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大才女之張愛玲的潤
之前講過，很多 1949 年後，懷著報效之心回到祖國，卻在各種運動中被整死的知識份子的故事。但和這些悲慘的故事相反的，也有極少數在這個關鍵時候看清局勢，果斷出逃的聰明人。今天我就給大家說一說那些潤學先驅，看看他們的故事能給當下的我們，尤其是還在牆內的朋友，什麼樣的啟示。
最近幾年，張愛玲重新活起來，並不是因為她的小說，而是很多人把她視為潤學榜樣。對她在 1952 年及時逃離上海推崇備至。但其實張愛玲最初是不想走的，促成她下定決心的，是她那種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的細節判斷力。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在 1949 年上海變天之後，張愛玲一度積極地向黨組織靠近，準備拋棄自己擅長的情感敘事，向無產階級文學投石問路。她先後發表了《十八春》和《小愛》兩篇小說，用舊社會受盡血淚，新社會迎來重生的這種，我們熟悉的無產階級文學套路，有意識地向新政權靠近。當時擔任上海文宣主管的是著名的作家夏野。夏野對於張愛玲一直都很欣賞，對於她的轉變也很滿意，就點名讓她參加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一貫獨立的張愛玲也答應了，這場如今看來普普通通的大會，成了張愛玲命運的轉捩點。
她步入會場之後，就發現所有的人，這些平日裏代表著上海這個十裏揚長文化名片的文藝大咖，全部都穿上了格調晦暗的列寧裝或者人民裝。只有她一個人，一身南部旗袍，罩著網格白絨衫，縱然和她往日的穿著已經算是低調樸素了，但對比之下依然是極不和諧，仿佛異類。參加會議的另外一個著名的紅色作家丁寧，看到張愛玲的打扮後，就走到張愛玲的面前，指責她標新立異，不和大家統一。一個所謂的新社會，居然連穿衣服的自由都沒有，這個事讓張愛玲受到了極大的衝擊。這個一生都在避免和政治掛鉤，但總也擺脫不了政治影響的女作家，有超乎常人的敏感。這樣的格格不入，讓她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機。
1951 年春天，她的弟弟張子敬最後一次來見張愛玲，問她對於未來的打算。在沉默了很久之後，張愛玲說：“人民裝那樣矮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可以說那個時候，她已經下定決心要離開了。1952 年 7 月，即便下演徐錦秀的前程，32 歲的張愛玲，還是決絕的單身離開，奔赴香港。
她是怎麼走的呢？張愛玲 1939 年曾經取得了倫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但是因為二戰的原因沒能去成，就改道去了香港大學，也正是因為這樣，張愛玲的英語是非常好的。1941 年香港被日本人佔領，張愛玲不得不中斷學業，回到了上海，但她在香港大學的學籍還在，所以 1952 年的時候，她寫信給港大，要求恢復學業。港大也同意了。張愛玲就是拿著港大的入學通知，成功的在當時管控還不是特別嚴的上海，拿到了出境的憑證。
最終有驚無險，跨過羅湖橋抵達香港。隨後 1955 年又去了美國，並在 1960 年入籍，直到去世。張愛玲是從一個小細節中看到了未來，所謂的見微知著，我們也看到了一個人的決心和執行力。
但其實在潤學先驅中，同樣是上海灘女作家的潘柳黛，其實比張愛玲更有眼光。潘柳黛和蘇青、張愛玲關路，四個人並稱上海灘四大才女。潘柳黛是其中聲勢最坎坷的，她 18 歲就靠寫文章謀生，性格豁達通透，自稱文妖。她和張愛玲有一些小過節，互相譏諷，但其實為人不錯。在 1950 年上海灘還是一片歌舞昇平的時候，潘柳黛就敏銳的秀出了威脅，毅然決然潤了香港，在香港靠著一支筆依然風生水起。而且她這種對於中共的認識貫穿始終，在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潘柳黛立即決定第二次出走，最終於 1988 年，攜全家三代人再次出發移民澳洲。2001 年在澳洲，田然終老。在上海灘四大才女中，她的人生無論是過程還是結局，都堪稱最好的。
另外兩個心懷僥倖留下來的才女，命運內都只能用悲慘來形容了。四大才女中比張愛玲還要紅的蘇青，1949 年後失業，為了糊口，曾經為香港的報紙撰稿，寫了諸如“是付費請見廁所”之類的無關癢癢的文章。結果被當成裏通外國，理由是有諷刺新社會的嫌疑。
