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大才女之张爱玲的润
之前讲过，很多 1949 年后，怀着报效之心回到祖国，却在各种运动中被整死的知识分子的故事。但和这些悲惨的故事相反的，也有极少数在这个关键时候看清局势，果断出逃的聪明人。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说那些润学先驱，看看他们的故事能给当下的我们，尤其是还在墙内的朋友，什么样的启示。
最近几年，张爱玲重新活起来，并不是因为她的小说，而是很多人把她视为润学榜样。对她在 1952 年及时逃离上海推崇备至。但其实张爱玲最初是不想走的，促成她下定决心的，是她那种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细节判断力。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在 1949 年上海变天之后，张爱玲一度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准备抛弃自己擅长的情感叙事，向无产阶级文学投石问路。她先后发表了《十八春》和《小爱》两篇小说，用旧社会受尽血泪，新社会迎来重生的这种，我们熟悉的无产阶级文学套路，有意识地向新政权靠拢。当时担任上海文宣主管的是著名的作家夏野。夏野对于张爱玲一直都很欣赏，对于她的转变也很满意，就点名让她参加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一贯独立的张爱玲也答应了，这场如今看来普普通通的大会，成了张爱玲命运的转折点。
她步入会场之后，就发现所有的人，这些平日里代表着上海这个十里扬长文化名片的文艺大咖，全部都穿上了格调晦暗的列宁装或者人民装。只有她一个人，一身南部旗袍，罩着网格白绒衫，纵然和她往日的穿着已经算是低调朴素了，但对比之下依然是极不和谐，仿佛异类。参加会议的另外一个著名的红色作家丁宁，看到张爱玲的打扮后，就走到张爱玲的面前，指责她标新立异，不和大家统一。一个所谓的新社会，居然连穿衣服的自由都没有，这个事让张爱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个一生都在避免和政治挂钩，但总也摆脱不了政治影响的女作家，有超乎常人的敏感。这样的格格不入，让她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
1951 年春天，她的弟弟张子敬最后一次来见张爱玲，问她对于未来的打算。在沉默了很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矮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可以说那个时候，她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了。1952 年 7 月，即便下演徐锦秀的前程，32 岁的张爱玲，还是决绝的单身离开，奔赴香港。
她是怎么走的呢？张爱玲 1939 年曾经取得了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因为二战的原因没能去成，就改道去了香港大学，也正是因为这样，张爱玲的英语是非常好的。1941 年香港被日本人占领，张爱玲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了上海，但她在香港大学的学籍还在，所以 1952 年的时候，她写信给港大，要求恢复学业。港大也同意了。张爱玲就是拿着港大的入学通知，成功的在当时管控还不是特别严的上海，拿到了出境的凭证。
最终有惊无险，跨过罗湖桥抵达香港。随后 1955 年又去了美国，并在 1960 年入籍，直到去世。张爱玲是从一个小细节中看到了未来，所谓的见微知著，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人的决心和执行力。
但其实在润学先驱中，同样是上海滩女作家的潘柳黛，其实比张爱玲更有眼光。潘柳黛和苏青、张爱玲关路，四个人并称上海滩四大才女。潘柳黛是其中声势最坎坷的，她 18 岁就靠写文章谋生，性格豁达通透，自称文妖。她和张爱玲有一些小过节，互相讥讽，但其实为人不错。在 1950 年上海滩还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时候，潘柳黛就敏锐的秀出了威胁，毅然决然润了香港，在香港靠着一支笔依然风生水起。而且她这种对于中共的认识贯穿始终，在 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潘柳黛立即决定第二次出走，最终于 1988 年，携全家三代人再次出发移民澳洲。2001 年在澳洲，田然终老。在上海滩四大才女中，她的人生无论是过程还是结局，都堪称最好的。
另外两个心怀侥幸留下来的才女，命运内都只能用悲惨来形容了。四大才女中比张爱玲还要红的苏青，1949 年后失业，为了糊口，曾经为香港的报纸撰稿，写了诸如“是付费请见厕所”之类的无关痒痒的文章。结果被当成里通外国，理由是有讽刺新社会的嫌疑。
后来苏青被分配到乐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她写了很多红色剧本，但依然于 1955 年被打倒，关进监狱。1957 年被宽大释放后，回到剧团看大门。文革中又被抄家批斗，重判清理，窘然一身。她晚年穷困潦倒，竟然为每次一块钱的出诊费不能报销而苦恼，甚至说“我只求早死”。
