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三分之一世纪前发生的六四事件，在无情时光的消磨下，当年的血与火的痕迹，在中国大陆已荡然无存，只剩记忆，残留脑海深层。当年当事人、战友、同人，日渐凋零矣。米兰·昆德拉说：“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身居海外享有言论自由条件的人，有义务把当年经历的事和人纪录下来，不容青史尽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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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橡溪笔谈
1992年四月初的北京，春寒料峭，一大早我平生第一次西服革履，从地安门附近戏剧学院宿舍，骑自行车到日坛使馆区，找到秀水北街的美国大使馆，排长队办签证。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官是一中年金发白人男子，鼻下留着两撇胡子。奉上事前已演练得滚瓜烂熟的英文，结果人家却用流利的中文发问。我忍不住夸到中文讲得好，竟能说地道老北京胡同里带“儿化音”的京腔，他得意得大笑。问他从哪儿学得怎么正宗的北京话儿，他自豪地说：“上北大中文系学的！”我好奇了：“那说起来我还是你师兄弟了。哪位老师教的？”他说了名字，我回想了一下，说：“还真没印象。大概是后来到北大工作的吧。我年级太高了，79级。”他低头翻看了一眼我的签证申请表格，聊起了北大进修中文的经历，未名湖、勺园、图书馆、闹学潮……滔滔不绝地讲了十几分钟，说教育部后来又把他强行分配到北京语言学院，“那里教学、生活条件比北京大学好，但我十分不高兴，太留念北大的校园和师生了！”临了他一边说“你的香港亲戚经济担保书是假的”，一边随手在黄条上写上“明天下午两点来使馆取签证”。拿着签证黄条出来，一大堆人围着我，七嘴八舌，都说此人外号“胡子”，恶名昭著，是美国使馆最难给签证的官员。
拿到签证，第二天一大早骑车赶到天安门广场东面东交民巷，排队向设置在北京市公安局后门的出境管理处，申请出境卡——这是六四后特别追加的一道手续，目的是防范先期持有效五年因私护照及外国签证的人，六四清查时发现有问题，立即扣押护照，防止潜逃国外。办手续的小姑娘虽然身着一身军绿色警服，扎着马尾巴小辫，和和气气。她翻看我护照上的签证，惊羡赞叹道“去美国呀！”一聊也是大学生，因为懂英文分配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那时中国还没啥电脑，她从柜台下搬出一大堆文件放到办公桌上，对照着我护照上的姓名、照片，一张一张地翻看核对。我隔着柜台瞥了一眼，都是各地公安部门发来的通缉令，照片上学生模样的不少，瞧着瘮得慌。默默地翻了好一阵子，她见我表情严峻，尴尬地笑着解释说：“这是例行公事，不是什么秘密。”最后她摸出一张卡片，填写上我的名字，盖上“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那一字千钧的公章，钉到我护照上，笑着说：“出境时边检核对后会收回。一路顺利！”
拿到出境卡后，我就抱着大把人民币现金，去建国门外的外企大楼买飞机票, 顺利订好了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去芝加哥的机票。行程第一段是乘坐中国民航的飞机从北京飞东京，直到离开中国民航飞机，脚踏日本成田机场的地面，我心头才真正涌现终于跳出如来佛五指山重压的解脱感。
四月中的芝加哥，天色碧蓝，阳光明媚。分别了大半年的妻子兴高采烈地接机，从奥海尔机场到太太为我们团聚新租的房子，路经穿过芝加哥市中心的高速公路，太太沿途不断指点车窗外掠过的摩天大厦，介绍芝加哥举世闻名的建筑奇观。快到我们租住的房子时，她不忘泼冷水，说：“马上就到我们住的贫民窟了。”
这是一栋百年以上历史的老旧独立屋，以价格低廉闻名，颇受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青睐，人称“八百号”。墨西哥裔的房东自有了中国留学生租户后，就从不照面，而是把整栋房子签约批发出租给一位资格最老的留学生，然后再由这位留学生自负盈亏，招寻其他留学生分租这栋房子的各个房间，充当 “二房东” 的角色，每月上缴合约规定的租金就行。他才不在乎一栋房子住下的人数是否超过法定限制，房屋的供暖、卫生是否达到最低法定要求呢。
好不容易逃离迫害不断的中国，我对太太说的这栋美国贫民窟，反应非常乐观。拖行李箱进屋，破旧木楼梯摇摇晃晃，太太直提醒小心，我却大咧咧地笑着说：“在国内我们费牛劲争了半天，也就混到与人合住的筒子楼一间十二平米房间，厕所、水房在楼道两头，做饭在楼道，做梦也轮不上我们青年教师能住上这种带厕所厨房的套间呀！”傍晚做饭，厨房里不时有蟑螂、老鼠蹿出，太太吓得直叫，同宿舍的老住户同学帮着打，我安慰说:“美国的蟑螂、老鼠好秀气，个头儿比中国的小多了！”
晚饭时间各房间的留学生同学，轮流到厨房做饭，才意识这栋房子楼上、楼下、地下室，大大小小的空间，均有人居住。门厅有一个黑白电视，几个破旧沙发、椅子，太太说都是前面住的留学生陆续捡来的。晚上播放新闻的时间段，大家会边调试天线看电视新闻，偶尔会有关于中国的画面出现，几乎都跟六四有关。
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早晨，六点来钟的样子，同时差搏斗了一夜刚刚入睡的我，被一阵重金属音乐巨响惊醒，朦胧间以为是军乐队从窗外经过，好奇从床上爬起来看个究竟，隔着双层玻璃窗，发现楼下街口有个停车标志（stop sign）, 不时有黑人开车经过，车喇叭放出的音乐声震天动地，惊叹他们耳朵的噪音承受力。
早饭时厨房碰到老留学生住户，聊到早上的经历，他们说早已习惯了，警告说，我们这栋房子，是小意大利区的边缘，后面的那条Western大街，就是黑人区，恶名昭著，天黑后枪声不断，警察都不敢光顾。我们房子后同Western大街交口的地方，有一个韩国人开的投币洗衣店，要去一定得大白天，用黑色垃圾袋装换洗的衣服。后来洗衣服，等烘干时同看店的韩国人聊到为什么来这么危险的黑人街区开店，他没好气地说，我们可没有像你们中国人讲究吃喝的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中国菜，到哪国一开餐馆就会有人上门消费，能够赚到钱。
那时在芝加哥这种大都市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很少，圈子不大，太太来了不到半年，恨不得人人认识。听说我是北大出来的，六四有天安门广场经历，周末有两个留学生来访。
寒暄之后，他们详细问起六四清场的经过。虽然那个血泪生死之夜已过了近三年，我述说起来还是热血沸腾，神情激动。他们听着表情冷漠，唯一感兴趣的是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死亡人数。我告诉他们我并没有亲眼目睹坦克、装甲车在天安门广场上碾压、枪杀学生，这些实际上发生在长安街，并不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他俩充满狐疑，质问说:“六四天安门广场亲历者柴玲、吾尔开希说，清场死了成千上万的学生，难道是造谣？”我听罢恼火地说：“天安门广场‘亲历者’，要看亲历到什么时候。六四清场前的三号晚上十点多‘广场民主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时，天安门广场围观的老百姓有十几万吧，戒严部队真地开枪杀人，十二点后突击进广场北面的长安街，乌合之众如鸟兽散，马上寥寥无几，剩下坚守纪念碑的学生、市民,也就千把人，连纪念碑北面的基座都坐不满。你们说的柴玲、吾尔开希，戒严部队早晨四、五点清场时，早溜号了，否则不会如此胡编乱造。清场出来的同学事后有过核对，没有人有印象最后撤离队伍里见过这两人。搞民运，不能以谎言对谎言，否则同中宣部有何区别！”
