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交民巷１８６０年清朝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直至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其間先後有英國、法國、美國、俄國、日本、德國等國在那兒設立使館。國民黨定都南京後，這裏也一直是外國政府、軍隊在北京的駐地。４９年中共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收了這裏的房產，將之轉爲東歐國家駐華大使館，直到１９５９年所有的使館都遷往朝陽門外三里屯一帶的使館區。經歷近百年的洋人經營，綠蔭下的東交民巷，道路兩旁不時映現的西洋花園樓臺，一直是北京最幽靜的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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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交民巷１８６０年清朝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直至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其間先後有英國、法國、美國、俄國、日本、德國等國在那兒設立使館。國民黨定都南京後，這裏也一直是外國政府、軍隊在北京的駐地。４９年中共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收了這裏的房產，將之轉爲東歐國家駐華大使館，直到１９５９年所有的使館都遷往朝陽門外三里屯一帶的使館區。經歷近百年的洋人經營，綠蔭下的東交民巷，道路兩旁不時映現的西洋花園樓臺，一直是北京最幽靜的風景線。
五十年代隨着天安門廣場、長安街的擴建，當局把國家司法機關辦公地點設立在這一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均把大院的後門，開在東交民巷。六十年代毛澤東發起文革最亂的時候，公安部門的造反派佔領了機關，司法系統癱瘓，深感安全危及的黨中央，緊急從全軍抽掉幹部進京，軍管首都司法機關，家父亦是其中軍代表一員。小學時週末常從東裱褙衚衕附近四合院家，去家父支左(支持左派)的機關遊玩，來回都是步行東交民巷，對之瞭如指掌。
六月四日早晨，軍隊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導致的踩踏，讓靳大成、我和女朋友均受傷，失去了鞋子。我們攙扶着腿部受傷的她，光着被扎破流血的腳板，艱難東行。熟知的街道已面目全非。從紀念碑南毛主席紀念堂東，進入東郊民巷不足百米，已是碎石、斷木、玻璃茬遍地。
巷南北京市公安局的鐵欄杆後門外，用金屬柵欄、水泥路障墩、沙袋，堆起高高的街壘，隱蔽其後的成羣士兵，綠色鋼盔攢動，衝鋒槍指向馬路，虎視眈眈。巷北的最高人民法院後門前，有幾輛汽車殘骸，仍在冒煙。
走在我們前面十幾米的一個剛從廣場逃生的難友，見到北京市公安局後門街壘內軍警的這副架式，悲憤中來，猛然大聲怒吼：“法西斯！”幽靜的東交民巷宛然響起一聲炸雷！街壘內軍人震驚片刻，猛然躥出五六個，槍托、警棍衝着小夥子劈頭蓋臉猛砸。小夥子頓時被打得抱頭蹲地，幾個大兵就勢把他架起，往大門裏猛拖。
聽口音這位同學應是外地來京聲援的大學生，若被這夥野性爆發的軍警捉進去，非得打得非死即殘。外地人北京沒點路子，還不把牢底坐穿？我和靳大成趕緊衝上去，攔擋住軍警勸解。未容分說，我腦袋就一聲轟響，後腦勺結結實實地捱了一警棍。朦朦朧朧中我掉轉過臉，直視那打我的士兵，只見他一個一米五幾，瘦骨嶙峋狀如報紙上看到的越南小個子兵模樣。他再次打過來的警棍，被我一把撥開。幸虧這個矬子士兵奮力掄出的警棍，夠到一米八個頭我的後腦時，力度已大打折扣，否則我非被這包鉛的警棍當場打倒在地。
這時恰好有從廣場出來同學的幾十大隊經過，他們見狀大喊“法西斯住手！”，跑過來營救。這幾個士兵見勢只得放棄受傷的獵物，趕緊跑回他們的街壘，躲在後面鳴槍示警。
我和靳大成拽起滿頭滿臉都是鮮血的那個小夥子，拖着他快步遠離虎穴北京市公安局，交給了趕來的那批同學隊伍。再看靳大成，背上着實捱了重重一通槍托、警棍，即便勤練武術的人，也抗不住，面色悽慘。我們三個光腳受傷的人，謝絕了那批同學隊伍的照顧，急勸他們儘快趕路離開險境；我們路熟，自己慢慢往前挪。
後來從中央電視臺播放當局《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才知道六月三日晚四日晨，在我們剛經過地方，北京民衆要求釋放被抓進去的市民，與軍警爆發劇烈衝突，曾有市民駕車衝擊北京市公安局的後門。火光遍地，磚塊、木棒滿天亂飛，宛如戰場。
路過正義路口時，遙遙可以聽到民衆喊聲震天，隱約可以辨出是怒罵戒嚴部隊是“法西斯”，每次齊聲怒吼，都會立即招來一片槍聲。喊聲與槍聲交織，此起彼伏。
正義路口向東，路北有一片五六層高的紅磚宿舍樓，大概是最高人民法院或公安部的宿舍院，大門開在東交民巷上。六月四日是星期天，這些中央最高司法機關緊鄰天安門廣場、東長安街，坦克、裝甲車碾殺了一夜，火光沖天，槍聲不斷，大院裏的人們豈能安睡？他們成羣聚集在東交民巷的大門口，焦急地觀望天安門廣場方向。見到衣褲血跡斑斑，相互扶持，赤腳在瀝青路面上趔趄而行的我們三人，幾位中年機關幹部模樣的人，攔住我們說請等一下，他們馬上回宿舍樓爲我們找鞋穿。他們圍着我們，默默打量，充滿同情，不少人抹淚抽泣。不一會兒，回家找鞋的人趕回來了。他們抱着一堆鞋，估摸着我和靳大成腳的尺寸，從裏面挑出兩雙睡鞋；一位女士特別給我女朋友從家裏找到一雙挺好看的涼鞋。他們直抱歉，說請湊合着穿，家裏的鞋這一夜都送光了……
被路面石渣、碎玻璃劃破的雙腳，有了鞋穿，儘管仍是疼痛難忍，但不必再戰戰兢兢地下腳路面。我們三人一瘸一拐，步伐明顯加快。不久東行到北京醫院東交民巷上的南門，只見這所中央高幹醫院一反平日安靜肅穆，門口聚集着一羣市民，焦慮不安地訴說交談着。有幾個身披白大褂的醫護人員，見到我們三人，馬上趕過來問：“傷到哪兒？”“是否是槍傷？”邊問邊把我們領進院子，穿過天井，直奔急診大樓。
領我們去急救室的年輕醫生，一臉憔悴，路上喃喃自語道：“我們上醫學院時，碰到槍傷救治這一章，課堂教學從來都是跳過不講，根本用不着嘛！這下可好，從昨晚到現在，抬進急救室的，全都是槍傷，子彈轟出那麼大的洞，可怎麼縫呀！流血根本止不住，庫存的血漿，馬上就用光了，只能幹看着死在手術檯上！”
急救室裏擠滿了身帶血跡受傷的人、護送傷員來的市民，人聲鼎沸。我們好不容易在侯診的長條凳上等到了一個座位，趕緊扶我女朋友坐下。等了一會兒，一個護士小姑娘從急救室裏出來，滿臉倦容，挨個詢問傷員的情況。我和靳大成忙說，我們兩個只是受到一點鈍器傷，頭暈腦脹、背痛而已，但我女朋友小腿上的傷口很深，流血不止，非常疼痛，急需處理創口。護士聽後轉身去急救室，叫來一個醫生。那醫生盯着我女朋友小腿上的傷口，雙眉緊蹙，說按理應該馬上縫合創口，但手術室裏外太多槍傷市民等着他動手術急救，實在不可能騰出時間縫線。他囑咐我們要儘快到別的不那麼忙的醫院縫合傷口，又交代護士給我女朋友拿幾片止痛片服用，再用棉籤沾雙氧水搽拭傷口，然後紗布包紮好。說完，他疲憊不堪地又回手術室去了。
護士正在給我們女朋友簡單處理腿上傷口時，走廊一陣騷亂，幾個白大褂醫護人員和短袖汗衫的市民，推着擔架車匆忙跑進來。擔架車上躺着一個小夥子，頭顱被子彈擊中，面目模糊，衣服、擔架上大灘鮮血。我見狀，趕緊用手掌捂住女朋友的雙眼。
