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的長春已成為東北地區國共內戰角力的最前。长春自是年 5 月下旬至 10 月下旬，遭遇共軍的圍困，造成了大量平民「非正常」死亡。既往研究多著力於死亡人數的探討、或是意識形態的爭執，鮮少論及戰爭本身。本文利用國史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機構所藏相關檔文獻，結合回錄丶口述等資料考察 1948 年長春戰役期間國民政府及行憲後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下概稱國府)決策與因應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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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許浩
摘 要
1948 年的長春已成為東北地區國共內戰角力的最前。长春自是年 5 月下旬至 10 月下旬，遭遇共軍的圍困，造成了大量平民「非正常」死亡。既往研究多著力於死亡人數的探討、或是意識形態的爭執，鮮少論及戰爭本身。本文利用國史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機構所藏相關檔文獻，結合回錄丶口述等資料考察 1948 年長春戰役期間國民政府及行憲後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下概稱國府)決策與因應的得失。
本文認為，長春之所以孤题東北前線，與國府高層的戰略失誤有莫大關聯。是年 5 月下旬，大房身機場失陷之前，長春城內早已糧彈不足，而且防務亦存在重大缺陷。遭共軍圍困初期，長春守軍尚能通過有限的空投與城外走私得補給;但隨著共軍包圍圈逐日緊密，流向城內的物資日益稀少。國府雖採取了颁布戰時糧食管制辦法」、發行大額本票、疏散城內人口等措施，以圖掌握城內有限的糧食資源。但因國軍無法從軍事層面取得突破性進展，終究難以解決補給的根本問题。隨著 10 月 21 日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向共軍投降，歷時近半年的長春困戰，終以國軍惨敗而告終。
壹、前言
1948 年長春戰役是國共東北決戰的前哨，且是共軍首次試通過「長圍久困，的手段來奪取大城市。事後中共以「兵不血刃，解放長春」而自得，意在說明其未與國軍發生大規模交戰即取得了勝利。然而，長春的「和平解放，並非毫無代價。有論者指出，這套滿是「解放」與「革命」的敘述背後充斥著「精心策劃的恐怖和有組織的暴力」。"除了在長春周邊戰中雙方的傷亡，以及為國軍所殺害的中共地下人員外，最引人注目的是 10 多萬「非正常，死亡的平民。
關於在長春戰役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問题，學界一直存在較大爭議。據《長春市志·人口志》記載，1947 年 5 月，長春市區人口數為 39 萬人;1948 年上半年，則增至 61 萬 1,246 人;10 月 19 日長春被中共占領時，人口數剩 17 萬 9,241 人。’根據中共官方統計，長春圍困期因各種原因，城内流失平民近 43 萬人。但這 43 萬人中究竟有多少「非正常」死亡，眾紛。時任長春市市長的尚傳道認為，「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無辜餓死的群眾達 12 萬之眾」。"南京《中央日報》的報導亦與此相類似，長春戰役「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 15 萬具」。'另有學者推測「非正常」死亡人數在 30 至 35 萬之間 。“對長春平民的死亡人數估算，衍生了學界爭論國共雙方孰該為此負責。
作為戰敗方的國民黨政府側重宣揚共重對長春的圍困，是造成平民大量死亡的主因，部分親歷者亦持此觀點。’被俘的尚傳道等前國民政府軍政人員，在事後將此全歸咎於長春守軍實行的所謂「殺民養軍，政策。而作為勝利者的中共則聲稱:「由於國民黨推行"殺民養軍，政策，以致路有殍，隨處横屍，倖存者嗷嗷待哺。”另自 1980 年代以來，中共官方即有意識地組織地方史學者，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敘事體系，論共軍圍困長春的合理性，将爭責任完全推給國軍。”這些因素造成既有的論述極易陷入意識形熊的泥淖，而不能持中而論其次，相較於當前錦州戰役、遼西會戰研究的濃墨重彩，有關長春役的研究似乎顯得着白。然而長春圍困戰是國共決戰前夕雙方僵持時間最久的，實可作為觀察國府政略決策與戰略決策的一個絕佳個案，值得重新探究。基於長春圍困戰歷了國民政府和 1948 年 5 月 20 日行憲後政府的階段，是以本文所稱的國民黨政府，實則包含這二個階段，以下概稱國府。
有關國府在長春戰役前後的決策、因應，學界尚缺乏嚴謹的學術研究，目前僅以親歷者記述”與紀實性著作”為主·由於《雪白血紅》、《大江大海 1949》等紀實性著作風靡海峽兩岸，半個多世紀前的這場大規模圍困戰，一直保持著相當高的熱度。近年來國共雙方有關這場戰役的案文獻不斷解密，部分親歷者的口述、回憶亦陸續出版，是這場大規模圍困戰得以重新密視的機緣。至於《長春餓殍戰》、《圍困長春》等著作分別在兩岸出版，將原本學術領域的討論，衍生為兩岸意識形態的對抗與歷史解釋權的爭奪，似已超出歷史研究範疇。
1948 年在長春尚未被圍困前，國府為顧及政治勢以及爭取美援，一直難以做出棄守的戰略選擇。但固守長春的戰略決策非但不能提高各方對國府的支持，反而凸顯國府負擔不了長春軍民所需的弱點。此戰略不僅導致大量無辜民眾坐困孤城，還使得本就脆弱的戰時濟瀕臨崩潰。本文利用國史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輔以相關人物的記述與回，以國府為中心來回溯這場戰役的爆發、過與影響，圖以清事件脈絡，在此前提下廓清相關爭議，並透視國共決戰時期國府的戰時應對機制。
