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 11 届 6 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前中共副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评价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并赞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顾全大局"。2008 年 2 月 29 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的座谈会上赞扬周恩来在文革中"忍辱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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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6 月 27 日 中国共产党 11 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前中共副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评价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居功尽粹，并赞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顾全大局。
2008 年 2 月 29 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的座谈会上，赞扬周恩来在文革中忍辱负重。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今天要向各位展示周恩来到底对谁忠诚，他的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究竟指的是什么。
周恩来的个人挣扎
1975 年 9 月 20 日北京解放军 305 医院的手术室外，周恩来正缓缓地被推进手术室。然而，即使是中国当时的顶级医生们，此时也感到无力。周恩来的癌细胞已经扩散，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进手术室的时间，推着他从走廊里经过，当时邓小平、张春桥、邓颖超、汪东兴都在边上。走到手术室，马上就要进去了，周恩来大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当时邓颖超就让汪东兴把这句话报告出去。
此时的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政治仍然处于动荡之中，经济状况依然在恶化。此时的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即将进行生死未卜的大手术之前，这位中国总理最担心的是失去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担心自己被看成是投降派。
文革之初，刘少奇、邓小平等众多中央和省市领导人被批斗，因此周恩来非常紧张，因为这是天下大乱的时候，社会上风潮汹涌。周恩来觉得随时可能要出事，所以他让邓颖超在西华厅办公室的架子上挂着书包，里面装着他的洗漱用具，准备一旦被抓走的时候，拿书包进去了。
让周恩来忐忑不安的是一桩当时已经过去整整 40 年的旧案。1932 年 2 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上海多家报刊登载了一则“五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五豪是周恩来学生时代开始使用的笔名。当时，包括他在内的 243 名中共党员宣布退党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后来证明，五豪事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一手策划，对共产党施展的离间计。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当时毛泽东在 1932 年时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他专门发表公告讲这是国民党的造谣污蔑。
然而，在 1967 年文革期间，五豪事件又被重新翻了出来。1967 年 5 月 17 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信中并附上了这个启示。江青在信中说：“5 月 12 日夜，收到周荣新的女儿周少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给中央文革来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示，为首的是五豪周某某，要求通我面谈。”
原解放军国防大学正为李文清和原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无法现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李文清曾经担任原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秘书。据他在回忆中说，1968 年 5 月 4 日，许世友将造反派清查底细时，翻出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的“五豪等 243 人脱离共产党启示”亲手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在 5 月 8 日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时说：“像许司令这样 60 多岁的人都不知道五豪启示，这是敌人伪造的。”当时周恩来也在场。
然而，早在 1932 年，就清楚这件事来龙去脉的毛泽东却将这个案子悬了起来。毛泽东的话就批了这么多。我最后看到的毛说的话：“林彪同志阅后叫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然后在存边上用红笔划了两条杠。”所以，五豪事件之后，后来就成为悬在周恩来脑袋上的一把剑，作为敲打周和压制周的一个杀手锏。
1968 年 1 月 16 日，毛泽东对这件事批示说：“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事情算是告一段落。随着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第二号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被毛泽东打倒，从 1972 年开始，身处第二号领导人地位的周恩来也感到了来自毛泽东的压力。1972 年，毛泽东指示中共开展批林批孔，以肃清林彪的影响。然而，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批孔汇报会期间，毛泽东却暗示周恩来在历史上犯过错误，追随过"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逼迫周恩来在党内高层中公开这些错误。毛在年初病重的时候，曾一度把权交给周恩来，说：“这个事情以后由你来看着办吧。”当时江青在场。这是李志绥的回忆录里提到的。但是后来毛病又好了，他又后悔了。后悔想把这个给抹掉，但总要有个由头，于是他就要讲路线斗争了，因为周恩来在中共党内按照路线斗争来划分的，周恩来始终是站在错路线这一边的。
