為“小火炮”。3 月，馮玉祥在李大釗安排下訪問蘇聯，5 月抵達莫斯科。在馮堅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東方大學商量選出鄧等 20 多人。9 月 16 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鄧陪同訪問蘇聯的馮返回中國。1926 年底，鄧奉命回國參加革命活動。
在法國五年和在蘇聯一年，使鄧比毛澤東更瞭解世界發展之大勢，對中國更有洞察力。鄧有機會觀察一個現代國家之工商業，並得以觀察蘇聯如何應對現代化。
漸露鋒芒
1927 年春，鄧由蘇聯途經蒙古回到中國。在庫倫待一個月後，鄧等人登程西安，是馮和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1 月 12 日，鄧和其他 20 名年輕共產主義政治教導員一起，被共產國際派往馮那裏。2 月，中山軍事政治學校在西安成立，中國共產黨員史可軒為校長，鄧為政治部主任，劉志丹等擔任教官。2 月底，鄧一行離開寧夏城，騎馬於 3 月底到達西安。3 月，鄧被分配到剛成立之西安中山軍事學校任政治處長兼政治教官，同時兼任該校共產黨組織書記；學校是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於右任創辦，實際上由劉伯堅等幾位中國共產黨人幫助籌建。回國後，鄧奉命同馮到內蒙古，並在馮手下擔任第七團政治委員。另外西安中山學院被譽為「西北革命學府」，鄧一般在週六到學院作專題報告；西北軍官學校後改名「國民軍聯軍軍事政治學校」，續範亭任校長，鄧和劉伯堅等兼任過教官。4 月，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6 月底，鄧離開西安經鄭州去武漢。7 月初，鄧到達武漢，見到周和聶榮臻，經中央軍委介紹，鄧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任中央秘書；鄧作為中央秘書，主要是管檔、交通、機要等，在中央重要會議作記錄和起草一些次要檔。鄧隨黨中央機關，為適應秘密工作，由「希賢」改名為「小平」；當時黨中央與全國大多數黨組織失去聯繫，中央機關工作不多。8 月 7 日，為檢查和糾正黨在大革命後期錯誤，制定新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鄧擔任會議記錄工作。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遷到上海後，鄧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要管理中央機關文書、機要、交通、財務等工作。
1928 年 1 月，周任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鄧協助周等中央領導人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列席中央各種會議並做記錄。鄧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在國內協助李維漢、任弼時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為保證安全，中央負責人不斷變換住址，彼此都不知道，由鄧單線聯繫；為適應秘密工作，並有效開始工作，中共中央提出「以絕對秘密為原則」，秘密機關群眾化、黨之「負責幹部職業化」，幹部以某種職業為掩護；鄧開過雜貨鋪作為黨中央開會地方，後來又開過古董店作為黨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之聯絡點。5 月 18 日，鄧等留守中央組織起草第 47 號通告，規定對黨組織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並提出若干具體辦法；5 月 31 日，中共中央組織科又印發《秘密工作常識》，作為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秘密工作守則。6 月底，鄧被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副書記，幫助新的中共中央書記向忠發工作。由於鄧從來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學會上海話，因此成為地下活動理想接頭人。8 月 29 日，鄧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別會議，聽取李立三代表中央政治局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情況、新中央組織機構設立和政治局常委分工等。9 月，在上海，鄧與張錫璦介紹張曉梅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張曉梅被分配在黨中央機關工作，為中央職工部整理材料，並擔任中央翻譯科的機要交通。11 月 13 日，向忠發主持召開六大後第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各部工作分配及中央工作計畫，特別討論中央秘書長人選；周提出，中央秘書長主要是技術、事務性秘書長，不一定要中央委員來做；會議決定中央秘書長改稱中央事務秘書長；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常委會決定鄧小平任中央事務秘書長。鄧安排會議議程，列出討論議題，會議後對決定事項檢查作實。
鄧和張錫媛跟周和鄧穎超夫婦成為鄰居，一起從事地下工作。