##貳、東北局勢與长春地位的形成
長春作為滿洲國的首都，歷來是東北最為重要的城市之一。抗戰勝利後，國府於 1946 年 1 月正式接管長春。其長春曾短暫地共重所攻占，但同年 5 月底便被國軍再次收復。直至 1948 年 10 月 19 日，長春一直都在國府的控制之下。然而，隨著國共在東北勢力的此消彼長，長春已松花江國軍向北進攻的「橋頭堡」，變成了题於前線的「孤島」。
1947 年 5 月 13 日，東北共重動夏季攻勢，僅在一書夜間即攻占了長春以西的懐德，消滅了新一軍一個團的兵力。"共軍此番攻勢一度造成長春被圍，蒋介石感到「其勢甚危」。蔣特召見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商討如何處置長春部隊的問题。蔣認為永吉與長春各部隊如果南撤，則可能在途中遭遇不測，若原地固守，反能持久保持。除此之外，蔣還有另一層考，「只要瀋陽、長春二地固守不撤，則東北形勢仍可為中央控置也」。儘管在第三次四平戰役中，七十一軍最終守住了四平，但國軍在東北的處境並未改善。國防部長白崇禧曾勸蔣放棄吉、長，以集中兵力，固守瀋、一線，但蔣表示各重要據點「只有苦撐堅持」，「無可再失」。蔣擔心如若中共在長春建立政府，將會對其國際聲望造成巨大打擊。
1947 年年底，時任東北行辕主任的陳誠判斷東北共軍已達 40 萬以上，國軍已處明顯劣勢。東北國軍各重事單位名為 52 萬 7.358 人，缺額卻在 14 萬左右。除此之外，武器損耗亦大，甚需南京撥款增產。” 而此時全國戰線均吃緊，美方軍援遲遲未到，國府對陳之所請愛莫能助。反觀此時東北共軍已與蘇聯軍事代表團談妥了軍雲物資供給方案，計劃在 1948 年夏前擴充 3 萬野軍，擴 3 個隊，並由蘇聯裝備若干機械化部隊，擬於春季攻占永吉、長春，夏季奪取整東北。1948 年年初，新五軍在公主屯被共軍滅，東北國軍志遭到重大打擊，將領「戰志不堅，均有畏縮心理」。”自此，國軍被迫分散於瀋陽、鞍山、四平、本溪、長春、永吉等城市，除瀋陽周邊據點還能形成「面」，其餘都是「孤點」。長此以往，國軍極有可能被共軍以大吃小，各個擊破。
在此種背景下，陳誠舊疾復發，蔣介石斟酌再三，令衛立煌擔任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簡稱剿)司令。蒋認為「若不積極出擊，作破釜沉舟之決心，則瀋陽二十萬官兵皆成中之鰲」，故希望衛能迅速打通瀋錦線。”然而，出乎蔣預料的是，衛立煌上任後拒不出戰。無論瀋陽周邊據點情況如何危急，蔣如何催促衛出兵救援，衛總是將主力集中在瀋陽附近不動，並聲稱共軍的目的在於圍城打援。除此之外，由於陸路運輸為共軍所阻斷，東北守軍所需物資僅能空運。當時國軍運輸機數量不足，「縱傾至力空運，運輸量亦極有限」。蔣深知「大兵團靠空運持補給，是自取滅亡，只有趕快打出來才是上策」。” 故 1948 年 2 月底蔣密令衛將瀋陽主力撤至錦州，協同錦州部隊，東西夾擊瀋錦間的共軍。其後蔣欲以錦州為核心充實戰力，先迅速完成關內作戰，再「規復整個東北」。” 然而，衛立煌與瀋陽諸將皆認為目前兵力不足、士氣不振，不能行動。” 在衛的一再反對下，蒋暫時同意了其先行固守的方案，並計劃將永吉、四平的部隊分別撤至長春、州 。
根據 1948 年 2 月間國防部所擬定的「東北作指腹」，蒋意僅以兩個團駐守小豐滿發電廠，將永吉主力部隊調往長春，並以青年充實軍隊，以達到在敵後牽制共軍的目的。”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亦認為「永吉、長春兩大據點以現有之兵力，以致各自減弱其守力。此兩大城當以長春為首要」，遂建議衛立煌速將六十軍全部調至長春，並破壞小豐滿電廠設備。但衛猶豫良久，始終未下決心。”3 月上旬，東北共軍紛紛向四平集聚，而四平兵力薄弱。衛甚擔心四平失守後，將導致永吉、長春被各個擊破，遂下定決心將永吉守軍撤往長春。此時，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考虑到長春距離瀋陽主力太遠，建議一併放棄長春，提早將兵力集中於瀋、錦。東北剿幕僚亦建言，以吉長部隊南下，連同自鐵北上之國軍，解四平之圍，「倘此計畫成功實現，不僅可使長春國軍不致孤题在北，四平得以確保，且使瀋陽地區防務，亦更臻穩固。」但蔣表示，長春仍應固守，一為放棄長春國際影響太大，二為蔣意圖以長春分擔東北共軍對瀋、錦的壓力 。
吉長地區作為東北國軍的前沿陣地，局勢已相當緊張。1947 年 10 月，東北共軍發動攻勢，徹底破壊了長瀋鐵路與吉長鐵路。此時長春城內已有中共地下人員活動，「匪諜」甚至已渗透到長春警備司令部。1948 年 1 月上旬，吉長地區的國軍部隊、重要物資以及軍人眷屬，均先後撒至瀋陽。除此之外，美國駐長春領事館以及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各大金融機構的駐長春機關，亦先後撤出。一時間東北國軍即將放棄吉、長的謠言甚上。儘管國府對此一再清，但收效甚微。長春市內的公教人員、商人均試圖儘快逃離危城，為此鄭洞國不得不下令限制其搶購機票，以免動搖軍心。
由上可知，蒋介石始終將吉長地區的保持，作為對全國掌控能力的現。儘管東北共軍的攻勢愈來愈猛，國軍據點逐步收，但蔣仍試圖利用吉長國軍作敵後牽制，分擔瀋陽主力的壓力。雖然蔣、衛在瀋陽主力的撒留問題上確有分歧但對吉長國軍的處置熊度卻是一致的。此时，國府之所以将吉長地區的保持看得如此之重要，還在於美國「援華法案」的發布已漸有眉目。在國府的多方交涉下，1947 年 11 月，美國表示，意向國府提供某種程度的援助。國府将之為美國政策轉向的積極信號，並授意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在美多方活動。1948 年 4 月，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援華法案」，決定給予國府 3.38 億美元的濟援助與 1.25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在此鍵时期，國府自然要對外彰顯其對中國的控制力，以及赢得國共丙戰的信心。因此，國府對吉長地區的保持，完全是基於政略的考量，而非戰略考慮。若里純從戰略上來說，此時的吉長地區遠離瀋陽主力，早已失去繼續保持的意義。1948 年 3 月 13 日，共重再次占领長要塞四平，自此長春與瀋陽的陸路聯繁徹底中斷,完全淪為戰略上的孤島。? 有論者認為，隨著四平失陷，長春國軍南下突圍的可能性亦幾乎喪失了。
