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１３日，星期六。中午，我在安定门外的交通部招待所同“股份制改革高级研讨班” 第二期的几个地方的局长学员，午饭应酬完回到驻会的套间，打开电视，正好看到中央电视台插播的午间新闻，总书记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同首都工人代表座谈，表情凝重地提及传言即将发生的中苏高级会晤其间在天安门广场学生静坐绝食请愿活动，力劝同学们不要采取这一会极大影响全国稳定大局的极端行为，语调焦虑，忧容满面。
免责声明：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为了便于阅读，本站编辑在不违背原文含义的前提下可能对内容进行了适当修改。特此声明，本文章仅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本站仅作为信息展示平台，旨在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历史真相。
作者 ｜ 橡溪笔谈
５月１３日，星期六。中午，我在安定门外的交通部招待所同“股份制改革高级研讨班” 第二期的几个地方的局长学员，午饭应酬完回到驻会的套间，打开电视，正好看到中央电视台插播的午间新闻，总书记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同首都工人代表座谈，表情凝重地提及传言即将发生的中苏高级会晤其间在天安门广场学生静坐绝食请愿活动，力劝同学们不要采取这一会极大影响全国稳定大局的极端行为，语调焦虑，忧容满面。
赶紧打电话给北大、社科院熟知的那些热衷学运的老同学，想问问他们筹划了一阵的到天安门广场举行绝食抗议活动，究竟走到了哪一步了。拨了半天电话，连总机都是“嘟嘟”的占线忙音，更别说一个宿舍楼的分机了——几百个学生就那么一台楼道门口的电话！只好午觉时间过了再试。
一下午都在忙办班上课的安排，课间抽空继续给北大、社科院拨电话，还是打不通。那时北京基础设施极其落后，有几个大中央机关所在的电话局，机容量太小，上班高峰时，根本打不进，真有急事要通知，大家开玩笑说，骑自行车送信鸡毛信都比打电话快，还能当面签收，绝不误事。
下午四点多把办班第一个周末外地来的学员游玩北京活动安排好，想回研究生院看看学潮的情况。周日没事正好在宿舍里静一静，处理一下这段时间学业上积累的事。
于是叫了一辆出租车回东郊西八间房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大门口刚下出租车，就见院里教工上下班乘的大巴客车从大门冲出来，见到我一个急刹车，车门大开，学生工作处处长郑秉文大喊：“橡溪！快上车！有急事！”不容我问是啥事，就跑下车来拦住我，不由分说拽上车。
上了车，他面色焦虑地说：“院里——不是研究生院，是社科院院部——从上面渠道听到我们研究生院有同学去天安门广场参加静坐绝食请愿，非常着急，责成研究生院务必劝阻这些同学，把他们立即全部接回研究生院，妥善安置。院里又责成我带上处里的人，亲自押车去广场，务必把我们院里的学生接回校。不想正好碰到老哥们你，天助我也！”
到了天安门广场，已是黄昏时分。在广场正中靠近纪念碑的地方，有大学生模样大片人群聚集。我跟郑秉文说，我们研究生院要有参加静坐绝食的，一定是本科生在北大念的同学，从北大来的队伍里，一定能找到他们。果然，在北大旗帜下的一堆人里，我们找到了徐向东、程炼两个哲学所的８６级的硕士生，还有其他几个我看着面善的研究生院同学。他们头上缠着白色布条，上书“绝食”，同他们一同坐在广场的地上的，大概有三五百人，手举“彻底平反，不是动乱！要求对话，反对拖延！绝食！”、大书六个红字“绝食！”的标语牌，面容悲怆，意志坚定。
我俯身蹲到徐向东和程炼面前，问他们为什么要跟自己身体过不去，非要走极端绝食。他们俩默默无语，手指不远处从北大扛来的上书《绝食宣言》的牌子。
《宣言》，义正词严，很在理，绝食请愿确实是学生被政府逼出来的最后绝招。我无言以劝，只能抚背安慰。
坐了一段时间，天已黑了，旁边的学生工作处长郑秉文，劝阻静坐绝食研究生院同学说：“天不早了，咱们学校班车司机不能整晚等，大家还是先上班车撤回学校。同学们的爱国情怀我们都理解，但没必要以牺牲自己身体健康为代价，从长计议！院领导特别交代，我们院的食堂会加班把夜宵准备好，慰劳大家！”他边说边向我使眼色，让我做领头绝食的徐向东、程炼工作。
这两个同学，一直是我小哥们儿，同窗校友情外，更有一层战友情。
我硕士生毕业前，研究生院爆发了博士生要求弹劾罢免当时研究生会主席张琚的风潮。哲学所的８５级硕士生张琚，清华毕业，在我们８４级进入三年级时，按惯例换届由他们二年级的人担任研究生会主席。此人大概在清华本科时就一直热心团委、学生会活动，职业学生干部习气浓重，沿袭各校官办学生会的窠臼，讨好院方干部，有点好处，自己小圈子里的人优先分享。这在别的院校是家常便饭，但在社科院这种个个自命不凡的地方，就会被人视做以权谋私，把对社会贪腐风气不满，泄愤到未成器的小小学生干部身上，当死老虎猛打。
事由是一个当红的什么大歌星来首都体育馆举办演唱会，研究生院购买了一批票，作为红五月的福利犒劳大家，教工人人发票，研究生每班几张，同学们自行抽签。傍晚东郊田野里研究生院喜气洋洋像过节，学校特别安排班车，接送同学去远在西郊的首都体育馆看演出。我对这类集体活动从来不关心，但第二天一大早，已跳级博士生的我们这届学生会主席刘笑君敲我的宿舍门，说博士生们昨晚看演出一回来，就找他投诉，说这届研究生会的干部不地道，主席张琚，带着其女朋友和所有研究生会干部，不仅人人有票，而且占据了最好的位置；他们博士生好不容易抽签拿到票，也是体育馆的犄角旮旯，看了整晚大明星的背影、后腚！有博士生当场就找张琚抗议不公，要求研究生会干部平等调整票的座位，结果被他打官腔抢白羞辱了一通，对博士生同学缺乏应有的尊重。当个小小学生干部就如此以权谋私，将来从社科院出去，真成了国家大干部，哪还了得！他们强烈要求立即召开紧急研究生代表大会，弹劾罢免主席张琚，为国杜绝后患！
我当时正在忙硕士论文的答辩，对这种小题大作，闲得无聊的事，实在没有什么兴趣参与，但答应一定会抽空，现身当晚的紧急研究生代表大会。
当晚的大会，很快就演变成博士生联合８４级硕士生代表与８５级学生会干部之间，引经据典的西式议会对行政当局的质询会。唇枪舌剑，争吵到半夜十二点也争不出个所以然。大家要我这个上届代表大会议长发言，我只好总结说，争论的焦点是事实认定，还是先把事实调查清楚吧，否则争论到天亮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想会场上马上有人提议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由我主持，一个星期后复会，公布调查结果。大家立即鼓掌通过，各自回宿舍睡觉。
