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1919 年 10 月 17 日—2005 年 1 月 17 日），原名赵修业，河南滑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他先后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等职务。赵紫阳主持了 1980 年代后期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平息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被视为党内改革派主要领袖之一，为中国民主运动作出过贡献。中国官方宣称他在 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后被撤销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并遭受软禁。
赵紫阳于 1938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冀鲁豫边区地委书记，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桐柏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南阳地委第一任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期遭迫害，此后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曾经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
赵紫阳于 1980 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 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在任期间，他参与启动和领导的改革运动为中国大陆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中，中国大陆官方宣称其“犯了严重错误”，而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仅保留党籍，但他拒绝承认错误，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 16 年。他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后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 2005 年 1 月 17 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85 岁，他的遗体于 2005 年 1 月 29 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最终其骨灰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下葬。
生平
早年经历
赵紫阳 1919 年 10 月 17 日生于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父亲赵廷宾，字良乡，又名秋喜，家中有数十亩田地，是当地的一位地主，但平日乐善好施，得村民爱戴；他与发妻刘氏得一子，取名赵修业。1927 年，赵紫阳进入位于桑村乡的县立第十七小学读书。1932 年 6 月在桑村小学的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宣誓加入中国共青团（其介绍人就是校长杨庆然和两位教员胡敬一、聂真，三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后由于中共准备的夏季滑县暴动和其他起义遭镇压，地下党组织解散，赵修业与组织失去联系。赵在准备这次暴动时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还对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发给农民和卖掉，其费用献给党组织，引起父亲赵廷宾的不悦，但是他还是成功说服了他的父亲。
1932 年秋天，赵父送赵到县立第一小学读书。1933 年夏天，赵成功考取开封的省立初级中学（今开封高中），中学时期，他成绩优异，多次获得校方颁发的奖学金。1935 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爆发，赵与同学参加了声援北平学生的活动，当时还是初中生的他参加了开封高中学生发动的卧轨请愿行动，要求政府停止进行内战，出兵抗日。1936 年，赵考入武昌高级中学。在武汉，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紫阳。
革命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状态。时年 18 岁，正在武汉读书的赵紫阳因战争辍学，返回家乡组成抗日团体，1938 年 2 月赵紫阳再次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之后被中共派往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同年 5 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9 月，学成回到滑县，年仅 20 岁的他被中共委任为滑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大量发展党员。1939 年春，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紫阳改任县委书记，拥有不小的地盘和地方武装。
1939 年，在赵紫阳的策动下，他的老同学、原中国国民党籍的滑县县长陈曙辉率军投靠中国共产党，宣布脱离国民党领导，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改编。此一大胆且成功的举动使赵紫阳更受上级重视。同年 6 月，赵紫阳上调成为中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长，他也因此认识了宣传部的干部梁伯琪，两人之后结为连理。1940 年 6 月，任中共晋豫鲁冀边区第二地委（后改为第六地委）书记，1943 年改任中共豫鲁冀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同年 7 月，赵紫阳在滑县开展雇佃贫农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调动了地主和农民的积极性，其滑县建设的经验受到邓小平等人的赞赏。至抗战胜利时，赵紫阳已经成为中共党内颇具名气的中层领导人。
国共内战时期
1945 年 8 月后，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同年春天，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在山东冠县举行的土地改革问题的座谈会上特别肯定赵紫阳在滑县的土改经验，并将赵紫阳的经验推广到中央局的所有辖区，赵紫阳也因此在当时被称为“土地问题专家”。1946 年 5 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国的“解放区”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已经创造出滑县成功的农民运动经验的赵紫阳再次受到重视。邓小平对身边的人说“将来我们解放了，像小赵这样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贝。”刘邓大军攻克滑县之后，滑县、卫南成为解放军的重要后方。赵紫阳再一次回到滑县，主持彻底的土改运动，他坚持在土改中支持农民，对地主，根据罪恶的轻重施行文斗、武斗、反省三种形式轻重有别的惩罚。赵紫阳的父亲赵廷宾在这次土改期间，因财产流失导致情绪受刺激，肺心病发作去世。
1947 年秋，赵紫阳率地方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中共最终在桐柏山站住脚跟。12 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区党委和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刘志坚，赵紫阳任军区副政委和兼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赵紫阳主要负责土改工作和组织人事工作。1948 年 7 月他在平氏会议上宣布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乱没收，有步骤地对已分土地的地区进行复查调查工作。1949 年 3 月，为适应渡江作战，桐柏军区撤销，赵紫阳改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广东时期
1949 年 10 月后，赵紫阳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务委员、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等职。1950 年，担任河南省南阳地区地委书记。1951 年 4 月，他辞去南阳地委书记的职务，南调广东，成为“南下干部”的一员，协助陶铸等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工作。1965 年，赵紫阳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增补的中南局书记还有李一清和金明），虽然赵紫阳从未当过中南局第一书记，但 1965 年 46 岁的他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 1966 年接替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
土地改革