叁、圍困前長春的防務與糧食情沉
1948 年 3 月 25 日，鄭洞國正式在長春志社大堂宣誓就，以第一兵司令之職兼任吉林省政府主席，統轄長春地區防務。城池得以固守的關鍵有二，是堅固的城防，二是足夠的存。故鄭甫一就任，便提出「加強工事，控制機場，固內部，搜購糧食，的方針，以圖固守待援。長春在满洲國時期即構永久性防禦碉堡 65 座。新一軍進駐後，再建永久工事 36 座，半永久野工事 395 座，獨立據點 6 座。”鄭在此基礎上，以市中心為核心，層層設防，在市内外構築起多道防線，長春一時號稱「堅冠全國，。”但據國防部第三組視察官陳瑜報稱，長春防務並不樂觀，首先，長春城防尚有較大疏漏，市區周邊的防衛設施雖稱穩固，但縱深較淺，火力無法得到充分揮。其次，作為長春守軍與外界聯絡的關鍵:大房身機場、寬城子機場，工事均很差，且在防陣地之外，這使得 5 月間共軍能夠較為順利地切斷長春守軍的空運補給。陳瑜指出，令人憂心的是守軍士氣低落，各級軍官均無堅守城池的決心。
此時，第一兵團以新七重與六十軍為主力，加上兵團直屬部隊、長春警備司令部部隊、新一軍留守處部隊、青年教導第一團、吉林師管區、聯勤十六兵站支部、駐長空軍部隊，連同地方保安部隊，共 10 萬餘人。新七軍與六十軍以中山路、中央大街為界，各守西、東兩部。這看似龐大的 10 萬之眾，除士氣低迷外，亦面臨兵員不足、武器短缺的問题。
新七軍是由原新一軍的主力師新三十八師為基幹，加上由滿洲國部隊改編的暫五十六師與暫六十一師組成，名為三個師，實際兵力僅為 2 萬 400 餘人。兩個暫編師的裝備、教育均差，亟需補充、訓練，其戰力尚不如六十軍的一八二師。“ 該軍另設有青年教導團與骑兵團，青年教導團原為瀋陽二〇七師的建制團，有官兵 2,000 餘人，但裝備及待遇均劣。騎兵由長春周遭土匪改，有官兵 7,500 餘人、馬 7,000 餘匹，承擔長春周邊工作。
六十軍軍力較新七軍更為薄弱。六十軍為雲南地方部隊，開入東北後多次遭到共軍打擊，一直未能恢復元氣。其主力一八二師尚稱能戰，約有 1 萬人，另外兩個暫編師共 15,000 餘人，戰力較弱。另有一個預備師，約 7,000 餘人，多為新兵。更為嚴峻的是，六十軍在撤退長春途中損失甚大。其撤退過程並非如王叔銘所報「處置迅速，行動機密，頗為成功」，亦與曾澤生所云「沿途之匪被我軍墼潰，斬獲颇多。我軍僅後方大行李及掩護部隊受到損失」相去甚遠。永吉撤退準備時間僅 3 小時，秩序紊亂，行動倉促。軍民死傷，公私損失，均無法統計。吉林省保安旅某團甚至曾搶掠民眾軍眷，截友重槍械。由於撤退倉促，曾澤生部不僅未破壞小豐滿水電站，其所存永吉之糧彈亦未攜帶，士兵被服損失達百分之六十以上。暫五十二師與吉林保安旅士兵，持武器者不到十分之四，其餘皆為徒手。 鄭洞國不得不將原屬於新七軍的一些汽車、大砲劃歸六十軍使用。
這兩支主力軍的關保亦不甚融洽。作為地方部隊的六十軍長期受中央嫡系排斥，六一軍進入東北後，遭到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刻意分割使用。在 1946 年 5 月的海城戰役中，六十軍所屬之一八四師投共。之後杜聿明將由交警總隊改編的暫五十二師劃歸曾部，意在監視。” 共軍特意運用潘朔端等原六十軍降將，拉攏其下級部及士兵，這進一步離間了六十軍與中央軍的關係。保密局一度向蒋介石進言，待戰沉好轉，即須將六十軍、九十三軍等滇系部隊調防關内，以免為共軍所煽動。蔣深悉雙方隔閡頗深，特叮鄭洞國「對於曾軍官兵多應加以優先，使匪方反動挑離之技不能生效也」，並望新七軍軍長李鴻與曾部「共安危，事事應以先友後我。”鄭亦主動拉攏曾，保薦其兼任第一兵團副司令，” 但兩軍始終貌合神離。王叔銘認為「鄭洞國指揮兩個軍，不甚得力，土匪不攻長春而已如一開始圍攻則長春危險。」
針對軍隊缺額問題，首先，鄭洞國將新一軍留長的 2,000 名武装官兵補編入新七軍，以圖增加戰力，其次，收編長春郊區部隊。儘管鄭向蔣介石跨稱這些部隊「如有武器，足刻編成一個軍」;但實際上除被編為騎兵團的「紅鬚子(土匪)」稍有戰力外，其餘均屬散兵游勇。針對彈械不足的問题，鄭曾向國防部催撥增編部隊所需的裝備，但兵工署遲至 6 月底才核准撥發。此時將械彈空運長春已頗困難，正如戰地視察官李克廷等所言，長春守軍有人無槍，中央「必須空運輕重武器」，李甚至向東北剿總探詢是否有抽借瀋陽武器來長的可能。” 鄭除了再三央求蔣、衛加緊空運外，只能徵用新一軍、新六軍等留存長春的裝備。
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戎馬半生的鄭洞國對此深有體認，只有保證糧食的充足，才能儘可能久地固守長春。從軍糧來說，鄭將自九台南部至公主嶺北部進入長春的運糧車至部截留，以最低價格強行收購。截至 5 月 23 日，守軍共購屯重糧約 300 萬斤。與此同時，尚傳道亦從中央信託局長春分局購得 100 萬斤大豆，並通知各單位自行購儲糧食。”此外，長駐長春的新七軍亦有不少存糧。新七軍三一八師和暫五一六師所儲存的私糧，以每人每天 1.5 斤糧食計算，能勉強支持兩個半月。“至於六十軍，由於匆忙從永吉撤退，初到長春時，依靠新七軍撥出一部分糧秣才得勉強度日，其食儲備有限。