第二天晚上约谈研究生会的干部，地点就在研究生院专门拨给研究生会的办公室。张琚第一个报到，两眼通红，说是一夜未睡。我们那届研究生会时，他任副秘书长，颠前跑后，很积极，彼此熟识。我安慰了几句，随口发了句感慨：“这间研究生会办公室，你这任陈设变化挺大，各种音响、咖啡器具、装饰，像是什么人过小资日子的洞房！”接下来约谈的人，揭发张琚当主席后，独占研究会办公室，公款买了许多进口音响和音乐光碟，将之霸占，只招待个别女同学，不许其他同学分享。我再传张琚来问，他矢口否认，我只好让他交出研究生会的办公室的一副钥匙，说从同学反映的情况看，你的事还真得在这儿调查一阵。又约谈了研究生会的副主席、正副秘书长，揭发了不少张琚的事。与他本人核实，他态度很不好，反问：“你能记住自己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吗？！”答曰：“能！”我还真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几十年前的场景，都可以历历在目，这应该是得自遗传。无锡市档案史志馆与大学生志愿者努力抢救历史，刊载我９６岁的老爸《我在新四军二师的回忆》，七八十年前从师到班的干部名字，他都能一一道出。
鉴于他的说法与其他研究生会干部讲的情况出入太大，我让他选择：或者是自己书面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或者是把调查对话录音下来。他竟选择同意录音。结果把他的录音放出来，别的约谈的研究生会干部听后都跳起来，说他怎么能这样推卸责任，反诬别人呢？事情越搞越复杂，毕业在即非常忙的我，实在没时间精力凭一己之力调查出个究竟，就跟研究生代表大会负责人说，需要几个助手帮忙。经他们同意，就挑了同是张琚哲学所的８６级的徐向东和程炼。小徐是北大校友，小程虽本科是武汉大学，但跟着哲学所的人，时常到北大混。我们都住在同一楼层，他们新生来了没几天就与熟识了。这俩都是小个子，娃娃脸，我们老生都管他们叫徐孩子、程孩子。
这俩孩子单纯，正义感强，对调查研究生会主席是否以权谋私很积极，即便同为哲学所研究生，大义灭亲，很快取证到一大堆被张琚独自占用的电器、ＣＤ光碟，我见了有些吃惊，就请示研究生院领导批准，让他俩去院财务处调研究生会公款报帐记录，写出报告。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研究生代表大会复会前，我们那一届研究生会的８５级同事、副主席官正学、文娱部长邵滨鸿，都找过我，替张琚说情。我只好透底说，从掌握的情况看，张琚最好以工作失误，照顾同学不周，主动辞职，体面下台算了。否则真像后来哲学所李泽厚的硕士生彭富春说的，调查结果公布出来，张琚就是一个小窃贼的形象。
研究生代表大会如期复会，没想到马上演变成老生与新生两个年级的争吵，现任研究生会指责上届研究生会的老干部要当中顾委，如鲁迅笔下的人物九斤老太，对后任的工作无理挑剔。喧闹中代表大会召集人让我发言，我说我真没有时间听一晚上无聊争辩，我只履行代表大会上次交给我的职责，公布调查结果：请徐向东、程炼同学把物证抬到前台来！顿时全场哑然。看到那么多高档进口ＣＤ光碟，大家都怔住了。表决结果，立即罢免张琚研究生会主席职务。
第二天上午，研究生院饭厅内大玻璃窗上，贴了研究生会的声明大字报，大意是上届研究生会的领导、章程起草者，滥用章程非法罢免了本届研究生会主席，他们集体辞职抗议，誓与主席共进退云云。
害得刘笑君、金灿荣、钦鸣荣和我，四个老革命铺红纸挥墨笔写驳斥大字报，让徐、程俩孩子张贴，很快推出徐孩子同宿舍的三十多岁的老成哲学所的８６级硕士生继任主席,组阁出８６级同学为主的新一届研究生会。
因为这一段战友情，我实在对他俩在广场挂帅社科院研究生静坐绝食请愿，放心不下，觉得道义上应该帮他们一把，患难与共，不能把他们扔在广场不管。
这时有一位社科院院部特意赶来劝阻的局长说，他们听到的内部高层传出的消息，对这次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请愿，当局高层不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很反感，考虑今天半夜用红十字会的名义，把闹绝食的学生通通押运到北京远郊卫戍区的军营里保护性收容，躺倒不走的就用担架抬！
徐向东、程炼这些硕士生，都是应届毕业生直接上的大学、研究生，从校门到校门，没有什么社会历练，一想到会被军警拖走，握住我的手抓得更紧了。看着这俩孩子忐忑不安、念念不舍的眼神，我决心已定，大声安慰说：“我今晚不走了，留下跟你们一起绝食请愿！”
郑秉文一听瞪眼看着我，跺脚说：“知道你在同学中有威信，特别拉你来劝他们不要绝食，离开广场回校。结果你倒反而留下了，还领着他们绝食！”我赶紧说：“他们绝食留在广场过夜，我实在放心不下。我走南闯北在社会上工作过，阅历丰富，留在这儿，他们也有主心骨。我会照料好他们的，请院里放心！”
他俩一听我会留下来与研究生院的同学一起静坐绝食，高兴得跳起来拥抱，说：“有老大哥在这儿同我们共患难，太好了！”
渐渐夜深，孟夏时分的天安门广场，比上次三个星期前胡耀邦葬礼的季春暖和了不少，市民出来围观的很多，陆续又有一些学生加入静坐绝食请愿队伍，成百上千，坐在广场地上，黑压压的一大片，连带周围保障绝食请愿活动的救护队、纠察队、宣传队，声援群众，热热闹闹，人声鼎沸，阵容可观。随着集会规模人气的壮大，大家一直对半夜会被军警架走担心，也随风消散。
到了下半夜，气温下降，寒意逼人。肚子也开始咕咕直叫，饥饿一阵阵袭来。大家都是头脑一热就来了广场绝食请愿，一身平日穿的单衣，只能挤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熬此长夜。奢侈一点的男生，还可以传递几包香烟分着抽。绝食不能吃东西，肚子饿了只能喝水，越饿就越喝水，弄得不一会就被尿憋得难受，起身找厕所。一开始男生还可以趁着广场黑黢黢的，在纪念碑与广场之间的灌木丛里偷偷撒尿，后来人越聚越多，无处遮身，就随着女同学穿越广场、大马路，到东面的历史博物馆借厕所。
这张流传很广的照片，记录了广场静坐绝食请愿第一夜的情形。二十多年后有在美国的校友指认照片右侧中部的那个戴大边眼镜的就是我，旁边坐着程炼，细看果然如此。记得我们社科院的绝食同学与中央民族学院的为邻，他们的旗帜非常显眼。
下半夜黑影里隐隐约约见到有大干部模样的人来巡视绝食圈，后面跟了几十上百的随从，浩浩荡荡。同学们谁也没把他们当回事，搭讪了几句而已。第二天见到报纸说，是国务委员兼教委主任李铁映、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到现场劝说同学回校。
５月１４日，星期日，阳光灿烂，绝食第二天。
早晨，传阅正式《绝食宣言》的文本：
各位亲爱的同胞，在继前几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之后，今天，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