他俩喃喃地嘟囔说：“这两位可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呀！”我说:“什么学生领袖，海外吹出来的吧。广场上都是乌合之众，根本就是自发群众运动，哪里会有人服别人管？高自联、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几伙人天天内斗不已，你开除我我开除你的，有谁会听他们的指挥？”
见我说得这么如此义正词严，他俩无言以对，面露失望之色，悻悻而去。
我不禁问同宿舍的留学生，这两个家伙是什么人？好像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清场时被解放军打死得越多越好。前两年就来留学的老刘说，他们是大学里 “学自联”的活跃干部。他们这些早来的中国留学生，现在正在折腾让美国政府下庇护令，组织人四处活动收集大陆六四的材料，好游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让他们借六四白得绿卡。另一位去年来的陈同学愤怒地说:“他们当然巴不得天安门广场死的人越多越好，血流得越多，美国人越震惊越同情，他们就越容易求得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老刘跌足长叹说：“我９０年初就收到录美国大学取通知书了，紧赶着办护照，还是耽误到三月底才拿到美国入境签证。我要是知道六四庇护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的时限，就是在北京打地铺日夜排队，再高的价，也得把飞机票抢到！”
后来看到《柴玲忆述屠杀经历》的报道：“今天是西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下午四时，我是柴玲，我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我还活著……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说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吾尔开希在录像中的说法：“广场死亡至少数以千计，北京，我想数以万计，丝毫不过分，我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我的很多同学被坦克车压死了，被坦克车完全扁平地压死在天安门广场。很多他们的尸体到最后用铁锹铲起来。我的一个朋友是师大的纠察队员，负责纠察的。他就亲眼看见了把我们同学的尸体用塑料袋装起来，然后堆在一起放火烧了。”
２０１１年去世的前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生，生前“透露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是，当初他本人也奇怪为何吾尔开希得以成功逃到珠海，后来他得知，是维吾尔族的吾尔开希的父亲隶属于兰州军区空军，吾尔开希是从兰州乘空军专用飞机逃至珠海的。后经黄雀行动营救，从珠海被线人闯关送到澳门，再转来香港，由支联会安排前往法国。支联会为救吾尔开希花费６０万现金给内地的营救人员。”“六四后，柴玲逃到内地边境时，便是一直藏匿在公安派出所的楼上，而楼下则贴着全国通辑海报，说明了包括公安在内的一些人都同情民运人士。”
伊利诺州大学芝加哥校区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UIC)，外国留学生以印度来的为主，中国来的为辅，被留学生们戏称校名UIC系 University of Indian & Chinese的缩写，有自由派主导的芝加哥大都市的气派，对国际学生非常宽容，知道第三世界国家的穷学生没有几个家庭可以负担起昂贵的美国学费和生活费，为了他们能够顺利拿到签证如期来美入学，录取后还常常干脆好人做到底，慷慨地签发一纸经济资助，免学费，外加生活费资助。但这种纸面上的经济担保证明只是方便国际学生从美国领事馆获取签证用的，第一学期国际学生报到后，就难以为继了。经费永远紧张的州立大学，僧多粥少，能继续免学费保障注册学籍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这个地处芝加哥是中心的大学，生活指数高，留学生大概是美国最穷的，手头拮据的中国留学生，生活所迫，没有几个课余不在校外打黑工挣钱的，文科生尤其如此。
那时中国国家干部的月工资也就百十块，拿自费留学F-1签证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出国时外汇紧张的中国政府，只允许兑换４０美元。一般初来美国的留学生，银行帐户里也就几百美元，不打点只收现金的黑工，生存都困难。除非有海外亲戚愿意真的掏钱资助，没有听说有哪个付得起学费、生活费的。不愁学费、生活费的，那好事只有拿J-1签证的中国政府的公派访问学者、留学生有，能走通这条路子，或者是同各级领导关系铁硬的党员、干部，或者是成绩突出的青年教师或科研人员之类的业务骨干，当然也有大量享有特权的干部子弟，如令人瞩目的中央大员邓小平、陈云的儿子。
当时中国政府经费拮据，发给公派访问学者、留学生的生活费十分菲薄，远在美国最低生活费线下，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如果想有些额外收入改善生活，也必须打一些体力活的黑工，因为美国移民局颁发的访问学者、留学生签证，规定只能在校园内找工作，出了校园，只能到心照不宣不查工卡的中国餐馆打工，悄悄付给现金，不留任何工作记录。六四前后来的中国大陆人，在美国总统布什下达保护令后，访问学者、留学生有了临时工卡，可以在任何地方合法工作。我曾遇到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的儿子，他晚上、周末去连锁快餐店Pizza Hut做外卖，弟弟据说在纽约开出租汽车。
与拿自费留学F-1学生签证不同，拿J-1签证者系按中美交换计划协议中国政府公派的访问学者、留学生，结业、毕业后，必须先回国服务两年，然后才能再向美国使馆申请改换签证种类，方才有在美居留移民的可能；而不是像自费留学生那样，毕业后可以直接找工作，转非移民劳工Ｈ-１Ｂ签证，进而再转移民劳工，申请调整移民身份为永久居留，办绿卡。
六四前后在美国持J-1签证的，除中国政府的公派访问学者、留学生外，还有大批通过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CUSPEA）与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CUSBEA）录取，在美国大学读学位的中国留学生。CUSPEA和CUSBEA分别由美国大学华裔名教授物理学家李政道和分子生物学家吴瑞教授发起的。当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高等教育还在重建之中，美国招生使用的成绩单、推荐信等手段在中国高校不常见，其可信性很难评估。美国外国研究生入学标准考试TOEFL、GRE，也没有在中国开展。在李政道、吴瑞等华裔教授的游说下，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最终多达百所）改用通过CUSPEA和CUSBEA选拔中国留学生，录取考试由中国教育部主持。这些被美国大学录取的留学生，由国家公派，持J-1签证，入学前中国教育部负责培训英语，发放出国置装费，集体办理美国签证手续，报销所有赴美留学飞机票、旅馆等长途旅行费用。留学两年后可以回国探亲一次，费用均为中国政府报销。这两个项目下的留学生，不少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学费全免，发放到他们手里的生活费，足以支付普通学生房租、伙食等日常开销，基本用不着中国政府给他们发钱，心有不甘地自嘲是“自费公派”。 对他们中绝大多数冀望未来在美国发展的人来说，J-1签证毕业后必须先回国两年的规定，是压在头上的一座大山。据统计，八九年六四血案发生时，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约四万名，持J-1签证的访问学者、留学生有三万两千名之众，占了绝大多数。