其次，民糧問题。當時長春城內民間糧食情況大致為:豆餅 100 車皮，裕昌源火廠存有糠麩，酒廠存有糟麯，以及周邊縣鄉平民逃入長春時所攜帶的食。這些糧食能供他們以半糠半菜的半飽狀態，持至 7 月底。” 然而 1947 年長春糧食大豐收，何以到了 1948 年平民儲存食竟如此困呢?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1947 年冬天因燃料不足，很多平民將大豆等作物充當燃料，這直接導致在第二年「無糧可存」。“ 第二，民眾並未意識到「長圍久困」即將到來。城內平民事先並未料及圍困會持如此之久，故未提前存夠食。“部分原本住在城外的中小地主出於對中共土改政策的畏懼，拖家帶口進入城內避難。“ 截至 1948 年 1 月就有近 10 萬民眾湧入長春。“這也間接證明一般民眾對即将到來的半年圍困並無太多知覺，更遑論大量存糧了。第三，共軍在長春巿郊執行「堅壁清野」的政策，與國重爭奪耕地。1948 年春，中共曾派部隊除長春市郊百里内的作物破壞重要橋樑，並以砲擊掩護小股部隊運糧。”?中共長春工作委員會提出口號「防匪春耕，誰種誰收」，動員其治下民眾積種地，還組了地方民兵來保證春耕任務的完成。“之，正如尚傳道所統計，在沒有糧食補給的情况下，僅靠 69 圍城前的存糧，城内重民頂多撑到 7 月底。
肆、大房身機場失守後長春物資補給艱難
3 月四平失陷後，長春守軍的補給主要來自空運，因此位於長春西郊的大房身、寬城子兩機場攸關 10 萬守軍的存亡。大房身機場作為長春周遭唯一能供較大型運輸機起落的機場，顯得更為重要。該機場原由暫六十一師擔任警衛，鄭洞國特加派暫五十六師主力進駐機場。”1948 年 4 月上旬，長春周的共軍向市内逐步進逼，以第十二縱隊協同七個獨立師的兵力與長春守軍對峙。” 5 月 21 日，鄭預估共軍極有可能先打長春，故備搶占先。鄭以主力部隊向西北方向掃蕩試圖以此徹底解除共軍對機場的威看，同時亦打算藉機搜購糧食。” 事與願違的是，共軍趁國軍主力外出掃荡，以大批部隊攻長春，並以兩個師以上的兵力猛攻大房身機場，機場駐守部隊僅半夜戰即被消滅。與此同時，共軍亦向小合隆、拉拉屯等地發動猛攻，國軍略加抵抗即於寬城子機場撒守。”此時共軍大有「窺取長春之模樣」，”故鄭急令主力回防長春。國防部亦清楚機場的保持對於長春守軍至為重要，故令鄭「從速反攻」，「於日內收復大房身、寬城子等機場」。”鄭作收復機場之努力，但並未成功。共軍在此役中大獲全勝，國軍損失約 4 個團的兵力，”暫五十六師與暫六十一師損失惨重，戰後兩師合計，不足一師兵力。”自此，長春守軍喪失了周場，與瀋、錦間的空中交通基本斷絕。
5 月 28、29 日，鄭洞國曾兩度致電蔣介石，調長春守軍戰力薄弱目裝備缺乏，短期內難以恢復機場，催促其派機空投。” 蔣遂令衛立煌、王叔銘「務須盡空軍之全力」對長春加緊空運糧彈。””東北剿總擬定了空投長春糧彈的計畫，但可用的飛機數量太少。在大房身、寬城子兩機場均無法用以空運的情況下，王叔銘強調「如民糧亦賴空運，實不可能，。至於長春城內的臨時機場，「迄今僅修成六百米跑道一條，四周障礙仍未清除，只技術優良之飛行員能勉強降落 C47 機，而 C46 機絕不能使用。 5 月底，運輸機在長春守軍的砲火協助與戰鬥機的掩護下，尚能在城内臨時機場勉強降落。但隨著共軍的包圍圈日益嚴密，臨時機場已在其砲擊範圍內，較難供運輸機起落。 東北剿總對長春守軍的物資接濟只能探取空投，然而其效果卻極為有限。
首先，所投物資數量不足。東北剿總雖規定每天來長空投 10 萬斤食，但實際上從 6 月中旬起，每日僅可保持 5 到 10 架次運輸機抵長空投。一架大型運輸機最多載重 6,000 斤，長春 10 萬守軍，每人每天以 1.5 斤計，一日所需為 15 萬斤。即在最理想的狀熊下，空投的糧食尚不能完全滿足軍需，更遑論意外情况頻出。據統計，自 5 月 31 日至 8 月 9 日，長春守軍收到食約 145 萬斤，不足 9 日發放之數。而王叔銘卻聲稱 6、7 兩月空投長春噸位達 1,457 噸, 即 291.4 萬斤。這與空軍的嚴重走私問题有莫大關聯。平瀋地區多位空軍軍官及家屬利用往來的空運機，從事商業活動;6 月初在運往錦州的彈藥箱裡甚至發現了石頭。
其次，物資去向不明。大批物資或落到共軍陣地，或被百姓、低階軍官撿取而不上缴。圍困初期國軍以降落傘來進行空投，每個傘下吊裝 100 斤糧食的麻袋。由於飛機飛得不高(高度在 300-500 米之間)，管投得不，城内守軍尚能收到糧食。圍困中後期，受共軍高射砲的威，來長飛機大多盤旋於高空「所投糧秣、彈藥散落河中及警戒線外者頗多」。國軍為避免物資飄落到共軍陣地，遂改傘投為直接空投糧食包。為此，常有百姓被砸傷乃至砸死。” 每當飛機臨長空投，守軍都如臨大敵，警報長鳴，分赴市區搶收物資，唯恐讓百姓搶去。”鄭洞國規定由兵團部統一收集空投物資，統籌分配給各部隊，凡軍民拾得物資者「均須於四小時內送交兵團司令部」。”儘管鄭一再嚴令，7 月底更是下達訓令「倘再發現擅行搶藏不報者(查獲或被告發時)」，「即予就地決，。”但實際情況仍極為混亂，不僅城內百姓視訓令為無物，各部隊亦未遵守訓令。每當飛機來長，各部隊便升火燒水，若米包落到附近，便把米搶來，馬上倒進鍋裡。” 圍困後期,守軍所收到的糧食直接存在新七軍倉庫裡，名為以防萬一，實則為新七軍監守自盜。而六十軍將士僅能以有限的粗糧度日，這進一步加深了兩軍間的隔閡。”
再者，空投時斷時續，極不穩定(表 1)。國軍在 6 月初尚能保持一定數量的空投，但 6 月中旬後，情況卻不穩定，有時連若干天都無機來長。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二:第一，共軍高射砲的干擾。鄭洞國曾向蔣介石抱怨:「接連三日俱無機來，今(文〔按:12〕)日臨空飛機又稱為匪砲火所阻，地面塔臺多次改換航線之指示。未予空投，即行折返。如此情形實令人惶萬分。」此時，共軍在蘇聯的支援下，已經擁有了一支相當強悍的防空砲兵部隊，對來長飛機產生了相當大的嚇阻作用。”國軍亦試圖對共軍的高射砲陣地採取反制措施。衛立煌曾令鄭:「密遣幹練諜員深入匪後，確偵匪高射砲陣地位置，並将我砲兵推進至第一線隨時實行制壓射擊，密切與空軍協同撲滅匪砲兵以利空投。」” 但據鄭探查，共軍的高射砲陣地為避免被國軍偵察攻擊，常變換陣形或撒至國軍砲火射程外。”7 月 17 日，國防部只能強令王叔銘加強空投频次。王稱，除惡劣天氣外，每日空投可達 40 噸，但由於共軍高射砲有增無減，空投效果並不理想。100 長春「官兵主食仍零星搜購」，「常難一飽」。