当时中共在全国建政后不久，即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广东当时由叶剑英任省委第一书记兼人民政府主席，他的两名主要下属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们根据广东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主张“宁慢勿乱”，并颁布了《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对广东土改实行较温和的手段路线，给大多数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过分清算。赵紫阳抵达广州之后，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共华南分局秘书长；1951 年 5 月被增选为中共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方方。而陶铸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他们上任后，对广东的“温情主义”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满，加上当时的地方干部和南下干部的矛盾尖锐，南下干部受到地方干部的排斥，他们打算仿效北方放手进行“疾风暴雨式”土改的意愿也受到阻挠。陶、赵于是向中央写了关于广东土改的报告书，认为于广东土改落后和干部不纯。
1952 年，毛泽东向广东发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的土改政策。毛泽东的指示使广东的政局形势发生逆转，叶剑英和方方都被批评而作了检查，他们被调离了广东，古大存的职权也被架空。陶铸升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赵紫阳稍后也升为华南分局副书记，兼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主持土改工作，当时赵紫阳作为陶铸的助手，从严从紧执行土改政策，亲自批核了许多土改的决策。在当时极左的氛围中，根据中央意见，陶铸开展了整顿干部队伍和“反地方主义”的运动，造成一系列冤假错案。
合作化运动
1953 年 4 月叶剑英上调武汉时宣布广东全省的土改工作胜利完成，农村的工作任务进入全力发展生产的阶段。当时的赵紫阳刚刚接管农业事务，他马上发出稳定生产关系，扭转农村混乱的局面，保护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较显著。不过同年 11 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随即放弃保护私有的政策，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数量指标式的合作化运动使广东各地农村出现了屠宰牲畜、砍伐树木、变卖生产工具等情况，令生产遭到破坏。赵紫阳对此反复强调合作化的过程中要著重于农民的互利、生产的提高，注意循序渐进。但是毛泽东却撰文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批判右倾保守的路线，提出不少冒进的设想。鉴于毛泽东的权威，合作化运动按照其指示发展，中共中央最终在 1956 年秋宣布胜利。在合作化运动期间，赵紫阳的思想即开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是受其上司陶铸的影响而来的；陶铸在那几年的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原来的极左政策的错误和祸害，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温和路线靠拢。陶铸的转变促成了赵紫阳的思想转变，陶铸对他的思想影响一直持续到陶铸逝世。
反右运动
1957 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掀起反右运动，陶铸因为职责不得不划定一大批知识分子为右派；赵紫阳由于主管农业，可以不参与划右派的工作。不过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陶铸和赵紫阳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暗中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发表文章宣传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政府的重要任务应该是领导经济建设，提高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观点。赵紫阳还亲自制定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生活补助和医疗保健政策。
大跃进时期
从 1953 年开始，广东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大力兴修水利，开展农业技术改革，促进粮食增产。1955 年秋收，潮安县县委称潮安县成为全国第一个水稻千斤丰产县。在 1958 年中央粮食征购指标提高的背景下，陶铸坚信 1958 年粮食大丰收，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产量，陶铸于 1959 年 1 月中旬到东莞调研后得出的结论为，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与此同时，赵紫阳到雷南县考察后认为雷南有瞒产问题，必须开展反瞒产运动。2 月，赵上书毛泽东报告“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当即批示向全国推行，“反瞒产私分”事实上误导了中央。在赵紫阳进一步了解真相后，如实向中央报告，建议政府停止“反瞒产”。但是，“反瞒产私分”造成的影响已经难以挽回。中央肯定了赵的报告，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赵紫阳开始批判“共产风”、“浮夸风”，提出“按劳取酬”、“爱惜民力”、“不要愚公移山”的要求，强调按照客观的条件和客观的规律办事，珍惜财力，不能单单依靠群众热情进行生产。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期间，广东在全国范围内算是较沉著稳定、死亡人数较少的省份。
1960 年 3 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第三书记的赵紫阳来到南海县一户麦姓农家视察时，看到麦氏两幼童兄弟为了舔一只饭勺里的饭汁而打架，他感触良多。赵紫阳回到省委后，一开口就对陶铸说：“旧社会中，中国国民党把人民逼反，今天，难道共产党也要把人民逼反么？”同年年中，陶铸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使广东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赵紫阳负责，赵紫阳决心开始实施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赵紫阳经常下基层调研，了解基层情况，他不但与地、县、市的领导座谈，也到公社、大队座谈，听取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呼声和要求，帮助解决困难，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听到哪个地方有增产的消息，他必实地察看，以总结经验。由于赵紫阳鼓励干部畅所欲言，当时佛山书记杜瑞芝、专员杨德元、张勋甫，顺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沥公社陈贤芳，中山县委谢明仁，东莞县委书记林若，汕头书记刘俊杰，惠阳书记原鲁、李富林等等，都乐意与赵紫阳谈心，讲真话。
省委书记
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十二条”，称要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上级的正式表态使赵紫阳终于可以放手整顿，于是他著力扭转濒于崩溃的广东经济。他表明不准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要重新找回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两大优良作风。他对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已经产生怀疑，他在农业上大胆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实行奖罚制度，让农民能够自由生产，提高个体生产积极性。当时他向全省推广清远县农民创造的“联系产量责任制”（与“包产到户”模式大同小异），使广东农村的生产得以恢复，并推行农民可保“自留地”和养小量家禽等“土地政策”，至 1963 年，广东经济形势基本得到好转。
在对外关系上，他在广东采取较自主的对外政策，与刘邓的“三和一少”相呼应，广东的对外关系得到改善。如在粤港关系上，1961 年 2 月，赵紫阳允许宝安县的水库向香港供水；随后，粤港两地又达成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协议，解决了香港的淡水供应问题。在 1962 年，广东民众为了摆脱饥荒而掀起大规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数千人冲过边防线，中央下令广东要将此事作为第一任务来抓。赵紫阳承受很大的压力，不过他提出的对策则主要强调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让群众看到前途，跟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讲明群众在香港很难立脚，不动武，不进行清算”。赵紫阳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赢得外界的好评。 1965 年初，陶铸专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自然由赵紫阳正式继承，46 岁的赵紫阳也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上任不久，赵紫阳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意图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在农村实现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引进国外先进的农场管理技术，但这些政策被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乱。