手術室的醫生，聞聲出來，冷靜地檢查了一下躺在擔架車上的小夥子，說：“已經沒有脈搏了。沒救了。”交代完轉身快步返回手術室。
護送他來醫院的兩個同伴，聽到醫生已確認其死亡，頓時大哭起來，說：“我們這哥們兒就是在正義路長安街口，跟着大夥沖天安門廣場那邊大兵喊了幾聲‘打倒法西斯！’，就被他們一排又一排槍掃過來，打倒了好多老百姓！”他倆一邊哭泣，一邊四面找傢伙，嚷嚷着回長安街同大兵拼命。大家趕緊把他倆攔下，按到長條凳上，勸阻、安撫。
此時小夥子的屍體，孤零零地躺在擔架車車上。他身着進口名牌鱷魚POLO衫、李（LEE）牌牛崽褲，棕色尖頭皮鞋，也就二十來歲，斑斑血跡難掩俊秀之容，前額上一個血肉模糊的彈孔，腦後一大灘暗紅血液混合着白色腦漿。六四後北京老百姓紛紛傳言解放軍發射實彈鎮壓羣衆時使用了國際禁用的“炸子”——達姆彈，其實街頭這麼近的距離，即使普通7.62毫米子彈，從５６式自動步槍 (ＡＫ－４７卡拉希尼柯夫自動步槍)射出擊中人體，貫穿能量衝擊下足以使骨肉崩裂，入口一小孔，出口宛如炸出一個大洞，沒有戰場手術救治經驗的醫生，很難迅速止血、縫合傷口，挽救生命。
我全程用手捂住女朋友眼睛，她雖然看不見血肉模糊的慘景，現場的血腥氣息，讓她不寒而慄，渾身顫抖。守候在她身邊的我，一隻手捂住她的雙眼，另只胳膊挽起她，同靳大成趕緊離開這被血腥恐怖窒息的地方。出了急救室樓門，沒呼吸上幾口新鮮空氣，就目睹醫院停放自行車的棚內，地上橫七豎八地停放着十幾具屍體，覆蓋頭臉胸腹的白布，血跡斑斑。我們的呼吸頓時又沉重起來。
出了北京醫院南門，我和靳大成扶着我女朋友，沿着東交民巷繼續東行。走到崇文門，二環路的十字路口上，有幾輛裝甲車、解放大卡在燃燒，黑煙沖天。路南的人行立交橋上懸掛着一具屍體，四周一片市民的吶喊聲。後來從報道上看到，那是被市民抓住打死的掉隊士兵屍體。我們見狀趕緊北折，想沿崇文門內大街北上穿越東長安街。此時女朋友腿上的傷痛與醫院血腥場面的刺激，臉色慘白，身體十分虛弱，我和靳大成不得不挽起她雙臂，架起她慢步行走。
不知不覺挪蹭到同仁醫院，大門口外圍滿了人羣，三輪平板車飛奔，出出進進。見此情景，想讓同仁醫院的醫生進一步止痛，處理女朋友腿上的傷口，根本不可能。我攔住一輛空三輪平板車，問能不能載我們三人去地安門北邊的中央戲劇學院。光着膀子滿頭是汗的板爺，看了我們一眼，說：“哥們廣場下來的吧？”見我們點頭，嘆了一口氣：“唉，我昨晚九、十點到現在八點來鍾，從長安街拉被大兵開槍打死大傷的主兒，幾十趟了。平板車上的血，怎麼都擦不幹！你們衣服上有血跡，傷得不輕吧？”我忙說：“都不是槍傷。我們倆男的還好，我女朋友腿傷痛得挺不住了，得趕緊把她先送回學校宿舍躺着，再想法子找醫院縫合傷口。”他說：“戲劇學院在交道口南邊，從這兒過去，得穿過長安街。大兵的坦克、軍車，昨夜到現在，一直穿來穿去，見有人在長安街馬路上，就當攔軍車的，二話沒說開槍就打！我是在城南天壇那塊兒掙遊客錢的板爺，城北地面沒那麼熟。這會兒要從大街口橫穿長安街，非常危險，得鑽小衚衕。我幫你們找個老道板爺試試。站着不動，等我回來！”他轉身擠進人羣，過了一會兒口喊“借光，借光！”領着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大爺推着三輪平板車過來。他介紹說：“這位老爺子退休做故宮這片的三輪車旅遊生意好幾年了，地面熟，快上車!”不等我們道謝，蹬上自己的平板車北向，繼續衝着槍聲不斷、硝煙瀰漫的長安街飛奔。
老大爺二話沒說，蹬着平板車，拉着我們三人沿着崇文門內大街快速北行，快到東單的東長安街十字路口時，猛地右轉，鑽衚衕小巷，順着與長安街平行的麻線衚衕往東，再北折從一個小衚衕出口穿過長安街的延伸建國門內大街，進了路北的小衚衕裏，幾經週轉，就上了東單北大街。直到向西拐進僻靜的張自忠路，他才緩口氣，恢復到通常三輪車的行駛速度。我說：“大爺拉我們三人，蹬這麼快，累着了吧？”他說：“沒什麼。先前拉槍傷人一宿，那才真累呢！耽擱一會兒人命就沒了！”
北拐上了交道口南大街，沒蹬多少路，終於西拐進了東棉花衚衕的中央戲劇學院。院大鐵門虛掩着，大上午的，空無一人。我扶女朋友下了平板車，望着光亮禿頂上汗珠直冒的蹬車老大爺，不住道謝，又反覆叮囑他，再麻煩他務必將車上的靳大成，送到其不太遠的安定門二環路北的家中。老大爺不住地點頭說：“放心放心！一定一定！”我這時才猛然想起，還沒付老大爺報酬，忙問車費該給多少。老大爺說，救人應該的，您看着給吧。我從褲兜裏摸出錢包，裏邊恰巧還有一張印着中共開國元老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徳大頭像的一百元一張的老頭票，不由分說塞到他手裏。那時我們博士研究生一個月的津貼，也就四五十元。
進了戲劇學院，我扶着女朋友趕緊去學院的醫務室。星期天的一大早，醫務室恰巧有人值班。戲劇學院的醫務室，就設在學生宿舍樓一層，年長的女校醫與住在四樓青年教工集體宿舍女朋友，平時一個樓門出入，抬頭不見低頭見，頗熟悉。她見狀幫問：“小姑娘老師，你這腿是怎麼哪，傷得這麼厲害？”她看到我衣衫上的血跡，馬上明白，不再多問。她仔細檢查了傷口，說口子太深、太長，校醫務室處理不了，得馬上去合同醫院急診室縫合傷口，否則癒合不上，感染髮炎就糟糕了。她找了一輛自行車給我，讓我把女朋友扶坐到自行車後座架上，跟在她自行車後，騎車急急忙忙穿過幾條衚衕，進到附近的東四婦產醫院，陪我們掛號急診，處理傷口。急診室的醫生見狀什麼也沒問，默默地縫了七針，給了一些藥、紗布，讓每天換藥，一個星期後直接找他來拆線。
從醫院回到戲劇學院宿舍樓，發現左鄰右舍都空無一人，寂靜異常。我到院裏打聽怎麼回事，碰到學院的值班教工說，風傳戒嚴部隊要進駐首都高校軍管，抓捕動亂、暴亂分子，高校的學生自治組織，已發起“空校運動”，動員在校學生立即離校回家鄉。戲劇學院地處北京市中心地帶，南邊離鄧小平住的景山後街，北邊離楊尚昆家住的前圓恩寺衚衕，沒有幾條衚衕的距離，戒嚴部隊開進高校，必定首當其衝。師生聞風而動，早已驚弓之鳥，逃之夭夭。
我趕緊返回四樓的青年教工宿舍，告訴躺在牀上歇息的女朋友，講了剛聽到的院校危急情況。看來她絕不可能在戲劇學院養好腿傷。我們倆父母家都在外地，即使北京有親戚投靠避難，但現下京城槍聲不斷，坦克、裝甲車橫行，主要交通幹線已斷，女朋友腿上剛縫的傷口麻藥過後，十分疼痛，根本不可能行走。愁眉不展了一陣，我們想到北大校友，她中文系八一級文學專業同班同學李宇鋒，正好就住在戲劇學院北面隔兩條衚衕的秦老胡同石油工業部部長宅第四合院，正好借住避難。
我扶女朋友下了四樓，讓她坐在自行車後座架上，騎了沒幾分鐘，就到了李宇鋒家大紅門高灰牆四合院。李宇鋒熱情接待，進屋門才發現，他家已來了不少避難的年輕人，老同學外，更多的是生面孔。大家圍着電視機前，關注北京昨晚軍隊開槍殺人後形勢的發展。電視臺所有的頻道都在轉播中央電視臺，只有一個內容，戒嚴指揮部的公告。大夥兒邊看邊氣憤地直罵。也有人手舉拽出全部天線的半導體收音機，對着窗戶，試圖在當局毫不間斷的刺耳干擾噪音中，從海外電臺美國之音、英國ＢＢＣ、澳大利亞澳廣等短波電臺中，聽出當前局勢的蛛絲馬跡。
李宇鋒的家諾大的一個四合院，那麼多房間平時只有他和幼妹常住。他父親作爲主管生產的副部長，大部時間駐紮在早已取代東北大慶油田渤海灣邊上的山東東營油田，逢年過節纔回家稍住。李宇鋒北大唸書時任班長，人極和善，交遊廣泛，像他這樣既有頂尖名校學位，又有房有閒錢的高幹子弟，京城中鳳毛麟角。他家裏總是有各路朋友來訪、暫住，高朋滿座，菸酒不斷，頗有戰國時四大公子的遺風。
他父親五十年代曾任石油部部長餘秋裏的祕書，跟隨他開發大慶油田。毛澤東號召工業學大慶後，餘秋裏六七十年代任國務院副總理，與副總理李先念結成中共黨內權傾一時的石油幫。八十年代鄧小平執掌軍委主席大權，餘秋裏任總政治部主任。八七年把總政主任讓給楊尚昆的弟弟楊白冰後，轉任中顧委副主任。六四時軍人、老人當政，戒嚴部隊怎麼也不敢到石油幫部長院抄家抓人吧？
