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但他的政策也帶來了腐敗和社會分化。對鄧的評價應考慮當時的歷史背景及其改革的遺留問題。習近平的新時代改革試圖糾正這些問題，但效果尚待觀察。
作者｜鄧聿文
本文源自 2018 年的《紐約時報中文版》！為了便於閱讀，本網站編輯在不違背原意的情況下做了適當修改！同時聲明，此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本網站僅作為展現，以便讀者全面瞭解歷史真相！
今年 2 月 19 日是鄧小平去世 21 周年的忌日，恰逢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要總結這一時期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就繞不開對鄧小平的評價。正如沒有毛澤東就沒有社會主義中國一樣，沒有鄧小平，改革開放也許就不會出現，或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在改革早期，人們對鄧小平的評價沒有很大歧義，他是以“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形象出現的——至今官方還是如此稱呼他。當北京大學的學生在 1984 年的國慶遊行隊伍裏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時，鄧的威望達到了其一生的頂點。八九是社會對鄧評價的一個轉捩點，他被民運派稱為“六四屠戶”。“九二南巡”，鄧以“一介平民”身份將中國重新帶回改革。此後，鄧淡出公眾視野，直至去世。
20 多年後再來評價鄧小平，視角和重點自然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所不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首先要放在他生活的時代，從他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去理解。現在社會上有種看法，認為沒有鄧，中國也會改革開放。如時任領導人的華國鋒，並不像後來所描繪的那樣保守。但歷史是不能假設的，是鄧而不是華，領導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比較華和鄧二人的眼界、經驗、思想的開明以及政治手腕，差的就不是一個等級。即使在華的領導下，中國也不得不打開國門，推進改革，但改革的速度很可能是一波三折、一步三搖，會慢很多。
然而，我們今天反思改革，評價鄧小平，是帶有今天這個特定階段的問題、印痕和目的的。雖然我們不應以今天的標準去要求鄧小平，但完全撇開現實去評價歷史人物也不對。因為今天的問題乃是由昨天的觀念思想和政策造成的。何況這段歷史並不遠，改革積累的很多問題，都可以追溯到鄧小平，對此不應諱言。
其實，習近平宣稱要開創自己的“新時代”，用自己的“習思想”取代鄧小平理論對改革的指導地位，就表明中國的改革是出了問題的。鄧小平所發動和主導的這條改革道路，導致了兩個最嚴重的後遺症——腐敗和社會分化，故而習近平才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新發展理念，並重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格局。習開出的“藥方”是否對症另當別論，但它的確是針對鄧的改革的失誤而來的。
作為共產主義信徒的鄧小平
從歷史的角度看，鄧對中國改革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拯救”而非“發動”上。當 1978 年中國打開國門，實行改革開放，公允地說，鄧只是其中的“發動者”之一，其他的領導人也參與了。但 1992 年，已經退休的鄧小平完全是憑藉一己之力，將已“奄奄一息”的改革徹底扭轉過來。“八九”對中共造成了重創，在其後的三年治理整頓中，改革事實上已經熄火，計畫體制有全面復辟的氣勢，是鄧小平力挽狂瀾，將改革拯救出來。“南方談話”最重要的一點，是批判了凡事都要問“姓資姓社”的“左傾”思想錯誤，確立了市場經濟地位，此後，在很長一段時間，防“左”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主要課題。可以說，沒有“南方談話”，便沒有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從此，中國被鎖定在改革開放的航道中。
我們再將歷史的視角拉長，如從中國近代史出發，對鄧小平改革的意義和價值會有更好的理解。從現代化的角度看，中國自 1840 年以來的將近 180 年的歷史，可以看作一個超大國家趕超型現代化的樣本。它分成三波。第一波從洋務運動到民國，第二波從共產黨建政到文革結束，第三波就是 1978 年開啟的改革開放。這後一波是對前一波歷史的糾錯，是對蘇式社會主義的拋棄。將過去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各種舊制度和舊體制，主要是計畫體制打破，引入市場機制，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同時打開封閉的國門，向西方世界開放。因此，從現代化即文明史的角度看，這段歷史是一個與西方文明接軌融合的過程，而它與鄧小平息息相關。正是鄧小平，在第三波現代化中，扭轉了國家的發展方向，將中國引導到現代化的正當道路上來，為它搭建起了框架，指出了方向。沒有鄧小平，中國也會走向這條道路，但時間要晚，成本要大得多。鄧小平是把改革開放作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來維護的。
但這並不是說，鄧就沒有問題。鄧對自己的評價是“七三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說明他也意識到自己的問題。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化和社會的分化，進入本世紀後，社會對鄧的評價出現兩極化。讚譽者把中國改革開放的功勞歸之於他，反對者則認為他要為今日中國出現的種種問題負責。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奇怪，改革一直伴隨著思想的混亂，無論對鄧還是對毛，或者對其他領導人，都難有一致評價。