绝食原因：第一，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麻木冷淡态度；第二，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对话；第三，抗议政府一直对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冠以“动乱”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报道。
绝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的对话；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绝食时间：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出发。
绝食地点：天安门广场。
绝食口号：不是动乱、立即平反！立即对话、不许拖延！为民绝食、实属无奈！世界舆论、请声援我们！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持我们。
看后觉得符合我参加绝食的初衷，就在上面也签了名。
北京的五月中旬，白天气温可达摄氏三十度以上，大家坐在光秃秃天安门广场的石板水泥地上暴晒，满脸起油汗。疲饿交加枯坐了一夜，再年轻力壮的身板也挺不住，大家纷纷脱下外套，铺在地上，在上面躺倒，头枕在挽起的胳膊上昏睡。绝食圈随着大家的平躺，扩大延伸到纪念碑。
到了下午，算来整整二十四小时未进食，昨天的义愤填膺气劲渐渐淡下来，身体内饥肠辘辘的雷鸣，泰山压顶，心慌意乱。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大跃进、文革饥荒乱世，饥饿一直伴随成长。高中高考复习那么紧张，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做作业，而是四处翻箱倒柜找吃的，实在找不着，就生起煤炉火自己胡乱做半顿饭菜。北大头两年体育课必修，体育老师每次快下课前，安排体能训练举重。那时五四操场南墙外唯一的建筑，是一个卖食品、日用品的小合作社，他们在墙下炉子上支了一个大锅，每天下午必生火卤猪下水。那时买肉凭肉票，每人每月两斤，猪下水却不用票，下班时很多人排队买卤煮猪大肠。北大教工学生南方人多，食堂开放时间仿南方，中午十一点就开饭。上午八点上课，课间十分钟休息，第四节课十二点才打铃下课，但老师如果十一点半还不下课，同学们就会把随身携带装有搪瓷碗和叉勺的自缝布饭兜，从课桌里取出乱晃，弄得一片噪音。午休两小时，下午课是两点上课，下午三点半举杠铃，肚子正饿得咕咕叫，闻到隔墙漂来的卤猪大肠的香味，越发饥饿，顿时浑身发软，两腿打战，央求体育老师，能不能把举重之类体能测试，改到刚上课之始。
身体呼叫进食的生物闹钟，下午五六点平时晚饭时间，鸣放得最厉害，无奈之下，只能靠猛喝声援民众捐赠的饮料来压制。那时美国大牌饮料可乐、雪碧之类的还很稀罕金贵，很多穷学生是第一次喝，确实爽口提神。饮料里的糖份提供的热量，很快能让身体恢复精力，腿脚没有那么软。这种充电体能的功能，会对这些饮料上瘾，我也是后来到美国很多年才戒掉。
饮料喝多了，胃里惟有水，泌尿系统唱主角，逼得一遍一遍跑厕所，昼夜不息。躺在地上绝食久了，站起来走路，步履飘浮，神情恍惚，我们开玩笑说，撒尿一定要结伴搀扶而行，以防跌跌撞撞，胡里胡涂进了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被当局正好安上罪名当流氓抓！
从天安门广场中心，一路走到历史博物馆上厕所，沿途被无数人围观。露天过夜，无条件洗漱的我们绝食者，白天广场烈日暴晒下，满脸油腻，一身汗臭，头扎白布条，上书大字“绝食”，市民一眼即可辨认，什么目光都有：敬佩，鼓励，不以为然，嘲笑，责备，看笑话 ……
我们这些名牌大学学生，沦落到连中央信访办门前上访的模样都不如，心里很不是滋味，孤独，焦虑，愤怒。更令人沮丧的是，院里不断传来的风言风语，说我们如此任性静坐绝食，会对党内改革派带来灭顶之灾，如两年前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那样，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背负历史罪人之名。
来绝食圈看望的人，也很杂，起哄看热闹的闲人，人多嘴杂，流露出的普遍神情，大半是不相信你们这些大小伙子，能玩真格的绝食下去，民以食为天，饿不了几天就会撑不下去撤了。大概院校的师长也是这么想的，年轻人一时冲动绝食，过两天饥鸣的肚子就会让他们冷静下来。当局更巴不得我们广场上日夜暑寒交加，饿得受不了早早散伙。
没有迎到慰问声援我们高校、国家机关的队伍，举横幅游串来的竟有和尚、道士，最多的就是气功大师，现场对绝食同学发辟谷服气的神功。三教九流，类如老北京的天桥市场，让一腔热血毅然绝食的我们，唤起民众的信心大打折扣。
好在傍晚研究生院绝食队伍加入两员以身力挺的老将：８５级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任继愈的硕士生林牧，北大西语系校友，已毕业在社会上工作了一年，适逢学潮，愿与老同学共赴国难；８８级博士生丁锋，文革老三届，年近四十，社会经验丰富，曾任研究生会的秘书长。两位老同学的到来，让情绪低落我们，精神为之一振，寒夜里添了一把火。
当天来声援的人，带来了一些捐赠的夹克、大衣、棉被、雨伞等物品，让我们这些躺坐在广场水泥地上露宿了两天两夜绝食的同学，多少分到一点被褥、大衣可以御寒，白天日光暴晒时也可支几把傘遮阳。
夜晚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的女朋友，找到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绝食团的大旗，特来看我。她说她当班主任的那个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同学，也有几个男生跑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她非常不放心，连夜骑自行车赶到广场，找到他们转达院领导的慰问，传达劝他们停止绝食，立即返回学校的指示。她听说我也在广场绝食，赶紧抽空来找，果然如此。她嗔怪了我一句：“怎么没有说一声，就自行跑到广场绝食？”我紧握着她的手，默默无言。
５月１５日，星期一，阳光灿烂，绝食第三天。
儿时母亲总是说，人是铁, 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三天不进食，只喝水，身体的各种机能造反，闹腾得头脑晕眩，情绪坏到极点。
季羡林《在饥饿的地狱中》有一段经典描述：