李宇鋒大學裏即入黨，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市委。大致在北大聖賢書讀多了，愛惜羽毛，難與當局苟且，六四後分道揚鑣，下海經商。儒商之餘，創辦《往事》雜誌，採訪、記錄文革名流身邊工作人員，爲民族搶救正在堙沒一段災難深重歷史。白髮宮女說玄宗之故事，竟能引發當局忌恨、迫害。網載八十老軍人鐵流，因發行《往事》入獄，易地判刑。李宇鋒亦被便衣在公司門房置一訪客登記桌，不時蹲守，恐嚇其客戶。李宇鋒大學曾做手術摘除肺部腫瘤，大概被手術刀誤傷了脊椎附近的神經，逐漸不良於行。他曾講述當局的警察，橫蠻無知地威脅他，雜誌即使提及文革時黨內的倒行逆施，也是誹謗偉大光榮的正確的黨，再出版就往死裏整！邊說邊狠狠搖晃他的輪椅，讓之幾乎顛覆。我與他再次相遇，是二十多年後雷洋事件公民維權的北京高校微信羣中。時見他霧霾籠罩下發言、簽名，不意多災多難２０１６年最後一天，他心力交瘁病逝，未能迎來２０１７年的第一縷陽光。
安頓好了女朋友的避難之處，我惦念着我們那個“股份制改革高級研討班”滯留在京學員的安危，千萬不要有人在昨夜今晨街頭中槍遇難，匆匆騎上自行車繼續北行，趕往安定門外交通部招待所。
平時喧鬧的星期天的首都北京午後，馬路上空無一輛機動車，行人罕見，只有一些大路口，有市民聚集，議論紛紛。
交通部招待所大門開着，院子裏三三兩兩的站着不少人，神色慌張，不安地交頭接耳，相互打聽如何儘快逃離硝煙四起的首都。我快步進了招待所大樓，乘電梯徑直到我們那間辦班租用的會務套間，進門發現老同學劉寶明還有幾個外地滯留未離京的學員，圍坐在接待訪客用的外間沙發上，觀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面色焦慮。見我忽然歸來，劉寶明高興地跳起來擁抱，拍着我的背說：“你可安全回來了，從昨晚一直擔心你到現在！”聽見我喊痛，他注意到我汗衫上血痕猶在，忙問我是否受傷。我說還好，悲憤地站在那兒講述昨晚今晨天安門廣場、東交民巷的經歷，他聽了表情凝重，捶拳長嘆不已。旁邊聽着的那幾個班上年輕學員，眼淚直掉。
我隨即通知仍滯留在交通部招待所的“股份制改革高級研討班”的學員，因北京頒佈了戒嚴令，班不得不解散，自行解決返回各自單位的交通，需要開特別通行介紹信的，由我們合作的主辦單位全國工商聯與民進中央協助出具。
交代完這間掛在心頭上的事，如釋重負。劉寶明見我臉色慘白，搖搖欲墜的模樣，忙扶我坐進沙發，從茶几上擺設的瓶裝飲料裏倒了一杯，遞給我說：“先喝點雪碧，坐下休息一下！”這時我才意識到，從六月三日晚坦克、裝甲車碾進天安門廣場，到六月四日下午，我竟然不喫不喝挺了十幾個小時。強烈的精神刺激下，身心高度緊張，根本意識不到飢渴，甚至尿意全無，竟沒上過一次廁所！
劉寶明見狀趕緊拉我下樓找喫的。交通部招待所的食堂，就在院子一進大門小賣部後面，按老北京的規矩，禮拜日只喫兩頓飯，開飯的時間是早飯上午十點，晚飯下午四點。六月四日正好是星期日，晚餐已擺到飯廳的幾個拼在一起的飯桌上，就一大盆飄有幾片肥瘦肉片的燴菜，一大桶蒸米飯，一大筐饅頭。食堂師傅吆喝：“開飯了！兵慌馬亂的，大夥兒將就着喫吧。”住客自己從飯臺上拿碗碟，食堂師傅給每位就餐人分發二兩米飯或兩個標準面饅頭，再從大鍋裏舀一勺菜。
此時北京市區中心地段不時槍聲大作，馬路上被焚燬的軍車黑煙沖天，商家都閉門罷市，旅途在外的人，到哪兒去找喫的？素來飯菜品質不佳的招待所食堂，今天破天荒人滿爲患，一大堆人擁擠聚餐。我帶劉寶明進去時，前面已有幾十人排隊，沒一會兒身後隊尾已甩到餐廳門外。
前面排隊等着打飯的人，爲昨夜起天安門廣場、長安街上是否發生軍隊殺人，激烈辯論起來，越辯聲音越大，火藥味越濃，連分餐的師傅都停下手中的長把勺，豎起耳朵。一個幹部模樣的中年人，不知是交通部幹部，還是外地出差來京辦事人員，拉開嗓門大聲否認首都有發生軍隊槍殺市民，說那是壞人造謠，號召大家相信黨，不要上當受騙；一大堆人圍着他力陳眼見之實，與之爭辯，越說越不耐煩，幾個小夥子大喝“住嘴！”“抽你丫的！”，掄起胳膊就要動手。我趕緊上前勸止，對那個幹部說，我昨晚一直在天安門廣場，有沒有殺人流血，你睜眼看看這汗衫上的血跡！
那人不吭聲了。他排隊到了賣飯菜的桌臺前，輪他遞上碗碟打飯菜，餐廳兩位年輕師傅不但不接，還把長把鐵勺狠狠地往盛菜的大鐵皮盆上猛地一敲，說：“我這裏沒你這丫庭的飯，滾別處去找食吧！”那人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灰溜溜地空手走了。
排隊輪到我打飯，餐廳師傅把我倆的碗碟盛得滿滿的，拒絕收我的飯票，說：“大哥在廣場跟大兵死磕，咱怎麼能收你的錢呢！”
我們道謝後，決定不在食堂就餐。我忍不住怒火喝斥那個幹部後，馬上可以感覺到身後人們指指點點，聽到的是讚歎，沒聽到什麼都可能有。
在端着飯菜回招待所房間的路上，劉寶明告訴我，他六月三日晚得知戒嚴部隊當夜開進後，放心不下我，來招待所找我好幾趟，都說我出去了。他同所有的北京市民一樣，通宵達旦揪心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生命安危。六月四日凌晨，他的人民大學中文系當班長的陝西寶雞小老鄉，槍彈下餘生，失魂落魄地敲開他宿舍門，他頓覺我這個老同學性命難保，一大早來招待所找我好幾趟，見我仍不見蹤影，就趕到天安門廣場去找我，結果在王府井北京飯店東面的南池子被人羣堵住，好不容易擠上長安街，見馬路上汽車殘骸在冒煙燃燒，天安門廣場上坦克成列攔住長安街，炮口朝東，白色的交通柵欄、水泥路墩被挪來橫斷長安街，形成警戒線。實槍核彈的士兵，頭戴鋼盔，趴在水泥路墩後面。不遠是北京市民人羣在街口與軍隊對峙，年輕人齊聲高喊“打倒法西斯！”士兵就回應過來一排槍。每一次彈雨過來，就會有市民中彈倒地，非死即傷。劉寶明說，老百姓就這麼罵一陣“法西斯”，就被解放軍打趴下一批，然後就有勇敢的年輕人衝到馬路上把倒地的人拖回來，抬到三輪平扳車上，送附近醫院救急，“真是死磕啊” ！劉寶明說他一上午都同市民堅持在那兒吶喊，每次士兵槍雨打過來，他就趕緊彎腰低頭掩身在街邊樹後，身邊的老外比他機靈，挺着大肚皮，槍聲一響，整個人立馬平趴在路面上！
劉寶明說，他中午回家後，擔心我的安危，又去交通部招待所找我，見招待所大門口圍着一大堆人，與其中一個交通部幹部，正在爭論解放軍開槍殺濫殺北京市民，是平暴，還是法西斯。正吵嚷得不可開交之際，走來一個渾身是血的小夥子，大吼一聲：“睜開狗眼看看我身上的血，再張開鳥嘴給法西斯辯護，抽你丫的大耳光！”那人頓時落荒而逃。
劉寶明認出是爲我們辦班幫忙的北大法律系本科生畢業後直接上研究生的薛扶民，他的孔武精幹陝西老鄉。劉寶明忙問他是否受傷，渾身衣服上血跡斑斑是怎麼會事，薛扶民解釋說，他從凌晨起，就一直在南池子一帶忙着把中彈人搶下拖出，放到平板車上送醫院搶救，遇難死傷者的鮮血，把他的衣褲都浸溼透了！
九十年代中我在芝加哥接到薛扶民從紐約打來的電話，說他已來美留學，儘管行李箱中擠滿了夠幾年用的衣物、日用品，他還是把那身血衣血褲隨身帶到美國。二十多年後在雷洋事件公民維權的北京高校微信羣中，又見到多年失聯他的名字。網上搜索了一下，他現在是武林高手，開山立櫃，自創薛氏太級道！
回到招待所套間，同劉寶明邊喫飯邊看電視，所有的頻道都在轉中央電視臺的時事新聞，感到今晚戒嚴部隊一定會大規模武裝開進，擴大昨夜突擊天安門廣場的戰果，佔領全北京市區。
劉寶明不放心地說，交通部與民航總局，都是國務院半軍事化的部委，轉業軍人多，難免會出人舉報，不安全。你今天飯廳裏又暴露了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的經歷，萬一給人舉報了，戒嚴部隊開進來，弄不好會把你抓走的！他力勸我這幾天住進他所住的新聞出版總署直屬的現代出版社職工宿舍避難，與交通部招待所同在安華里，僅隔幾條馬路。