另外一个才女也是传奇间谍关禄，被中共策反吸收，牺牲了自己的肉体，放弃了自己的前程，作为地下党潜入汪伪机构去窥探情报。可以说履历其功，但是在 1949 年后，中共兔死狗烹，全面清算之前的地下党，以潘汉年为首的地下党个个不得善终。和潘汉年关系密切的关禄，自然也没有逃过劫难，背负汉奸的骂名，两次被关进秦城监狱，极度精神失常。在 1982 年被平反后，写完回忆录的 75 岁的关禄，平静自杀。
上海滩四大才女，两个润了的，都得到了善终；两个留下来的，都生不如死。
2.尼匡润的故事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知道大才子尼匡先生是因为《卫斯理系列小说》和电影，可以说让人过目不忘。但是对于尼匡本人的身世未必了解。
尼匡，他也是上海人，兄弟姐妹多达七个，他排行老四。父母都是小职员。在 1950 年的时候，却很有远见，也很有决心，居然就带着三个孩子润了香港。留在大陆的四个兄弟姐妹中，就有尼匡。
但当时年仅 15 岁的尼匡，他并不伤心。在当时那种火热的革命氛围中，他跑到苏州，考取了培养公安人才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那里简单受训了三个月，就上了岗，成了一名所谓的革命干部。
刚开始的时候，尼匡的革命热情十分高，不仅参加了很多的政治运动，还主动去苏北创建劳改农场。1955 年的时候，20 岁的尼匡，又主动申请离开江苏，去遥远偏僻的内蒙古，开辟劳改农场。这份主动的热情，毁了他的理想，也永久改变了他的人生。
尼匡所在的劳改农场，位置极度偏僻，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但凡是有单位这种东西，那一定是符合妙小妖风大慈浅王八多的规律的等级森严，特权盛行，事无大小，都要归报思想，开会检讨。
这个年轻的尼匡，结结实实的浇了几盆冷水，和他曾经幻想的那个平等的革命世界完全是两码事。
尼匡的本性，他就是传统的中国文人的那种性格，不服管教，爱好自由，这就注定了他悲剧的命运。他后来因为失智养狗，咬伤了书记，又在冬天因为拆了一个废弃的小桥，用来生火取暖，被人告发破坏交通，还在批斗会上仗义执言，为犯错的同事伸冤，结果就被领导视为必须拔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诉罪并罚，被软禁了好几个月，单位甚至准备一个专门的法庭来审判他，情况岌岌可危。
幸好，这个尼匡有个蒙古族的好友，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劝他赶紧润道外蒙古，以求生机，并且借给了他一匹老马。正是依靠这匹老马，尼匡在某个雪夜里面出逃，奔向自由。但是他辨不清方向，并没有走到他想去的外蒙古，而是稀里糊涂的向东走到了黑龙江的泰来县。在这里他又把上火车一路南下，找到了在辽宁安山钢铁厂工作的大哥。
但是大哥当时也不敢收留他，只能乘船遣回上海，在上海四处碰壁，无人收留。这个尼匡心灰意冷，最终动了润港的心思。
上海当时终究是大都市。当年他也有一些地下的移民中介。尼匡花了一点钱买到了一个船票，在中介的安排下，他先是坐火车到广州，再潜入澳门，最后又从澳门逃到香港，辗转五千里，终于从一个即将在内蒙劳改农场里面被爆锤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一贫二白，但是终究有了自由的香港人，最终依靠他自己的笔头，成为大作家，实现了个人命运的逆转。
但是尼匡真正让我们觉得难得的，却不是他个人后来的成功，而是他对于自己苦难始终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在他晚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你说过，香港如果失去某些优点，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城市，你说的这些优点是什么呢？ 尼匡先生不加思索地说： 自由。 环境的自由，言论的自由。 他不仅这么说，其实也是这么做的。
在《中英联合声明》之后，他就在 1992 年，已经花甲之年，再次远赴美国，定居旧金山，追寻自己念念不忘的自由。 直到 2006 年，他的夫人犯了思乡病，他才陪夫人回归香港。但终其一生，尼匡都没有再回过大陆。
虽然他是靠笔杆子混饭吃，写过无数的奇幻甚至是色情小说，但是他从来没有唱过赞歌，一句都没有。 他曾经很坚决地说：“我从来不相信一国两制，那都是共产党的一句话的事。我根本不相信一国两制这件事。”
“你有没有破不破坏的？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共产党说的定了，也没有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共产党说的。”
“共产党说的，其实靠得住国的。” 有人质问他：“你是不是用妓女比喻过中共？” 他说：“没有，我很尊重妓女。那种比喻是侮辱妓女，首先我个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我不会。” “一个人的妓女很没用，干嘛要这样？”
3.李景君润的故事