中美７９年建交后，中国大陆赴美人员以公派的访问学者为主，八十年代中期后，自费留学生日益增多，渐渐在美国大学里形成中国大陆留学生、访问学者群体，出现了学联之类的组织，基本都是与中国驻美大使馆及其各地的领事馆挂钩，接受中国官方领导。六四民运风起云涌，国内北大、清华等主要高校学生纷纷唾弃官方的学生会，成立自治的学生会，在其冲击下，美国大学校园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也酝酿出与中国官方领事馆脱钩的留学生自治组织，成立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Independent Fede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简称为全美学自联（IFCSS），于１９８９年７月底，在芝加哥的伊利诺州大学芝加哥校区召开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第一届代表大会，据说该组织“以推进中国大陆民主化和维护留学生利益为目的”。
“推进中国大陆民主化”云云，大言炎炎，几十年下来，乏善可陈。倒是“维护留学生利益”，据其二十年后的纪念回顾：“一九八九年中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受到当局无情镇压之后，在美国近二百家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数万名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选派三百五十多位代表于七月二十八日在芝加哥召开大会，通过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宪章，选举了主席副主席、理事会和监委会，全美学自联于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成立。”
“全美学自联是第一个民主选举领导集团的（海外）华人组织，全美学自联在美国首都组织了规模最大的华人集会，全美学自联是世界上最早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会动员的利益集团，全美学自联在美国国会的游说活动创造了历史纪录。”
也就是说，利用六四血案，游说美国政府为六四前后来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访问学者、出差的中国公民白拿“六四血卡”，功莫大焉。
全美学自联首任主席刘永川，出国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研究生，他在二十年后全美学自联纪念集会上发表了“聚会感言”：
“２０年前，我们这些学自联的人，大多数是在３０岁上下，正好处在而立之年。现在聚会，大家都已经到‘知天命’的阶段了。
“当年，大家都还是学生，突然‘天降大任’，我们居然就接下来了，把一个学自联当作几万留学生的小政府来运作，与白宫、与国会、与美国媒体频繁而平等地来往；除了总部、理事会、监委会，我们还有十几个工作委员会为许许多多的人谋求了福利，在美国首都宣告了我们的梦想。这一段经历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在而立之年给了我们每个人站立起来的机会。”
他与另一位任副主席——出国前北京大学大生物系本科生——赵海清，“当年游说国会，跟各个州的参众议员和门下打交道，奔波于国会白宫各厢办公室, 据说连皮鞋都磨穿了底。”
六四血案发生，未及三年。美国大学校园里，中国留学生言及六四，早已不是什么六四镇压真相，民运现状、前途，而是如何利用六四这个惨绝人寰血案给美国人民带来巨大震惊的天赐良机，活动美国政界，声称在美国的大陆同胞，无论自费留学生、公派访问学者，出公差的干部、探亲访友的家属，六四事件后已变为流亡难民，回国都会被中国当局调查六四其间是否在美国参加过抗议中国政府的游行，都有被抓进监狱、被枪毙的危险，难逃美国电视报纸不断报道的中国大陆被严厉镇压的六四参与者命运，因此强烈恳求美国政府予以所有六四其间持中国护照的在美人员政治庇护。
全美学自联诞生之地的伊利诺州大学芝加哥校区，地处八十年代中刚刚让出全美第二大城市头衔的都市中心地带，八逵之地，自然成了全美学自联游说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争取六四绿卡的活动中心。那时电子邮件（email）、互联网（internet）还在初始阶段，远未普及发达，留学生联系、交流,主要还是靠书信、海报。在伊利诺州大学芝加哥校区的学生聚集的地方，公告栏里充斥着各种中、英文并用的海报，内容多是学自联号召中国留学生帮助收集中国当局迫害六四参与者的资料，六四纪念日、美国长周末假期去各地的中国领事馆门前集会游行，博得美国主流媒体关注、报道,呼吁美国政府给予中国留学生政治庇护，免受回国后遭受中国当局对参与在美游行示威者者报复、迫害。
全美学自联在伊州大学召开成立大会，芝加哥华人社区对之还是印象颇深的。那时的美国华人社区分老侨、新侨。老侨是广东台山地区来美的老华侨，他们十九世纪修铁路时就来美国，后来亲属移民不断，百年下来，建立起了各地唐人街。新侨是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华侨的技术移民，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带动移民改革,大大增加了欧洲以外的移民配额，他们得以在美国留学、完成学业后，在美国找到工作、办理技术移民。新侨主要以台湾移民为主，外省人比例高，他们中国情结浓厚，幻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人不少，对大陆发生的事情非常关注。六四其间，无论老侨、新侨，都关注大陆的学生运动,响应募捐，掏出他们积攒的辛苦钱，捐款给大陆学生。尤其是曾经参加过七十年代台湾留美学生发起的保卫钓鱼岛运动的新侨，他们当年在美国搞学生运动时也曾受到台湾当局的压制、迫害，对大陆的学生运动有天然的感情,积极捐款，声援芝加哥领事馆租赁市中心旅馆外的游行示威。全美学自联首届芝加哥成立开会，八九民运的代表人物吾尔开希作为嘉宾参加了会议，这是他逃出中国大陆后第一次在美国公开露面。慕名而来的老侨、新侨非常想见他，没想到被告知人家住宾馆总统套间，保证安全起见，不见外人，让侨界华人非常失望，批评其派头胜过国民党的老长官，发誓再不捐款。
据说全美学自联在伊州大学召开成立大会留下的另一个后遗症：此次大会的筹划者都是八九年四、五两月涌现出来的积极份子，往日名不见经传。例如两个主席竞选人刘永川和丁健，都是学潮时回到北京亲身参与大示威，戒严部队开枪前后即逃回美国，大讲其厕身北京学生运动的见闻，竟赢得威信和票源。而各地在八七年便已活跃的学生领袖如芝加哥大学李三元、王尤琦等，连正式代表资格都未获得。这为后来的分裂、内斗埋下了种子，终难成大事。