我掛記着天安門廣場清場時那些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學的安危，是否安全逃回東郊的研究生院，一直試圖給研究生院打電話，也一直在給北京大學的老同學打電話，確認平安，但打了幾個小時，完全打不通，電話機裏傳出的全是忙音。大家覺得是當局對北京的通訊也採取了斷然行動，完全掐斷市民間的電話聯繫，防範人民串聯、聚衆抗爭。據中共元老李先念女婿、太子黨將軍劉亞洲說法，六四“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電話都不通。爲什麼打不通呢？因爲全體市民都躲在家裏打電話，電話一下超負荷，癱瘓了。”
劉寶明見我堅持呆在招待所套間裏試圖撥通電話，着急地催我轉移到他的宿舍，說他今天上午找我，在南池子被坦克押陣的軍人，開槍阻止接近天安門廣場，就往東去社科院院部所在的建國門去找，碰到大堆市民圍着被堵的軍車，說昨夜有幾輛裝甲車，橫衝直撞，有市民躲閃不及被碾軋斃命，連被堵在長安街馬路中間的軍車，連帶撞翻，軍人死傷無數。當時就有官兵扔掉槍支，棄車而走。他沿二環向北走到朝陽門、東直門，一路上見到長長軍車隊被老百姓堵在立交橋，動彈不得。車上的士兵和車下圍着的市民，都在那裏大罵二十七軍，說昨夜滿載手持衝鋒槍士兵的二十七軍敞蓬解放大卡車，衝到立交橋的路口，照着圍堵軍車的市民人羣就開槍掃射，打死打傷一片民衆後就揚長而去。結果老百姓怒火沖天，就把堵在那裏軍車推翻，把從車裏逃出的那些有槍沒子彈的士兵，痛打一頓！我說：這着太陰險了！讓一部分進京的戒嚴部隊，槍彈分開，乘坐在車裏的士兵持槍卻沒不帶子彈，彈藥藏在另外的車裏，既可防止老百姓搶槍，搶去也沒子彈，造不了反；又可以防止軍人譁變倒戈。派戒嚴的嫡系骨幹二十七軍的突擊小分隊，巡邏各個進京交通樞紐，見到被堵的軍車就開槍掃射一通老百姓，死傷慘重的老百姓泄憤被堵軍車，再把車上有槍無彈的士兵打死打傷,激化仇恨，挑動解放軍官兵與北京市民血腥惡鬥，何其毒也！
現在北京老百姓都嚷嚷着盼三十八軍收拾二十七軍，說三十八軍軍長拒絕帶兵進京戒嚴，二十七軍是支持李鵬、楊家將的幫兇。市民紛紛傳言，進京戒嚴的部隊，馬上會兩派大打，軍閥混戰。大家都趕緊囤積糧食。
我跟隨劉寶明，穿過幾條馬路轉移到他安華里的宿舍。一路上只見人心惶惶，擔心今晚大軍一定會開進來，還不知會打成什麼樣呢。
劉寶明的宿舍在一棟單元樓的五層，兩個房間，中間有一個小衛生間，靠院子裏窗戶下有一個小廚房。樓下是他們單位辦公室，離安華路不遠。劉寶明與另外一個印刷學院畢業的同事同住，六月四日適逢週日,他外出串門去了。劉寶明用鑰匙打開門，我進屋後發現劉寶明在人大中文系讀本科的陝西寶雞小老鄉已反鎖在屋裏快一天了，坐在牀頭目光呆滯，同他打招呼，問話也是答非所問。
接近午夜，窗外響起了槍聲，越來越密集，越來越近。我和劉寶明馬上到陽臺查看究竟，劉寶明的小老鄉則嚇得躲避到衛生間裏，緊緊關上廁所門，連門栓都插死。
在五樓小陽臺上，可以看到馬路上有一長隊軍車向南駛過，邊行邊開槍，可以聽到市民高喊“法西斯！”“畜牲”叫罵聲，不時傳來什麼重物從居民樓高層陽臺砸下，衝擊路面發出的巨響。這條安華路，在三環路南，街心有綠化隔離帶，將南北車流分行，寬敞馬路兩邊，都是新建的部委宿舍院和高層單元樓，相當僻靜，不明白戒嚴部隊的武裝車隊爲什麼要從這兒經過。
槍聲漸遠，我和劉寶明回到屋裏，那位人大小老鄉還躲藏在衛生間裏呢。我敲開廁所門，見他縮趴在馬桶旁邊，就拉他起來，笑着說：“軍車早走遠了。再說，士兵怎麼衝居民樓掃射，撐死了也就打爛陽臺，子彈不可能會拐彎打進房間裏來的，怎麼至於嚇成這個樣子呀！”劉寶明忙使眼色制止我數落他下去。
過了一會兒，劉寶明拉我到陽臺上，解釋說：他的這位人大小老鄉，昨晚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他是班長，當時正帶着班上的同學從人大趕到廣場支援留守的同學，十點多在西單電報大樓那裏，碰到第一波從西突進長安街的軍車，對他們就一陣掃射，他幸虧身邊正好有一塊建築用的水泥預製板，趕緊爬到底下，僥倖逃了一命，同伴被打死打傷好多。號稱第二黨校的中國人民大學，是六四殉難學生最多的高校。
劉寶明去廚房煤氣竈上，燒了一大鍋水，扔進三包方便麪，煮好了端到飯桌上招待我們夜宵，邊喫邊安慰他那人大小老鄉。他低頭匆匆喫完方便麪，仍舊悶聲不語。我也想寬慰他幾句，但怎麼也集中不了思緒，話不成句。差不多兩天兩夜沒有睡眠了，被士兵警棍猛擊的腦袋，這時才覺得震盪得厲害，眼花耳鳴，背上清場軍人留下的棒傷，疼得厲害。劉寶明找來摺疊行軍牀，扶我躺下，昏昏沉沉睡過去了。
第二天六月五日的上午，我惦記着社科院的那些天安門廣場清場逃出來戰友的安危，一醒來就問哪裏有電話，想盡早打通電話通報平安。劉寶明宿舍哪有電話，樓下他辦公室的電話，系分機，必須通過單位的總機轉外撥，這時候了總機哪裏會有人值班？我們在交通部招待所那個辦會務的套間裏電話，是直撥電話，無需總機轉接。必須去一趟交通部招待所試試。
劉寶明單位和宿舍院的大門緊閉，用鐵鏈子鎖死，出入只能通過傳達室。值班把門的老大爺同劉寶明這幫平時日夜出入院門頻繁的單身漢很熟，見到面生的我攔住要求登記，經陪我的劉寶明通融，就不再說什麼了。出院門上了昨夜大隊軍車經過的安華路，馬路面、路沿上，盡是破碎花盆、破桌爛椅、瓷磚水泥塊什麼的，市民趁黑將之一古腦兒砸向軍車。寬敞安華路接狹窄外館斜街的丁字路口，馬路旁的幾個電線杆上，懸掛着衝鋒槍和鋼盔，據說是昨夜軍車上士兵扔下的。
一進招待所套間就撲向那個直撥電話，這次可以撥通部分市區了。打到東城區李宇鋒的家的電話，在那裏借住避難的女朋友，一切安好，廣場受傷的腿，傷口癒合良好。又打到東郊朝陽區的社科院的研究生院的宿舍樓，有哲學所的同學接電話，說大家正焦急掛念我的生命安危呢。他報告說，目前只有吳國盛、徐向東還沒有消息，生死不明，其他的同學受傷不重，沒有生命危險，都在研究生院善後呢。撥電話去海淀區的北京大學，還是同昨天一樣，電話不通，全是忙音。我擔心遠在無錫離休的父母看到中央電視臺北京發生暴亂，戒嚴部隊天安門廣場斷然清場的新聞，不知道對他這個曾在廣場絕食的博士生小兒子，有多揪心擔憂呢！想打電話給家裏的父母報平安，長途電話根本不通。想到此時軍隊內部的電話線路一定暢通無阻，就給國防大學離休的女朋友親戚孫叔叔家打電話，果然一撥就通。我先向他報女朋友平安，請他轉告其父母放心，然後請他通過軍線要通我父親離休的南京軍區無錫幹休所的電話，幫我報一下平安。孫叔叔一口答應，讓我守着交通部招待所的那個號碼的電話等着。過了半個小時，孫叔叔親自回電話，說跟你父親通了電話，報了你的平安。我趕緊道謝。他語氣親切地說，見外了，不用謝，這是我們長輩應該做的。然後語氣嚴肅地說：看到電視上報道的真相了吧？你們大學生需要好好地反省！
我從不跟父輩老革命爭論，沉默了一下，表示一定會認真反思的。他通過國防大學轉業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老部下，是知道我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絕食的。
電話打通，通報了平安，鬆了一口氣。想從招待所食堂多弄點饅頭、烙餅、米飯什麼的，帶回劉寶明宿舍，萬一軍隊打起內戰，至少可以頂幾天餓。沒想到食堂大門緊鎖，門口貼了一張白紙，歪歪斜斜地寫了幾個字，大意說因戒嚴道路不通，商店關門，無力提供食堂食材，巧媳婦難爲無米之炊，何時回覆供應飯菜，聽候通知。
我們只好轉到街上，看能否萬一碰到仍開門的店家，弄點乾糧、罐頭帶回宿舍儲備。只見各個店家鋪門緊鎖，街上零星有人行走，大致都是想找商店買食品的人。天氣陰晴不定，時不時有沉悶的爆炸聲從遠處傳來，發射催淚彈的爆炸聲？抑或坦克射擊的炮聲？打雷聲？讓人愈發躁熱煩惱。