後來蘇青被分配到樂劇團工作，為配合三反五反，她寫了很多紅色劇本，但依然於 1955 年被打倒，關進監獄。1957 年被寬大釋放後，回到劇團看大門。文革中又被抄家批鬥，重判清理，窘然一身。她晚年窮困潦倒，竟然為每次一塊錢的出診費不能報銷而苦惱，甚至說“我只求早死”。
另外一個才女也是傳奇間諜關祿，被中共策反吸收，犧牲了自己的肉體，放棄了自己的前程，作為地下黨潛入汪偽機構去窺探情報。可以說履歷其功，但是在 1949 年後，中共兔死狗烹，全面清算之前的地下黨，以潘漢年為首的地下黨個個不得善終。和潘漢年關系密切的關祿，自然也沒有逃過劫難，背負漢奸的罵名，兩次被關進秦城監獄，極度精神失常。在 1982 年被平反後，寫完回憶錄的 75 歲的關祿，平靜自殺。
上海灘四大才女，兩個潤了的，都得到了善終；兩個留下來的，都生不如死。
2.尼匡潤的故事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知道大才子尼匡先生是因為《衛斯理系列小說》和電影，可以說讓人過目不忘。但是對於尼匡本人的身世未必瞭解。
尼匡，他也是上海人，兄弟姐妹多達七個，他排行老四。父母都是小職員。在 1950 年的時候，卻很有遠見，也很有決心，居然就帶著三個孩子潤了香港。留在大陸的四個兄弟姐妹中，就有尼匡。
但當時年僅 15 歲的尼匡，他並不傷心。在當時那種火熱的革命氛圍中，他跑到蘇州，考取了培養公安人才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在那裏簡單受訓了三個月，就上了崗，成了一名所謂的革命幹部。
剛開始的時候，尼匡的革命熱情十分高，不僅參加了很多的政治運動，還主動去蘇北創建勞改農場。1955 年的時候，20 歲的尼匡，又主動申請離開江蘇，去遙遠偏僻的內蒙古，開闢勞改農場。這份主動的熱情，毀了他的理想，也永久改變了他的人生。
尼匡所在的勞改農場，位置極度偏僻，可以說是與世隔絕。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但凡是有單位這種東西，那一定是符合妙小妖風大慈淺王八多的規律的等級森嚴，特權盛行，事無大小，都要歸報思想，開會檢討。
這個年輕的尼匡，結結實實的澆了幾盆冷水，和他曾經幻想的那個平等的革命世界完全是兩碼事。
尼匡的本性，他就是傳統的中國文人的那種性格，不服管教，愛好自由，這就註定了他悲劇的命運。他後來因為失智養狗，咬傷了書記，又在冬天因為拆了一個廢棄的小橋，用來生火取暖，被人告發破壞交通，還在批鬥會上仗義執言，為犯錯的同事伸冤，結果就被領導視為必須拔之而後快的眼中釘，訴罪並罰，被軟禁了好幾個月，單位甚至準備一個專門的法庭來審判他，情況岌岌可危。
幸好，這個尼匡有個蒙古族的好友，在這個千鈞一髮之際，勸他趕緊潤道外蒙古，以求生機，並且借給了他一匹老馬。正是依靠這匹老馬，尼匡在某個雪夜裏面出逃，奔向自由。但是他辨不清方向，並沒有走到他想去的外蒙古，而是稀裏糊塗的向東走到了黑龍江的泰來縣。在這裏他又把上火車一路南下，找到了在遼寧安山鋼鐵廠工作的大哥。
但是大哥當時也不敢收留他，只能乘船遣回上海，在上海四處碰壁，無人收留。這個尼匡心灰意冷，最終動了潤港的心思。
上海當時終究是大都市。當年他也有一些地下的移民仲介。尼匡花了一點錢買到了一個船票，在仲介的安排下，他先是坐火車到廣州，再潛入澳門，最後又從澳門逃到香港，輾轉五千裏，終於從一個即將在內蒙勞改農場裏面被爆錘的青年，變成了一個一貧二白，但是終究有了自由的香港人，最終依靠他自己的筆頭，成為大作家，實現了個人命運的逆轉。
但是尼匡真正讓我們覺得難得的，卻不是他個人後來的成功，而是他對於自己苦難始終保持著難得的清醒。在他晚年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記者問他：“你說過，香港如果失去某些優點，就會變成一個普通的城市，你說的這些優點是什麼呢？ 尼匡先生不加思索地說： 自由。 環境的自由，言論的自由。 他不僅這麼說，其實也是這麼做的。
在《中英聯合聲明》之後，他就在 1992 年，已經花甲之年，再次遠赴美國，定居三藩市，追尋自己念念不忘的自由。 直到 2006 年，他的夫人犯了思鄉病，他才陪夫人回歸香港。但終其一生，尼匡都沒有再回過大陸。
雖然他是靠筆桿子混飯吃，寫過無數的奇幻甚至是色情小說，但是他從來沒有唱過讚歌，一句都沒有。 他曾經很堅決地說：“我從來不相信一國兩制，那都是共產黨的一句話的事。我根本不相信一國兩制這件事。”
“你有沒有破不破壞的？不存在這個問題。你共產黨說的定了，也沒有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共產黨說的。”