1929 年，在一次討論李立三主張奪取中心城市時，鄧稱：國民黨有幾百萬軍隊，現在革命正處在低潮，我們剛剛組織起來，沒有足夠的武裝，土槍土炮的怎麼打得贏。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鄧去四川巡視一次，為期三個月。8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調趙容接替鄧工作，後因故作罷。8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組織四川問題委員會，由楊殷、鄧等 5 人組成，8 月 24 日楊殷和彭湃等被捕；8 月 27 日，中共中央決定由曉野接替鄧任中央事務秘書長。鄧在左江龍州對龍州暴動做了佈置後，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在鄧離開期間，陳豪人、張雲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別於 1929 年 12 月 11 日和 1930 年 2 月 1 日發動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建立左江和右江兩塊根據地，創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在百色，鄧親自組織發展工會，先後建立各行業工會 19 個，在 12 月初還建立百色總工會，並組建百色工人赤衛營。12 月 11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在百色縣城廣場集結，宣佈成立。同時，在左江宣佈成立蘇維埃政府，張雲逸和鄧分別就任紅七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12 月上旬，鄧從龍州動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參加中央軍委召開之「對廣西紅軍工作佈置的討論」會，在會上作「補充報告」。
第一次下臺
1931 年 8 月，鄧擔任中共江西瑞金縣委書記，同時兼管黨在尋烏縣和安遠縣之工作。9 月初到 10 月初，瑞金縣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鄧代表贛東特委在會上宣佈，撤銷李添富縣委書記、縣肅反委員會主任之職務並予以拘捕。剛到任就憑其出色調解能力和裁決能力，平息當地政治迫害性質肅反運動。不久，瑞金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鄧離開了黨委書記職位，成為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
1932 年 6 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決定，在會昌建立中共會昌中心縣委，也稱會尋安中心縣委，由鄧擔任書記。鄧積極推行毛澤東“富農路線”，組織地區武裝力量，是當時黨內毛澤東支持者之一。鄧對毛澤東產生極大崇敬。冬，鄧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縣工作，半年後又調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長。
1933 年，由於反羅明路線運動開展以及尋烏事件，鄧第一次被打倒。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在鄧小平下放幾個月後把鄧叫回來，委任為江西省委宣傳幹事。3 月中旬，李富春安排鄧到江西省委擔任宣傳部長。4 月 15 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辦《鬥爭》報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批判鄧、毛澤覃、謝唯俊、古柏。他們擁護毛澤東提出的正確主張，反對和抵制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反對「城市中心論」，主張發展敵人力量薄弱之廣大農村；反對軍事冒險主義，主張誘敵深入；反對削弱地方武裝來擴大主力紅軍，主張發展各種武器力量；反對「左」之土地分配政策，主張平均分配土地，「給富農以經濟出路」。鄧受中共內部王明派打擊和批判。鄧儘管承受著極大壓力，被迫作檢查，但沒有絲毫放棄原則。李維漢等極左勢力抨擊羅明、鄧政治路線，實質是批評毛澤東戰略方針，歷史上稱之為鄧、毛、謝、古事件。此後，鄧被一步步剝奪權力，從省黨委書記被撤職。鄧被撤銷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之職，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主編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並迫於壓力，做出自我批評，被關進拘留所。鄧受到嚴厲指責，被稱為「毛派頭子」，甚至鄧第二任妻子金維映也加入批判鄧。此時金維映提出離婚，隨後改嫁於李維漢。批判鬥爭結束後，鄧受到撤銷省委宣傳部長職務和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被下派到樂安縣屬南村區委當巡視員。半個月後又被調回紅軍總政治部。鄧回寧都後，到七裏村監管勞動；第五次反圍剿，紅軍總政治部缺人手，臨時負責人賀昌是鄧老友，向王稼祥推薦鄧擔任總政治部秘書長；鄧於 6 月回到瑞金，是「三起三落」之第一次「落」和「起」。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中國國民黨把中國共產黨趕出根據地。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機關撤離瑞金前夕，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李富春決定，鄧隨軍轉移。1934 年 10 月 21 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鄧參加長征。長征初期，鄧負責《紅星報》編輯出版。12 月 18 日黎平會議後，鄧調任中央縱隊秘書長，也就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原任鄧穎超患上肺結核病，向中央請求不再擔任中央秘書長。