第二，國軍空運能力有限。國防部統計，長春守軍所需軍糧與寒服的空運費用合計達 42 萬億元，遠超出 1948 年下半年度的運費預算。102 除空運費用，國府甚難負擔外，飛機與汽油亦十分缺乏。空軍第十、二十大隊共有 C46 空運機 108 架，若全部用作長春空投，「僅敷十至十一個月之消耗」;如按 6、7 月的運量，則 15 個月後亦將消耗殆盡。7 月中旬，介石曾授意國防部研究向長春空投民糧。104 據鄭洞國報稱，如增加民糧，則每日需糧 330 噸。而國軍每日最大的空投量為 84 噸，即便長春守軍能夠恢復機場，每日空運量亦僅 210 噸。無論如何，這都無法滿足城内糧食的需求。即便如此，蔣仍令王叔銘自 8 月 20 日起，調足 30 架空運機專司長春空投，保每日增加空投量至 90 噸。王深感「汽油至為缺乏」，當時錦州所存汽油僅供 10 日之用。9 月初，因榆路被破壞，錦州之汽油難以補給，14 日「長春空投不得已停止」。據尚傳道稱「軍糧空投僅敷軍隊，且一日不投，即無食」;8 月間，民糧共投 3 次，實際僅收到 5,786 斤。綜上所述，空投補給不過是形同點綴。
大房身機場失陷後，長春物資補給的另一個方式為走私。走私最為嚴重的地方集中在中長路與伊通河沿岸。這些地區地形，又是各圍城部隊的交界部分，往往封鎖不嚴。走私的要道主要有兩條，一是伊長公路及伊通河雨岸，二是范家屯方向。10 圍城前期，共軍對長春市區的封鎖尚不嚴密，曾一度導致走私氾濫。據圍城部隊報告，百姓常利用夜間共軍警戒空隙，以走河、荒地的方式偷運糧食進城，每次達 50 至 60 人之多。" 中共在雙陽縣萬寶山區，僅三天内就沒收了 2 萬多斤走私糧食。 長春守軍極為鼓勵走私，某走私分子向城內運糧時，遭到國軍諜報員敲詐，守軍得知後，立即將該諜報員槍。" 圍困後期，這種走私活動亦被共軍刻意運用，藉以消耗城內軍用物資。據李克廷報稱，「長市米糧早罄，僅有二道河子我主陣地外之市場，從匪區運來米糧、蔬菜、燃料等，向我奸商易購食鹽、藥品、布匹等。」
共軍為了切實控制流入城內的物资，遂動群眾，實行對守軍的濟封鎖。1948 年 6 月 7 日，中共中央軍委指示林彪等:「你們斷絕敵人從地面取得糧食的來源，是很必要的。」共軍的濟封鎖政策，意在阻斷糧食、蔬菜、燃料、牛馬，及一切生活物資流入城內的同時，斷絕城內與外界的商業關係，並肅清走私分子。共軍將長春周邊 50 里以内作封地帶，挖掘寬深約 4 公尺的壕，以用來加強據點、運送部隊，並在此範圍內廣泛發動群眾。”?共軍將圍城部隊與各縣區的武裝、民兵、自衛隊相結合，以正規軍帶動民兵，形成對長春的層層困。這種「社會性封鎖大動員」之所以能奏效，自然與中共向來引以為傲的宣傳工作分不開。中共長春縣委發出指示，一旦現國軍突圍搶糧，即以「三槍為令」，臨區村民兵、區隊、工作隊必須立即出擊,一同消滅敵人。"9 長春周邊形成了以農民、婦女、兒童為主的軍民城鄉聯防網，建立了一系列的檢查哨卡、戒嚴隊，從而在陸路基本完成了對城內的濟封鎖。據 7 月中旬共軍統計，此間專司經濟封鎖工作的地方武裝和政府工作幹部就有 300 餘人。9 月初，共軍出了保衛秋收的指示，號召周遭民眾在中旬前，將陣地前沿的莊稼全部收割完畢。可以說，共軍將「長郊糧食羅掘，造成周匝百餘里之濟絕緣地帶。
伍、长春軍政當局的經濟因應及其影響
鑑於長春城內糧食不足，各種管道的物資補給亦極為有限，百姓對於糧食買賣日益謹慎，城內糧市愈加蕭條。1948 年 6 月上旬，為了保軍糧收購，尚傳道等擬定了「戰時長春糧食管制暫行辦法草案」，22 日「長春市戰時糧食管制辨法」正式實行。該辦法規定:(一)大米(包括稻、粳)、小米(包括穀子)、高粱、高梁米、包米、大豆、小豆、豆餅、麵粉、小麥等十種糧食，「不論為軍糧或民糧，不論為自存或代存，凡散在本市之商店民宅及各公私機關團體學校者，均須予以登記」;(二)每戶按戶籍人口，以每人每月 45 斤食计，准許留足三個月的食用糧;(三)每戶除自留食糧外，應將餘糧的二分之一按市價供政府徵購;另外二分之一准予自由買賣，但必要時政府仍須有徵購利;(四)對於登記不實或隱匿不報者，不僅要重處，還要將其「私糧」全部沒收，並獎勵告密檢舉者 。
「糧食管制辦法，實行初期，確實起到了穩定糧食市場的作用。不少哄抬價的官員、商販一查實，即被處。守軍也確實從一些富戶手中收購了糧食。但像這樣的富戶僅為少數，大多數民眾鮮有能存夠三個月食糧的。”與此同時，長春守軍在執行餘糧登記過程中，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暴力行為。以長春市郊的二道河子與宋家窪子為例，守軍並未留給百姓三個月存，而是搜走了所有能找到的糧食。守軍徵購餘糧時，「每到一家，先叫自動交出餘糧，實際上是進屋翻箱倒櫃，用槍托敲擊地板牆壁，檢査有無夾牆地窖，如現糧食，哪怕是少量的，也盡數拿走，根本不給錢。」如遇民眾反抗，守軍「動輒打駡腳踢，甚至刺刀槍托相向。」圍困前期，這種借「徵購餘糧」之名，行「公開搶糧」之實的行為，尚限於補給欠缺的雜牌部隊。但到了圍困後期，六十軍的一些部隊也參與其中，「一見誰家冒煙，就去搶糧，搞得城中百姓有一點糧食的，也不敢舉炊，怨氣冲天，但敢怒而不敢言」。
長春守軍除了要面對糧食市場的日益緊縮外，還不得不解決各項費欠缺的問题。因為軍糧配給不足，鄭洞國只能向各部隊發放代金，允其自行購糧。由於物價飛漲，且空投票款甚微，銀行職員不得不「全體動員，工作深夜」，「每日趕制小額本票」。即便如此，仍難滿足軍需。除軍方外，省市各機關、醫院高校亦亟需支應各項開銷，以維運轉。圍困期間，長春與外界一度郵路中斷，造成郵電收發延誤。中央銀行長春分行以「事急時迫，请示不及」，擅自向長春各軍政單位墊借款項。截至 8 月 18 日，長春分行未正常手，已墊借流通券 31.4 萬億元，其中 30 餘萬億元未收回。8 月初中央銀行總部陸續收到遲到的電報意識到長春金融秩序的混亂，急令東北區行制止長春分行的借款行為，並要求其向長春各軍政里位催還先前墊款。中央銀行部规定，今後長春各里位的所有支借均需要東北剿總政務委員會的同意。即便遇到緊急情況，亦僅允許鄭洞國在 500 億元範圍内斟酌借支。13 但面對物資供不足的困境，上項規定無異於一紙空文，長春各軍政單位仍在鄭的擔保下借支各項款項，長春分行亦只能照借。