“挨饿”这个词儿，人们说起来比较轻松，但这些人都是没有真正挨过饿的。我是真正经过饥饿炼狱的人，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我非常佩服东西方的宗教家们，他们对人情世事真是了解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在他们的地狱里，饥饿是被列为最折磨人的项目之一。中国也是有地狱的，却是舶来品，其来源是印度。谈到印度的地狱学，那真是博大精深，蔑以加矣。“死鬼”在梵文中叫Preta，意思是“逝去的人”。到了中国译经和尚的笔下，就译成了“饿鬼”，可见“饥饿”在他们心目中占多么重要的地位。汉译佛典中，关于地狱的描绘，比比皆是，《长阿含经》卷十九《地狱品》的描绘可能是有些代表性的。这里面说，共有八大地狱：第一大地狱名想，其中有十六小地狱：第一小地狱名曰黑沙，二名沸屎，三名五百钉，四名饥，五名渴，六名一铜釜，七名多铜釜，八名石磨，九名脓血，十名量火，十一名灰河，十二名铁丸，十三名钺斧，十四名豺狼，十五名剑树，十六名寒冰。地狱的内容，一看名称就能知道。饥饿在里面占了一个地位。这个饥饿地狱里是什么情况呢？《长阿含经》说：(饿鬼)到饥饿地狱，狱卒来问：“汝等来此，欲何所求？”报言：“我饿！”狱卒即捉扑热铁上，舒展其身，以铁钩钩口使开，以热铁丸着其口中，焦其唇舌，从咽至腹，通彻下过，无不焦烂。
这当然是印度宗教家的幻想。西方宗教家也有地狱幻想，在但丁的《神曲》里面也有地狱：第六篇，但丁在地狱中看到一个怪物，张开血盆大口，露出长牙。但丁的引导人俯下身子，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土，对准怪物的嘴投了过去。怪物像狗一样狺狺狂吠，无非是想得到食物，现在嘴里有了东西，就默然无声了。西方的地狱内容实在太单薄，比起东方地狱来，大有小巫见大巫之势了。
为什么东西方宗教家都幻想地狱，而在地狱中又必须忍受饥饿的折磨呢？他们大概都认为饥饿最难忍受，恶人在地狱中必须尝一尝饥饿的滋味。这个问题我且置而不论。不管怎样，我当时实在是正处在饥饿地狱中，如果有人向我嘴里投掷热铁丸或者泥土，为了抑制住难忍的饥饿，我一定会毫不迟疑地不顾一切地把它们吞了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就管不了那样多了。
唯一的精神安慰，是广场开通了绝食请愿学生自己的广播站，就在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绝食营地的旁边，纪念碑基座台阶底下的一个角落，掩映在我们绝食同学的人群中。男女俩播音员，男声严正宏亮，女声温柔甜美，我们绝食日夜孤寂，无聊中在纸条上写下各种感言，递给他们，随时播出。开始喇叭的功率很小，就是我们绝食圈里可以听到，等于给大家增添了一个心灵交流的平台，绝食中源源不断的精神粮食。知道他们俩一定会是当局重点盯防的对象，我们从来不问他们是哪个高校的同学，也禁止别人打听。后来绝食规模越扩越大，各方介入的人越来越多，广播站也更新换代改装成大功率的高音喇叭，播音员换成了专业如官方电台电视台的主播，义正词严，播出的信息真真假假，反倒听久生厌，影响休眠讨嫌。
当天来绝食圈探望慰问的社科院、高校的人明显多起来。他们亢奋地向我们描述说，今天北京各界人士都上街游行声援我们，游行队伍长安街上一望无际，应该有百万之众!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绝食圈里虽然看不到游行队伍的旗帜，但声援的口号声还是可以听到的。终于看到唤起民众的曙光，大家都很欣慰，更坚定绝食下去的决心，即便不幸玉碎，成了为信仰牺牲的圣徒，也在所不辞。
傍晚，社科院探望的人带来当天出版发行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中央级党报，都在版内终于只言片语地报道了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请愿的新闻。
夜晚，人民大会堂一片灯火辉煌。人言系国家主席杨尚昆设国宴招待来访的苏联最高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已绝食三天，饿晕百人的我们绝食圈，骂声一片。
午夜，来了不少辆解放牌大卡车，径直开入绝食圈。一群身份不明的人，默默无语地从卡车上卸下很多床板、棉被、军大衣，分发给席地而卧的绝食同学，我注意到床板上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的字样。这一夜，大家有床板可躺，棉被可盖，虽然饥饿难眠，好歹不至于凌晨再冻得瑟瑟发抖。绝食的人腹空缺乏热量，手脚冰凉，每每觉得不寒而栗。
５月１６日，星期二，阳光灿烂，绝食第四天。
上午发现进驻了一批挂牌许多北京大医院的急救站的大帐篷。与以前志愿医务人员的零星队伍不同，他们人多，专业，大篷内有简单的急救设备，如打点滴（静脉注射）的支架、担架车、氧气瓶什么的，携带来了大量的葡萄糖，有输液，有口服。他们一旦发现绝食的同学脸色惨白有虚脱的征兆，就扶持到急救站大篷内输液，严重昏厥的立即呼叫救护车转送到医院治疗。
中午林牧女朋友来探望。她哭诉说，能进绝食圈可真不容易，为了突破学生纠查队的封锁线，她编了许多故事，才得放行。我听了不明所以，但确实感到，上午去历史博物馆上厕所时，看到环绕天安门广场的大街上，游行声援的队伍人潮汹涌，但进绝食圈探望慰问的却没有几人。
下午上厕所，发现已经不用再到历史博物馆借厕所了，沿天安门广场的马路边上，已搭建了的许多临时厕所。靠近天安门广场的马路人行道上，本来就有现成的茅坑，平时用长方形下水道铁盖盖住，用时打开即可。文化大革命时在天安门广场经常举行大规模群众游行活动，临时厕所和旁边的饮水器，五一、十一节日活动都装好。七０年毛泽东发表支持东南亚人民武装抗美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五二零声明”，首都北京举行了好几天群众大游行，那些白瓷盆内小喷泉似的饮水器，是我们小朋友的关注的一大热点，把乒乓球放到喷水柱上，白色塑料球会被水冲得直转，却不掉下来，是我们乐此不疲的玩具。
撒尿完了返回绝食圈营地，要通过的学生纠查队封锁线，越来越多。眼看就可以看到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大旗了，却被纠查队的一个小头目非常蛮横地拦住，理由是我出示的路条似的“通信证”，已经失效，说任何人必须有绝食团总指挥当天亲自签发印行的通行证，才可以进入绝食圈！
我听了顿时光火，“绝食团总指挥”？——哪里来的什么草头王子！喝问他是哪个学校的。答曰：北大。问：哪一级的？答：８８级。我说：我上北大时，你还扎红领巾、拖鼻涕泡呢！领我去见你们新上马的总指挥，我有话要说！他们怯生生地嘟嚷：我们怎么能确认你是绝食的呢？我吼道：没见我这几天不吃不洗，脏兮兮、臭烘烘，满脸憔悴的模样吗？！
纠查队的小队长忙道“前辈师兄息怒”，不敢怠慢，领我通过纠察队的十几道封锁线关卡，指着扎了红带的汉白玉栏杆，特别介绍说这是最后一道安全线，来到纪念碑第三层基座上的“绝食团总指部”。
