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大才女之張愛玲的潤

之前講過,很多 1949 年後,懷著報效之心回到祖國,卻在各種運動中被整死的知識份子的故事。但和這些悲慘的故事相反的,也有極少數在這個關鍵時候看清局勢,果斷出逃的聰明人。今天我就給大家說一說那些潤學先驅,看看他們的故事能給當下的我們,尤其是還在牆內的朋友,什麼樣的啟示。

最近幾年,張愛玲重新活起來,並不是因為她的小說,而是很多人把她視為潤學榜樣。對她在 1952 年及時逃離上海推崇備至。但其實張愛玲最初是不想走的,促成她下定決心的,是她那種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的細節判斷力。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在 1949 年上海變天之後,張愛玲一度積極地向黨組織靠近,準備拋棄自己擅長的情感敘事,向無產階級文學投石問路。她先後發表了《十八春》和《小愛》兩篇小說,用舊社會受盡血淚,新社會迎來重生的這種,我們熟悉的無產階級文學套路,有意識地向新政權靠近。當時擔任上海文宣主管的是著名的作家夏野。夏野對於張愛玲一直都很欣賞,對於她的轉變也很滿意,就點名讓她參加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一貫獨立的張愛玲也答應了,這場如今看來普普通通的大會,成了張愛玲命運的轉捩點。

她步入會場之後,就發現所有的人,這些平日裏代表著上海這個十裏揚長文化名片的文藝大咖,全部都穿上了格調晦暗的列寧裝或者人民裝。只有她一個人,一身南部旗袍,罩著網格白絨衫,縱然和她往日的穿著已經算是低調樸素了,但對比之下依然是極不和諧,仿佛異類。參加會議的另外一個著名的紅色作家丁寧,看到張愛玲的打扮後,就走到張愛玲的面前,指責她標新立異,不和大家統一。一個所謂的新社會,居然連穿衣服的自由都沒有,這個事讓張愛玲受到了極大的衝擊。這個一生都在避免和政治掛鉤,但總也擺脫不了政治影響的女作家,有超乎常人的敏感。這樣的格格不入,讓她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機。

1951 年春天,她的弟弟張子敬最後一次來見張愛玲,問她對於未來的打算。在沉默了很久之後,張愛玲說:“人民裝那樣矮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可以說那個時候,她已經下定決心要離開了。1952 年 7 月,即便下演徐錦秀的前程,32 歲的張愛玲,還是決絕的單身離開,奔赴香港。

她是怎麼走的呢?張愛玲 1939 年曾經取得了倫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但是因為二戰的原因沒能去成,就改道去了香港大學,也正是因為這樣,張愛玲的英語是非常好的。1941 年香港被日本人佔領,張愛玲不得不中斷學業,回到了上海,但她在香港大學的學籍還在,所以 1952 年的時候,她寫信給港大,要求恢復學業。港大也同意了。張愛玲就是拿著港大的入學通知,成功的在當時管控還不是特別嚴的上海,拿到了出境的憑證。

最終有驚無險,跨過羅湖橋抵達香港。隨後 1955 年又去了美國,並在 1960 年入籍,直到去世。張愛玲是從一個小細節中看到了未來,所謂的見微知著,我們也看到了一個人的決心和執行力。

但其實在潤學先驅中,同樣是上海灘女作家的潘柳黛,其實比張愛玲更有眼光。潘柳黛和蘇青、張愛玲關路,四個人並稱上海灘四大才女。潘柳黛是其中聲勢最坎坷的,她 18 歲就靠寫文章謀生,性格豁達通透,自稱文妖。她和張愛玲有一些小過節,互相譏諷,但其實為人不錯。在 1950 年上海灘還是一片歌舞昇平的時候,潘柳黛就敏銳的秀出了威脅,毅然決然潤了香港,在香港靠著一支筆依然風生水起。而且她這種對於中共的認識貫穿始終,在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潘柳黛立即決定第二次出走,最終於 1988 年,攜全家三代人再次出發移民澳洲。2001 年在澳洲,田然終老。在上海灘四大才女中,她的人生無論是過程還是結局,都堪稱最好的。

另外兩個心懷僥倖留下來的才女,命運內都只能用悲慘來形容了。四大才女中比張愛玲還要紅的蘇青,1949 年後失業,為了糊口,曾經為香港的報紙撰稿,寫了諸如“是付費請見廁所”之類的無關癢癢的文章。結果被當成裏通外國,理由是有諷刺新社會的嫌疑。

後來蘇青被分配到樂劇團工作,為配合三反五反,她寫了很多紅色劇本,但依然於 1955 年被打倒,關進監獄。1957 年被寬大釋放後,回到劇團看大門。文革中又被抄家批鬥,重判清理,窘然一身。她晚年窮困潦倒,竟然為每次一塊錢的出診費不能報銷而苦惱,甚至說“我只求早死”。