1935 年 1 月，在毛澤東、周恩來推薦下，中央秘書長鄧參加遵義會議，並擔任會議記錄工作。鄧作為書記員得以出席會議。5 月 12 日，鄧出席在四川省會理縣城郊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6 月 26 日兩河口會議後，中央決定調鄧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由劉英接替鄧擔任中央秘書長。在黨內發生張國燾分裂事件後，彭德懷、鄧承擔紅軍右路軍主要指揮工作。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軍委縱隊和紅一方面軍主力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鄧所在的紅一軍（7 月 21 日，根據中革軍委決定，一軍團改為第一軍）被編為第一縱隊。10 月 19 日，鄧隨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吳起鎮。10 月 29 日，長征部隊到達陝西北部時，鄧患上嚴重瘧疾，後因張學良調撥藥品及物資幫助才得以擺脫生命危險。長征給中共造成重創，從江西出發時軍隊大約 86,000 人，很多人死在路上，還有一些人開小差，1935 年 10 月到達陝甘寧邊區時只剩下不足 10,000 人；據鄧的女兒說，隨著部隊日益減員，鄧在長征途中負責宣傳以維持紀律，有不少機會與毛澤東交談。直羅鎮戰役打響後，鄧隨紅一軍團（由陝甘支隊編成）政治部負責人到前線瞭解戰況。
鄧把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為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最重要工作。1936 年 2 月 5 日，鄧隨紅一方面軍東征。5 月，中共中央決定東征紅軍撤回黃以西的陝北地區。5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太相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羅榮桓調到紅軍大學任教員，鄧接替羅榮桓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5 月 19 日，鄧隨紅一軍團從延川地區出發，參加西征。鄧曾親自編寫紅一軍團許多重要材料和《戰士報》社論。7 月 9 日至 7 月 19 日，鄧受中革軍委委託，到紅十五軍團八十一師和七十五師巡視政治工作。這年冬天，鄧染上傷寒，長時間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多虧張學良部隊給紅一軍團慰問品中有一批罐裝煉乳，鄧靠吃煉乳支撐才恢復。12 月 14 日，中革軍委決定，調朱瑞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鄧接替朱瑞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爭
1937 年 6 月 14 日，中革軍委決定鄧接替楊尚昆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全國抗日戰爭開始。7 月 28 日，中共中央決定：紅軍 8 月 15 日完成改編，8 月 20 日出動抗日；紅軍改編後設總指揮部，朱德為正指揮，彭德懷為副指揮，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為副主任。8 月 9 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鄧赴南京參加蔣召開之最高國防會議，同時進行國共談判。根據第二次國共合作雙方協議，8 月 22 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鄧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與周恩來等，到太原搞統一戰線工作。8 月 25 日，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中革軍委決定：紅軍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為副主任。9 月 20 日，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動委會、戰委會）在太原成立，動委會是周、彭德懷同閻錫山商談決定建立，國軍愛國將領續範亭任主任委員、中共代表程子華任人民武裝部部長，南漢宸任組織部部長、武新宇任動員分配部副部長；鄧、彭雪楓為八路軍代表，不駐戰動總會領導機關等參加領導工作。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鄧接替張浩任第 129 師政訓處主任，張浩因患嚴重腦病回延安療養。