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政府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学生和民众，震惊了世界。“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像发生在他们客厅中，透过电视日复一日的报道,耳濡目染，激起美国民众的愤怒。”１９８９年３月盖洛菩的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七十二的美国人民对中共有好感。但三个月后，美国洛杉磯时报的测验却发现,百分之七十八的美国人对中共表示厌恶。美国民意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对中共的好感，已呈一百八十度的逆转。”中国青年学生的和平抗议，绝食，流血牺牲，深深地感动了美国人民，市民只身阻挡武装到牙齿的坦克人的形象，震撼美国社会，使他们从来没有这么敬佩、同情中国人民。电视上看到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号召美国年轻人要向中国青年坦克人学习，勇敢地挺身捍卫民主自由信念。
六四惨案发生后，布什总统即于六月六日下令给美国司法部总检察长(US Department of Justice，Attorney General)和国务院(Secretary of State)，延缓强制中国公民离境美国的时限，保护令包括：（一）直至１９９４年１月，此前来美国的中国公民，持公派J-1签证者，免除两年回国限制；（二）合法入境的中国公民，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后继续合法留在美国,直至１９９０年６月５日;（三）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前来美国的中国公民,给予工作许可；（四）逾期居留的中国公民，暂缓递解出境。
布什总统，是第一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七十年代就同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交情非浅，有很深的中国情结。六四血案一个月后，他就阳奉阴违，违反自己下达的停止美国高阶层官员访问中国的命令，于七月上旬派亲信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问中国，与邓小平恳切深谈，暗通款曲。他虽然在六四流血镇压发生后不久，在美国人民汹涌的舆情下，签署了行政命令，允许在美国中国国籍的人员暂时政治避难，签证逾期可以不离开美国，并提供临时工作许可，颁发工卡；但会不会慷慨到把这些临时政治避难难民，升格为美国永久居民，态度暧昧，表态模糊，让广大渴望绿卡的中国留学生忧心忡忡。
时任美国联邦众议员的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资深美貌，对中国政府的六四暴行义愤填膺，对中国青年学生的悲惨遭遇非常同情，深信在美国的中国籍公民，回国后一定会遭到同样的迫害，她早在六四血案发生后的两个星期后，就于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１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Emergency Chinese Immigration relief Act of 1989）。佩洛西的这个法案，除了布什总统之前下达给美国司法部的保护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和来访公民的保护指令内容外，进一步力主索性将这些在布什总统令政治避难的中国人，给予调整身份为美国永久居留权，颁发永久居民身份证，俗称绿卡的机会。
１９９１年９月４日，时任加州民主党众议院议员的佩洛西（中 ）与民主党议员本·琼斯（Ben Jones，左）、共和党议员约翰·米勒（John Miller，右）访华时特别到天安门广场手执白花，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侧拉出条幅，放置白花，悼念六四死难者。
六四血案发生一个月后成立的全美学自联，抓住时机，组织了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声势浩大的游说活动，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保护中国学生、学者的“佩洛西法案”。 他们号召全美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向美国国会呼救，声称自己六四前后参加过到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前的抗议中国政府的游行示威，接受过采访，上过美国的电视新闻镜头、报刊照片，被中国驻外使领馆秘密录像、拍照，记录在案，如果返回中国，会被中国政府残酷迫害，抓进监狱甚至被处死刑！他们将美国国会参议院与众议院所有议员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编印出来，复印成传单大量散发、张贴到美国各大校园，号召留学生、访问学者不断给所在地的国会参众议院打电话、写信，收集签名联署请愿信，陈述在美中国学生、学者、出访人员，因为在民主自由的美国土地上参加了抗议中国政府的暴行游行，返回中国大陆生命将会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中国政府会像血腥镇压北京和平抗议民众那样迫害他们，紧急请求美国政府庇护救济。
对六四中国军队屠杀民众深感震惊、对中国平民的生命牺牲深表钦佩的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对全美中国留学生、学者的求救呼声十分同情，加州民主党众议佩洛西领衔敦促美国国会众议院于８９年７月３１日通过了“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众议院H.R.2712）提案，５天后，参议院于８月４日也通过此提案，并另外加了一条修正案，“对于拒绝结扎、堕胎而返回面临迫害的中国大陆留美人员，当他们申请难民身份寻求庇护时，应给予最完整的考虑”。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４０３票对０票，正式表决通过《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参议院亦于１１月２２日口头表决通过此法案。同日，参众两院将此法案送交白宫，等候美国总统布什签署。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日，中国官方媒体头版大张旗鼓地发表北大、清华等北京十所大学校长致函美国大学校长的公开信，“真诚地希望美国同行们能从维护中美两国和中美大学之间的友好关系出发，并通过他们，向美国议员和各界人士以及校内师生说明利害关系，敦促美国国会和政府恪守中美双方以往达成的教育交流的协议和谅解，不要采取违背中美两国人民意愿的错误的决策。”