只见一帮人正在忙忙碌碌刻蜡版，推滚油印机，说是印制特别通行证。一个头目模样的本科生，一边颐指气使，一边啃着大概是什么人捐助的德州扒鸡，被我怒目而视得不自在，尴尬地打招呼，自报纠查队总队长，解释说昨天成立的绝食团总指部有决议，劝说主持工作的同学不要绝食，“要不然怎么有力气指挥大家的静坐绝食请愿活动呢？再说，对这样的政府，绝食值得那么认真吗！”我说：你们想吃东西，也得换一个地方，请不要在绝食圈里。社会上已经在谣传，北师大领头绝食的那个吾尔什么西的，被人看见偷吃面条。如果有人拍一张纪念碑下你啃鸡腿的照片传出去，被人冠以“广场绝食真相”报道，岂不把我们绝食同学名声败尽，前功尽弃？
听见我怒气冲冲地训斥，总指挥部的几个男女头头，忙围过来劝解。陪我来此的纠查队小队长忙介绍说：这是咱们北大７９级的前辈校友，社科院的博士生！我说：我们拼命苦熬绝食，为的就是唤起民众。你们弄的纠察队，里三层、外三层，把我们同外边慰问的人群隔绝开。声援群众想慰问我们，说是比进中南海都难！得推举代表，手持你们这些组织大小官员逐级签发盖印的通行证，通过纠察队的七八道封锁线，才能见到我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自绝于群众！他们赶紧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外人混进来冒充学生，保障绝食同学的绝对安全。那位纠查队总队长马上低声讨好说：“这是我签发的最高级别的特别通行征，大师兄您拿着它，保证到广场哪个核心部门，都绝对畅通无阻。。。”
看他那一脸陶醉权力的得意之色，我不禁火冒八丈，高声打断他：“你们这些小王八蛋们是拿这儿过官瘾吧？老子要不是饿得腿软，非把你们一脚踹出去！”
惊吓得周围一帮北大小学弟们赶紧劝解，簇拥着把我扶回我们社科院的绝食营地。大家一见马上围上来慰问，以为我身体饿出什么状况。我有些不好意思，好歹博士，从来没有过这样失态骂人。后来在美国偶尔看到一篇研究文章，解释说这是“饿怒症”，体现一种血糖波动和情绪之间的联系，症状表现为饥饿时有想要骂人的冲动，攻击性强，脾气暴躁，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经意间，就对周边的人大发雷霆。
中午“绝食团总指挥部”派员来关怀，提出北京的各主要高校的绝食同学队伍，每校推举一人出任绝食团总指挥部成员。社科院的绝食同学一致推举我，被我一口回绝，改推荐年长老成的丁锋出马。这帮学运组织的小屁孩子，人小心大，自幼党的官场文化中毒太深，一夜之间弄了无数大小官级，勾心斗角，你封官，我罢官，闹得乌烟瘴气。这里面北大的学生是主流。如果把高等教育的本科生比作小学阶段，硕士生比作中学，博士生就相当于大学。我头两天还试着摆出北大老校友、博士生老大哥的架子，教训他们别模仿共产党的官场，小小年纪，对权力的热衷，如蝇逐臭，乐此不疲。很快看出他们对师长的教训，不过是阳奉阴违，我行我素。绝食进入第四天，连续不吃不眠，已实在没有力气操心管他们了。
下午绝食圈里各校尚有力气能活动的人，大家携手，在救助人员帮助下，利用昨夜那群不明身份的人运进来的长卷白布、竹竿木条，搭起了各自的窝棚，虽不能挡雨，足以遮风避阳。铺好床板，钻进去裹上被子一躺，闭目苦熬漫长饥饿时光。
从送进来的报纸报道看，北京的民众已动员起来，各界百万人连日大游行声援，对我们的绝食苦境非常焦急；从来广场慰问的对话团成员那里传递来的消息，最高当局的立场纹丝不动，毫无接受我们绝食请愿提出的要求纠正“动乱”定性的迹象。再这样饿下去，哪天是个头，大家心里完全无底，心情越发烦躁。
进入绝食第四天，身体光拼那点苏打软饮料，根本支撑不住，身边同学饿晕的渐渐多起来。身高体壮的如我和林牧还能挺住，身体弱小的如徐孩子、程孩子，早已进入沉默不语、昏昏欲睡的状态。相邻的中央民院的同学，多是来自贫穷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攀谈起来汉语都说得磕磕吧吧的，也毅然决然加入绝食。他们人黑瘦，大概从小贫苦营养不良，身体底子薄，饿昏得最多，往往坐在那里聊天，说着说着就脸色惨白，仰面晕厥，没了意识。大家急喊急救站的志愿医护人员抢救，因为绝食的同学都是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昏睡，用担架可能会不慎踩到人，志愿医护人员都是把晕厥的人先从绝食圈背进急救站大棚，然后医生再视虚脱程度，决定是否需要用担架抬到守候在广场路边的救护车，速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抢救。
急救站的医务人员，担心绝食的同学睡眠中因血糖低昏迷过去，万一在昏睡中死亡，很难事先发现急救。广场灯光昏暗无法观察，他们就规定夜里每个半小时巡诊检查一次，方法是用手逐个拍打绝食同学的脸，看有无反应，反应弱者，就对着耳边呼喊，“醒了吗？”“没事吧？”我们绝食者一夜每半小时就被弄醒一次，无法熟睡，疲惫不堪。
半夜时分，昏睡的我被小程炼叫醒，说是前门全聚德经理带全体值晚班厨师、服务人员来慰问，特别用保温杯带来热乎乎的鸭汤，其经理特别小声附耳叮嘱：这可不是普通店里的鸭架汤，是特级厨师用上好烤鸭，配大补药材精心熬制的。不想连日绝食，身体一时已消受不了荤腥，勉强喝了一口，直吊恶心，犹如穆斯林闻见猪肉，只得作罢，有负这家大名鼎鼎餐馆上下员工的一片苦心。
５月１７日，星期三，阴晴不定，绝食第五天。
一早女朋友来看我，眼睛哭得红肿，说他们班上的学生，闹着绝食绝水，她劝了一夜也劝不动，“医生说，人绝水一天，就有生命危险！”我叹了一口气：“咳，戏剧学院的 ……”女朋友神色凄然：“医生说，绝食不绝水，生命极限也就七天！”我苦笑说：“我身体壮，不会有事的！”
绝食到今天，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请愿提出的党报正面、公开报道本次学生运动的要求，部分实现了。这是很大一步成就！党报破天荒第一次让《人民日报》名副其实地如实报道人民，尽管只有５月１７、１８、１９日三天。
五常委之一，北大老校友胡启立，老邓钦定的总书记接班人，在赵紫阳的支持下，拍板允许正面报道我们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风险不大”。六四后他被指控犯了舆论导向的错误，为我们在党媒上见了几天阳光，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连带主管宣传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六四后也被撤职，彻底断送了政治前程。