在鄧的反對者中，前期主要是文革得益者以及民運派和同情“六四”的自由派，後期主要是以底層勞動者為主的在改革中相對利益受損的普羅大眾，包括部分對改革失望的左派知識份子，此外還有俗稱的“毛左”。後者也人數眾多。
在我看來，鄧的最大問題，是在他有權力和權威的時候，未能運用這種權力和權威，適時發動和推進政治改革，將中國導向民主軌道，反而幹掉了兩任總書記，扼殺了處於繈褓中的政改。儘管和其同時代的中共元老比，鄧要顯得相對開明，在八十年代早期，鄧並不反對或者說也主張政治改革，他在 1980 年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至今仍是中共最重要的政改文獻，但鄧政治改革的邊界，從沒有超出政府改革的範疇，換言之，鄧是把領導體制的改革當做政治改革。雖然從寬泛角度說，這也是政改的一部分，但不是主體部分。
從鄧一生的革命經歷看，雖然他是個務實派，但本質上，鄧是共產主義的信徒，身上還帶有傳統中國遺留下來的專制 DNA。他不可能容忍有人借自己發動的改革而動搖和否定黨的領導。所以鄧為改革劃了一個“四項基本原則”的緊箍咒。這是他作為改革者的歷史局限性，也使得中國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跛足的改革——只有經改，沒有政改。如果作為一種策略，在某個階段以經改為主未嘗不可，但若政改遲遲不跟進，時間一長，勢必導致改革出現許多嚴重的問題，最終拖延改革進程，這就是今天中國面臨的現實。
未能推進政改的後遺症
在 40 年的改革中，有兩大問題特別要指出，一是政府 GDP 主義，可稱之為“GDP 政府”；一是由裙帶和腐敗構成的食利階層，可稱之為“裙帶社會主義”。
GDP 政府也就是以 GDP 為取向的政府。中國政府之所以要以 GDP 為取向，並作為衡量官員能幹與否的尺規，根本原因是執政黨要把 GDP 作為政績合法性。文革摧毀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在普遍貧困的國情下，執政黨只有快馬加鞭，把經濟搞上去，才能解決貧困問題，改善民生，故執政黨只能把執政合法性，建立在 GDP 上，釋放人們原始的發財致富欲望。這或許就是鄧小平“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原初本意。
重視 GDP 不是壞事，但不能將經濟建設等同於 GDP，更要看到 GDP 取向的政策後果，必然是重生產輕分配，重建設輕公共服務，重資本輕勞動，通過低成本人權優勢，來實現經濟的高增長。在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這種政策後果更加嚴重。
裙帶社會主義是相對於裙帶資本主義而言的，也就是在經濟活動中縱容權力和關係尋租，特別是通過對政治領導人的血親、姻親、朋黨關係的捆綁，將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形成一個個尾大不掉的權貴富豪家族。
裙帶社會主義的產生，源於不受控制的黨權和政府權力，政府主導國家的大部分經濟和政治資源，參與生產經營活動，它的後果就是少數權貴瓜分國民財富，成為食利者，並導致腐敗盛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裙帶社會主義也是平常所稱的權貴資本主義。
這兩大問題正是沒有實行政改的後果，反過來，改革也是由 GDP 政府和裙帶社會主義所敗壞的。由於國民財富被食利者瓜分，政府壟斷了經政資源，從而形成了貧富的兩極化，以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進城農民工等為主的底層民眾日趨定型，缺乏改變自己命運的管道和機會，貧困者的代際繼承效應明顯增強，社會進入了一個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贏家通吃時代。人們對這樣的改革失去耐心和信心是可以想見的。
此種情況當然不是鄧小平設想的。他曾警告過，如果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就說明改革失敗了。但他至少要為此承擔相應責任，包括備受一些學者推崇的鄧的改革“三論”——“摸論”、“貓論”和“先富論”，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如果不加以限制，會帶來很大後遺症。
以“先富論”為例，雖然當初鄧提出這一原則時，本意是要通過先富帶動後富，來實現全民的共同富裕，而絕對不是以社會的多數人陷入相對貧困為代價的，但這條原則實際實行的結果，卻恰恰造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因為在一個權力支配市場的體制下，先富起來的人只能是靠權力最近的人。誰靠權力最近？當然是官二代、紅二代，尤其是他們當中的少數權勢家庭。
事實上，當時執政黨為讓紅二代不參與、干預政治，有意將他們趕向商場，賦予他們各種各樣的特權和政策優勢，變現為財富。“八九”學運的一個直接誘因，就是反官倒，而當時包括鄧在內的領導人的子女，大部分參與了官倒，鄧樸方所建立的康華公司就是其中之一。這種情況愈到後來愈嚴重，最近 10 多年，官二代、紅二代早已拋棄了早期的“官倒”形式，而採用現代金融方式，壟斷了中國多個行業。比如安邦集團的崛起，沒有與鄧家的聯姻以及其他紅二代的支持大概是不可能的。
可以講，中國的市場經濟就是一部權錢交易的市場經濟，黨政幹部領導在參與經濟活動的過程中，獲得了包括經濟利益和政治升遷在內的私人收益，而執政黨為保執政穩固對這種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展示出了巨大的容忍度。一言以蔽之，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及其失控是鄧式改革的副產品，但也促成了習近平的集權和反腐。安邦的被打壓，就反映以權貴集團為代表的裙帶社會主義，在習近平看來，已經觸及到危及執政黨統治的問題。
歷史是複雜的，歷史人物有多面性。今天我們評價鄧小平，目的是著眼於改革，無論是一棍子將鄧打死，還是無原則地一味頌鄧，都與這一目的相悖，是不足取的。我們要做的是，繼承鄧的改革遺產，同時對改革的重大失誤，進行修正，應基於正義原則和共用目標，去重新設計中國改革的下半程，並在此基礎上，啟動政改，推進中國的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