文革时期
文革初期
1966 年 4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政委的陶铸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突然被提升，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委，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接替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并随同陶铸进京。赵紫阳曾劝说过陶铸，说北京局势凶险，这工作不适合他，但是陶铸并未能听从赵的劝告，上京赴任了。陶铸上调中央后，赵紫阳在广东失去了保护他的最大屏障，在陶铸失宠之后，赵也被打倒。
一开始，广东的红卫兵运动虽然也在外地的影响下和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学生的带领下有所涌动，甚至发出一些质疑赵紫阳和省委的声音，但是由于陶铸晋升最高层，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铸和赵紫阳的路线，加上陶铸力保在广东前线的赵紫阳，所以赵紫阳尚可以尽力将风起云涌的造反运动置于省委的领导之下。但是，形势很快发生逆转，陶铸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间，没有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反而竭力保护刘邓和一大批老干部，使他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激发，毛泽东也决心打倒这个“邓小平的代理”。1967 年 1 月 4 日，陈伯达率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接见“红卫兵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正式宣布陶铸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铸”。
陶铸迅速被打倒了，之后上海“一月风暴”使造反派的夺权潮向全国蔓延。1967 年 1 月 21 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省革联，即红旗派）对广东省委进行夺权。不过这次夺权只是象征性的，赵紫阳等人被带到中山大学主楼，和他们谈判后协议由省革联监督省委，省委继续处理日常事务。但是更大的一场风暴很快又来临，激进的红旗派掌控的省革联和广州军区支持的偏于保守的东风派发生权力斗争乃至武斗，1967 年 2 月 28 日，广州军区对省革联控制的《广州日报》进行军管，省革联最终垮台。1967 年 3 月 15 日，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成为全省的最高权力机构，黄永胜为军管会主任。
黄永胜控制整个广东之后，赵紫阳因为是“陶铸在广东的代理人”而成为最重要的攻击目标。他被罗列了“八大罪状”并遭监护审查：
两面三刀，打著红旗反红旗；
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大刮单干风，破坏人民公社制度；
用评功摆利，代替阶级斗争，疯狂地推行刘少奇的明左实右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打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招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顽固地坚持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拒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庇护牛鬼蛇神，陶赵互保，蛇鼠一窝；
大耍象征性夺权的阴谋；
地主阶级本性不变，沉醉于发臭、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1970 年 6 月 30 日，赵紫阳和夫人梁伯琪以及两个十六七岁的子女被下放到湖南省涟源县湘中机械厂劳动，1971 年 5 月在周恩来的保护下，赵紫阳被分配到内蒙古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2 年，再度调任广东，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
主政四川
1975 年初，邓小平回家乡四川考察，受文革负面效应影响，当时四川的状况令邓小平心寒，四川人民饱受饥饿之苦，经济上濒于崩溃，为改变四川面貌，邓小平任命赵紫阳主政四川，10 月赵紫阳成为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1 月由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展，到 1976 年，邓小平被打倒，赵紫阳也因此受到牵连，1976 年 2 月 14 日，“四人帮”点名批评赵紫阳大搞复辟倒退，10 月四人帮垮台，邓小平东山再起，这为赵紫阳在四川顺利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在四川任职期间，赵紫阳全力投入恢复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农业问题上放宽政策，提倡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政策取得显著成果，1977 年相较于 1976 年，四川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 10%，1978 年下半年，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将农民的自留地面积扩大至总耕地面积的 15%左右，并支持农民包产到户。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赵紫阳又率先在四川进行了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为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提供了经验，他领导的四川与万里领导的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赵紫阳在四川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探索工业改革，他在工业上实施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针和相配套的 14 项政策使试点企业真正成为主体，释放了企业的活力，为促进工业发展，又出台了对新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实行定额补贴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积极促进了四川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服务的恢复和发展。试点企业的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增长幅度均有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
任总理和总书记
邓小平在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将赵紫阳的“四川经验”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样板，并于 1977 年提拔赵紫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 年其成为正式委员。赵紫阳于 1978 年 2 月至 1983 年 6 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 年 2 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七），3 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4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 年 8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后，出任国务院总理。1981 年 6 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也从第七上升为第四。胡耀邦下台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于 1987 年 1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总书记，同年 11 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并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88 年 4 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