在安華路南端的丁字路口，與我們辦班上課租用國防科工委禮堂時接洽的的軍官，邂逅相遇。他綠軍褲，白襯衫收腰在軍用皮帶裏，見我像老友相逢，熱情迎上來握手。我因租禮堂談價格、調音響、安排時間段，同他打交道很多，他知道我是軍隊幹部子弟，熟悉軍營生活，很愛跟我聊天。我問他目前軍民關係空前緊張，怎麼這時候還敢跑到街上玩命？他嘆了一口氣，說家裏有老有小好幾張嘴，沒喫的了，被也是軍人老婆逼着換便衣上街採購食品。我說，天下再亂，也餓不到槍桿子在手當兵的頭上。他苦笑着貼着我耳朵低聲說：“這不昨天夜裏來了一個團的戒嚴部隊，好幾千號人，佔用了所有的營房，連你們租用的那個大禮堂都徵用了，機關食堂全力以赴保障他們喫飯。猝不及防，突然就開進清場了，後勤部所有的供給都拿出來了，連軍人服務處小賣部的庫存都搬光了。現在北京交通中斷，補給鬼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恢復，萬一打起內戰，現役軍人都不夠喫，單位哪顧得上家屬呀！”我問：“是不是昨天夜裏路過這條街的那些部隊?”他說：“是，駐遼東半島的３９軍。他們這次被緊急調來北京戒嚴，沿途被老百姓堵軍車堵得延誤了一個多星期，被中央軍委下死命令，六月三日一定要抵達北京戒嚴地點。四號開槍後纔沒人再敢再堵軍車，他們連夜趕進北京城裏，官兵累得像死豬，昨夜到了我們單位大院，抱着槍倒頭即睡，你們租用的禮堂，躺得滿地都是！”我說：“這地方怎麼僻靜，至於要駐紮這麼多戒嚴部隊嗎？”他說：“總政和中央軍委的一些核心機關，不正是在黃寺這兒嗎！”
劉寶明和我，街上轉了一大圈，兩手空空，只得回宿舍繼續避難。六月六日、七日、八日，我每天溜到交通部招待所，用套間裏那部直撥電話，努力與外界聯繫。
有一次居然電話鈴響，一接，竟是與我們辦班合作方全國工商聯的小白。小夥子系工商聯什麼老資本家孫子，按黨統戰政策頂替父母在單位上班，大概沒有考上過大學，機關打雜，北京地面人頭很熟。他對我們這幾個主持辦班的名校博士生，佩服得五體投地。我跟他說,我還在交通部招待所班上盯着善後，有些學員因戒嚴部隊北京“平暴”，鐵路、公路交通中斷，還滯留在北京，目前最麻煩的是招待所食堂關了，沒有地方喫飯，街上店鋪也不開門，請他能否弄點什麼方便麪什麼的，設法冒險送過來。這幾個學員有電爐絲做的“熱得快”，可以燒開水，把方便麪放在帶回屋的招待所食堂飯盆裏，可以湊合着煮着喫。他一口爽快答應。
不一會兒他騎自行車來到招待所，馱來一大紙箱高檔日本出前一丁牌方便麪，夠我們喫上一陣的。最神的是他給我送上幾斤價格不菲的廣式臘腸，說是孝敬大哥的，死活要求笑納。
我記得他曾說起自己是老北京，家住石碑衚衕，離我小時候住的北長街同屬西城區，都在中南海附近，僅隔一條長安街。我問起他前兩天六四的經歷，他說：“可別提，鬼門關裏走了一遭，好不容易撿條命回來，後怕死了！”他說六月三號晚上十點大兵開進時，他和衚衕裏的哥們兒去六部口堵長安街上的軍車，“丫庭的大兵真開槍猛打呀！剛開始瞧見槍口噴火，咱還以爲是橡皮子彈呢，馬上有哥們捂着肚子就蹲下了，血咕嘟咕嘟直往外冒。有一個軍官拿着手槍追進衚衕打，生生把幾個受傷在地上爬的老街坊補槍打死在家門口。我當時撒丫子就逃，被中槍倒在地上的爺們絆了一交，拼命往衚衕裏爬，纔沒被背後大兵的連排槍擊中。我的媽呀，我可服了，這輩子再也不趟這渾水了！”
我打通了分配到軍事科學院工作賴小剛電話，說起紛紛傳言３８軍要收拾２７軍，碩士同級老同學馬上說，北京老百姓真是太天真了，報功最先一條血路殺進天安門廣場的，就是３８軍！對動用軍隊武力鎮壓這次北京學潮，牴觸的是３８軍軍長，早給撤職查辦了，接替他職位的人正好藉機表現向上爬。２８軍也消極，六四那天把坦克、裝甲車扔給木樨地的堵軍車的老百姓，軍長、政委領着成建制的部隊離開了長安街。我們一個同年分配來軍科院的碩士研究生，在３９軍下連隊代職，六月三日晚被老百姓堵在咱社科院門口的建國門，被衝進來的坦克把他們連隊的軍車撞翻碾過，車上的戰士死傷不少，他一怒之下，憤然脫下軍裝，把槍仍在馬路上，揚長而去，回到自己北京父母家去了，還不知道會怎麼處置他呢！
我關心軍隊之間會不會火併，打內戰，賴小剛說難講。率先殺進天安門廣場的先頭部隊，手裏沾滿老百姓鮮血，這麼多天了還沒聽說中央最高領導會接見，謠言四起，官兵緊張得不得了，惟恐自己被當替罪羊，給別的軍隊收拾了謝天下，沒見電視報道的畫面，佔領天安門廣場的坦克，在廣場周邊圍成防線，炮口對外，隨時準備開火自保。現在的關鍵，是鄧小平要馬上出來，表態肯定戒嚴部隊，再晚了更加軍心浮動，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後來李先念女婿、太子黨將軍劉亞洲曾說：“6月4號那天早晨，北京城經過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後突然平靜下來……謠言像長了腿，飛跑全國。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齊聚在天安門廣場上。當時，楊尚昆主席講過這麼一句話：“‘六四’這天早晨天安門廣場如果有一個班出問題，都不得了。”
劉寶明的單身宿舍，一下多了兩個壯漢來避難，存糧沒兩天就所剩無幾，天天掛麪、方便麪，唯一的葷腥，就是那幾條香腸，早已下肚了。當務之急，續糧之外，要是有地方採購一些鮮肉、蔬菜就好了。
到了六月八日，電視新聞上說，“今天上午在首都長安街上見到，戒嚴部隊在地方的配合下，與公安、環衛等部門的人員一起清除路障，打掃垃圾，爭取儘快全面恢復長安街的交通。目前，長安街的許多路段行人和自行車已經可以通行，但個別地段因被燒燬的車輛較多，一時難以清除。在西單十字路口，有十多輛燒燬的電汽車和軍車盤錯在一起”“今天下午開始，北京市許多街頭出現了一個個懸掛“解放軍爲民運糧”紅幅的車隊。這是戒嚴部隊爲幫助解決北京人民生活急需組織的運糧車隊。”
六月九日，我們試着上街買菜。店鋪倒是有奉命開門的，貨架上除了日用品，食品空空如也。我們只好步行一個多小時，去東邊和平里自由市場碰碰運氣。馬路上有一些騎自行車的人趕路，公交車尚未運行。平日喧嚷熱鬧的和平里集市，棚架猶在，空無一人。北京槍響開殺戒後，哪裏有農民敢進城賣東西！大失所望，越發覺得多日未進油水的肚子，餓得咕咕亂叫。回去的路上倒是碰到一家堅持開門的國營的合作社副食店，進去貨架空空，僅剩午餐肉罐頭。我們央求服務員說，實在想買一點鮮肉、蔬菜。小姑娘叫來了經理，他盯了我們一眼，說：“大學生吧？”嘆了一口氣，從庫房裏面的冰箱找出一塊肉，說：“最後一塊陳年凍肉，先給你們，將就着喫吧！別算錢了。”他說這兩天運肉的司機罷工，因爲北京戒嚴部隊的路障哨卡，聽說開車的自報“肉聯”（肉類聯合加工廠的簡稱）的名字後，大兵拔拉手指頭數被通緝的“高自聯”、“工自聯”、“學自聯” ……哼！“肉聯”！不由分說拖出駕駛室，劈頭蓋臉槍托子猛砸一通，連人帶車扣起來。
六月九日下午，電視新聞開始連軸轉播放“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 鄧小平神采奕奕，精神飽滿，同大家合影後作重要講話 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萬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參加”的新聞。我決定騎自行車回東郊西八間房的社科院研究生院看看六四廣場清場時的那些同學。
出了二環路東直門立交橋、三環路三元橋，不時見到橫在馬路中間的被燒燬的裝甲車、軍車殘骸。
社科院研究生院地處京郊鄉下，沒有幾個學生，應該是戒嚴部隊眼裏微不足道的目標。大概大家都是這麼想，躲在這裏逃難的人特別多。周邊就是農家，食堂仍能維持正常伙食供應。
聽說我回來，大家又團聚了。大難不死，感慨萬千。我簡述了我出廣場東行至東交民巷、北京醫院的慘痛遭遇，林牧他們講述了隨北大等西郊高校的隊伍，從天安門廣場西行返校，在長安街遭戒坦克追軋的令人髪指的經歷。