根据中国官方出版的《周恩来传》，那次的发言周恩来整整写了 10 天，对自己做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分的检讨。在周恩来所隶属自己犯下的种种路线错误中，1932 年中共苏区中央局与江西宁都召开的宁都会议，被他称作是“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罪过”。宁都会议是批毛的，批毛最厉害的人在后方中央局的人比时和顾作林，这些人后来都早已去世，但这笔账就成了周恩来的。
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取代毛泽东出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并领导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一下子毛泽东的话就被冷落了。所以毛泽东一直是积怨于周恩来的。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中为此检讨，实际上就背了一辈子的黑锅，被说成是篡军。周恩来篡军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周恩来在 1928 年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毛泽东 1933 年才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在 1931 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而毛泽东当时只担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当时在中共党内军内的地位远远高于毛泽东。
实际上，周恩来一直在中共党内相当长时期，从张国焘大革命失败后，他就是中共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当红军总政委也是周推荐的。周恩来到苏区时，他的职务是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决定军中的大计。所以周从上海一到军队，到江西，实际上已经是毛泽东的上司。
即使是中共所说的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遵义会上，毛泽东也只是在周恩来的全力推荐下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而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作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是组长，毛泽东和王家祥是组员，周恩来仍然是毛的上司。
从周恩来手里将军中第一把交椅转到毛泽东手里，这个过程中的矛盾始终不清楚。简单地说，就是在遵义会议的时候，周仍然是最后决策的负责人。毛泽东是开始协助周恩来的。毛的能力非常强，而周恩来的话则显得有些不安。他心里感到自己无法掌控整个局面。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毛与张国焘对立得非常厉害。此时，周恩来正好得了肝脓疡，发高烧，几乎死于病重。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毛自然将权力掌握了过去。
毛泽东与张闻天两人在周恩来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来负责军事事务。周恩来当时根本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已经开始主动让步，认为还是毛泽东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周恩来并没有坚持战斗。他也觉得毛泽东更有办法。
到了陕北之后，毛泽东还希望将周恩来挤出军队，让他转做地方工作。周恩来此时表示，他会继续留在军队，担任毛泽东的副手。从那时起，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格局便逐渐确立下来。
红军经过长征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日益巩固。1937 年 10 月，曾经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王明奉共产国际之命，从莫斯科来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和长江局书记。当时党内可以大致分为三派：毛派、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毛派的头号干将是刘少奇，刘少奇下有一批人，包括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教条宗派由王明、博古、张闻天、王家祥等组成。经验宗派则以周恩来为代表，还包括彭德怀、陈毅等人。
王明的再次出现让毛泽东感到不安。1942 年 9 月，毛泽东发起了历时三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打击党内以王明为首的一派势力。虽然党史上，延安整风被认为是整顿全党的风气，最多也就是王明受到了批判，但实际上，主要的被批判对象是周恩来。这是因为王明教条宗派在党内并无根基，真正有根基的是经验宗派。然而，毛泽东认为经验宗派是教条宗派，因此更加危险。
在延安整风中，周恩来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曾被威胁要开除出党，最终在整风过程中进行了一次长达五天的检讨。他在检讨中痛心疾首地承认，自己在思想和组织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是经验宗派的代表和教条统治的帮凶，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阻碍”。
周恩来之所以臣服于毛泽东，主要是因为毛确实在各方面表现出色，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如何利用抗战形式壮大发展共产力量上表现突出。抗战开始时，共产党只有三万人，抗战结束时，发展到 120 万人。因此，周恩来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只能心悦臣服。
延安整风打垮了教条宗派，整顿了经验宗派，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延安整风后，毛泽东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成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的中共指导思想。周恩来臣服于毛泽东也由此开始。
不过，在中共建政初期的 1956 年，中国经济计划中出现大量不切实际的激进目标。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参与了“反冒进”，并因此与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从 1957 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在两年内至少 13 次公开批评周恩来，称“反冒进”是泄了 6 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上的错误。58 年“反冒进”期间，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离右派只有 50 米远。