五天下来，绝食圈大家已饿得有气无力，也就是躺着看报纸的份儿了。当天有大量送入绝食圈的党报在传阅，最打气给力的是：《人民日报》头版专栏标题：《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 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 强烈要求立即对话救人救国》。该新闻报道旁是新闻特写《救救学生 救救孩子 ——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实况录》：
“嘀哒——嘀哒嘀哒——”一声声尖利的笛声不绝于耳，一辆辆载着绝食昏倒的学生驶向北京市急救中心和各大医院急救室。今天，是北京高校３０００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第５天。烈日当空，广场大部分学生因绝食而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抽搐、烦躁，有的同学甚至出现了室上性心动过速、肾功能衰竭、体循环衰竭、昏迷等严重症状。北京数十家医院和各大单位门诊部的数千名医护人员在广场和医院紧张地救治学生。
在现场救治学生的医务人员焦急万分地说，如果同学们继续绝食，仅靠饮用葡萄糖盐水难以维持生命；而用静脉注射多种氨基酸，目前全市又药源不足；即使同学们立即停止绝食，也因部分学生绝食后可能引起远期脑损害等后遗症，以至贻害他的终生。
连续５天在广场参加救治学生的一位医生说，绝食不绝水，生命极限一般在７—１２天，但学生们的体质本来差，绝食第一天又远道从学校步行至天安门广场，体力消耗很大，这几天白天烈日晒，夜晚冷风吹，广场无任何卫生条件，空气混浊，绝食学生精神压力极大。今、明两天不少学生生命处于危急状态，这位医生流着泪说，夜间更危险，广场灯光暗，医护人员无法为学生测血压和观察病情，如果有学生在昏睡中死亡很难发现。更为严重的是，昨天１２名在人大会堂北侧绝水的学生今天已增至２０多名。原１２名学生中，有８名先后被送去输液抢救。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晚６点，绝食学生中患各种病症被送往市内３２家医院抢救的共有１７６８人次，留院观察治疗８０３人次。仅在今天各院门诊抢救就达７４０人次，留院观察５０３人次。
绝食圈如台风眼，圈外十二级风暴，圈内就是平静地平躺，但每个绝食者的内心世界都在沸腾，时不时狂刮十二级台风。有人曾问我，绝食什么感受？我回想一下，说：精神上的疲惫最难熬。开始是担心民众在当局多年高压下，反应冷漠，我们绝食饿死也不会有人搭理。现在看到党报头版大幅度报道，我们瞬间成了全国、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被灼热的目光聚焦，历史重担一下就落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肩上，多少感到后怕，自然举措不安，为前景，为抗争的方式、方法，什么条件下才能妥协，停止绝食，时时刻刻辩论争执，心神困扰不已。
群体运动，越激烈、越极端的主张，在煽动起来的群众中越有市场，听着最爽，最受欢迎，谁还耐烦用大脑论证一下是否可行。我读到《科技日报》头版报道首都百万民众声援天安门广场学生静坐绝食的报道，通栏标题引自幼耳熟能详毛泽东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真相信我们的绝食牺牲，已唤起了民众，有如此觉悟、自制的人民，什么党内改革派、保守派的，不用去猜，不操那个心，哪派都不乞求，依靠人民就行了！大家推我到广播里讲了一通，赢得一片喝彩掌声。
党报头版报道百万游行声援一张新闻照片，引起了绝食圈北大同学的注意。照片上的北京大学师生浩浩荡荡的声援游行队伍，领头走在前排的，都是北大著名教授，其中高调挽着老教授季羡林的胳膊，走在正中的人，竟然是北大团委宣传部长谭军。北大出来的人，一见都叫骂：“学贼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投机，想摘学运的桃子了！”
这个谭军，我们中文系８１级的，同我女朋友同班，两年前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学潮中，他跳出来，以北大团干部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党宣节目上积极发言，说听任学潮继续下去，就会亡党亡国，弄得我们社科院的同学逢北大人就嘲弄，校友们都深以历来学生运动打先锋的北大，出此败类学贼为耻。此人求功名太过急切，六四后被当局撵出北大，狼狈下海经商，不知所终。
绝食到第五天，身边的人越来越多的人晕倒昏迷。程炼看上去身体不错，瘦小精干，跑前跑后不断帮人，却最先挺不住了，中午出现昏厥，脸色惨白，虚汗如雨。巡诊的医生看到，匆匆地检查了一下他的血压、脉搏，立即呼叫医护人员，把他担上架抬，直接上救护车急送医院。正挂念之际，傍晚他胳膊上贴着胶布，乐不可支地回来了，兴奋地大谈躺在病床上的自己象英雄，北医的漂亮女孩都热烈地围着他转，抢着请他在签名。
下午阴晴不定，飘来阵阵雨水。大家忙着把捐赠来的塑料布拼接起来，加盖在窝棚顶上的白布上防雨。夜里雨渐渐大了起来，突然开来了一大排公共汽车，灯光雪亮，直逼绝食圈。广场上一直有谣传，说当局无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有动议派救护车到广场，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把绝食的学生强行架上车，送到医院、疗养院强制 “保护”起来，对外宣布大学生绝食请愿结束。大家目光警惕，严阵以待，只见广场绝食总指挥部的同学，陪着几个工人师傅，热情走来，安慰大家说，他们北京公交公司的司机，非常惦记着广场绝食请愿的同学，天气预报说今晚会有大雨，他们商量着自愿开来几十辆公共汽车，停靠在绝食圈外冲天安门的方向，让同学们下雨时可以转移到车厢里避雨，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绝食同学们非常感激工人师傅的周到，齐呼：“理解万岁！”
５月１８日，星期四，阴雨，绝食第六天。
看报纸，北京声援的民众，百万人大游行已经好几天了，当局前台跑的最高领导人，走马灯似地往来医院，探望病床上的绝食学生，安慰话说尽，但绝食请愿最核心的一条，改正《四二六社论》对此次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却决不让步。前天总书记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翻了底牌：“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以老邓五七年主持反右运动，打了五十多万个右派，改革开放后平反，就是压着那几个被他亲口点名的右派不许平反的霸道狠劲看，我们就是饿成人干，他也不会在乎的，让步的可能性渺茫。
