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正在欧洲方兴未艾之际，一个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
作 者: 苏晓康,王鲁湘总撰稿
出 版 社: 香港 : 三联书店(香港)
发布时间：1988
(大英博物馆。马克思一边看书，一边用脚在地上蹭着。)
十九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正在欧洲方兴未艾之际，一个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
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很谨慎的。他只对未来勾划了一个蓝图。他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份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消耗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推出历史的舞台。
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便似乎宣告马克思构想的这个未来社会已经在俄国出现。 然而，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于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着社会主义阵营。
铁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着剥夺农民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强行高积累，竟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反对他这种作法的布哈林，则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吹响的改革的号角。
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着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这个还带着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的多，艰难的多。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样的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
或者正是这个强刺激，让我们有拣起了一个已经淡望了多年的老话题：意味着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呢？
雄汉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说它了，但即时到了一千多年前文弱的赵宋王朝，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商业，也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当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已经是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过十万人，难怪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竟会乐而忘返。
然而，让马可波罗如此惊讶和羡慕的中国文明，此时已经在衰退之中了；历史偏偏更钟情于他那远在地中海海岸的故乡，那个刚刚从一个捕鱼晒盐的小村落发展起来的威尼斯。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国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首领就是总经理，参议院就是董事会，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于是，它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当明朝实行闭关锁国，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时候，从地中海沿岸孕育起来的世界商业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动。欧洲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蛮，走向世界中心舞台。海洋文明在这天赐良机的历史关头，毫不迟疑地发挥出它那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文明优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虎门硝烟。荒芜的大沽炮台。)
世界既然已经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就逃脱不了卷入世界商品流通范围的命运了。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前，中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从中国内部产生，而是从海外来欺负中国了。
自古以来中国经济就具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能够养育众多而周密的人口。一八零零年，当西方到处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中国这块土地正养育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工业化就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他们很欣赏这种农业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园牧歌情调。
(贫瘠的黄土高原。破烂的窑洞。呆滞菜色的脸。)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明是怎样养活着中国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农民，家中土坑上没有坑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棉衣。
一位□北的老农告诉我们，去年由于干旱而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能靠土豆度日。一辈子过着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
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更由于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人多力量大等等显然不明智的说法，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相形之下，壮健的筋肉多于贫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变得轻贱。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着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
这种并不美妙的田园牧歌情调，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在那颠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相信这种神话。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锅，关了门，几亿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似乎共产主义就这样到来了。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一九六零年的时候，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六零年是超过中国四六零零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零亿美元！
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要大生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几百年来曾不断地给我们这个大陆送来耻辱和苦难，而今天，它那波诡云谲的洋面上，却仿佛涌动着强烈吸引我们的巨大财富。日本正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舞台。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沉默了几百年的沿海地区，这条中国人的黄金海岸，带着久被压抑的饥渴，率先冲向太平洋。
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封锁的太久了，它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的陌生；而它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来迟了，并且准备得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今天我们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可是我们在盯着人家的市场的时候，却又捂着自己的市场，总担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记了人家肯来投资，无非也是看中了我们的市场。要让中国走进世界，同时就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
如今，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元，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下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个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竞争没有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时候，看起来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价格开放，反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紊乱和失调；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擦，也抵消着双方的积极因素；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以权谋私种种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度量衡，统统通过物价反映到社会上来。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控，有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谭嗣同，他们的遗恨是多么深重呵！
（演播室。学者谈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我曾经说过，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要由传统的公有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商品经济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它形成市场后，国家所调节的市场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这样的话，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黄河流域的经济就有希望。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