周恩来在“反冒进”问题上明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却依旧顺应毛泽东的意见，甚至提出不再担任总理职务。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对“反冒进”进行了检讨。他表示，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表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背离他的领导和指导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所犯的错误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虽然中共高层仍有对毛泽东路线和政策的质疑与挑战，但周恩来的观点完全以毛泽东为准。1958 年，毛泽东在他的领导下，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结果导致灾难性的饥荒。时任副总理、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 1959 年的中共庐山会议期间，对大跃进提出了温和的批评，结果被指责为反党并遭到清洗。
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并未对彭德怀提出公道话。李锐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讲话的看法，周恩来回答说：“我看没什么。”实际上，周恩来与彭德怀对经济形势和冒进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不过，周恩来认为在大会上讨论这些问题不合适，可能会使大会变成泄气大会。因此，周恩来并未在大会上发言，彭德怀对此表示周恩来太过世故。
周恩来不仅没有支持彭德怀，而且在彭德怀落难时，积极参与了对他的批判。在常委会上，周恩来批评彭德怀“骨头就是犯上，训顺，没有骨头，领导干部也需要训顺”，认为只有这样革命才能胜利。
从 1958 年到 1962 年，大跃进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严重破坏，饥荒蔓延，三千万人因饥荒丧命。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对大跃进进行了反省，批评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与毛泽东发生了正面争论。他直接告诉毛泽东：“人相食，你我会上史书的。”然而，作为中国总理的周恩来不仅没有对大跃进提出批评，而且曾下令取消农村地区的食用油供应，并消毁饿死人的统计数字证据。
就在大饥荒的几千万冤魂尚未完全散去的 1964 年，周恩来亲自策划和指导了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歌功颂德的大型歌舞《东方红》。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伤害和深远的影响。虽然中共高层对文革的质疑和反抗不断出现，在 1970 年 1 月和 2 月的中央军委碰头会及中南海怀仁堂会议上，对文革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文革派则称之为“京西宾馆大闹”和“怀仁堂大闹”的 2 月逆流。然而，主持怀仁堂会议的周恩来却没有在会议上表达任何意见。
在毛泽东宽恕了这些人之后，周恩来还写信警告他们不要再惹事。他给陈毅、谭正林、李先念等五人写了信，语气严厉，警告他们不要再犯错。这封信中说：“为了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向绝路，特此警告，勿以言之不预。”
1970 年 8 月，中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和陈伯达对文革派发出猛烈批评。林彪和陈伯达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持续革命理念相对立，因此毛泽东震怒，不仅打倒了陈伯达，还逼迫军方检讨错误。然而，林彪拒不检讨。周恩来试图调和双方的关系，稳定局势，并希望毛泽东能够放缓决策，以便共同推动经济建设。但当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已经决定与林彪分道扬镳后，便开始疏远林彪及其四大金刚黄、五、李、邱等人。
在 1971 年林彪出走的 913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亲自宣布对黄、五、李、邱进行隔离审查，并部署和指挥了抓捕林彪亲信以及控制当时被认为亲林彪的解放军空军的行动，文革后期的 1973 年，邓小平复出。他随后与江青等文革派发生矛盾冲突。毛泽东希望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主持起草一个有关文革的决议，用三七开的形式基本肯定文革。邓小平拒绝了。
当然，对于这场中国人承受了十年的劫难，人们从来没有听到周恩来说过一句否定或者至少是质疑的话。人们听到的和看到的，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权力支持。在这期间，周恩来只有两次对毛泽东有所反抗，但是那两次反抗的原因，都是周恩来面对毛泽东和妻子江青对自己发动的直接攻击，而不得不进行自我保护。
外交成就与挑战
1971 年，为了对付苏联对中国形成的巨大局势压力，毛泽东决定重新与美国接触。周恩来亲自落实，其个人魅力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被称为周恩来外交。除了毛泽东却无端发难，毛从 1972 年开始起，1973 年就连续不断地在批外交部，因为外交部是周直接主管的。
1973 年 6、7 月间，毛泽东对中国外交部几次提出严厉批评，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记斗争，甚至骂外交部的通报是“放屁一通”。1973 年 7 月 4 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说：“凡是这类批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面对毛泽东的责难，周恩来不停地做点讨。四个月以后，毛泽东再次向周恩来挥起大棒。1973 年 11 月 13 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接受的前一天晚上临时提出要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头天晚上说，达谢晚会，宴会都已经开完了，基辛格突然提了说希望跟周单独会谈。基辛格提了说希望中美进行某种程度的军事合作，因为那时候中美之所以走到一起，是为了共同对付苏联，而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军事部署调动，美国可以通过卫星把调动情况直接告诉我们。
那天晚上，由于毛已经睡下了，所以周就没有马上报告毛。基辛格明早上就要走，毛又在那睡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周就跟他说了一个活话。这个活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双方可以指定一个人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样的承诺，但是这件事情被毛去抓住，说周对美投降，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毛泽东大发雷霆说：“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