阴云压城，广场一片肃穆。大家一早就在传阅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领衔签名的打倒当今封建太上皇的《五一七宣言》。中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与绝食团、对话团同学代表对话，中央电视台直播，广场上不时有人把对话内容同步传抄进广场，用纪念碑下绝食团广播站的小喇叭播送出来。李鹏态度傲慢，口吻强硬，胸有成竹，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大家预感到局面已无转圜的余地了，徒增苦闷压抑。
绝食到了第六天，近半同学出现昏厥，或到广场急救站大篷打点滴，或救护车送进医院急救。为防疲惫中陷入昏睡，大家努力相互交谈。不想徐向东说着说着话，就忽然翻白眼仰倒，软软蜷缩着，感觉生命垂危。等不及叫救护人员拿担架，我赶紧把他背起向绝食圈外跑，前后一群白大褂帮我开道，上了救护车直奔北京市急救中心。
这些天，意大利政府捐赠的崭新救护车，鸣响着欧式警笛，日夜川流不息地奔波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圈与地处前门的北京急救中心之间，急救晕厥的绝食学生。
在陪护徐孩子的救护车上，我看到窗外雨雾濛濛，从天安门广场到急救中心，男女老少夹道伫立在雨中，手打Ｖ字声援致意，不禁眼眶湿润，想起大学里读到的十九世纪一位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创作的诗剧《 Dziady》中的诗句：
“我们的民族就像火山的熔岩，表面上坚硬狰狞，但内藏的火焰甚至百余年的寒冷也无法熄灭。”（Our nation is like lava. On the top it is hard and hideous, but its internal fire cannot be extinguished even in one hundred years of coldness.）
救护车进入启用不久，宽敞明亮的意大利政府援建的北京市急救中心，几个医生们跑步迎上来赶紧检查。听到医生说徐向东瞳孔反应不良，要赶紧进急救室抢救，我顿时悲从中来，不禁大恸，抽泣声惊动了大群正在大厅里做采访节目的美国电视台记者，他们原本采访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却被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吸引至此。记不清闪光灯下悲愤填膺说了些什么。
医生们听说我也是绝食六天的学生，不由分说，几个医护人员把我也抬上了担架车。我说我没事，身体挺得住。医生们围着我，量了一下血压、脉搏，说正常，就是情绪太激动！
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含泪劝慰说，你就别哭了，要不然他苏醒后看见你哭，身体会更吃不消的。那段时间中国真是太多感动，太多眼泪了！
输了半个多小时的液，徐孩子睁眼苏醒过来，茫然地问：“这是哪里？”我说：“是北京急救中心。”他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我笑着说：“你成了《列宁在1918》里的瓦西里，饿昏过去了!”
输了一阵子液，徐孩子不得不起床上厕所，我一手扶着他，一手拎着输液瓶，陪他去厕所。几趟下来，他恢复得面有人色了。我们谢绝了医生的留治观察的建议，毅然决然傍晚乘穿梭救护车返回天安门广场绝食圈。
这时雨还在断断续续地下着，回到我们社科院的绝食营地，却进不了我们的窝棚——我们俩的“铺位”已被占用。我只好拽了条被子先把许向东扶到绝食圈边的公共汽车里避雨过夜。
回到社科院的营地，发现刚加入绝食的新鲜血液，一位是８５级工业经济研究所硕士生柳红，另一位是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高个子女孩，本科也是我们北大中文系的，汉语专业。问她俩都已经毕业了，怎么还来绝食请愿？柳红激动地说，身逢如此伟大的历史时刻，如不亲身参与，会遗憾终身的！革命不分先后，觉得女士蓬头垢面随我们露天绝食不容易，做绅士把窝棚里我那套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床板、棉被让给她们过夜。失去铺位的我，只好在广场湿漉漉的水泥地上铺垫几块包装捐助饮料的纸箱版，躺在上面，下半夜冻得难熬，只能再湊合加盖几层报纸在身上保暖。记忆里最难熬的一夜。
晚上送进广场绝食圈的《人民日报》载：“据北京市急救中心介绍，截至今晚６点，已救治３５０４人次，其中留下观察的２４５７人次。”
绝食时正值西方各大媒体云集北京，抢着一手报道戈尔巴乔夫访华，论战、冷战、热战三十年的仇敌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是如何握手。社科院硕士班已去美国经商的外国文学所张劲旭同学，曾来信说在美国电视上见到我陪徐向东去北京急救中心，在大门前被美国几大电视台围着的采访。后来到了美国，曾想找，但美国新闻的商业化，天大的事发生，在报纸电视的新闻里，也不会热过三天。无从搜寻。唯一留下的一张照片，是研究生院八四级同学微信群，有天传来一张二三十年前的绝食照片，让我辨认。我认出了中间的人是一起绝食的同学丁峰，左边的是林牧，右边的另外一人说不认识。结果被曲小燕同学说：“@橡溪，那不就是你吗！”才意识到果然是自己，只是绝食其间，没什么机会照镜子，全不知自己如此黑瘦长发模样。而且自己从小就不愿戴帽子，怎么会有那么一顶女里女气的白色太阳帽，扣在自己头上？ 后来得知，这张照片是前些年林牧母亲从家中整理旧物时发现的，辗转上了我们社科院同学的微信群。林牧后来也来芝加哥，曾担任北大校友会会长。丁锋在研究生院曾流露过想从政，念社科院语言所的博士不顺利，未能拿到学位，辗转他校，不知所终。后来网上查到，他应该是去了日本的一所大学教书。
５月１９日，星期五，阴雨，绝食第七天。
凌晨三四点钟，被一阵骚动惊醒，说是中央领导人亲自来广场探望绝食学生，就在绝食圈的公共汽车上。又饿又冷，实在没有力气起身，继续昏睡。
上午广场绝食学生的广播站放了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请愿学生的讲话录音。
赵紫阳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７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听得大家潸然泪下。
“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赵紫阳天鹅之死的含泪哀鸣，这三十多年来，每到六四，都会在我耳边回响。