六月四日清晨六七點鐘，從天安門廣場撤離的上千學生隊伍步行返校，從毛主席紀念堂向南上了二環路，再向西走了一段北折上了六部口附近的西長安街，被佔領天安門廣場上戒嚴部隊發現，十幾輛坦克快速從學生隊伍背後追趕上來，邊行駛邊向學生隊伍發射毒氣彈，爆炸騰起的桔黃色煙霧，很快在人羣中散開，林牧說聞到後頓時腿軟跪倒，呼吸困難，神智不清，噁心嘔吐。坦克沿着號稱中國最寬馬路的長安街，橫衝直撞，把間隔自行車道、人行道的金屬欄柵碾軋得稀爛，鮮血、人肉，屍體、自行車架，交織橫陳路邊。中了毒氣彈的同學，無力起身逃命的，生生被坦克履帶殘忍碾過。大家聽後，唏噓不已。
回到我那間五樓博士生宿舍，意外地看見門口有一封姐姐寄來的家信。真沒想到，長途電話中斷，郵政線路竟然仍然暢通。
姐姐的信中說，父親從我五月底來信中，得知我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絕食，非常着急。他連忙把在南京大學讀碩士研究生的我哥招回無錫幹休所家中，免得他繼續參加南大的學生請願靜坐。進入六月，隨着官方對學生的威嚇越來越嚴厲，軍隊內部調動越來越頻繁，規模模越來越大，老父在家坐立不安，派大兒子去北京，“找到小兒子，一定要把他拖回家！”哥哥早上從無錫上了火車，晚上就不得不返回，說火車走到安徽蚌埠，就被在鐵路上靜坐阻截戒嚴部隊北上的大學生、民衆堵住了。六月三日晚七點鐘，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宣讀戒嚴部隊的公告，爸爸知道今晚軍隊一定會動手武力攻佔天安門廣場的，心急如焚，整夜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捶胸頓足，咳聲嘆氣。媽媽天安門廣場清場後，唸叨小兒子，日夜哭泣。六月四日中央電視臺報道戒嚴部隊斷然清場，爸爸老淚縱橫，說小兒子沒了，自己活着也沒意思，革命一輩子，最後革到自己兒子頭上，要把軍籍退了，回家鄉終老，再也不見這些官府的人了！下午接到從不認識的孫叔叔從北京國防大學打來電話，說你平安無事，爸爸聽了樂得像小孩子似的，滿臉笑容，但晚上看到電視上播放的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坦克、裝甲車遍地，宛如戰場的畫面，爸爸馬上心情跌入谷底，不住嘮叨，小兒子非死既傷，否則爲什麼不親口跟老父通電話？
門上有人留條，說接到電話，通知你大學同學遺體，要在６月１０日火化。我立即想到駱一禾。回到研究生院自己宿舍，睡覺、喫飯都方便多了，不應該再麻煩老同學劉寶明瞭。
第二天一大早騎車去安華里，告知劉寶明駱一禾要火化的事。他已經從我們大學班上別的同學那裏得到了確切消息，說定在中午十二點在八寶山公墓舉行葬禮，遺體告別。
八寶山公墓在北京遠郊，西長安街的延伸線石景山路上。一個星期前戒嚴部隊的坦克、裝甲車領着大隊軍車，正是沿這條路線殺開一條血路，直搗天安門廣場。我們倆嘀咕，不知這條路現在能否通行, 是否安全。我說，我騎車來的路上，經過三環、二環路，好像公共汽車已經通了，沒準地鐵也通了。我們決定我騎車帶他在後座上，先到安定門地鐵站，把自行車存在那裏，再坐地鐵到復興門站，在那兒轉地鐵到八寶山站。
到那兒一試，地鐵果然已回恢復通車。一路上地鐵車廂裏空蕩蕩的，就我們兩個人乘坐。出了地鐵站，只見八寶山公墓大門敞開着，寂靜無人。送別大學四年朝夕相處的室友，總不能空手而來，至少要奉上一束白花吧。可公墓賣花圈的服務部，鋪門緊鎖。劉寶明說，出公墓門找找有沒有賣殯儀用品的個體戶。出了大門，公墓外牆上有一行歪歪斜斜的字:“賣花圈，向西走兩百米”。我們沿着石景山路向西，大馬路上盡是焚燒後裝甲車、軍車殘骸，幾場雨後，鏽跡斑斑。走了近一里路，正在狐疑，終於在路邊看見一個出售喪葬用品的小店鋪，一個老大爺叼着菸袋看店。我們說想買一個花圈送給大學同窗出殯，老大爺忙說：“使不得！這是什麼時候了，你們還敢抬着花圈大街上走？不怕巡邏的戒嚴部隊軍車看到，把你們當成追悼被打死的暴徒？前兩天有個後生小夥，衝着卡車上的解放軍舉手指做了一個叉子(“Ｖ”子手勢，六四時北京民衆以之表示支持學運)，就被他們開槍打死了！”我們問那怎麼辦，老大爺說：“買朵白紙紮的花吧。兵慌馬亂的，時辰不好，意思意思就行了。”
離開那小鋪子返回八寶山公墓，劉寶明把那束白紙花藏在身後，我遮擋着他的側身，沿着馬路一步一回頭，惟恐什麼地方會躥出一輛軍車，荒郊野嶺被車上的士兵背後掃來一排子彈。
進到告別廳，看到駱一禾的遺體躺在那裏，大概剛從醫院冷庫裏取出，六月炎熱的氣溫下飄着水霧，冰凍了十多天，臉已嚴重變形，頭髪剃掉一半，露出開顱手術後的刀痕縫線。兵亂如此，哪裏會有殯儀館照顧死者親屬感受的整容服務？
駱一禾的遺孀張玞，頭扎長白布條，見到我們倆駱一禾同宿舍老同學趕來出席葬禮，欲哭無淚。我們北京大學中文系７９級文學專業班的同學，沒有幾個人能來，多虧了分配在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的熊國勝，幫着駱一禾家屬張羅喪事。
大家交流了一下班上同學六四開槍後的情況。據說劉衛國(詩人老木)因任職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宣傳部長被通緝；分配在中央電視臺工作的張敬，六月三日晚值完夜班，騎車回家時在復興門立交橋被戒嚴部隊開槍擊中大腿，生死不明；我們班上的李霞，六四時正趕上生孩子待產，醫院裏的手術室爲搶救槍傷市民爆滿，她不得不坐在手術室外長凳上等候到最後一刻。李霞後來任中國外文局人民畫報社黨委書記、總編輯，局級幹部。
告別儀式最慘的一幕是白髪人送黑髪人。駱一禾的一個姐姐，攙扶着八十多歲的駱耕漠給獨子送別。患有青光眼的駱耕漠，聽到兒子夭殤的噩耗，當即失明。另外兩個姐姐架着哭號幾近昏厥的駱一禾母親，艱難挪步到兒子遺體前，撫摸良久，捨不得離去。
告別儀式結束,我們幾個大學同學一起把駱一禾推到焚屍爐前，與老同學做火化前的最後告別。四年前駱一禾同我和劉寶明一道，也是在同一地方，把我們宿舍住他下鋪不幸溺亡的趙仕仁同學，推進焚屍爐火化的。
熊國勝認真地爲老同學拍照，留下最後告別的鏡頭。他八一廠的進口日本單反照相機，在焚化車間的昏暗光線下，閃光燈自動跳起，隨着他按下的快門，發出耀眼的閃光。突然黑暗中冒出幾個黑衣黑褲便衣警察，扭住熊國勝的胳膊就搶掛在他脖子上的照相機。身材高大的老熊大怒，責問他們是哪個單位的。這幾個人被熊國勝的氣勢鎮住了，反問他是哪個單位的。熊國勝自報家門：解放軍八一廠軍事紀錄片部的。當時北京城裏最威風的老大，是持槍橫衝直撞的軍人。那幾個便衣警察忙道誤會，說這裏禁止拍照。這時候我們才注意到，焚化車間不遠靠牆處，堆碼着層層鼓鼓囊囊的黑色大塑料袋。
直到焚屍爐躥出駱一禾遺體燃燒出的火焰，我們這些北大同窗四年的老同學，方纔依依相別。
離開八寶山返回的地鐵上，我跟劉寶明說，我要在玉泉路站下，到我女朋友國防大學親戚的家，用軍線同我無錫離休的老父親，同一次電話。六四那天這位親戚已給他打話轉告我平安，但他們疑心我是不是受傷重，爲什麼不親口講電話？可憐天下父母心！我告訴他我在那兒打完電話，就直接回研究生院了，謝謝他這些天收留我避難！老同學互道珍重，揮手而別。
從玉泉路地鐵站大陡坡的樓梯走出來，發現國防大學已絲毫沒有文職人員爲主的最高軍事學府文氣，大門口設了路障，大門內外皆由大隊頭戴鋼盔的戒嚴部隊士兵站崗，衝鋒槍緊握，胸前的子彈袋鼓鼓的。
進了傳達室，同孫叔叔通了電話，他讓我在門衛那兒等着，要親自接我進去。他這樣高幹，即便離休，親來大門口接我這個小輩，還是讓我很意外。見到我他熱情招呼，我忙說不好意思，正好路過，就不約而來。我想在他家用軍線同父母通一次電話，讓他們徹底放心。他說，在外年輕大學生能想到父母在家掛念，很好，很好!