推进改革
在 19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军事上掌握大权的邓小平、政治上主导平反冤案的胡耀邦、经济上推行改革的赵紫阳，这三驾马车顺应历史潮流，使百废待兴的中国总体上出现向好的发展势头。赵紫阳在价值观上早已抛弃苏联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在改革实践中为市场化与私有化奠定基础。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赵紫阳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促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大胆引进并推动设立股票市场和期货交易，他还亲自主导加入关贸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的总体设计，一步步引领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困境迈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坦途。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是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时期，许多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松，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达。当时政治上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民主，但在思想文化上充满了民主氛围。
经济方针
赵紫阳在 1980 年 3 月 17 日出任新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开始主导中国的经济政策，担任总理后更把自己在四川任职期间的经济政策推向全国。他的经济改革以简政、放权和松绑为主导，在农村下放土地使用权和乡镇企业经营自主权。1980 年，赵紫阳对各省施行财政包干制度，使地方财政利益与市场化方向保持一致，从而形成抵制计划经济的力量，使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势力难以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这一改革，多年来一直遭到两股势力的攻击，一是主张恢复计划经济的政治势力，另一股势力是主张集权改革的知识分子。为引进外资、创造出口，他积极支持习仲勋、任仲夷等人在沿海省份建立的经济特区。同时在城市进行企业改革，如 1982 年减税让利、1984 年利改税、1986 年企业承包制和 1988 年股份制试验。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在 1980 年代得以快速提升，农业产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外贸进出口总额等指数不断增长。
1984 年是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阶段，从 1984 年第四季度起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赵紫阳提出软着陆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经济既获得降温，又没有出现衰退。1985 年初推出的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向价格市场化过渡的开始，赵紫阳指出价格不在市场中形成的话，企业就不会有竞争力。然而大部分国企还只习惯听从指令，对市场价格反映不灵，所以价格改革采取放调结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时放不了的先调，直至完全放开。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中国政府希望恢复中华民国时期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席位，1986 年 1 月 10 日，赵紫阳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秘书长阿瑟·邓克尔第一次公开表达了这一意向，赵紫阳说如果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得以恢复，中国同关贸总协定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将进一步扩大。1988 年 9 月，在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安排下，赵紫阳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北京会面。当年中国经济再度过热，主持经济改革政策的赵紫阳面临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双重问题。5 月经邓小平首肯，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提出用五年时间每年以一定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实现理顺价格、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实现价格闯关。自改革以来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7 月中国物价上涨幅度以 19.3%创下新高，8 月价格闯关的消息正式发布后，全国出现了大范围抢购并伴随通货膨胀。 上述恶性通胀是后期发生社会动荡的经济和时代背景。价格闯关的负面效应成为 1988 年 9 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保守派势力”攻击赵紫阳领导的“改革派”的主要把柄，改革派因通货膨胀受挫，倡导经济紧缩、治理整顿的保守势力再次崛起，保守派的政策令人民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充满疑虑。
政治发展
1980 年代，尽管赵紫阳被一些人视为修正主义者，但他主张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要听取民意的方针却受到国民的广泛欢迎。赵紫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跟中共党内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赵紫阳认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他相信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进入 1980 年代后期，赵紫阳和胡耀邦共同推进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化，国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员对自己的错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等。赵和胡还进行大规模的肃贪行动，允许对中共高干子女，特别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荫下发展起来的子女（即太子党）实施调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也招致中共党内许多掌权人士的不满，1986 年发生学潮后，胡耀邦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责，一批党内元老迫使胡耀邦辞职。赵紫阳后来接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赵紫阳在被任命为总书记一个月前，接受一场美国的电视采访时，表示自己不适合当总书记，更适合管理中国的经济事务。当时中外已经公认赵是邓选定的接班人。基于中国需要进行多样化的经济改革来刺激生产的前提，赵紫阳在 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上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指出这一阶段要持续上百年。