長春地區用款甚巨，而券料不夠，鄭洞國只能命令長春分行印大額本票。大額本票的最初面額是 100 萬元，接著遞增為 500 萬、1,000 萬、3,000 萬、5,000 萬、1 億，最後竟發展到幾十億元一張了。據中央銀行稱，自 1948 年 5 月底至 9 月初，長春分行共發行 84 萬餘元，匯出 14 萬元。但李克廷調查，行量絕不止此數，僅自長春匯出的數額即約 30 萬億元，滞留長春的本票更是高達 100 餘萬億元。迨至共軍進占長春，長春分行本票一項即行了 13 種，額 83 萬 1,133 億元。
根據長春市本票的發行概沉(表 2)，可以現 5 月到 7 月間長春守軍所行的本票數額是前五個月的 5 倍左右。在長春居民看來，守軍行大額本票之目的，在於「哄搶糧食，實際上拿了一堆廢紙把糧食儲存了」。一旦守軍暫停採購軍糧，糧價立馬回落。「本票與糧價互為因果」，大額本票的大量發行，直接造成了長春城內糧價「膨脹不已，無法遏止」。"根據市内的物價變動情況(表 3)，物價在圍困初期儘管有所增長，但在 7 月中旬前尚能控制在一定範圍内。隨著城內存糧殆盡、城外封鎖日益嚴密以及空投成效式微，有限的走私遠不能滿足城內物資需求·當時社會上流傳民諺「本票、本票，幾千萬元買不到一個燒餅、半根油條;揩屁股不頂用，買手紙也買不到。」不少長春軍政高官利用關內外貨幣差價懸殊，將大量款項匯往關内。當時長春一斤米的價格，匯到關內可以買到一兩多黄金。14 僅鄭洞國一人就曾向北平運送流通券 300 億元。這無疑援亂了關內金融秩序，問接加速了後來金圓劵的崩潰。
6 月底，長春市内「草菜、根幾成民食主品，腐渣米糠已為軍中主食」。全市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無糧充，到 7 月初饑民又增加了一倍有餘。7 月中旬，在空投日漸不濟的情況下，鄭洞國十分擔心長春難以固守:「今日高梁米每斤已突破流通券百萬大，野草皮亦將盡。餓餒載途，各方雖名救濟而實不至」，「長市群情惶惑，對中樞確保長春之決心無形動搖」。鄭本人亦局勢持悲觀熊度，希離長返瀋。7 月底，長春城內連草、樹枝都被採摘而盡，無糧平民全家自殺、集體自殺者日有數起，道旁餓死者日有數十。民眾的口糧已成為最嚴重的問題，「沒糧的人家叫天不應、呼地不靈，一籌莫展、乾等挨餓;略有存糧的人家也提心吊膽，既怕存糧被軍隊沒收充公，又怕長春圍困，手中有限的存糧難於應付下去，心中無底。」尚傳道為安撫城内平民，一度宣稱在研製「長春丹」。據說，只要吃下三丸，即可保多日不餓。事實證明，這不過是癡人說夢。
由於守軍實施戰時糧食管制，公開的糧食市場逐漸銷聲匿跡，而地下糧食交换市場卻暗流湧動。「交换市場上看不到成袋子的食交易，有的是兩三斤的交换品和三五個窩窩頭的私下販賣。據說，用一個金戒指僅能換到三五個窩窩頭。」城內因為缺糧，遂產生了大量棄嬰。鄭洞國曾授意慈善機構前往領養救濟，但因數量太多，實在超過市府的救濟能力，大多數棄嬰因無人照看而死於饑餓。至 9 月間，守軍共收容了 1.400 多名棄嬰，但因營養缺乏，每日有 15 名左右死亡。15 圍困後期，市內更是出現了王萬富賣人肉的惡性事件。此刻「人民怨憤紛紛，被逼走逃亡。中央地方各機關紛紛解體，市府全體員工僅賴查封數家燒鍋之酒糟度命，日來中毒命者已達數十人」，「長春艱苦已達頂峰」。共軍也不由發出「更不知今日長春，已成人間何世」的感慨!
除了糧食問题外，長春還陷入了燃料危機。9 月，城內燃料出現大規模知缺。守軍一度通過挖掘馬路青、拆用民房木材，獲取燃料，但這遭到了市府的制止。鄭洞國命令尚傳道等擬定辦法，准許守軍拆除哨卡周圍的空房以作燃料，但不准任意濫拆，絕對不准砍伐行道樹，不准挖馬路。一般民眾只能從滿洲國時期遺留下的煤灰中，撿拾煤核來燃燒取暖。晚上，他們常要穿著大衣、戴著皮帽睡覺，「早上起來被頭上就是一層霜。
在此種背景下，蔣介石只能安撫長春守軍，言及一旦瀋陽主力準備就緒，即将北上赴援。蔣向鄭洞國等保證，自 8 月 20 日起，空軍将每日向長春空投物資至少 60 噸，「此後當繼續增加」。與此同時，蔣密令鄭採取以下三項措施，作「持久固守之打算」:一、將長春市內所有民間及公私物資嚴格集中管制，定量分配，嚴禁私人買賣行為。如有違者，予以軍法事，就地槍決;二、將所有壯丁與青年一律入伍訓練，不許自由散住，如槍械不足則可以二兵共用一槍;三、強迫疏散市内老弱者(詳見下節)。但如前文所言，國軍的空投雖有所加強但效用甚微，空投損失約占二分之一，「每日實達仍不足半日之需」，且於 9 月初即無法持續。因此，大多數守城部隊仍只能收到代金。至於「計口授糧」之舉，意在進一步榨取城內百姓的窖藏存糧。據長春市府 8 月 24 日調查，自 22 日開始計口授糧，城內糧食也僅能維持到 9 月末，市內的物價飛漲問題始終未獲根本解決 。
8 月 19 日以來，長春市糧價已漲至每斤需流通券 1.200 萬元，黑市糧價更是高達 2.500 萬元。守軍日需糧款 2.1 萬餘元，「數額之巨，早非空運現鈔所能應付」。在糧鈔兩缺之際，本票勢必要繼續發行，每日約需萬餘億元。此時國府已進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以圖挽救時濟。22 日起，長春分行遵奉行雷令，「項目收支均以金圓券計算，並停本票」。鄭洞國對此至為憂慮，「目前央行金圓券尚未奉到，又停本票，所缺軍食何以持?」若在長春亦推行金厦券，則「新幣又將與物價共成因果，膨脹無已。各地金融必均被波及，至牽動新制根本·」因此，鄭向國府提出三點建議:一、每日須投足實收軍糧 20 萬斤，這是實行新幣制的前提;二、如能立即運送關內價值 60 萬金圓券之麥粉約 6.8 萬袋，或大米 300 萬斤(包括空投損失在内)交長春分行或省府，用以收回至部本票及流通券，方可能在 11 月底前實行新幣制;三、如照中央規定，立即實行新幣制，則需金圓券 1 億元，用以收回已之本票及券幣。以後軍政及地方所需各種費用，仍需繼續運送。鄭亦知道上述三條，國府無一可保證執行，故提出當下「仍維持舊制，繼發行本票」。如鄭所料，財政部、中央銀行研究，金圓券的發行能力斷難負擔長春業已崩潰的濟，唯有守軍在軍事上取得突破，如收復機場，才能根本解決問題。目下國府僅能救濟長春 2,000 萬至 3,000 萬金券，以持軍糧籌購 。