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称为周恩来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在会上，将江青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说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周恩来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对江青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这是周恩来自 1956 年以后第一次反抗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反抗，马上下令扩大批判会规模，并且专门成立了由政治局成员组成的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帮助小组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检讨，不许用秘书帮忙。批判会在人民大会堂从 11 月 25 日一直开到 12 月 5 日。
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有人说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苏联人一旦打进来的话，周会当苏联人的儿皇帝。我当年采访过乔冠华，乔冠华说他听了毛的话，说是周要当苏联人儿皇帝的时候，他用的是毛骨悚然。整个政治局批周会议的调子，根据毛的调子来定的，所以后来批周丧权辱国，对美投降了，曲膝下跪。
1975 年的时候，周已经病重，乔冠华跟张汉之两个人在 305 医院看周。其中因为乔冠华跟张汉之在也是政局扩大会的列席者，都要发言的，所以他们俩就向周检讨。乔冠华有一次当面跟周恩来讲，说：“我们当时都是在这种形式下，对总理说了一些批评的话。我就是表示这种心里头的不安的歉意。”当周恩来说：“这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企图彻底打倒周恩来，声称这是第 11 次路线斗争，并且指责周恩来曾经在毛泽东 1972 年年初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周恩最后是根据毛的调子做了一个给自己上纲非常高的检讨，这才算是过关。周恩来在 1973 年 12 月 4 日进行这次检讨时，还带头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
整个批周的过程，毛始终没有出面，但是毛是在幕后的话在那块操纵会议，派了两个联络员王海荣、唐文生作为他的联络员来传达毛的讲话。所以在第一次政局会议批周的时候，唐文生做了 8 个小时的发言，把毛对外交工作、对周的批评全都亮了出来。周恩来检讨之后，12 月 9 日，毛泽东终于从幕后出来，对周恩来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毛泽东还指着王海荣和唐文生说：“他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他们整总理。周恩来总算又躲过了一劫。
1975 年 6 月 16 日，已经动了三次大手术，体重不到 31 公斤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 40 年，得主席尊尊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亏悔无疾。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
1975 年 6 月 16 日，对于周恩来来说，这个晚节的标准就是是否终于毛泽东。1966 年 5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出 516 通知。5 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年不忠，一笔勾销。”周在文革中，他跟着毛走，保持晚节，这是周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不料 1975 年 8 月，毛泽东发起《评水浒运动》，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泽东重提投降派问题，又一次触动了周恩来的神经，因为当年的五豪事件和刚刚进行的与美国的谈判都提到周恩来的投降问题。实际上在 1972 年的批林整风中，五豪事件就曾经被再次提起。当时陈云和康生都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说：“这是国民党的阴谋，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污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1972 年 6 月 23 日，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专门做了有关五豪启示的报告，并且宣布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报告和相关文件资料存档。当时说好的事，要下发各省党案管，存档就周关于五豪启示他自己的把事情来龙去脉，前后经过这个说明了，结果最后也没有给他送到各省党官，这事情就脱下来了。
这事还悬着，一直到了 1975 年 9 月 20 日，周最后一次动大手术的时候，进手术室前，周已经打着麻醉药自己的话，在卫生间里半天不出来，邓颖超寻思怎么人半天不出来？推门一看，周坐在马桶上，还在这批改。他当年 1972 年关于五豪启示的那个说明，最后写到“最后是周恩来写于进入手术室之前”。又看那个笔记，手都已经发抖了。所以，这个始终是周离开心病，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周恩来在即将被推进手术室时，突然大喊：“我不是投降派！”
这虽然可以算成是周恩来为了自保，而对毛泽东的第二次反抗，但更像是周恩来向毛泽东发出的无可奈何的请求，希望毛泽东了解他的一片忠心，信任他。同样也正是出于同一目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千般推崇、万般维护。
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周和江青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关系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周那时候虽然不常住在延安，偶尔回延，回延之后，江青跟毛结婚以后，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会善解、仁义的领导人。所以下面有什么情况，周恩来经常跟江青之间都有一些交往。江青有一些心里的话，也愿意找周恩来说一说。当然，那时候只是限于一般的生活上的事情，并不涉及政治上，因为政治上毛泽东还没有放江青出山。
毛泽东放江青在政治上出山以后，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毛泽东放江青出山主要是为了文革。那么，两个关系应该说是以合作为主，同时有些矛盾，但那是次要的。毛发动文革，他实际上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他要放江青出来，打冲锋，为文革打开局面；另一方面，他又让周恩来尽量维持社会生活的运转。所以，周恩来和江青之间仅仅是一种角色的不同，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而不是路线之争。
文革初期，毛泽东刻意突出江青的政治地位，周恩来对这一点也不敢有丝毫怠慢。1968 年 3 月 27 日，在北京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周恩来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就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喊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在中共九大期间，周恩来提名江青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1973 年中共召开十大，周恩来进一步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只是这一次被毛泽东挡了下来。