進了家門，他招呼夫人謝阿姨給我泡茶，讓我坐在客廳裏稍候。他親自呼叫總機，讓他們接通軍隊無錫幹休所我父親家，速打回來。不一會兒電話鈴聲響起，千里之外的父親在電話另一端，詳細問了我六四廣場的經歷，可以感到老媽也在另外一個分機收聽。
父親說，六四開槍後，家裏難得出個大學生的軍隊離休老幹部家庭，日子都好不過，成了過街老鼠。有次中午他等不及勤務員小戰士上門送報紙信件，就去幹休所傳達室等郵件，被裏屋文娛活動室的老幹部看見，這些平時見他總要恭惟幾句“老首長教子有方，家裏出了兩個名牌大學研究生”的老部下，居然當着自己的面，大罵大學生都是暴徒，說自己老了，否則也會抗槍去北京平暴！“氣得我忍不住喝斥他們：真有種，把軍隊殺老百姓的鏡頭，也在電視新聞放放！”
通話最後，父親一再叮囑我千萬不可逞勇冒險，枉送了性命，說：沒見到陳雲表態，“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後退。如果後退，二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嗎？那意思就是你們不是鬧學潮，要共產黨下臺嗎？那你們就拿自己的兩千萬人頭來換吧！
孫叔叔關切地問我去八寶山給同學送葬，一路上可安全。我斟字酌句，把見到的裝甲車、軍車的殘骸，老百姓的對滿載持槍軍人卡車恐懼，講了講。他長嘆一口氣，說六四那天你打電話來，我講大道理時口氣有些生硬，向你道歉！
我忙說：“哪裏有，長輩及時提醒是對晚輩的愛護。”本來等着挨老革命軍人一通教訓的我，露出意外的表情。
孫叔叔感慨地說，光看正面新聞報道，太脫離現實了。一輩子做軍隊政治工作的孫叔叔，北京戒嚴後，感到民衆與政府對立得厲害；六四流血後，對戒嚴部隊暴行，傳言太多了。他忍不住想出了國防大學圍牆，看看北京街頭的真相。六月五日，他走到大門口，藉口大院內小賣部盡是洋菸，想去門外地鐵站裏的買他喜歡抽的老牌子香菸。把守的戒嚴部隊小戰士說不安全，要護送老首長去，他說：打過那麼多年仗，什麼生命危險沒碰到過，不用！
他在地鐵站外轉了沒一會兒，就聽有人高喊：大兵軍車來了！周邊的市民驚嚇得趕緊往地鐵裏鑽，他身不由己，被洶湧的人流推搡着，進了玉泉路地鐵站。長長的陡峭樓道，擠滿了人，大氣都不敢出。他十分窩火，一輩子膠東打完了日本人，又從冰天雪地的東北長白山，一路打到揮汗如雨的海南島五指山，從來沒有這麼慫過。他擠出人羣，站到地鐵站門口觀看，只見一隊戒嚴部隊軍車駛來，領頭的解放大卡車，車頭架着輕機槍，兩旁軍人舉着衝鋒槍，邊行邊放槍，向馬路兩旁不斷掃射。有人一把將他拉回地鐵站，說：“老同志，不要命啦！”
孫叔叔說起此事惱怒不已，拍着桌子說：“什麼人民子弟兵！北京老百姓簡直就是跑鬼子，跟抗戰日本鬼子掃蕩根據地的情形，一模一樣！”
謝阿姨說，六月三日晚國防大學門外，市民湧到玉泉路馬路中間，想像上次戒嚴令頒佈時那樣，堵住軍車上長安街，進天安門廣場。沒想到晚上十點下令開槍，軍車把攔路的市民毫不留情地軋死在車輪下，這麼多天這麼多車，碾得只剩人皮，在馬路中間留下人型痕跡。
告辭時孫叔叔一再囑咐我注意安全，對戒嚴部隊萬不可心存僥倖。“目前形勢還很緊張,２０軍的軍部就駐紮在我們國防大學的校園裏。”提醒我，對人不可無戒心，這種時候，投機分子最多。他一路各級政委任上升上來的，長期主管組織工作，離休後仍擔任離休幹部黨小組長。有老幹部居然告密，向組織舉報其他老同志批評戒嚴部隊的言論，“都離休了，還打小報告，真不是東西！”
從國防大學出來，我決定坐地鐵時先在軍事博物館站下車，上到地面沿長安街延伸的復興門大街，走訪六月三日夜、四日晨軍民衝突最激烈，北京市民被戒嚴部隊槍殺最多的木樨地、復興門一線。
中共建立政權定都北京後，古老的北京城根本無法駐紮那麼多解放軍總部機關，於是五十年代起，在復興門城牆以西的農田上，大興土木，建出了一個“新北京”，全軍各大軍種、兵種，總部機關，龐大的集辦公區、家屬生活區爲一體的軍隊大院，平地而起。５月２０日戒嚴令下達後，各路戒嚴大軍被北京人民生生地阻擋在城外，根本完成不了黨中央、中央軍委下達的戒嚴北京市區的任務。五月底六月初，戒嚴部隊突擊分隊，採用祕密化裝夜行的戰術，人員、裝備分批潛入長安街西延的復興路、石景山路兩旁軍隊大院中，進入奪取天安門廣場的進攻位置。六月三日夜晚、四日凌晨，黨中央一聲令下，這批戒嚴部隊先鋒突擊隊，從大院殺出，一路東進，在交通樞紐的木樨地立交橋、復興門立交橋，與堵截的北京市民激烈衝突，坦克、裝甲車碾軋，衝鋒槍掃射，民衆死傷慘重。
六月四日早晨，後續跟進鞏固先頭部隊攻佔天安門廣場戰果的野戰軍２８軍，浩浩蕩蕩的裝甲車、軍車，在西長安街木樨地一帶，被人潮洶湧，悲憤之極的北京市民人羣勸阻在長安街大道上，延綿好幾裏地的鐵流，陷入人民羣衆的汪洋大海之中。軍官和士兵對所見所聞當夜發生的血腥鎮壓，極爲震驚，軍心渙散，部隊失去控制，官兵紛紛拋棄裝備，撇開進軍天安門廣場的路線，步行至附近的軍事博物館，任由民衆焚燒裝甲車、軍車。
中共元老李先念女婿、太子黨將軍劉亞洲政委，曾在給成都軍區空軍幹部做報告時說：
“北京地區的老百姓都是很關心政治的。軍隊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關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關鍵時刻，越是京畿的部隊越不能用。‘六四’時典型的例子是北京軍區的三十八軍和二十八軍。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是個將才。他在坦克一師當師長時我看過他指揮的一場演習。他懶洋洋地坐在，不，幾乎是半躺在帳蓬中的椅子上，指揮千軍萬馬，頭腦清晰如閃電，井然有序，大有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氣勢。在中國軍隊這樣的人不多。與他不相伯仲的有×××，×××。超過他的只有蘭州軍區×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間，北京告急，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親自開車到保定，要徐勤先帶部隊進京。徐勤先問，有沒有中央軍委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的命令。周說，沒有。徐說，那這個兵我不能帶。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說：‘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兩個兒子都在天安門廣場！’三十八軍就駐在京津地區。二十八軍也是這樣。二十八軍是６月４日早晨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前一夜驚濤駭浪，許多部隊已經攻進去了。羣衆在木樨地把二十八軍攔住。二十八軍軍長何燕然在裝甲車上手搭涼棚往前一看，說了一句話：‘遍地青紗帳。’什麼意思呢，你看老百姓多得跟青紗帳一樣。這不是把自己當鬼子了嗎？他那個政委也是夠操蛋的。政委還來了一句：‘十萬青年十萬軍。’兩個人還在那裏做詩。劉華清副主席叫空軍王海司令員派直升機向他們喊話：‘前進前進！不顧一切前進！’何燕然根本不聽，還對政委講，將來上軍事法庭，你去還是我去呀。後來劉副主席非常生氣，說了四個字：龜不出頭。“
鄧小平六月九日《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誇獎了一大通戒嚴部隊後，還是忍不住說：“這裏順便說一下，以後再不能讓人把武器奪去了。”
儘管六四已過去近一個星期，長安街街頭坦克、裝甲車碾軋，軍車、公交車殘骸的痕跡，隨處可見。天安門廣場仍被武裝戒嚴部隊軍人封鎖，不準通行。
我只得再下地鐵坐回到安定門站，取了存放在那裏的自行車，騎車沿二環路向東，經過東直門向南，一路騎到建國門的社科院看看。一路上主要街口均有頭戴鋼盔的軍人站崗放哨，他們背對背，排成戰鬥小組隊列，緊握衝鋒槍，監視來往行人、車輛，隨時準備射擊。街道上也不時有戒嚴部隊解放大卡車開過，敞蓬車廂裏站滿頭戴鋼盔，手持衝鋒槍的軍人，槍口對着慢車道和人行道往來自行車、行人，目光兇狠。
社科院外的二環路建國門立交橋，離外國使館區近在咫尺，橋上遍佈坦克。
社科院據說也進駐進了一個連的戒嚴部隊，大門口遍佈頭戴鋼盔、手持衝鋒槍的軍人，盤查十分嚴厲。進到社科院，碰到不少老同學。從英國牛津大學趕回聲援天安門廣場請願學生的哲學所肖陽，謝絕同學、同事催促速返英國繼續訪問學者項目的勸告，毅然在院部辦公大樓貼出退黨聲明。金燦榮見到我，講述了他六月三日晚在復興門立交橋堵軍車經歷，說身邊一個年輕人，想拍攝戒嚴部隊槍殺市民的場面，閃光燈剛亮，就被射過來的子彈擊中腦袋，死得真慘啊！我講了自己天安門廣場清場時的經歷，說到東交民巷北京市公安局後門歷險，金燦榮說，北京師範大學的啓功老先生六四後發話：當年參加學生運動遊行，國民黨在我頭上打了一警棍，我記憶恨它一輩子！
六月十一日星期天，六四罹難一週，我騎自行車馱着女朋友去東四婦產醫院，給她腿上縫了七針的傷口拆線。回來的路上，戀愛八年,心心相映，相依爲命的我們，決定登記結婚。