9 月間長春糧價照漲如舊。蒋介石不得不電令衛立煌制止長春分行濫發本票，並限制長、瀋兩市官民利用物價懸殊，向關內匯款牟利。行政院為解決長春軍糧及本票問题，訂定了「長春短期軍糧票發行辦法」。該辦法規定長春軍糧票在市內代替通貨使用，用以「(一)收兌在長春流通的東北流通券及各種本票，限於 11 月 20 日前收兌完畢;(二)就地補軍糧;(三)支付長春市内文武職人員及士兵薪餉;(四)支付長春市内其他重政費用。」長春重糧票以高粱米為本位，面額分為一兩、半斤、一斤、五斤、十斤、五十斤、一百斤等七種·該票將以 1:2,000 的比例，收兌東北流通券及各種本票，原先本票一律作廢。持票人將來可以軍糧票為據，在國軍控制區換取糧食。“ 鄭洞國原擬於 11 月開始實行該項措施，然而 10 月下旬長春已為共軍所攻占。
重新審視此際的經濟因應對策，可以現無論是管制糧食，還是行本票、金圓券抑或是軍糧票，都始終未根本解決長春的物價飛漲問题，甚至助漲了城内物價。6 月底李克廷等人即認為，「長春已成孤島，現鈔過多，反為奸匪捣亂金融之工具，擬懇令飭長春中央銀行文武薪給改行本票」，發行本票原意在「防止貧污兼防現鈔外流」。但因無黃金穩定物價，惡性通貨膨脹在所難免。在長春被圍前，尚傳道曾提議國府迅速運來黄金，交長春分行存儲(按五個月經費)，以此來負擔軍政費用與收回增的本票，以圖穩定濟。1 但鑑於長春濟已呈颓勢，國府既無力也無意執行此項政策。中央銀行亦認為解決長春濟問题的根源仍在物資供給，否則「無好轉之」。 蒋介石深明此理，故一邊催促守軍收復機場以保證空運，一邊嚴令空軍加大對長春的空投力度，但兩方面均收效甚微。在此情形下，守軍唯有無休止地加印本票，以在最大圍内榨取城丙物資。
陸、國府的疏散人口政策及其影警
隨著長春各項物資均告不足，國府很快意識到城内 60 萬平民是個極為沉重的負擔。1948 年 6 月 12 日，蒋介石電告洞國，長春軍補給尚可保證，但無法保證民糧。故蔣令鄭及時向周邊各鄉區疏散民眾，「如共匪不在中途阻止，則准長春民眾南來瀋陽或入關收容，以免人民坐困城內，而使軍糧接濟無也。」17 同日，衛立煌亦電令鄭:「強迫疏散老弱孺，控制民糧。」據鄭回報，目前計劃疏散 10 萬人。然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守軍是以 20 萬人為指標來疏散的。6 月下旬，守軍以「肅清奸宄，維護治安，減少糧食消耗」為由，疏散市內人口。根據其所頒布的「長春市政府疏散市民辦法」，被強制疏散的平民只准攜帶「一日份乾糧及應用衣物」，一旦出城「不得再次入市」。該辦法還規定:「集中強制疏散時，須於常日晚戒備後，由主辨機關秘密執行，並於翌日三時前押出哨卡，送至指定地點。」6 月底，被疏散者以乞丐及囚犯為主，亦有部分主動出城赴瀋的公職人員。7 月底，守軍開始第二次強迫疏散，計劃於七天内疏散約 15 萬人。但疏散成效並不理想，「一月以來，雖設法疏散，終以匪圍重重，成效殊少。」此時，出哨卡者大多為即將餓之人。8 月 17 日，蒋再令鄭強迫疏散城內老弱婦孺。然而，8 月間尚有餘力出城者大多為壯丁，城內僅剩下老弱掙扎求生。為將饑民強制疏散到城外，守軍規定每個軍警必須趕走 8 個人，每個保長必須走 3 戶人家。不走者，將沒收其全部家產。
自圍困開始後，長春不斷有難民出城謀生。據共軍方面統計，6 月初每日有 200 至 300 人孟家屯外逃。6 月底，共軍已意到國軍在疏散人口。大批民眾在孟家屯、洪熙街等國共交界處向共軍請願，要求放行。" 共軍出於戰略考慮，對長春實施嚴格封鎖。對於出逃民眾，共軍雖聲稱「主要陣地不其通過，個別的看情況處理，緩衝地帶要疏散。」但實際上卻企圖利用飢民來增加「敵社會不安」，「乘機發放傳單，鼓勵饑民搶劫」。有資料顯示，共軍曾動員出城難民回長春参與暴動。共軍在第一線每 50 米設一哨兵，並加装，挖掘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在這種情沉下，部分出城的公務人員尚能以重金賄赂國軍哨卡，重返市内。一般民眾!出城後，只能被阻於國共陣地間的「真空地带」，進退不得。悉，6 月底已有 2 萬難民被阻於長春南部的范家屯，5 萬難民被阻於孟家屯，每日有 10 餘人餓死。7 月間，大批難民自長春出逃。他們所帶的食極為有限，大多以黄豆、豆餅為主。為防止被哨卡內土匪搶奪，一些難民只能將僅有的口糧放在推車底層，覆以豆葉掩蓋。除此之外，出城難民的糧食來源不外乎有二:第一，在哨卡内就地覓食。起初尚有草籽、毛豆、皮可供食用，但到了 8、9 月已是-片荒蕉·第二，搶他人食物。後出城者往往會被哨卡內難民搜走所有可供食用的口糧，「甚至都有這樣的人，把東西趕緊吃進嘴去，搶了就往嘴裡吃，還沒等咽下去，別人就從嘴裡給摳出來了。」7 月中旬，「真空地帶」除餓死者，尚有近 7.000 人奄奄待斃。”「野外的小路旁、水、空地、大下等處，都可以看到倒斃在地的餓殍 。」 部分難民被迫以人肉充。7 月底，一些難民冒險偷渡共軍的封鎖線，「惟為共匪槍殺者亦日有所聞」。
共軍於 8 月 4 日開始分批釋放哨卡内的難民，截至 9 日，通過洪熙街進入共軍陣地的難民計有 2 萬人之多。14 日，中共吉林省委成立了以唐天際為首的「處理難民委員會」(簡稱「處委會」)，負責處理長春城外的難民問題，同時決定由長春、九台、德惠、伊通、雙陽、永吉等縣接受並安置難民。但需要注意的是，共軍對難民的所謂「放行」與救濟，並非是毫無條件的。共軍圍城指揮所規定，「一挺輕機槍可帶出七人，步槍可帶出三人，手槍可帶出二人。」這一點也為國府方面的文獻所證實，「匪為取武器計，外逃難民如能繳槍一枝或子彈若干，即可放行。」這導致長春守軍在哨卡出口處，嚴加査禁槍彈，並辦理登記 。據此推測，最終能夠獲得共軍救濟的人，大多為有途徑獲得槍彈的官兵、有錢人和地主，至於被強制疏散的平民則只能生死由命，