“这个法案是借口所谓保护中国在美留学人员免受我政府‘迫害’为由提出的。我们十位校长都是事实的见证人。目前，中国的局势已经稳定；民主和法制日趋健全；大学内的教学、科研活动都在正常进行；与各国的交往和合作都在正常地开展；不少在国外留学的人员包括留美人员陆续回国。他们回国以后的工作、生活等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他们正在为国家的建设、学校的建设而勤奋地工作。就以我们十所大学为例，６月以来，已有２３６名留学人员回到学校，还有不少留学人员回国休假、探亲或公务旅行。回国工作的人员都受到我们热烈的欢迎，并得到妥善的安排。短期回国休假、探亲等人员，不仅受到了欢迎，他们重新返回美国或其它在学国家，也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事实证明，根本不存在受‘迫害’的情况。许多美国有识之士和来华访问的美国各界人士对这种真实情况是了解的，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最近美国参、众两院所提出的‘法案’的依据是不存在的，其‘借口’也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我们不得不对此深表遗憾。”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布什总统否决了“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
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３日国会复会, 第一件重头戏就是讨论布什总统否决“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
白宫当日特别颁布什总统否决此法案的备忘录，陈述他并没有反对该法案保护中国学生学者的意愿和措施，早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６日，就向美国司法部总检察长和国务院下达了延缓强制中国公民离境美国的时限并给予工作许可的保护令，已经包含了“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的所有措施，再由国会立法，没有必要。他否决的理由是这些措施是行政部门的职责，不需要议会立法干预，以便行政部门日后协调处理美国与中国外交关系与学术交流过程中保持弹性。
布什总统在备忘录的结尾，陈述了一段让中国大陆留学生、访问学者心惊胆战的话：“我对天安门事件中使用的暴力和镇压表示遗憾。我相信，正如其领导人所说，中国将恢复６月３ 日之前实行的改革政策。我还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留美访美人士会愿意返回中国。在这个事件里，我希望短暂来我国的中国留美访美人士所获取知识和经验，将用于帮助推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I deplore the violence and repression employed in the Tiananmen events. I believe that China, as its leaders state, will return to the policy of reform pursued before June 3. I further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visitors would wish to return to China in thos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case I would hope that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gained by the Chinese visitors temporarily in our country be applied to help promote China's reforms and modernization.）
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４日，国会众议院以超过三分之二票数的３９０票赞成对２５票反对，推翻总统布什总统的否决。但次日参议院以６２票赞成对３７票反对，未能达到推翻总统否决的超过三分之二票数。“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胎死腹中。
已尝到六四血案带来的政治避难红利的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此时已决不会仅仅满足布什总统延缓强制中国公民离境美国的时限并给予工作许可的保护令，而是进一步索取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永久居留的机会。全美学自联鼓足干劲，把说服美国国会议员，确认中国大陆留学生、访问学者、访美人员难民身份，返回中国将身受严酷政治迫害，请求立法给予政治庇护，当做留美中国大陆人士第一要务来抓。顿时美国国会殿堂上下，尽是中国人的身影。
国会在野党民主党领军人物众议员佩洛西，对其《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被总统布什否决，并在执政党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未能未能达到推翻总统否决的超过三分之二票数，惨遭挫败，十分愤恨，强烈批评执政的共和党总统屈从中共压力，不惜牺牲留美中国学生、学者的身家性命，背叛、抛弃了美国价值观，必须引咎下台，为不久将来的９２年美国总统大选造势。
全美学自联抓住时机，组织了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声势浩大的游说活动，号召全美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平时不断给美国国会议员写信、打电话留言；节假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上访、各大城市的中国领事馆游行，恳求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在美人员的政治庇护法案，获得在美永久居留权，从而彻底保护中国学生。全美各地的中国学生群起组织对酝酿中的国会庇护法案收集联署签名请愿信。
佩洛西再接再厉，更加积极谋求让美国国会进行新的保护中国学生立法，能量极大的她决心在被布什总统否决的其《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保护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延长居留签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慷慨大方地力主添加给予他们永久居留权的条款，索性给这些在布什总统令保护下政治避难的中国人美国永久居留权，颁发永久居民身份证——俗称绿卡！她竭力游说美国参议院的议员，联合推出参众两院的新保护中国学生法案。
布什总统迫于国会反对他否决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及其后续活动的压力，于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签发了《第１２７１１号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12711），内容和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相近。该项正式行政命令，旨在暂缓遣返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至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之间抵达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取消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可以继续在美国合法居住并给予他们在美工作的许可。该行政命令的有效期到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为止。