1986 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 9 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1986 年 10 月， 赵紫阳提议的中央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简称“中央政改办”），具体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周杰等人负责，并于次年向中央提交报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获邓小平认可。以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言论为后盾，赵紫阳等人从目标、模式和进程等方面制定政治改革战略，提出在中国的改革目标中要实现政治体制现代化，政治改革的主题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使中国的政治运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在邓小平的主导下，赵紫阳等人设计了一套破除旧体制弊端且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针对旧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人治色彩浓重、政治运作和信息不透明的弊端，他提出党政事务应该分开，在此之前这种言论是一种禁忌；其次，进一步下放权力，适于地方政府决策的事情都由地方直接定案；再次，改革官员任用制度以克服人事腐败，为建设高效稳定的公务员队伍提供制度保证；最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提高政府活动的开放度，重大情况知会人民，需经人民讨论，以逐步实现赵所倡导的政治开放。1987 年 10 月，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落实政治体制改革，同年 12 月 3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在为民间创造活动空间上，赵紫阳为知识界与工人做了许多事情。赵紫阳对民主学说持开放姿态、擅于策略性地支持民主自由思想。1983 年他与胡耀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1987 年他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破坏减低到最小限度。赵紫阳在策略性地尽快结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后，就迅速扩大新闻自由，使中国在经过 1980 年代三次反自由化运动后，还能出现一段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得中国的“新启蒙”得以继续。但政治改革的启动并不顺利，至 1988 年中期几乎陷于停顿状态。1989 年突发“六四事件”后，赵紫阳视危机为契机，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以便推进政治改革，但学生运动最后武力镇压收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尝试宣告失败，并被后来的上位者束之高阁。
外交政策
1981 年 10 月，赵紫阳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国际首脑会议上阐述了中国关于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立场。赵紫阳提倡开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以使其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赵紫阳指出中国不依附于任何超级大国，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1980 年代初，中苏开始讨论关系正常化，苏联主动提出举行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从安全立场出发，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停止支持越南以及削减在中国边境驻军。1982 年 9 月 27 日，赵紫阳表示与苏联建立关系是有困难的，需要时间，苏联必须采取措施停止威胁中国安全，中国并不希望打苏联牌反对美国，打美国牌反对苏联，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1984 年末中苏两国关系逐渐改善，12 月 21 日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与赵紫阳会晤，并签订贸易合作协定。但中苏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和互相猜疑并未消失。
1984 年 1 月，赵紫阳以中国总理身份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美国时任总统里根对赵紫阳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勇于创新的作为表示赞赏，里根表示，赵紫阳所说的“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经济形式和常规决裂”的话是具有远见的，被美国人民理解和赞赏。在赵紫阳到达美国之前，里根于 1984 年 1 月 9 日签署了一份当时被定为机密的文件。文件显示美国有意放开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并将中国视为不结盟、但友好的国家。美国鼓励中国继续留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鼓励中国放开极权政体，在经济上逐步走向市场机制，继续拓宽中国和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纽带，如果上述两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美国会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对中国宏大的现代化努力予以支持；美国认为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将逐渐有助于促进亚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在军事方面，美国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共同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帮助中国提升军事防御能力，适当程度上提供民用和军事技术的转让。访问结束后，中国外交部发文指出赵总理对美国的访问在对外政策上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报道与好评。通过发表讲话、电视采访、回答问题，向美国人民介绍了中国的内外政策，扩大了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人民对中国还不很了解。赵总理有针对性的讲话和回答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84 年 12 月 19 日，赵紫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上，中国不再进行意识形态的扩张，对激进政体的支持亦逐渐下降，对外援助总额也不断缩减。与经济发展相比，虽然非洲等地区不再被视为与苏联外交争夺战的地域，但非洲仍然是中国对第三世界开展外交政策的重点地区，在外援总额下降的同时，仍然增加对非洲的援助。1982 年底至 1983 年初，赵紫阳访问非洲，提出中国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赵紫阳认为中非经济合作应扩展到双方相互来往，而不是中国单方面援助。1984 年 6 月 11 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去世，正在挪威访问的赵紫阳缩短行程，前往意大利出席其葬礼。多国政要也出席了此次葬礼，其中包括苏联高官戈尔巴乔夫。
党内斗争
在华国锋下台、邓小平重新掌权后，他与陈云、李先念等在权力分配和治国理念上均存在分歧。胡耀邦于 1987 年 1 月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议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但是以陈云、李先念等人为首的保守集团中意邓力群，王震四处活动支持邓力群，甚至当面劝赵紫阳不要当总书记。赵紫阳原本没有当总书记的意愿，更加愿意在总理职位上继续经济改革，但是保守派的活动引起赵紫阳警觉，若由邓力群接任总书记，反自由化形势会更加严峻。虽然最终邓小平在党内的政治较量中占据上风，赵紫阳成功代理总书记，但是陈云势力仍有巨大影响力。这批势力因经济改革出现一些问题开始质疑改革开放，认为改革搞糟了，不如重新回到计划经济。
从 1987 年开始，赵紫阳与中共内部反改革的教条主义势力关系紧张，矛盾激化。保守派刮起“倒赵风”和“反改革开放风”的同时，关于赵的儿子是官倒的谣传开始集中爆发。对此，赵紫阳主动提出调查自己家属，而李鹏声称他无力阻止其子退出公司。赵下台后，中央对其子女进行调查，但没有查出问题。而李鹏声称尉健行和吕培俭查明赵的长子倒彩电、次子倒汽车牟利数千万元。作家胡平称这是“倒赵派”的诬陷。1990 年 6 月，王任重将调查赵的三十条材料交给赵，材料中没有其子的官倒问题。胡平说若赵的儿子真存在官倒问题，李鹏仅在 1989 年 6 月的日记中提一句，之后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与李鹏的人品和作风不符。
赵紫阳无法完全认同反自由化运动，若这场运动持续进行的话，十三大就无法为深化改革开放定调。赵紫阳为此发文对反自由化作出严格规定，划定界限，明确自由化的概念为“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潮”，这样就不会重复中共过去搞运动式的混乱。在反自由化的氛围中，保守派势力企图把反自由化扩大，延伸至经济领域，党校出现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反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声音。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自由化干扰是一个时期的，长远看主要是来自“左”的干扰。邓小平赞同赵紫阳的看法。1987 年夏，在得知邓小平同意反左后，中宣部出现抵触情绪，赵紫阳对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和副部长王维澄提出批评，但是赵紫阳深知中宣部的幕后是邓力群等人。早在 1987 年 3 月，赵紫阳就曾向邓小平提议让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工作，这样就可以使下面有些意见反映上来，中央的意见也能更好贯彻下去。邓小平对此同意，但保守派元老陈云反对。