我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學生工作處，申請辦結婚手續，在空校園值班的副處長說，太好了！這年頭，只有這種人倫喜事，還給世道帶點希望。
大熱天裏，我同未婚妻拿着介紹信去附近南鑼鼓巷雨兒衚衕裏交道口街道辦事處，辦結婚登記手續。進屋一個街道幹部模樣的老頭，悶在小平房裏滿頭是汗，坐在桌子後面使勁煽着一個大蒲扇，桌臺上放了一個牌子，上寫“謝絕喜糖”。他大模大樣的審查我們遞上的單位出具的結婚介紹信，撂下話來：男方的介紹信不行。我喫了一驚，忙問爲什麼。他說：得像女方的介紹信，人事處開。學生工作處什麼，不是人事單位，不合規章。
我只好再去找研究生院的人事處，正好副處長謝誠值班。他是復員軍人，父親同社科院副祕書長孫耕夫是老戰友，就轉業到社科院搞人事工作。八級老幹部孫耕夫調任研究生副院長，又把他帶來任職人事處。六四後戒嚴部隊橫行北京，謝誠一掃文教機關無學歷的自卑感，工作積極主動，充滿要副職轉正的勁頭。他聽了我的申述，說：他街道衚衕串子懂個屁！國家幹部歸人事部門管，工人歸勞動部門管，學生既不是幹部又不是工人，當然歸學生工作處管。因爲都是軍隊幹部子弟，平時喫午飯餐廳裏與他同桌聊過天，就請他高抬貴手，好歹幫哥們忙，開一紙人事處介紹信。
我拿着人事處開的介紹信，第二次進交道口街道辦事處，沒想到那個街道幹部老頭又說不行。我問爲什麼，他說，因爲介紹信上寫你是“未婚”。我說，對呀，我沒結婚。老頭咬文嚼字地說：未婚不等於你沒結過婚，離了婚的也可以說未婚，我們得看離婚證，否則不成了批准重婚了嗎？我聽後只好問：您說該讓我們人事處怎麼寫？他一臉不屑地說：寫“初婚”，這水平，還社科院的呢！
我只好回去再央求謝誠重開一張結婚介紹信，他瞪眼說：憑什麼？我只好把街道幹部的話學給他聽，他彷彿被刺傷了自尊心，臉色通紅，破口大罵，說非得找街道的上級評理，整死老丫的。風傳清查風潮就要刮到社科院了，他已被內定研究生院清查領導小組核心成員，威風凜凜，口氣馬上壯起來。我說：別介！你們這麼鬥氣，我大熱天頂着大太陽騎車城裏郊區來回跑，辛苦也就算了，萬一哪天街頭巡邏軍車上大兵，氣不順了給我一槍，你們人事處善後不更麻煩嘛！
六四後兩個月，八月六日我們登記結婚。婚後住在我那研究生院博士生樓五層的１２平方米小屋裏，讀書之餘就是隻能守着我們那臺１８吋彩色電視機，幾乎所有的節目都被官方“勝利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亂”的政治宣傳壟斷了。
八月初是北京夏天最悶熱時節。我與新婚的太太，蝸居在平頂樓頂層的小屋，擠在學生單人木板牀上，沒有空調冷氣的時代，常常熱得夜半夢醒，心情抑鬱，沮喪得徹夜難眠。想到時局與我們的遭遇，對前途非常絕望，下定決心永遠離開這個國家。
從未動過出國念頭的我們，開始着手聯繫出國留學。給國外院校寫英文信，需要打字機。八十年代大概整個北京也沒有幾臺個人電腦，都是手工打印，做打字服務的店鋪滿街都是。社科院研究生院一直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非母語英語教學中心(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ESL)有合作，共建了一個英語培訓中心。六四開槍後，美國教師撤離，中心不得不關閉，那裏閒置的打字機，我正好借用。於是我那五樓小屋，日夜不時傳出陣陣英文打字機敲字的聲音。
九月與太太戲劇學院宿舍同屋的英語教師，終於被批准可以去菲律賓與文化部外聯局派到中國大使館文化處工作的丈夫團聚，這樣太太可以獨佔這間１８平方米的宿舍一兩年。我們買了一條東歐羅馬尼亞進口的大紅色地毯，鋪蓋水泥地面，再把研究生院的彩色電視、電冰箱般來，添置一個席夢思牀墊，配上學校的兩副桌椅，新房就算大功告成了。我們的鄰居，對面是剛演《紅高粱》走紅的鞏俐，與另外一位也碩士研究生畢業留在戲劇研究所的教師同宿舍；右鄰是尚未走紅的表演系教師王志文，不時同女學生徐帆雙出雙入。
我們借的那臺英文打字機，是日夜不離的寶貝，聯繫國外院校的信件、材料，全靠它一個字母鍵一個字母鍵敲成行，再成篇。我把這要搬家去新房的沉重鋼件，放進旅行包,提到自行車後座架上，用繩固定好，一路直奔戲劇學院。
騎車拐進交道口南大街，大中午的，一羣戒嚴部隊士兵，全副武裝地守在圓恩寺衚衕口。據說楊尚昆住在前圓恩寺衚衕。這位六四後權勢炙手可熱的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與接替他中央軍委祕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弟弟楊白冰，軍權大攬，號稱楊家將。建國四十年大慶，黨報評出的五十名大軍事家中，楊尚昆名列前茅，老百姓都說他一輩子威名，全仗着這次打了北京戰役。
當時整個交道口這片兒，就數圓恩寺與東棉花這兩條衚衕馬路最寬，平整如鏡。據說文革中楊尚昆因身爲幾十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私裝竊聽器偷聽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風流逸事，事發坐了十幾年監獄，文革後復出，看中了前朝蔣介石、李宗仁在圓恩寺衚衕的行轅官邸，嫌棄衚衕口到宅門的土路太難看，讓人立馬鋪成柏油馬路；他夫人李伯釗是留蘇老紅軍，解放後一直任中央戲劇學院黨委書記，八十年代校慶時，國家領導人楊尚昆應邀乘紅旗車來捧場，抱怨被路上的坑窪顛了一下，東棉花衚衕因之沾光也鋪成柏油馬路。八十年代末北京出租車司機最愛侃的段子，是八十多歲的國家主席楊尚昆，看上了四十多歲的獨身女強人北京副市長吳儀，老房子着火，爲了她特別做美容割了雙眼皮。
大概楊尚昆這天回家，這羣戒嚴部隊士兵接到命令，要確保平息北京暴亂後他往返宅邸的絕對安全，把整條圓恩寺衚衕戒嚴封鎖外，還在交道口大街設哨卡，盤查過往的自行車、行人。
我推着自行車經過哨卡時，被士兵喝令站住，要檢查我自行車後座架上所馱的東西。他們讓我解開固定行李包的繩子，又命令我站開，他們須搜查包裹。一個士兵拎起包，感到意外沉重，馬上將之扔到地上，招呼另外一個士兵拉開行李包拉鍊檢查，看見遍佈鋼鍵的英文打字機，馬上大叫：“連長快來，有炸彈！”同時一個端起衝鋒槍抵近我的胸口，另一個舉衝鋒槍指着我腦袋，撥開保險栓，槍膛裏子彈一觸即發。一個尉官聞聲從衚衕口快步趕來，背後跟着兩個本地警察。那個軍官把英文打字機從提包裏取出，端起翻來覆去仔細檢查了一番，說：“不像是炸彈，應該是海外敵對勢力的發報機。”那兩個警察畢竟皇城根長大，見過世面，小聲說：“是英文打字機。”那個軍官厲聲責問：“你要英文打字機幹什麼？肯定裏通外國！”我苦笑說：“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博士生，英文打字，是學習需要。同國外學術交流寫信英文不能手寫，必須用打字機打出來”其中的一個警察盯着我說：“你有沒有給敵臺《美國之音》寫信、投稿？”我說：“《美國之音》說中文，用不着英文打字機”。
盤問之間，周圍聚集了一大堆全副武裝的軍人，黝黑臉膛的農村兵們，津津有味看熱鬧。就這樣糾纏了一個多小時，查看了我隨身攜帶的學生證，還要我出示爲什麼來交道口的證明，我說：你們可以跟我去前面東棉花衚衕的中央戲劇學院家查我戶口本。最後他們發話，人可以先放你走，但英文打字機要沒收，“反正用它不會幹啥好事！”我說，那進口英文打字機是很值錢的公家財物，其底部印有“社科院”的官戳，你們打收條，到時候中國社會科學院這麼大的國家部委，不會不派人找你們交涉討回。
回到戲劇學院，太太正焦急地等着我，問我從社科院研究生院來，爲什麼會這麼久纔到。我說：再說吧。咱們得趕緊倒公共汽車，坐地鐵到國防大學，可不能讓長輩等晚輩！
遠在廣西桂林離休的太太父母，晚年最開心驕傲的事，就是寶貝女兒考上了北京大學。聽說她結婚，老父親向廣州軍區提出提前去大連療養，以便借道北京探望新婚的女兒。老丈人到了北京後，他在國防大學的一位任領導的個老戰友提議，眼下首都戒嚴期間，北京大飯店不準集會辦婚禮宴會，就在他家宴請老戰友一家慶賀。
我同太太趕到他家時，酒席已擺上，這些老將軍正在等我倆。幾巡酒後，席間他們注意到我面有不豫之色，關切問我是否白酒喝猛了不舒服。我不由自主講了我今天被戒嚴部隊士兵槍指的那番遭遇。他們聽罷惟有嘆氣，亦無可奈何。
不久，研究生院的組織派人到中央戲劇學院找到我，帶話說：正式、深入的清查已全面展開，我必須回研究生院住，隨時準備接受上級單位派到研究生院的六四動亂暴亂清查領導組的傳訊。
六四前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電視前面對全國人民，信誓旦旦作出的“決不秋後算帳”莊嚴承諾，轉眼就被拋到爪哇國去了。
2022年6月4日作於芝加哥西郊橡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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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六四記憶（七)——清查
六四記憶（八）——吳國盛
六四記憶（九）——肖陽
六四記憶（十）——徐孩子和程孩子
六四記憶（十一）——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