此行政命令保护的范围远不止学生学者，所有受到布什总统行政命令保护的中国公民(包括在中国大陆出生、后来移居香港、澳门的大陆人士)，都同样受到该法案保护。
但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并不为布什总统让步签署行政保护令所动，非常执着地继续在国会强力推动旨在给予所有六四期间在美国中国大陆公民永久居留权的法案。她联手美国参议院议员，促成参议员斯雷德·戈登于六四事件两周年纪念日的１９９１年６月４日，向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交了《中国学生保护法案》（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参议院S1216）的草案，旨在给予所有在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之前抵达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永久居留权的法案。由于佩洛西的核心主导作用，该法案也叫《佩洛西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
到了我１９９２年４月来美的时候，这个草案经过将近一年在美国国会的酝酿，已成了正式等待国会参众两院听证表决的《１９９２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简称“CSPA”， 全称《除非情况允许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安全归国否则对其提供就〈移民与国籍法〉现行状况修正调整法案》，An Act to provide for the adjustment of status under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certain national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less conditions permit their return in safety to that foreign state，S1216法案）。该法案以布什总统下达保护中国学生的《第１２７１１号行政命令》日期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为界限，此日之前来美国的中国大陆公民，均可给予绿卡。
佩洛西这个国会提案的消息传出，中国留学生立马炸锅。在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时间线前来美国的，纷纷以手加额，兴高采烈，得意洋洋；那天之后来美国的，有的嫉妒羡慕恨，有的痛斥这些人没有起码的道德廉耻，吃人血馒头，拿的不是绿卡，是“六四血卡”！
在“六四绿卡”的问题上，在美国加州Netix通信公司工作的叶向农，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人士之一。１９９２年，他与数名大陆学人发起一场反对”六四血卡”运动，并为此成立“９２０１行动委员会”，发表公开信对“血卡”进行强烈谴责。
叶向农自述“本人是完全有资格拿六四血卡的，但出於对六四烈士鲜血的尊重，作者断然拒绝了六四血卡，自愿选择以正常途径解决在美居留问题”。他曾召集一些中国大陆留学生、学者在洛杉矶联邦政府大楼移民局门口，举行反对美国政府颁发“六四血卡”的抗议集会游行。“游行前，数百名中国留学生打骚扰电话和恐吓电话致叶的办公室，还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企图堵塞叶的计算机通信网，有一位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中国留学生竟用其大学的电子传真系统，向叶的办公室发了数百篇纸的骚扰传真”。
六四血案发生后，中国高校学生与以往毕业工作的年轻知识分子，普遍对中国当局彻底失望，渴望离开这个专制强暴的国家，掀起出国留学热。尽管当局竭力打压，出台了种种限制自费留学的措施，规定只有当地侨办出具海外亲属关系证明的人，才有资格出国，平日门可罗雀的各地侨办，顿时喧闹如集市。即便有了侨属证明，非直系亲属还得上缴成千上万以攻读学位年数累积的高校培养费，才可放行办理出国手续。
我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生时的老同学赖小刚，毕业分配到军事科学院，六四时已是校级军官，他回忆说，６月４日那天清晨，他从电视里得知天安门已“清场完毕”，就冒着大雨骑车去到单位军事科学院。一个军官同事告诉他：“机枪！打了一夜的机枪！”另一个军官同事悲愤之中向他吼道：“赖小刚，你还在这儿呆着干什么？你还不走？！ 你还这么年轻，你在这个国家呆着干什么？！”他不久就放弃军籍，移民加拿大。
我和太太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直埋头业务，从未动过出国念头。经历了六四天安门广场铁血清场后，我们义无反顾地把离开这个国家当做生命中的头等大事。留学美国须有托福（TOEFL）考试成绩，北京师范大学是华北地区仅有的几个考场之一，深秋寒风凛冽的教学大楼外，挤满报考的人群。他们为了报上托福考试名,从下午就开始排队，彻夜坚守，等候第二天上午托福报考中心开门，祈望能在考试名额未满之前报上名。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六四绿卡资格时间线后，中国大陆自费留学生９０、９１年秋季赴美入学达到高峰。这些没有赶上六四绿卡资格时间线的留学生，很多是８９年学生运动的亲身参与者。他们对全美学自联带领六四前后在美国的留学生、访问学者，把惨绝人寰血案的六四血案视为天赐良机，迫不及待从中渔利，利用美国公众对中国民众的巨大同情心，编造谎言欺骗美国政界，谋取六四绿卡居留，普遍十分反感。
一同分租八百号小楼的小陈，９０年秋天来伊利诺州大学留学，有次提起持Ｆ－１学生签证的留学生，只能在校园内打工，校园里的那些图书馆、自助餐厅、实验室少得可怜的工作机会，美国本地勤工俭学的学生还都抢不到，哪里轮得到英语听说都不利落的中国学生？他向早几年来的中国留学生同学打听校园外工作的门路，那家伙一听，马上从钱包里掏出布什总统颁布中国学生保护令后拿到的工作许可工卡，得意洋洋地晃着说：“校外打工挣钱得有这个，合法收入怎么也得美国法定最低工资。没有工卡的，只能去央求港台人开的中餐馆老板，非法打黑工干waiter，没啥底薪，纯粹靠客人给的现金小费。辛苦半天挣不到几个钱，只得认了，谁叫你没有身份呢！等六四绿卡批下来，我们就再也不用打麦当劳这种快餐店的蓝领苦力工了，可以光明正大到美国大公司申请专业对口的高薪白领工作！”小陈气愤地说：“这些吃六四人血馒头的家伙太无人性了，缺乏为人基本的道德底线，骗取六四血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太太所在的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戏剧系，其导师六十年代从英国来美国东部的长春藤达特茅斯学院留学，入学不久，有天下午上课回来，发现宿舍里自己的东西被人翻检过，他高中在英国时就热衷上街游行示威，与警察有过交手的经验，马上感到自己被监视上了，绝对不能继续呆在该校，就转学哈佛大学，读完本科后又在西部的斯坦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然后来中西部芝加哥的伊州大学任教，当戏剧系的系主任。戏剧系是纯人文学科，文雅有余，金钱不足，奖学金少得可怜，而且往往只给第一年,勉强支撑太太一个人的最低生活开销。现在我来了，头等大事自然就是打工、挣钱、谋生存。