1938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軍委正式任命鄧為第 129 師政訓處主任。鄧與師長劉伯承一起抗日。1 月初，鄧寫成《動員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鄧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使鄧權力更大，有權判斷部隊戰前政治準備和周圍環境。1 月 18 日，到達 129 師任職視事。實際上，鄧在八年抗戰時期為山西太行山區的最高政治領導人。2 月 2 日至 2 月 3 日，鄧主持召開 129 師軍政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會議決定師主力向平漢路東發展，首先進擊昔陽之敵，爾後乘勝東進，在平漢路兩側建立新遊擊區。鄧要建立自給自足之經濟，為當地數萬居民和部隊提供足夠之口糧，同時還要生產足夠的經濟作物，並使當地工業能夠生產出足夠之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鄧還要為正規軍徵募兵員，評估軍事行動之政治意義。劉鄧二人率軍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區開闢抗日根據地，1 至 9 月，劉鄧二人共創“麻雀戰術”卓有成效。5 月以後，鄧多次走出太行山，同劉伯承、徐向前一起指揮 129 師主力東進冀南，開展平原遊擊戰爭。當時來訪的美國海軍少校、駐中國國共軍隊運動觀察員伊·福·卡爾遜評論鄧：“是一個矮小、健壯和健談的人，他對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樣銳利（as keen as mustard）。”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鄧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擴大六屆六中全會，並在會上報告地方工作。11 月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北方局及分局委員的通知》，決定：以朱德、彭德懷、楊尚昆、聶榮臻、關向應、鄧、彭真、程子華、郭洪濤為北方局委員，楊尚昆兼北方局書記。11 月 23 日，鄧從延安到達西安，準備返回太行前線。12 月 7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全國我軍中黨務委員會由王稼祥、朱德、彭德懷、譚政、項英、陳毅、聶榮臻、鄧、關向應、程子華、林彪、劉伯承、賀龍、蕭勁光等 26 人組成。
隨後 13 年，鄧和劉伯承一直並肩戰鬥，129 師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即第二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後來被稱為“劉鄧大軍”而留名史冊。劉伯承有善待部下之名聲，鄧則對部下要求甚嚴，打起仗來不顧一切；在處決懷疑給中國國民黨做奸細之士兵時，劉伯承也要比鄧更慎重。比起毛澤東在延安遠離敵人，有時間研究黨的理論和全局性戰略，又有閒暇暢遊於歷史、哲學和詩詞當中；鄧政委住在太行山區，更接近日本人前線，幾乎沒有時間研究理論，鄧得擔起實際責任，處理和居民有關的各種問題。從 1937 年到 1945 年，劉鄧開闢晉冀魯豫根據地，鄧任根據地黨委第一書記。他主張宣傳中國共產黨思想，推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團結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
1939 年 4 月 29 日，鄧抵達延安。7 月，鄧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 月，同卓琳在延安結婚。卓琳曾就讀於北京大學物理系，曾說過鄧在大多數共產黨幹部中是個出類拔萃者。
1940 年 7 月 22 日，朱德、彭德懷、左權聯名致電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等，下達《戰役預備命令》。8 月 20 日，按劉伯承、鄧部署，在正太路西段開始破路作戰。8 月 22 日，劉伯承、鄧收到彭德懷、左權簽發第一份戰鬥通報，首次使用「百團大戰」一詞。鄧沒有實質參與戰役，但默許其部隊參加。8 月至 2 月，鄧與劉伯承率 129 師參加八路軍總部發起「百團大戰」。勝利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立即致電彭德懷：「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 蔣也致電嘉獎朱德、彭德懷。但這次戰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紅衛兵口實，指責鄧反對毛澤東遊擊戰方針。
1942 年末，鄧回到延安，支持毛澤東整風運動，在抗日根據地推行三三制。1942 年，鄧成為中國共產黨北方局書記。
1943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21 日，太行分局在涉縣溫村一個教堂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史稱「溫村會議」，由鄧主持。8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電北方局、太行分局等，決定在彭德懷到延安參加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由鄧任北方局代理書記。10 月 6 日，中共中央決定：太行分局與北方局合併，撤銷太行分局，由北方局直接領導太行、太嶽、冀南、冀魯豫四個區黨委的工作；同日，根據中央軍委決定，129 師與八路軍總部合併，保留 129 師番號，另建太行軍區；八路軍總部機關和 129 師師部機關合併辦公，全部合併八路軍總部、129 師師部、太行軍區的後勤工作；八路軍總部直接領導太行、太嶽、冀南、冀魯豫四個軍區工作。