死亡於「真空地带，的人數已難以統計了，只能得知此處難民的約數。當時「處委會」將興隆山、淨月、長南三地，確定為開放口，並設立了 3 個難民辦事處(表 4)。辦事處先後救濟了超過 16 萬難民，加上 8 月 4 日至 9 日，共軍於洪熙街救濟的 2 萬餘名難民，8、9 兩月，中共共救濟難民近 19 萬人。
除了大量難民出逃外，國軍亦有相當數量的基層士兵持械出城。據中共方面記载，7 月份僅長南地區即收容出逃國軍 584 名，其中尉級軍官 52 名，收各類槍械 77 枝，各種彈藥 6,000 多發。8 月間，逃亡更甚。自 8 月 1 日至 10 日，僅十日内，新七軍就逃亡了 11 名尉級軍官、32 名士官、135 名士兵;六十軍則有 15 名尉級軍官、89 名士官、368 名士兵出逃。經過數個月的饑餓，除了補給最為充足的新三十八師尚稱意志堅強外，其餘各師的下級官兵均意志動搖，化妝潛逃者多不勝數。9 月間基層官兵因餓而投共的日有数十。每連士兵最多才 80 名，最少僅 5、60 名，較 6、7 兩月，基層士兵已逃亡近半。至於全班攜械投共者，亦時有所聞。9 月底，騎兵第一旅一夜就有 100 多名士兵嘩。
國府所執行的疏散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為守軍減輕了糧食壓力，但物資匮乏問题並未得到根本解決，反而使大量民眾淪為國共間軍事角力的犧牲品。但並非如中共官方論述所一味譴責的那樣，愿将民眾的大量死亡歸咎於國府的疏散政策·事實上，對於城內的無糧民眾來，與其同國軍一起坐以待，出哨卡逃亡尚有一線生機。李克廷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哨卡內民眾大量死亡的原因所在，「匪為欲耗盡我存糧，阻滞不進，我為節省食，既出不容自動回長。一般民眾在出城前明顯低估了這場戰爭的殘酷。
柒、代結論-國府在政略考量與戰略制定間的「兩難」
1948 年 10 月初，蔣介石曾幾番令鄭洞國率部突，但終因共軍陣地防守嚴密，難以推進。10 月中旬，曾澤生率部投共，21 日，鄭洞國正式向共軍投降。長春失陷給國府的統治帶來了巨大的打擊。一方面，共軍可以進一步整合東北資源，集中兵力，圍攻廖耀湘兵團，及瀋陽、平津地區;另一方面，中共在東北獲得了政治據點，其聲勢進一步提高，而國府之聲則日益低迷。更為重要的是，歷時半年的長春圍困極大地影響了國軍的士氣與鬥志，平津各據點守軍惶惶不可終日，甚擔心為共軍所困，瀹為「長春第二」。
若單純從戰略角度來講，5 月大房身機場的失陷是整場役的鍵。此後，戰局陷入無解，斷絕空運的城內軍民徹底淪為「棄子」。國府雖一再通過空投發行本票、疏散城內人口等措施，繫長春這一「孤點」的固守，但終非長久之計。換言之，長春城內的物資補給問題始終無法解決，這暴露出國府內戰時期經濟體制的脆弱性。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指出，在國共內戰中，美國對威府的經濟援助具有兩面性。 美援雖然能使國府在某種限度內運轉下去，但卻阻礙了國府內部變革的可能，其濟結的崩潰很容易被美援掩蓋。激烈的國共內戰無疑加劇了國府的濟危機，1948 年長春戰役很清晰地說明了這一點。5 月長春徹底被圍後，國府不僅難以徵購足夠的軍糧，亦缺乏充足的運輸能力，只能通過無休止地印發本票，飲鴆止渴。但在美國「援華法案」甫將實施時，蒋介石、衛立煌等國軍高層一度將希寄託在即將到來的美援上，樂觀地表示，11 月再作東北全軍撤往關内的準備。這種對外部援助的高度依，不僅使得國軍内部的腐敗、低效等問题愈加惡化，還影響了國府政略的制定。
長春失陷後，國府曾從國軍內部的組、宣傳等層面，對此次戰敗進行反思與檢討 。有論者指出，國軍內部的「雙頭制」指揮體系是造成戰敗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縱使上述種種得到解決，當時背景下長春失陷亦是早晚之事。自第三次四平戰役以來，長春的保持已失去了事實上的略意義，僅具有政治價值，象徽著國府對東北的所謂控制力。戰後國防部反思道，「長春之失，即由於此過去處處設防，兵力分散，犯兵家大忌，即處處無防，為匪所擒(大吃小)」，「故應改正「面子，主義，避免固守一地」。國府之所以執著於長春的保持，正在於其攸關國府在國內外的聲望，是國府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象徵。像長春這樣的大城市一旦丟棄，必然影響美國對國府的進一步援助。此種政略考量嚴重限制了戰略的制定與實施，以至撤守時機一再錯失，數十萬軍民坐困危城。
因此，國府在 1948 年長春戰役中的決策與因，陷入這的論。一方面國府出於政略與爭取外援的考虑，難以做出棄守長春的戰略選擇;另一方面，國府無力負擔保持長春所需要的物資、運力成本，而這將向外界進一步暴露國府的統治危機，繼而動搖各方對國府的信心。在政略考量與戰略制定的糾結中，國府進退失據，不僅導致了長春戰役的失敗，更使得城內數十萬無辜民眾惨遭厄運。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作為在野黨的中共則手段活，既無需顧及城池丢失所造成的國内外影響，亦鮮少顧及戰爭中的百姓傷亡。因而，在長春役中，共軍戰略調整自如，從 5 月突襲機場、試圖速占長春，到 6 月「圍而不打」，再到 8 月初有限度地開放「哨卡」，靈活切換，極大地損耗了國軍本不富足的戰略物資。在此種情勢下，國軍之敗似是注定的了。而於該場戰役的十數萬餓殍，在勝利者的歷史書寫中，僅會被稱為「勝利的代價」。
（國史館館刊第七十一期(2022 年 3 月)，頁 91-134 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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