1987 年，随着中共十三大临近，赵紫阳正式向邓小平建议邓力群可以进中央政治局，给他一个发表见解的地方，但是不能进中央书记处，不再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这事正酝酿时，党内老同志李锐给赵紫阳写信反映邓力群在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邓力群品质不好又保守僵化，不应负责意识形态方面工作。赵紫阳把信转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示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宣传工作。后来，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但邓力群最终因为差额选举在中共十三大上落选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仅当选中顾委委员。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正式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同时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赵紫阳在十三大上定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点主要是反左。这更加引起保守派的不满，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公开攻击赵紫阳，称赵紫阳学习西方国家的东西太多。
1988 年 5 月 13 日，赵紫阳向思想理论界的人士指出，反自由化运动开展以来，形势已发生变化，反自由化应该告一段落，之后主要进行日常教育。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邓力群控制的保守派思想笔杆子大本营，聚集了一大批反对改革开放的写手，早在 1985 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就打算撤销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职务，但是被陈云挡下。胡耀邦没有做成的事情，赵紫阳接着做，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将保守派的大本营书记处研究室以及《红旗》杂志撤销。
1988 年 9 月，赵紫阳及其“智囊团”鲍彤、严家其等人开始利用香港媒体造势，开展“倒邓保赵”行动，时任《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在香港《信报》发表文章《大家长该退休了》宣传“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计划让赵紫阳取代邓小平成为真正的最高领导人。
六四事件
因应对策
1989 年 4 月因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运动，胡耀邦的追悼会结束之后，赵紫阳对学潮运动提出的对策包括劝导学生复课，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避免流血，若有打砸抢等违法行为，要依法处理。邓小平也同意了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处理对策。但在赵紫阳访问朝鲜期间，国内当局将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刺激学生发动“四二七大游行”。5 月 3 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有些学校已经复课。 5 月 4 日，赵紫阳在会见亚洲银行理事时强调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并认为应当通过协商和对话，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新华社发表了赵紫阳的讲话。但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何东昌等人散布“赵紫阳的讲话与四二六社论精神不一致”，引发学生绝食，绝食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5 月 13 日，赵紫阳在邓小平家谈到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来访问题，邓小平表示赵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在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会晤后，5 月 16 日晚赵紫阳一开始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戈与邓的会见是戈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就讲到邓在党内地位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赵紫阳的原话为：
“ 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这一次北京之行的高潮。邓小平同志自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我们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局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们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需要他掌舵。这个消息我们没有向外公布过，今天是第一次向戈尔巴乔夫同志透露。 ”
陈希同在 1989 年 6 月 30 日作出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指责赵紫阳“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赵紫阳后来得知邓小平的家人及邓本人对讲话非常恼怒。究竟邓为何认为赵紫阳有意把他抛出来，要推卸责任，是什么人从中挑拨，赵始终不清楚。赵紫阳对讲话使邓产生误解表示遗憾，除了 5 月 13 日邓小平对赵紫阳表示自己与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赵紫阳才自然而然向戈提到邓在党内的地位外，从中共十三大开始，在会见外宾时，他将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通报给国外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领导人已经成了惯例，而这种通报完全是为了维护邓的地位。赵紫阳在晚年与姚监复的谈话中再次解释，他的讲话并不是要抛出邓小平，当时说重大问题要请示邓是党中央的决定，意在表明不是邓小平独断或恋权，本想通过公开解释来消解民间对邓小平垂帘听政的误解。赵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申辩中也说这种决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赵同时强调在此之前，邓是信任他的，4 月 23 日赵紫阳访问朝鲜之前，邓有意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让给他。
赵紫阳还准备开宣传会议以及登报解释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赵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内容已经准备登报，内容主要讲邓在党内的贡献，从而肯定邓的地位，而之前给质疑邓的工人代表解释邓在党内地位问题时，工人代表们表示理解。然而 5 月 17 日发生的事情却迫使赵紫阳提出辞职，宣传会议及为邓小平贴金文章的登报计划因此中断。鲍彤指出在 4 月 26 日社论发出后，李鹏在各种场合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传达的精神是邓小平的精神。李鹏已经把邓小平抛出去了，根本不用赵紫阳把邓小平第二次抛出去，赵紫阳将邓小平抛出去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失势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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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讲话
5 月 17 日，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出席，政治局委员兼国家主席杨尚昆列席，邓的秘书王瑞林担任记录。会上针对学生运动问题李鹏和赵紫阳激烈交锋。姚依林支持李鹏，胡启立支持赵紫阳。邓小平最终表态反对“自由化”，要求党内保持一致。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还提出宣布“戒严”，打算使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在 2005 年透露，当时同赵紫阳一样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将军包括张爱萍、萧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和宋时轮，他们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准中国人民。5 月 18 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进行 50 分钟的对话。但双方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5 月 19 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赵紫阳于凌晨 4 时 50 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谈话：