另外一個才女也是傳奇間諜關祿,被中共策反吸收,犧牲了自己的肉體,放棄了自己的前程,作為地下黨潛入汪偽機構去窺探情報。可以說履歷其功,但是在 1949 年後,中共兔死狗烹,全面清算之前的地下黨,以潘漢年為首的地下黨個個不得善終。和潘漢年關系密切的關祿,自然也沒有逃過劫難,背負漢奸的罵名,兩次被關進秦城監獄,極度精神失常。在 1982 年被平反後,寫完回憶錄的 75 歲的關祿,平靜自殺。

上海灘四大才女,兩個潤了的,都得到了善終;兩個留下來的,都生不如死。

2.尼匡潤的故事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知道大才子尼匡先生是因為《衛斯理系列小說》和電影,可以說讓人過目不忘。但是對於尼匡本人的身世未必瞭解。

尼匡,他也是上海人,兄弟姐妹多達七個,他排行老四。父母都是小職員。在 1950 年的時候,卻很有遠見,也很有決心,居然就帶著三個孩子潤了香港。留在大陸的四個兄弟姐妹中,就有尼匡。

但當時年僅 15 歲的尼匡,他並不傷心。在當時那種火熱的革命氛圍中,他跑到蘇州,考取了培養公安人才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在那裏簡單受訓了三個月,就上了崗,成了一名所謂的革命幹部。

剛開始的時候,尼匡的革命熱情十分高,不僅參加了很多的政治運動,還主動去蘇北創建勞改農場。1955 年的時候,20 歲的尼匡,又主動申請離開江蘇,去遙遠偏僻的內蒙古,開闢勞改農場。這份主動的熱情,毀了他的理想,也永久改變了他的人生。

尼匡所在的勞改農場,位置極度偏僻,可以說是與世隔絕。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但凡是有單位這種東西,那一定是符合妙小妖風大慈淺王八多的規律的等級森嚴,特權盛行,事無大小,都要歸報思想,開會檢討。

這個年輕的尼匡,結結實實的澆了幾盆冷水,和他曾經幻想的那個平等的革命世界完全是兩碼事。

尼匡的本性,他就是傳統的中國文人的那種性格,不服管教,愛好自由,這就註定了他悲劇的命運。他後來因為失智養狗,咬傷了書記,又在冬天因為拆了一個廢棄的小橋,用來生火取暖,被人告發破壞交通,還在批鬥會上仗義執言,為犯錯的同事伸冤,結果就被領導視為必須拔之而後快的眼中釘,訴罪並罰,被軟禁了好幾個月,單位甚至準備一個專門的法庭來審判他,情況岌岌可危。

幸好,這個尼匡有個蒙古族的好友,在這個千鈞一髮之際,勸他趕緊潤道外蒙古,以求生機,並且借給了他一匹老馬。正是依靠這匹老馬,尼匡在某個雪夜裏面出逃,奔向自由。但是他辨不清方向,並沒有走到他想去的外蒙古,而是稀裏糊塗的向東走到了黑龍江的泰來縣。在這裏他又把上火車一路南下,找到了在遼寧安山鋼鐵廠工作的大哥。

但是大哥當時也不敢收留他,只能乘船遣回上海,在上海四處碰壁,無人收留。這個尼匡心灰意冷,最終動了潤港的心思。

上海當時終究是大都市。當年他也有一些地下的移民仲介。尼匡花了一點錢買到了一個船票,在仲介的安排下,他先是坐火車到廣州,再潛入澳門,最後又從澳門逃到香港,輾轉五千裏,終於從一個即將在內蒙勞改農場裏面被爆錘的青年,變成了一個一貧二白,但是終究有了自由的香港人,最終依靠他自己的筆頭,成為大作家,實現了個人命運的逆轉。

但是尼匡真正讓我們覺得難得的,卻不是他個人後來的成功,而是他對於自己苦難始終保持著難得的清醒。在他晚年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記者問他:“你說過,香港如果失去某些優點,就會變成一個普通的城市,你說的這些優點是什麼呢? 尼匡先生不加思索地說: 自由。 環境的自由,言論的自由。 他不僅這麼說,其實也是這麼做的。

在《中英聯合聲明》之後,他就在 1992 年,已經花甲之年,再次遠赴美國,定居三藩市,追尋自己念念不忘的自由。 直到 2006 年,他的夫人犯了思鄉病,他才陪夫人回歸香港。但終其一生,尼匡都沒有再回過大陸。

雖然他是靠筆桿子混飯吃,寫過無數的奇幻甚至是色情小說,但是他從來沒有唱過讚歌,一句都沒有。 他曾經很堅決地說:“我從來不相信一國兩制,那都是共產黨的一句話的事。我根本不相信一國兩制這件事。”

“你有沒有破不破壞的?不存在這個問題。你共產黨說的定了,也沒有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共產黨說的。”

“共產黨說的,其實靠得住國的。” 有人質問他:“你是不是用妓女比喻過中共?” 他說:“沒有,我很尊重妓女。那種比喻是侮辱妓女,首先我個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我不會。” “一個人的妓女很沒用,幹嘛要這樣?”