我来美国之前，就已做好踏入美国的第一天，就放下博士架子，同广大中国大陆留学生一样，打一些能够逃避工作许可的体力劳动粗工。出国前特别按太太交代的美国留学生经验，只备了一套西装，买了大量结实耐用的牛崽服，还特别花钱报名北京烹饪协会的厨师学校培训班夜校，拿下三级厨师证书。那时中国留学生的那点助学金，仅够日常吃饭、住宿的开支，根本买不起美国百货商店里的服装、日用品，头几年都是用国内带来的便宜货。按照老留学生介绍的经验,我出国时恨不得备齐够几年用的服装、日用品，打行李时几个哥们儿帮忙，死活压紧塞进两个超大箱行李。从东京转机到芝加哥，不知西北航空公司为什么偏要在羽田机场清美国海关，而且要求中国旅客的行李要开箱检查,气得有老留学生抗议日本歧视。结果我那两个大行李箱，开了就很难再拉上拉链合上,几个日本机场工作的小姐，呲牙咧嘴挣扎着合力盖箱，我见状只好上去帮忙，弄得西服凌乱,一头大汗。
到了芝加哥后第一个周末，同住的留学生老刘主动提出开车带新搬来的我们夫妻俩逛唐人街。同世界各地华侨聚居的地方类似,芝加哥的唐人街老旧脏乱，没啥可看的，买点生活必需的大米、中餐调料，还买到久违的中文报纸——当时美国仅有的台湾人办的《世界日报》。第一次翻看中国大陆以外的报纸，五花八门，很新奇，特别是分类广告版，里找有不少找工作的信息。平日房子里的留学生都去上学了，我就试着用客厅里大家分摊的打电话，按照分类广告版面小方格里的招工信息，逐个拨打芝加哥３１２区号内的电话。接听电话的男女讲的全是完全听不懂的广东话，同我这讲普通话的根本是鸡同鸭讲，交流不下去。见到一个教师招工广告，打过去竟然辗转找来了一位会说国语的女士，她直接问我有无学历，我回答有博士学位，她大笑说,我们这里是教小孩子的教会学校。最有希望的是一个唐人街职业介绍所广告，打了几遍，终于有会说国语的来接电话,说必须来唐人街面谈，才能荐工。
从我们住的小意大利区的边缘，去唐人街无公交车可乘坐，只能坐免费伊州大学的校车到芝加哥市区离唐人街最近的站下车，然后步行到唐人街，路途要穿过几片黑人区，怎么都得走一两个钟头。大家都劝阻我千万不要去，“太不安全了！”我则一笑了之。黑人再凶狠，也不会有坦克装甲车冲锋枪。再说，我们这些第三世界来的留学生，比美国最低层都穷，光脚还怕穿鞋的！
一路上街区破败不堪，比中国的贫困地区好不到哪去。路上几次遇见黑人迎面走来，我也直视相迎，擦肩而过，并没有发生留学生传说的拦住声称借两块钱实为抢劫钱财的故事，大概我天生高大威严吧。
走过运河的大铁桥，进入脏乱的唐人街，看到街旁有中文招牌的一座铺面。楼下餐馆，楼上就是广告上的那个职业介绍所。其香港老板只会说广东话，交流困难，倒是带着两个三、五岁小孩玩耍的老板娘会几句国语，上来就问有没有工卡，听到否定回答，顿时面露鄙夷之色，说先椅子上坐等吧，看看有没有餐馆急需荐工，宁愿现金付工钱,没身份的也要。枯坐到了下午，老板娘走过来说,有一个外州餐馆老板来芝加哥市唐人街找急需的厨房“抓码”、“油锅”帮工，立即给工作，一会儿可以跟老板的车走。我问，如何解决吃住问题呢？老板娘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说，中餐馆做工，当然提供一天三顿伙食了，老板会租一间房，让员工都住在一起。我焦急地说，我出来找工，并没有想到马上就会离开芝加哥到外州打工，晚上太太没我消息，还不担心急死了！老板娘说，如果你这份工成了,可以免费用我这里的电话打给太太留言,我赚到了佣金，不会介意你那点电话费的。过了一会那个老广餐馆老板来面试，普通话一句也听不懂，也一句英文不会,见我们两个人绝无可能对话交流，知难而退。
没几天，一位在芝加哥城北一个香港移民开的外卖店打送外卖工的伊州大学中国留学生苏同学,听太太说老公刚来要打工，告诉她其打工的那个外卖店厨房里的墨西哥工人跑了,急需一个工人帮厨，他可以带我去试试。他说外卖店只做晚餐生意，但中午就需要厨房备好料，让我上午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我第二即去上工，公交车几经转车,用两个多小时才赶到餐馆。
小外卖店两个香港移民老夫妻经营，老公是大厨，老婆是二厨，那个苏同学接听订餐电话兼送外卖，我抓码、炒锅一肩挑，切菜、上浆备齐食菜外，兼炒简单美国化中国菜，如egg foo young，chop suey，头回见识厨房里广式灶台，一口大锅，一把长铲，一条长勺,炒菜时左铲右勺，上下翻舞，号称“双飞”。四个人运行小小的餐馆，平时生意清淡，苏同学出门送外卖，老板娘就顶替接电话接单。周末生意颇忙,平日就要备妥食材，把肉和海鲜切好，调味，上浆，放进冰箱里腌渍储藏到周末用。老板夫妻的儿子周木也会来帮忙接听电话、送外卖。他们的独生子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人(ABC)，伊州大学读商业管理硕士（MBA），扎一条马尾巴辫子，只会说英语、广东话，刚毕业，找不到工作，准备当警察，直抱怨布什总统乱打海湾战争，弄得经济萧条。
香港老板夫妻俩是地道的香港人，普通话只能说一句半句，“莫英文”，沟通起来非常吃力，比比划划做厨房里的事。苏同学可以说几句半调子广东话，他下午来后，边帮厨清理蔬菜，边同老夫妻俩聊天，嘻嘻哈哈厨房里渐有人气。我夸苏同学有语言天才，他说：“哪儿呀，餐馆打得多了，自然就能扯上几句简单的广东话。”老板夫妻人挺朴实，每天晚上九点收工时，他们都会另起炉灶为我们四个人特别做正式晚餐，食材都是中午叫货时特别点的活鱼、龙虾、走地鸡鸭什么的。苏同学介绍说，这是香港餐馆厨房的规矩，员工下班前的晚餐，绝对不可以吃当天厨房剩菜，仅这一点，就比台湾、大陆人餐馆老板为人强多了。
晚上下班早已没有公交车了，都是苏同学或老板送我回家。苏同学说老板家在唐人街，下班到家已是晚上十点多，生活才开始，约朋友打麻将赌博到凌晨两三点才散伙睡觉，上午十一点照样来餐馆上班，精力真充沛！老板一般会多炒两个菜，让我和苏同学打包带回给家人分享。有次听说我太太过生日，老板娘还特别煲了广式老汤，炒了几个拿手菜，让我带回去送给太太品尝。他们送我下车时，太太正在门前路灯下的树影里只身徘徊，等我归来呢。
芝加哥从来都是瞬间从春入夏，关了暖气开冷气。六月天暖，户外活动恢复，人们都喜欢外出到餐馆堂吃，点外卖送到住所的反而大减。听到老板娘不断诉苦生意清淡，苏同学马上明白了意思，说我们两个学生仔先辞了,冬天冷的时候再来吧。
站完最后一班岗,晚上回到宿舍，同住的老留学生们，议论起没有工卡身份，打工之难。小陈为了打上底薪虽低，小费夏季餐馆生意好时会收入较高的企台(前台服务员，老北京叫跑堂)的活儿，特别买了一套黑色职业waiter行头，好话说尽，求得一家郊区的大粵菜馆经理同意他周末忙时试工，结果铩羽而归，经理让他先到小餐馆磨练成熟手再来,“同客人英语还能应付,但一晚上点错了两个菜，被客人退赔，挣的小费都赔进去了！”
老刘建议我赶快买一辆车，芝加哥这么大,有了车才可能打工挣钱。老刘说自己开车送外卖，好的时候，一晚上可以挣上百块！“当然也看送餐给什么社区的居民，犹太人、墨西哥人、菲律宾人这些少数族裔，给小费小气孤寒；老黑或者奇慷慨大方，或者一毛不拔――打铁！”
的确，留学生们虽穷，却来了不到一年，人人有一辆打工用的老旧汽车。听从他们的建议，我们也花了三百美元，从太太熟识的王同学手里，买了一辆红色马自达（Mazda）３２３日本车。这辆手动挡车大概是新老留学生代代相传老车，伤痕累累，破旧不堪。王同学成交后把它开到我们住的搂下街边停放好，见我刚从国内来，对车的结构、驾驶毫无概念，特别带我到车前，车里车外讲解示范了一番。毕竟平生第一次有了最大的财产，兴奋之余，我拎着桶从宿舍里提水把车身认真洗刷了一遍，多少年后太太还记得我对那三百块前的破车珍爱不已的样子，对家里无别的牌子车，不得不开着奔驰到麦当劳打接单小工的高中生儿子提起此事，“你爸爸那时太可爱了!”