周恩来实际上在中共内部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看得最透彻。他发现文革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夫妻老婆店。前不久，邱会作出的回忆录中，他讲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这四个人都军队干部进入政治局。周恩来专门找他们谈了一次话，讨论如何做好中央工作。其中，周恩来提问说：“到中央工作要处理好跟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关系。”他指出，处理好江青同志的关系，就等于处理好了与主席的关系。
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周恩来还对江青处处忍让。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总理是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评总理，多次对他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周恩来回答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
为了不得罪江青，周恩来甚至不惜大义灭亲，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1968 年，周恩来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恩寿。周恩寿也叫周童语。在 60 年代三江困难时期，周恩寿在家里聚会，议论时政，包括王光美哥哥的王光琪等。文革的时候，材料被江青拿出来了，江青把这些材料交给了周恩来。于是，周恩来立刻逮捕了周童语。尽管文革后透露的情况显示，周恩来当时也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属区逮捕了周童语，保护起来，但是周童语毕竟被关进了监狱七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 1975 年 5 月才被释放。
同样是在 1968 年，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受到江青诬陷，被捕入狱。孙维世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女子，也是个通天人物。她与中共四个巨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有着复杂的关系，因此得罪了两个文革中最有权势的女人，江青和叶群，成为了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据孙维世专案组的一个人事后交代，江青曾对孙维世专案组的人说：“孙维世是美女蛇、狐狸精，是睡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1968 年 10 月，孙维世在一中被迫害致死。关于她的代表令是否由周恩来签署，周禀德，周的侄女表示，孙维世和她的父亲周童语（即周恩寿）都是周恩来亲自批准的。曾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明在 1994 年一篇文章中写道，查证四人帮的罪行时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因为在当时，特别是在北京抓人，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而周恩来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因此所有事情都要经过他的审阅。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中心耿耿。1968 年 3 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成元功被送进江系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八年。
1972 年 5 月，周恩来被诊断患有膀胱癌。从那时起，周恩来经历了十几次大大小小的手术。然而，即使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毛泽东也从未去看望过他。然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始终没有变。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的叶剑英曾经和他进行过最后一次谈话。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说，当时叶剑英让警卫和护理人员全部退出。叶剑英和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无从所知。不过，叶剑英后来曾说，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剑英试探过周恩来的口气，周恩来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叶剑英说，周恩来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去世。1 月 11 日，在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开往八宝山时，北京上百万人自发地站在长安街两旁，为周恩来送行，场面令人震撼。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追悼会在 1 月 15 日举行。毛泽东是否能够参加，由毛的医疗组做出判断。医疗组的判断是，毛可以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不会受影响，时间最好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这些都有官方的记载。政治局为此做了准备，行走的路线、担架等全都准备好了。整个追悼大会为了等毛，还推迟了开会时间。但最后一刻，毛通过汪东兴传话说“不去了，只送一个花圈。”
关于这个问题，连张玉凤都看不下去。据说，流着眼泪求这个毛去参加，但毛最后还是没参加。1976 年 1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与他共事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没有出席。
1949 年以后，中国发生过无数次运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如今，合作社、人民公社早已不复存在；99%以上的右派被认定为冤屈，得到了平反。大跃进引发了大饥荒，成为不争的事实；文革则被公认为是十年浩劫。
结语
这些运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中共高级领导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泽东进行过抗争，他们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周恩来没有任何反抗之举。对于周恩来的不作为，中国官方也承认周恩来说过和做过的违心的话，违心的事仅仅用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来盖棺论定，这算不算是文过饰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