3.李景君潤的故事

前面兩個是文藝界的,我再來說一個很有先見之明的科學界的知識份子。 李景君這個名字大家可能不熟,但是他卻是實實在在的中國遺傳學之父。 李景君畢業於康奈爾大學,攻讀遺傳學和生物統計學,獲得博士學位後,於 1941 年 10 月,在戰火紛飛中,帶著妻兒歷經艱辛回國。 在這個過程中,他還失去了自己的兒子。 他出任北大榮學院院長的時候,年僅 34 歲,是北大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院長。

他用純英文撰寫的學術名著《群體遺傳學導論》,至今都是遺傳學領域的權威著作。 中共在建政之後,各個領域以俄為爹,學術領域也不例外。 帶有美國留學背景,老婆又是美國籍,而且一直不贊同蘇俄學術體系的李景君,被撤職停課,面臨批判。 和其他心懷僥倖,低頭認罪的知識份子不同,一生傲骨的李景君很清楚自己面臨的未來,當機立斷,帶著家人以探望父母為名,於 1950 年 3 月,悄悄離開北京,南下上海。

稍作停留之後,又再次奔向廣州,最後抵達香港。 李景君出走之後,他所在的北京農業大學召開全校師生大會,批判其反動言行。 他的出走也被定性為叛國。 因為李景君在學術界巨大的影響力,包含諾貝爾獎得主穆勒在內的多位美國學術大師的努力下,李景君最終在香港停留一年多之後重回美國,受聘於匹茲堡大學。 他在美國做出了多項影響至今的重量級的學術貢獻。 最知名的就是隨機和雙盲試驗原則,在現代的藥品疫苗的研發中,隨機雙盲的臨床試驗原則已經被接納為權威的驗證手段。 可以不誇張的說,現代生物近幾十年的跨越都得益於這個原則。 李景君對此居功至偉。

1998 年他獲得了美國人類遺傳學傑出教育獎。 直到 91 歲的高齡去世,李景君這位中國的遺傳學之父再也沒有回過大陸。 和同時代的國內知識份子比起來,我覺得他的故事更有價值。

啟發

這幾個潤學先驅的故事我是講完了,那麼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發呢? 是什麼導致他們能夠超越同時代的知識份子,成功脫離了苦難的泥潭呢? 我覺得有兩大原因:一是對環境對時代敏銳的感知,二是個人堅決的執行力。 這兩者缺一不可,很多知識份子有學識沒有見識,完全對時代的走向做出了錯誤的判斷,自然而然就喪失了把握命運的主動權。 因為有些時機就是在轉瞬之間,晚一步就沒有了。

但更多的人其實不是做出了錯誤的判斷,而是已經感知到了時代變化和環境的危險,卻心存僥倖,沒有轉化為改變命運的執行力。 在溫水煮青蛙的形式變化中最終無力回天。

1952 年之前其實有條件有能力潤的,這些知識份子資本家有很多,但是真正轉化為行動的屈指可數。

等中共徹底關上國門,把所有的後路都給斷了之後,再想跑已經跑不了了。

李嘉誠如今被很多人捧上神壇,恐怕已經不僅僅是因為他的財富,而是因為他十年前堅決的撤退,不賺最後一個銅板的那種智慧。

像馬雲、劉強東之類的,被習近平整得大氣不敢出,財富嚴重縮水。相比之下,眼光就差得遠了,攫取財富的智慧很多人都有,順時而動的決心卻不是每個人都有。

我們大部分普通人在面對社會巨變的時候,往往都會產生巨大的那種膠著感,包括我自己。鑒於自身所處的這種社會階層,以及一時間難以改變的那種財富地位,在膠著之餘,很多人只能隨波逐流,在時代的洪流中被裹挾而行,粉身碎骨都來不及喊一聲痛。

但事實上,作為小人物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雖然有諸多的困難,但不是絕對的。相對於那些有名氣有財富的大人物,我覺得小人物要潤其實難度要小很多,因為船小好掉頭,對於命運的改變,少了很多財富和權力上的流連與束縛,所欠缺的往往是預見時局的智慧和堅決轉身的勇氣。

李嘉誠的預見其實我們一樣可以做得出,而且困難還比他小。我在 2019 年離開中國的時候,曾經在小範圍內和好幾個朋友說過這個話題,他們也都表示:“你先走,給我們探探路,我們隨後也走。”但是到了今天,還是只有我孤零零的一個人。

倒不是他們不想走了,而是很難走了。有句網紅諺語說得很好:“一分鐘就能看透事物本質的人,和半輩子才看得透的人,命運註定是不一樣的。”但其實看透只是第一步,看透之後,如果不落到實處,看透也是白白的看透,只能留下無盡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