前面两个是文艺界的，我再来说一个很有先见之明的科学界的知识分子。 李景君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但是他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遗传学之父。 李景君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攻读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 1941 年 10 月，在战火纷飞中，带着妻儿历经艰辛回国。 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他出任北大荣学院院长的时候，年仅 34 岁，是北大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院长。
他用纯英文撰写的学术名著《群体遗传学导论》，至今都是遗传学领域的权威著作。 中共在建政之后，各个领域以俄为爹，学术领域也不例外。 带有美国留学背景，老婆又是美国籍，而且一直不赞同苏俄学术体系的李景君，被撤职停课，面临批判。 和其他心怀侥幸，低头认罪的知识分子不同，一生傲骨的李景君很清楚自己面临的未来，当机立断，带着家人以探望父母为名，于 1950 年 3 月，悄悄离开北京，南下上海。
稍作停留之后，又再次奔向广州，最后抵达香港。 李景君出走之后，他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批判其反动言行。 他的出走也被定性为叛国。 因为李景君在学术界巨大的影响力，包含诺贝尔奖得主穆勒在内的多位美国学术大师的努力下，李景君最终在香港停留一年多之后重回美国，受聘于匹兹堡大学。 他在美国做出了多项影响至今的重量级的学术贡献。 最知名的就是随机和双盲试验原则，在现代的药品疫苗的研发中，随机双盲的临床试验原则已经被接纳为权威的验证手段。 可以不夸张的说，现代生物近几十年的跨越都得益于这个原则。 李景君对此居功至伟。
1998 年他获得了美国人类遗传学杰出教育奖。 直到 91 岁的高龄去世，李景君这位中国的遗传学之父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和同时代的国内知识分子比起来，我觉得他的故事更有价值。
启发
这几个润学先驱的故事我是讲完了，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 是什么导致他们能够超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成功脱离了苦难的泥潭呢？ 我觉得有两大原因：一是对环境对时代敏锐的感知，二是个人坚决的执行力。 这两者缺一不可，很多知识分子有学识没有见识，完全对时代的走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自然而然就丧失了把握命运的主动权。 因为有些时机就是在转瞬之间，晚一步就没有了。
但更多的人其实不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是已经感知到了时代变化和环境的危险，却心存侥幸，没有转化为改变命运的执行力。 在温水煮青蛙的形式变化中最终无力回天。
1952 年之前其实有条件有能力润的，这些知识分子资本家有很多，但是真正转化为行动的屈指可数。
等中共彻底关上国门，把所有的后路都给断了之后，再想跑已经跑不了了。
李嘉诚如今被很多人捧上神坛，恐怕已经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十年前坚决的撤退，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那种智慧。
像马云、刘强东之类的，被习近平整得大气不敢出，财富严重缩水。相比之下，眼光就差得远了，攫取财富的智慧很多人都有，顺时而动的决心却不是每个人都有。
我们大部分普通人在面对社会巨变的时候，往往都会产生巨大的那种胶着感，包括我自己。鉴于自身所处的这种社会阶层，以及一时间难以改变的那种财富地位，在胶着之余，很多人只能随波逐流，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而行，粉身碎骨都来不及喊一声痛。
但事实上，作为小人物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有诸多的困难，但不是绝对的。相对于那些有名气有财富的大人物，我觉得小人物要润其实难度要小很多，因为船小好掉头，对于命运的改变，少了很多财富和权力上的流连与束缚，所欠缺的往往是预见时局的智慧和坚决转身的勇气。
李嘉诚的预见其实我们一样可以做得出，而且困难还比他小。我在 2019 年离开中国的时候，曾经在小范围内和好几个朋友说过这个话题，他们也都表示：“你先走，给我们探探路，我们随后也走。”但是到了今天，还是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倒不是他们不想走了，而是很难走了。有句网红谚语说得很好：“一分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半辈子才看得透的人，命运注定是不一样的。”但其实看透只是第一步，看透之后，如果不落到实处，看透也是白白的看透，只能留下无尽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