我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你们不管怎么样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来原谅我们的，不是的。只是说，现在同学们的身体，到了现在，已经是非常地虚弱了。你们都是绝食到第六天……第七天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的话，这对身体会造成将来难以补偿的损伤。这个对生命有危险，大家都知道。
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一定要、最重要的就是赶快结束这个绝食。赶快结束绝食。同学们，我也知道，你们这个绝食，是要达到你们……政府、党对你们所提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但是我觉得，要满意的答复，我们这个对话的渠道还是畅通的。有一些问题，它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有一些譬如你们所提的性质、责任的问题，我觉得，终究可以解决，终究我们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什么事情你们也知道，情况都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够在已经绝食六天到七天，现在还是要坚持这一条“一定达到满意了才停止绝食”，但是那个时候就晚了。没法补偿了。你们还年轻啊，同学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国家和你们的父母把你们培养抚育上大学不容易啊，现在十九岁、十八岁、二十几岁，就这样子……就这样子把生命牺牲掉啊？稍微理智地想一想啊！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对话的，今天就是说，同学们能不能理智一些，想一想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严重的情况。你们都知道，现在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可以说忧心如焚，整个北京都在议论你们这个事情！另外你们也知道，北京的情况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么大的城市，又是首都，各方面的严重的情况一天一天在增加。同志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个事情发展下去啊，不能够控制。造成各方面影响，你看，交通、运输、工作、看病等等。
总之就是这么一个心意。你们停止绝食，中国政府决不会就这样子，就把对话的门关起来了。决不会。你们所提的一些问题，我们党会继续讨论。事实上不管怎么样，这样慢是慢了一些，事实上现在一些问题还在逐步地解决嘛。还在逐步地解决嘛。我今天就说这一些，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志们，另外说一说我的心情。希望同志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冷静地想一想。还有组织这个绝食的同志们，你们也冷静地想一想。这件事情可不是……在不理智的情况下，很难想清楚这个事。大家都这么一股劲的，年轻人啊，我们都从年轻人过来过，我们也游过行，我们也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那种情况。没有想后果怎么样。但事后一想啊……首先你们要冷静地想想今后的事。现在有六天了、七天了，真的要过八天、九天、十天吗？我说，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你们就是为了要等这一天，等……回答令你们满意这一天，你们也该早结束。谢谢同学们，就是看望大家。
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19 日晚李鹏宣布了可以实施武力清场的戒严令，而已失去了政治权力的赵紫阳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他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事件移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为此赵紫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立即电传在美国访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回国；而温家宝并未执行命令，将电报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否决，从而延缓了万里回国，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天安门清场以后，由中共元老主导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于 1989 年 6 月 19 日-6 月 21 日召开，会议以批判赵紫阳为主，李鹏在报告中指责赵“分裂党”和“支持动乱”，李先念甚至人身攻击赵。6 月 23 日-6 月 24 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因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赵紫阳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务，仅保留中国共产党党籍，支持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也被免职；同年 6 月 30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四中全会最主要的议程是听取审议通过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针对报告，赵紫阳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申辩。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赵紫阳申辩摘要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一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
我觉得，这次会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的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种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
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我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害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二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已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做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美国之音引述何清涟的博客文章称，赵紫阳被撤职后，邓小平试图将赵与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挂钩，决定将赵包装成“美国中情局特务”，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时任副主任王任重领导一个专门小组，对赵紫阳及其子女的商业活动进行调查，只因索罗斯从《华盛顿邮报》上得知消息后，给邓写信指出他的基金会的中方负责人是时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邓意识到，若执意捏造所谓“赵紫阳间谍案”，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好作罢。中共内部对赵的审查，直到 1992 年中共十三届九中全会才结束。
后续影响
赵紫阳下台后，其大部分亲信或者同情其遭遇的改革派精英以降职、撤职或判刑的方式遭遇清洗，秘书鲍彤被开除党籍，判刑七年；胡启立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严家其、陈一咨遭通缉流亡美国；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被判刑；胡绩伟、阎明复、芮杏文被撤消一切职务；杜导正被免去新闻出版署署长职务。但在 1991 年，胡启立、阎明复、芮杏文等人相继复出。
江泽民成功接替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江泽民在保守派势力的支持下，与国务院总理李鹏联合执行“治理整顿”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无奈之下，邓小平于 1992 年年初南巡，提出“改革开放一百年动摇不得”的口号，江泽民体察上意、心生警觉，立即转变态度、幡然易帜，执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在南巡中曾提起赵紫阳主管经济时期的功劳，他要求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记下自己的意见并转告北京当局，他说：“以前的两任总书记抓改革开放还是有功的，1983 年到 1988 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据传，南巡回去后，杨尚昆和万里曾提议让赵紫阳复出，于是邓小平让杨尚昆告诉赵紫阳，要求赵紫阳承认在六四中所犯错误，但赵紫阳拒不认错；1991 年，邓小平就曾派人向赵紫阳带话，称赵紫阳复出当总书记都可以考虑，前提是赵紫阳要认错，之后邓小平多次派人与赵紫阳联络，赵紫阳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并要求中央重新评价六四，因此放弃复出。但这些传闻并未见诸赵紫阳本人的回忆录中。