（ＹＯＵＴＵＢＥ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xjV0s2Cr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KzWI0MKbT4｝
总书记凌晨泪洒广场绝食圈，带来的绝非好兆，看来党高层温和派已全军覆没，等着强硬派来收拾我们吧。天雨阴沉，一上午满广场都沉浸在一片垂头丧气的氛围中，谣言满天飞，无非是揣度当局会用什么样的铁腕手段来镇压。
反正绝食七天了，再没有多少精神头了操这些心了，索性在窝棚里拉条被子，躺倒蒙头昏睡。
下午中共中央认可的对话团成员刘笑君来看我，说书记处书记阎明复上午同他一起在统战部厕所小便池撒尿，红着眼睛告诉他，你们要求的改变“四二六社论”动乱定性这一条，邓大人那里绝不会松口让步的，僵持下去就是军队开进北京戒严，搞不好会流血的！刘说，他们对话团从中央高层那里得来的内部消息，今晚中央会召开党政军大会，全国直播，宣布首都北京戒严，军队武力镇压一切集会游行！
大家已被长时间的绝食折磨得头脑迟钝，对军队开进、戒严、流血这类杀气腾腾的词语，反应木然。民以食为天，绝食都熬过来了，军警来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把我们当尸体抬罢！
顺便问了刘笑君那个正在交通部招待所办的第二期“股份制改革高级研讨班”怎么样了，抱歉我临时起意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实在无法通知他们，刘笑君说没事，他从研究生院得知我去广场绝食后，就马上告知工商联、民进的合作伙伴，他们都表示非常理解，同情支持，“我自己不是也参加到对话团吗？国难当头，个人、集体赚钱的小事，只能放一放了。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同中央领导座谈对话，真心敬我们社科院的博士为神兵天将！”
乱糟糟，人心惶惶的广场，不知不觉进入了夜晚。九点时，绝食团总指挥部的广播站宣布，停止绝食，突如其来，大家自然骂声一片，质问他们这一小伙人，怎么能代表广场上我们坚持了七天的三千同学，向全世界宣布停止绝食呢?！
正吵吵嚷嚷之际，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华灯四射，高音大喇叭齐鸣，那可是当年毛泽东广场检阅百万红卫兵的国家队设备，顿时把小小纪念碑下的绝食团广播站的小喇叭，压制得声若蚊蚋。
高音大喇叭直播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总理李鹏、国家主席兼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先后发表讲话， 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急动员，制止动乱，宣布军队进入首都北京市区，实施戒严！
大家一听，肺都气炸了！此时终于明白绝食请愿也得看对象，当年印度甘地绝食斗争能有成效，请愿的对象是西方现代文明制约下的英国政府。而我们面对的政府，掌控最高权力的是继承苏联斯大林衣钵的铁血老布尔什维克，他们才不会在乎你们学生娃儿的死活呢！
大伙纷纷结束绝食，进餐恢复体力、精神，准备对抗前来广场的戒严部队，等着让全副武装的军人把我们抬出广场。也有同学坚决反对继续留守广场，丁锋大声宣布：“我身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博士生，被大兵抬出广场将是我一生耻辱，我拒绝接受此种奇耻大辱！”说罢要带领部分研究生连夜返回东郊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反正这些天北京都是不眠之夜，有的是车志愿送抗议学生往返校园的。
绝食圈里年纪小些的大学生，不少委屈得哭声一片。也有倔强不屈的同学，齐声高唱《国际歌》、国歌《义勇军曲》，举拳集体宣誓，誓与广场共存亡。
半夜时分，绝食团广播站的喇叭，突然宣布为抗议当局的戒严令，广场学生继续绝食请愿，大家又是骂声一片。可怜的学运头头，不知被什么高人背后指点，天真地以为抢在当局召开党政军大会之前宣布停止绝食，当局下戒严令就失去了依据，不得不改弦易辙。现在再提恢复绝食，天下那有这种后悔药可吃！
凌晨两三点，绝食团广播站的喇叭说，戒严部队已经逼近广场，要强行把三千多绝食请愿的同学绑架到秦城监狱，向北京人民呼救，ＳＯＳ。结果人影幢幢，喧闹一片，一帮同学把一直救助同学遮风避雨的绝食圈旁百十辆公共汽车，轮胎通通放掉气。小程练兴冲冲地跑来向我报功，说他一人就放了好几辆公共汽车的轮胎，小时淘气干熟的勾当，驾轻就熟！我问他为何起此念头？程炼说，绝食团指挥部布置的，说戒严部队来广场，会用早已在广场布置好的这些公共汽车，强制运送坚持在广场的同学去秦城监狱。现在趁早把它们轮胎汽放了，瘫痪横在长安街与天安门广场之间，正好做长蛇阵路障。
我吃了几片饼干，恢复点体力，起身走过去看查看情况。广场灯光下只见公共汽车都轮胎瘫瘪，车身歪斜，不断有同学从车厢里搬挪自己的铺盖。几个北京工交公司的司机叉腰站在车旁，年纪大的脸通红，年纪轻的痛哭，委屈地说，自打大学生绝食，他们就一直顾不上吃睡，坚持在广场照顾绝食昏倒的同学，把他们接到车厢里休养，为什么如此不信任他们，把他们顶着单位领导的压力，自行主动开到广场声援绝食大学生的公共汽车，轮胎都放掉气？我听罢赶紧抱拳作揖致歉。
凌晨三四点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开来了大巴来接愿意返回学校宿舍的同学。大概丁锋他们觉得当局宣布严令后，半夜三更从天安门广场广场到东郊研究生院不便，联系了学校。这大半夜的，哪里去找院班车的司机？把大巴开来广场的是院首长的小车司机。此人转业军人出身，北京土著，平时对同学扬着头、板着脸，一副斗气嘴脸。研究生院地皮很小，根本没有正式的运动场地，同学们只好在院东头车库前的空地上打排球。有次同学的球砸到他刚刚擦得锃亮的红旗车上，他破口大骂，还要追打与他分辩的同学，站在一旁等候上车的徐敏副院长，不但不予以阻止，反帮他捡起掉在地上的大衣，差点因此引发学潮。不过对这次同学的绝食请愿，他积极支持，主动顶替班车司机，日夜随时开大巴拉同学、物资到广场绝食圈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营地。他这回不知从哪儿搞了不少白蜡杆武术棍，带到广场来分发给大家，说戒严部队来了动武，就用这棍子还击！“让这些新兵蛋子领教领教退伍老兵的厉害！”给忐忑不安的大家，长气不少。林牧从他手里接过一根白蜡杆武术棍，不时发狠挥舞演练，爱不释手。
天蒙蒙亮时，广场周边马达声四起，正当大家预期与开到的军队对峙时，一队队摩托车打着大灯轰鸣而至。被当局后来称为“飞虎队”的市民摩托车队，飞奔来广场报喜：“戒严部队被咱北京人民给堵在城外了！”
2021年11月18日作于芝加哥西郊橡溪
（图片来自网络、朋友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