“共產黨說的，其實靠得住國的。” 有人質問他：“你是不是用妓女比喻過中共？” 他說：“沒有，我很尊重妓女。那種比喻是侮辱妓女，首先我個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我不會。” “一個人的妓女很沒用，幹嘛要這樣？”
3.李景君潤的故事
前面兩個是文藝界的，我再來說一個很有先見之明的科學界的知識份子。 李景君這個名字大家可能不熟，但是他卻是實實在在的中國遺傳學之父。 李景君畢業於康奈爾大學，攻讀遺傳學和生物統計學，獲得博士學位後，於 1941 年 10 月，在戰火紛飛中，帶著妻兒歷經艱辛回國。 在這個過程中，他還失去了自己的兒子。 他出任北大榮學院院長的時候，年僅 34 歲，是北大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院長。
他用純英文撰寫的學術名著《群體遺傳學導論》，至今都是遺傳學領域的權威著作。 中共在建政之後，各個領域以俄為爹，學術領域也不例外。 帶有美國留學背景，老婆又是美國籍，而且一直不贊同蘇俄學術體系的李景君，被撤職停課，面臨批判。 和其他心懷僥倖，低頭認罪的知識份子不同，一生傲骨的李景君很清楚自己面臨的未來，當機立斷，帶著家人以探望父母為名，於 1950 年 3 月，悄悄離開北京，南下上海。
稍作停留之後，又再次奔向廣州，最後抵達香港。 李景君出走之後，他所在的北京農業大學召開全校師生大會，批判其反動言行。 他的出走也被定性為叛國。 因為李景君在學術界巨大的影響力，包含諾貝爾獎得主穆勒在內的多位美國學術大師的努力下，李景君最終在香港停留一年多之後重回美國，受聘於匹茲堡大學。 他在美國做出了多項影響至今的重量級的學術貢獻。 最知名的就是隨機和雙盲試驗原則，在現代的藥品疫苗的研發中，隨機雙盲的臨床試驗原則已經被接納為權威的驗證手段。 可以不誇張的說，現代生物近幾十年的跨越都得益於這個原則。 李景君對此居功至偉。
1998 年他獲得了美國人類遺傳學傑出教育獎。 直到 91 歲的高齡去世，李景君這位中國的遺傳學之父再也沒有回過大陸。 和同時代的國內知識份子比起來，我覺得他的故事更有價值。
啟發
這幾個潤學先驅的故事我是講完了，那麼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發呢？ 是什麼導致他們能夠超越同時代的知識份子，成功脫離了苦難的泥潭呢？ 我覺得有兩大原因：一是對環境對時代敏銳的感知，二是個人堅決的執行力。 這兩者缺一不可，很多知識份子有學識沒有見識，完全對時代的走向做出了錯誤的判斷，自然而然就喪失了把握命運的主動權。 因為有些時機就是在轉瞬之間，晚一步就沒有了。
但更多的人其實不是做出了錯誤的判斷，而是已經感知到了時代變化和環境的危險，卻心存僥倖，沒有轉化為改變命運的執行力。 在溫水煮青蛙的形式變化中最終無力回天。
1952 年之前其實有條件有能力潤的，這些知識份子資本家有很多，但是真正轉化為行動的屈指可數。
等中共徹底關上國門，把所有的後路都給斷了之後，再想跑已經跑不了了。
李嘉誠如今被很多人捧上神壇，恐怕已經不僅僅是因為他的財富，而是因為他十年前堅決的撤退，不賺最後一個銅板的那種智慧。
像馬雲、劉強東之類的，被習近平整得大氣不敢出，財富嚴重縮水。相比之下，眼光就差得遠了，攫取財富的智慧很多人都有，順時而動的決心卻不是每個人都有。
我們大部分普通人在面對社會巨變的時候，往往都會產生巨大的那種膠著感，包括我自己。鑒於自身所處的這種社會階層，以及一時間難以改變的那種財富地位，在膠著之餘，很多人只能隨波逐流，在時代的洪流中被裹挾而行，粉身碎骨都來不及喊一聲痛。
但事實上，作為小人物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雖然有諸多的困難，但不是絕對的。相對於那些有名氣有財富的大人物，我覺得小人物要潤其實難度要小很多，因為船小好掉頭，對於命運的改變，少了很多財富和權力上的流連與束縛，所欠缺的往往是預見時局的智慧和堅決轉身的勇氣。
李嘉誠的預見其實我們一樣可以做得出，而且困難還比他小。我在 2019 年離開中國的時候，曾經在小範圍內和好幾個朋友說過這個話題，他們也都表示：“你先走，給我們探探路，我們隨後也走。”但是到了今天，還是只有我孤零零的一個人。
倒不是他們不想走了，而是很難走了。有句網紅諺語說得很好：“一分鐘就能看透事物本質的人，和半輩子才看得透的人，命運註定是不一樣的。”但其實看透只是第一步，看透之後，如果不落到實處，看透也是白白的看透，只能留下無盡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