由于赵紫阳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主张在其下台后成为泡影，他所担心的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的扭曲型的市场经济所容易产生的以权谋私、侵吞国家财产、行贿受贿等腐败问题加重的现象逐步在中国变为现实，还出现种种社会弊端滋生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的现象。武力镇压学潮给遇害者及其家属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除此之外，赵紫阳还担心武力镇压会产生很多后遗症，他的这种担心也成为了现实，香港原本倾向中国共产党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埋下香港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不信任的种子。中国同美国的“蜜月期”结束，曾一度遭受大规模的国际制裁，被西方民主国家孤立，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在台海关系、香港与内地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上存在，欧盟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政策至今都没有解除。六四事件所造成的伤痛以及海内外每年举行的纪念活动成为中共极力回避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与赵紫阳当政时期的 1980 年代的“主义纷呈”相比，赵紫阳下台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致使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开始向现代犬儒主义方向发展，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么满足于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实惠埋头创收，要么奋力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排名，吸引公众和媒体的眼球。
遭受软禁
被撤职后的赵紫阳一直是中国国内官方报道中忌讳的话题，赵紫阳下台后一直被软禁在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富强胡同 6 号的家，他的住宅一直有人俯视在小巷墙上，门前有公安站岗，赵被软禁的四合院所在的富强胡同入口直到赵去世一直有公安的监控摄像头监视赵家门前的举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对赵紫阳的限制有四条：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
二、外出活动要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
三、考虑到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都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都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
1990 年 10 月亚运会召开之前，赵紫阳在昌平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球场的日方人员便把消息告诉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香港电视台还在播发消息的同时放了赵紫阳以前打球的录像。
赵紫阳也曾多次写信给江泽民要求解除软禁，但均遭到江泽民的拒绝。1997 年，江泽民在访问美国之前，为了给美国有个交代，江泽民要求中南海保健处负责赵紫阳医疗的医生向赵紫阳提议打高尔夫球（在这之前是被禁止的），赵紫阳识破江泽民的用意，于是拒绝。中共十五大前，应“天安门母亲”的请求，赵紫阳于 1997 年 9 月 12 日发出“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一封信”，敦促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价六四，赵紫阳在信中说六四问题迟早要解决，不论拖多久人们都不会淡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麻烦时解决好。这封信给赵紫阳带来了更严厉的软禁。赵紫阳又于同年 10 月 13 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发出公开信，信中指控对他的软禁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赵紫阳在信中说：
“ ……自从信（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信）发出之后，我就被禁止会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从半软禁升级为完全的软禁了。……我作为一个党员，就某一问题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建议，是正常行使党员的权利，这是党章明文规定了的。……我不知道我究竟触犯了什么法律，……这样不明不白的随意就可以对一个人实行软禁，可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利，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么？……而在我们党早已深刻总结了过去左的沉痛教训以后，十多年来一直强调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总书记刚刚在党的十五大向国内外郑重宣布了我党要坚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候，在中央身边竟然发生了如此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自从 1989 年 6 月以来，我被非法软禁、半软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这种被剥夺自由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对我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能够早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度过余年…… ”
这封信没有带来任何回应，完全软禁状态从 1997 年 10 月持续到 1999 年 12 月，之后又转入半软禁状态。
赵紫阳晚年几乎每年都有媒体传出他去世的消息，2003 年 4 月，日本共同社误传赵紫阳逝世消息，2005 年 1 月 6 日的病发住院被香港《东方日报》和《太阳报》以大篇幅报道逝世，这些消息都被中国官方否认。
逝世
家人道别与中央慰问
赵紫阳曾被软禁在距离北京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富强胡同 6 号达 15 年之久。此四合院也曾是胡耀邦的寓所。
2005 年 1 月 16 日，赵紫阳全天昏迷，病情持续恶化，1 月 17 日凌晨 4 时，肾脏功能和微循环衰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去看望赵紫阳并表示慰问。赵紫阳的五个子女依次单独走到床前向父亲做最后的倾吐。赵五军说：“爸爸，你不仅生下了我们，也教育了我们怎么做人，你放心，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善良、正直，我们的所作所为决不会沾污你的名字”，很少在孩子们面前掉泪的赵紫阳眼角处流出了泪花，接著泪水流淌不止。17 日早上 7 时 1 分，赵紫阳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日，新华社新闻稿称：“赵紫阳同志因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 1 月 17 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85 岁。”赵紫阳女儿王雁南向驻北京传媒发短讯称：赵紫阳安详离世，当时家人都在身旁，并为他祈祷，又形容其父终获自由。赵逝世后，他的子女与中共中央进行了多天沟通，因意见分歧，其子女于 1 月 25 日向中共中央提出四点意见，意见的大概内容为，纠正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对赵紫阳所下定的错误结论；要求中共中央对赵紫阳长达 16 年的软禁给予明确的说法；中共中央在赵紫阳逝世后，不发表赵紫阳的生平简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对家属和关心赵紫阳的人是不公正的；基于父亲赵紫阳生前嘱咐希望尽快安息的感情，同意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办理火化和送别仪式。
赵紫阳儿女们给赵紫阳的挽联是：
“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
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
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