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但他的政策也帶來了腐敗和社會分化。對鄧的評價應考慮當時的歷史背景及其改革的遺留問題。習近平的新時代改革試圖糾正這些問題,但效果尚待觀察。

作者|鄧聿文

本文源自 2018 年的《紐約時報中文版》!為了便於閱讀,本網站編輯在不違背原意的情況下做了適當修改!同時聲明,此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本網站僅作為展現,以便讀者全面瞭解歷史真相!


今年 2 月 19 日是鄧小平去世 21 周年的忌日,恰逢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要總結這一時期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就繞不開對鄧小平的評價。正如沒有毛澤東就沒有社會主義中國一樣,沒有鄧小平,改革開放也許就不會出現,或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在改革早期,人們對鄧小平的評價沒有很大歧義,他是以“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形象出現的——至今官方還是如此稱呼他。當北京大學的學生在 1984 年的國慶遊行隊伍裏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時,鄧的威望達到了其一生的頂點。八九是社會對鄧評價的一個轉捩點,他被民運派稱為“六四屠戶”。“九二南巡”,鄧以“一介平民”身份將中國重新帶回改革。此後,鄧淡出公眾視野,直至去世。

20 多年後再來評價鄧小平,視角和重點自然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所不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首先要放在他生活的時代,從他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去理解。現在社會上有種看法,認為沒有鄧,中國也會改革開放。如時任領導人的華國鋒,並不像後來所描繪的那樣保守。但歷史是不能假設的,是鄧而不是華,領導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比較華和鄧二人的眼界、經驗、思想的開明以及政治手腕,差的就不是一個等級。即使在華的領導下,中國也不得不打開國門,推進改革,但改革的速度很可能是一波三折、一步三搖,會慢很多。

然而,我們今天反思改革,評價鄧小平,是帶有今天這個特定階段的問題、印痕和目的的。雖然我們不應以今天的標準去要求鄧小平,但完全撇開現實去評價歷史人物也不對。因為今天的問題乃是由昨天的觀念思想和政策造成的。何況這段歷史並不遠,改革積累的很多問題,都可以追溯到鄧小平,對此不應諱言。

其實,習近平宣稱要開創自己的“新時代”,用自己的“習思想”取代鄧小平理論對改革的指導地位,就表明中國的改革是出了問題的。鄧小平所發動和主導的這條改革道路,導致了兩個最嚴重的後遺症——腐敗和社會分化,故而習近平才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新發展理念,並重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格局。習開出的“藥方”是否對症另當別論,但它的確是針對鄧的改革的失誤而來的。

作為共產主義信徒的鄧小平

從歷史的角度看,鄧對中國改革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拯救”而非“發動”上。當 1978 年中國打開國門,實行改革開放,公允地說,鄧只是其中的“發動者”之一,其他的領導人也參與了。但 1992 年,已經退休的鄧小平完全是憑藉一己之力,將已“奄奄一息”的改革徹底扭轉過來。“八九”對中共造成了重創,在其後的三年治理整頓中,改革事實上已經熄火,計畫體制有全面復辟的氣勢,是鄧小平力挽狂瀾,將改革拯救出來。“南方談話”最重要的一點,是批判了凡事都要問“姓資姓社”的“左傾”思想錯誤,確立了市場經濟地位,此後,在很長一段時間,防“左”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主要課題。可以說,沒有“南方談話”,便沒有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從此,中國被鎖定在改革開放的航道中。

我們再將歷史的視角拉長,如從中國近代史出發,對鄧小平改革的意義和價值會有更好的理解。從現代化的角度看,中國自 1840 年以來的將近 180 年的歷史,可以看作一個超大國家趕超型現代化的樣本。它分成三波。第一波從洋務運動到民國,第二波從共產黨建政到文革結束,第三波就是 1978 年開啟的改革開放。這後一波是對前一波歷史的糾錯,是對蘇式社會主義的拋棄。將過去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各種舊制度和舊體制,主要是計畫體制打破,引入市場機制,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同時打開封閉的國門,向西方世界開放。因此,從現代化即文明史的角度看,這段歷史是一個與西方文明接軌融合的過程,而它與鄧小平息息相關。正是鄧小平,在第三波現代化中,扭轉了國家的發展方向,將中國引導到現代化的正當道路上來,為它搭建起了框架,指出了方向。沒有鄧小平,中國也會走向這條道路,但時間要晚,成本要大得多。鄧小平是把改革開放作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來維護的。

但這並不是說,鄧就沒有問題。鄧對自己的評價是“七三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說明他也意識到自己的問題。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化和社會的分化,進入本世紀後,社會對鄧的評價出現兩極化。讚譽者把中國改革開放的功勞歸之於他,反對者則認為他要為今日中國出現的種種問題負責。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奇怪,改革一直伴隨著思想的混亂,無論對鄧還是對毛,或者對其他領導人,都難有一致評價。

在鄧的反對者中,前期主要是文革得益者以及民運派和同情“六四”的自由派,後期主要是以底層勞動者為主的在改革中相對利益受損的普羅大眾,包括部分對改革失望的左派知識份子,此外還有俗稱的“毛左”。後者也人數眾多。