1945 年 6 月，鄧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8 月 20 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鄧任書記、薄一波任副書記，同時成立晉冀魯豫軍區，任劉伯承為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8 月 20 日，129 師太行、太嶽軍區與冀魯豫軍區合併為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任司令員，鄧任政治委員；滕代遠、王宏坤為副司令員，薄一波、張際春為副政治委員。
第二次國共內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 月 2 日日本簽字投降。1945 年冬，晉冀魯豫野戰軍（後改稱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建立，劉伯承任司令員，鄧任政治委員。9 月，劉鄧大軍在上黨戰役中成功運用“圍三闕一，網開一面。虛留生路，暗設口袋”的戰術殲滅閻錫山 3.5 萬國軍，隨後發起平漢戰役同樣取勝，配合毛澤東在重慶進行談判。
1946 年 8 月，劉鄧大軍與陳毅華東野戰軍協同作戰，鄧被任命為中原局第一書記。1947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鄧任書記，鄭位三、李先念、李雪峰為副書記。劉鄧奉命率軍進入華中平原一側之大別山，毛澤東調動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國軍趕出西北地方，還希望在華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塊根據地。6 月 30 日，劉鄧率軍南渡黃河，進入大別山地區，在此期間鄧與劉伯承關係極度不合，在大別山區土改問題上鄧與劉伯承矛盾嚴重。劉鄧大軍很多人戰死或饑寒交迫；倖存者處境艱險，極易受到敵人攻擊，或因缺少給養而損失。
1948 年 3 月，鄧同劉伯承率主力出大別山與陳毅、粟裕野戰軍和陳賡、謝富治集團會師中原。5 月 9 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改變華北、中原解放區的組織，管轄地及人選的決定》，決定將晉察冀及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兩中央局合併為華北中央局，兩軍區合併為華北軍區，兩邊區政府合併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以劉少奇兼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為第二書記、聶榮臻為第三書記，聶榮臻為華北軍區司令員、薄一波為政治委員，董必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主席，鄧為中原中央局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鄧為政治委員。9 月 8 日至 8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又稱「九月會議」，鄧作為中央委員、中原局第一書記參加會議。10 月 22 日晚，中原野戰軍佔領鄭州；鄧和陳毅當晚趕到鄭州，住大同路原國軍鄭州綏靖公署，立即指揮部隊東進開封，國軍棄城，第二天直取開封。
鑒於淮海戰役規模擴大，加強統一指揮，中央軍委接受粟裕建議，11 月 1 日電告陳毅、鄧、粟裕並告華東局、中原局：「整個戰役統一受陳鄧指揮」。淮海戰役，中共在投入兵力外，還動員 100 多萬農民為部隊運送糧草軍需，徵用 70 多萬頭牲口作為運輸工具；在淮海戰役的最後階段，毛澤東下令成立總前委，將 50 萬解放軍納入鄧總書記的統一領導。在對國共第二次內戰具有重大意義的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鄧任總前委書記，負責對前線軍隊戰略指揮，並對不同解放區進行有針對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124。劉伯承擔心部隊安全，試圖挖更多戰壕以抵禦國軍優勢火力，鄧卻堅持進攻；後來有人批評鄧說，鄧在戰役初期把部隊置於危險，造成不必要傷亡，也沒有挖築更多防禦工事。
1949 年 3 月 14 日，中央決定：鄧為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第二書記兼上海市委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兼上海市長，劉伯承為南京市長兼市委書記。4 月 21 日，解放軍輕鬆擊潰抵抗渡過寬闊之長江，攻下南京市。7 月 16 日，中共中央決定由鄧、劉伯承、賀龍等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鄧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賀龍任第三書記，正式成立是 11 月 23 日。9 月 21 日至 9 月 30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鄧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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