在我看來,鄧的最大問題,是在他有權力和權威的時候,未能運用這種權力和權威,適時發動和推進政治改革,將中國導向民主軌道,反而幹掉了兩任總書記,扼殺了處於繈褓中的政改。儘管和其同時代的中共元老比,鄧要顯得相對開明,在八十年代早期,鄧並不反對或者說也主張政治改革,他在 1980 年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至今仍是中共最重要的政改文獻,但鄧政治改革的邊界,從沒有超出政府改革的範疇,換言之,鄧是把領導體制的改革當做政治改革。雖然從寬泛角度說,這也是政改的一部分,但不是主體部分。

1975年,鄧小平。

從鄧一生的革命經歷看,雖然他是個務實派,但本質上,鄧是共產主義的信徒,身上還帶有傳統中國遺留下來的專制 DNA。他不可能容忍有人借自己發動的改革而動搖和否定黨的領導。所以鄧為改革劃了一個“四項基本原則”的緊箍咒。這是他作為改革者的歷史局限性,也使得中國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跛足的改革——只有經改,沒有政改。如果作為一種策略,在某個階段以經改為主未嘗不可,但若政改遲遲不跟進,時間一長,勢必導致改革出現許多嚴重的問題,最終拖延改革進程,這就是今天中國面臨的現實。

未能推進政改的後遺症

在 40 年的改革中,有兩大問題特別要指出,一是政府 GDP 主義,可稱之為“GDP 政府”;一是由裙帶和腐敗構成的食利階層,可稱之為“裙帶社會主義”。

GDP 政府也就是以 GDP 為取向的政府。中國政府之所以要以 GDP 為取向,並作為衡量官員能幹與否的尺規,根本原因是執政黨要把 GDP 作為政績合法性。文革摧毀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在普遍貧困的國情下,執政黨只有快馬加鞭,把經濟搞上去,才能解決貧困問題,改善民生,故執政黨只能把執政合法性,建立在 GDP 上,釋放人們原始的發財致富欲望。這或許就是鄧小平“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原初本意。

重視 GDP 不是壞事,但不能將經濟建設等同於 GDP,更要看到 GDP 取向的政策後果,必然是重生產輕分配,重建設輕公共服務,重資本輕勞動,通過低成本人權優勢,來實現經濟的高增長。在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這種政策後果更加嚴重。

裙帶社會主義是相對於裙帶資本主義而言的,也就是在經濟活動中縱容權力和關係尋租,特別是通過對政治領導人的血親、姻親、朋黨關係的捆綁,將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形成一個個尾大不掉的權貴富豪家族。

裙帶社會主義的產生,源於不受控制的黨權和政府權力,政府主導國家的大部分經濟和政治資源,參與生產經營活動,它的後果就是少數權貴瓜分國民財富,成為食利者,並導致腐敗盛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裙帶社會主義也是平常所稱的權貴資本主義。

這兩大問題正是沒有實行政改的後果,反過來,改革也是由 GDP 政府和裙帶社會主義所敗壞的。由於國民財富被食利者瓜分,政府壟斷了經政資源,從而形成了貧富的兩極化,以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進城農民工等為主的底層民眾日趨定型,缺乏改變自己命運的管道和機會,貧困者的代際繼承效應明顯增強,社會進入了一個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贏家通吃時代。人們對這樣的改革失去耐心和信心是可以想見的。

此種情況當然不是鄧小平設想的。他曾警告過,如果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就說明改革失敗了。但他至少要為此承擔相應責任,包括備受一些學者推崇的鄧的改革“三論”——“摸論”、“貓論”和“先富論”,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如果不加以限制,會帶來很大後遺症。

以“先富論”為例,雖然當初鄧提出這一原則時,本意是要通過先富帶動後富,來實現全民的共同富裕,而絕對不是以社會的多數人陷入相對貧困為代價的,但這條原則實際實行的結果,卻恰恰造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因為在一個權力支配市場的體制下,先富起來的人只能是靠權力最近的人。誰靠權力最近?當然是官二代、紅二代,尤其是他們當中的少數權勢家庭。

事實上,當時執政黨為讓紅二代不參與、干預政治,有意將他們趕向商場,賦予他們各種各樣的特權和政策優勢,變現為財富。“八九”學運的一個直接誘因,就是反官倒,而當時包括鄧在內的領導人的子女,大部分參與了官倒,鄧樸方所建立的康華公司就是其中之一。這種情況愈到後來愈嚴重,最近 10 多年,官二代、紅二代早已拋棄了早期的“官倒”形式,而採用現代金融方式,壟斷了中國多個行業。比如安邦集團的崛起,沒有與鄧家的聯姻以及其他紅二代的支持大概是不可能的。

可以講,中國的市場經濟就是一部權錢交易的市場經濟,黨政幹部領導在參與經濟活動的過程中,獲得了包括經濟利益和政治升遷在內的私人收益,而執政黨為保執政穩固對這種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展示出了巨大的容忍度。一言以蔽之,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及其失控是鄧式改革的副產品,但也促成了習近平的集權和反腐。安邦的被打壓,就反映以權貴集團為代表的裙帶社會主義,在習近平看來,已經觸及到危及執政黨統治的問題。

歷史是複雜的,歷史人物有多面性。今天我們評價鄧小平,目的是著眼於改革,無論是一棍子將鄧打死,還是無原則地一味頌鄧,都與這一目的相悖,是不足取的。我們要做的是,繼承鄧的改革遺產,同時對改革的重大失誤,進行修正,應基於正義原則和共用目標,去重新設計中國改革的下半程,並在此基礎上,啟動政改,推進中國的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