老刘见我们买了车，就热心开车送我到芝加哥市中心的伊利诺州政府大厦里的州务卿驾驶执照办公室去考驾照笔试，顺利通过后凭手中的驾驶指导证，只要副驾驶座上有一位有驾照的人陪同指导，我就可以练习开车了。
小陈自告奋勇，每天晚上带着我到伊州大学下班后空荡荡的停车场练车。手动挡车便宜、省油，但不同于自动挡，驾驶起来离合器、刹车、油门、挡杆，要配合好才可以稳稳当当地开好车，不死，不跳跃。碰上红绿灯,从启动到加速，要四肢并用,左脚踩踏离合器,右手换挡，左手把持方向盘，右脚踩踏油门，从１挡到５挡，掌握好换挡时机，车才能顺利行驶。手动挡车被人称为运动型车，运动细胞不发达，在红绿灯遍布的大城市,驾驶起来真是一种挑战呢。
我练了一两个晚上，小陈直夸，说可以上路了。练到周末，小陈信心满满地说，你可以去考路试拿驾照了。
星期二一大早，老刘陪着我开车到２９０高速公路旁的州务卿驾照考场路试。年轻的墨西哥裔考官死死盯着我那满身锈疤的马自达３２３，对是否进车入座，犹豫不决。我隔着车窗笑眯眯地扯扯副驾驶座的安全带，喊他上车，“保证绝对安全！”
路试的路线，小陈前一天晚上已经陪我开车演练过多次。出门右拐弯，碰红绿灯左转弯,再左转弯进入高速公路边上的辅路(frontage)，路旁停车，倒车，掉头，原道返回。考官见我一路有条不紊地换挡，流利驾驶手动车，印象深刻。下车时他握了握我的手，说：“祝贺拿到伊州驾照！”从未碰过车的我，一周之内拿下美国驾照，这大概是历史纪录吧！不久在我的教练下，太太成了学校唯一能开手动车的女中国留学生。
老刘陪我考下驾照不久, 开着他心爱的红色丰田卡罗拉（Toyota Corolla）自动车送外卖时，周末在湖滨大道自然博物馆附近，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白人用手枪指着逼停，拉开车门枪顶着头逼老刘下车，老刘舍不得车，犹豫了一下，那家伙冲地上放了一枪，老刘只好赶紧下车，让他把车劫去。
老刘只得打出租车回来。过了两天，我们发现他神情萎靡不振，车也不见了，细问才知道他遭遇。老刘说已报了警，我们安慰他人不出事，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不愿让人知道，叮嘱切勿外传。没见天，警察通知说,车已找到，告知抛车的南部黑人区地址。他马上赶去，车倒仰着，车窗破碎，轮胎、电池等一切容易拆卸的部件，已被黑人洗劫一空。老刘是吉林工业大学毕业，对汽车很有研究,他说车的动力、传动系统没有大损害，他实在舍不得这辆在十字路口林立的城区送外卖十分得力的自动挡车，就租了后院一间车库，自己买了各种零件、工具，硬是把车修得能开了。
他把车从新喷了一遍红漆，焕然一新，大家围着感叹他真能干。太太告诉他,她的一位北京籍的女同学，去年秋天其心爱的Oldsmobile车，晚上停在宿舍外的街边，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报警车被偷，警察一个星期后打电话通知找到了，她兴奋地恨不得马上打出租车去取车，警察说：“不用了。我们会寄给你。”过两天收到一个大信封，里面是她的车的牌照，附有一个短信黄条，说她所丢失的车是在芝加哥南部找到的，已经被拆卸成碎片，仅有汽车牌照可辨认。
我自己能开车了，就常常出门转转，拿拿免费的英文报刊，寻找工作机会。去唐人街买东西时，总是不忘买一份当时唯一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有次在分类广告上看到一条招工信息,说是西郊商业中心招清洁、草坪维护工人。电话打过去，居然不是港台口音，老板竟是大陆人！聊得挺投机，对方说马上来上门面谈。不一会儿王老板驾到，见面就问有没有身份。得到否定回答，王老板既不意外也不失望，说带你去那个商业中心实地考察一下。
从破烂的芝加哥意大利黑人交界市区，初到遍地绿草如茵的白人居住的郊区，简直进了世外桃园。王老板介绍了一下工作内容,周边环境,问有什么意见。对当时的我来说，任何一个工作都会满意得不行。唯一尴尬的问题,是没有工卡可工作,合法领工资。王老板一笑，挥挥手，说：“不要紧。你去注册一个服务公司，我和你公司对公司，把活儿包给你的公司，报酬我公司开支票支付给你公司，有什么工卡不工卡的！”
我回去到伊州大学图书馆查了查美国相关的资料，发现美国虽限制非移民签证的人被雇用工作，但并不限制他们开公司雇用美国人、绿卡持有者经营赢利。于是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按政府要求在当地小报的分类广告栏刊登法律公告（legal notice），注册妥公司，同王老板的公司签承包合同，从此开始了我的自营公司生涯。多年后有次全家圣诞节到夏威夷度假，两个儿子同我坐在酒店客房的晾台上，喝啤酒看落日海景。俩儿子不知怎么聊到报税的事，医学院的大儿子与工学院的小儿子，暑期一个在实验室帮做研究,另一个在化工厂实习,居然关心起拿W-2税表会退多少税。我告诉他们老爸在美国三十多年，从没有拿过别人公司的W-2税表，看来这辈子也不会再拿，他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哈哈大笑，问是不是又创记录……
签完合同后，我和太太即搬家到西郊，在离工作地点较近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房单间，其晾台下就是一个太太十分喜欢的游泳池。那时银行帐户上的存款，已经不到五百块了。
负责这个商业中心内外环境的维护，至少需要三五个工人。我们所住的二层公寓楼区，大概是西郊最便宜的地方,有不少墨西哥人面孔的居民。于是我们就在居民必去的洗衣房门窗上张贴广告招工，应征的不少，结果我们没有工卡的公司老板，却认真地检验起应征者有没有绿卡。来应征的白人太多，我们初成立的微小公司怎么可能雇佣得起？于是太太在广告上加了一句“墨西哥人优先”，结果马上不断接到白人打来的电话，怒斥我们“种族歧视”！赶紧去洗衣房撕下广告，着实上了一堂美国种族政治法律课。
收到第一笔服务费后，我们马上买了一个大彩色电视。早晚收看电视上的节目，是我们了解美国社会的主要渠道。太太开玩笑说：“这是我们家唯一新买的大件。其他家具，都是人家送的，自己捡的。”
电视新闻里的任何有关中国的消息，都会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不时可以看到中国留学生周末聚集在首都华盛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门外游行的镜头，人头攒动，标语铺天盖地。
王老板隔三差五会来商业中心巡视。他太太是７９年美国与中国建交后最早一批来美国的大陆的留学生，他随后来美陪读，“四十多岁了，没有兴趣再从头读书，拿什么学位了”。他太太拿到博士学位后在伊州大学找到工作，然后通过技术移民办下了绿卡，成为最早一批中国大陆来的美国的技术移民。
她太太后来主持伊州大学中国中心的工作。伊州大学历史上同中国缘分非浅，上书给二十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呼吁美国政府把清末庚子赔款退还，割猫尾巴拌猫食，用来资助中国青年留美或在中国办美式大学的，就是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伊州大学系美国大学里最早与新中国合作的大学之一，他们与中国政府签定协议，定期收费给中国政府培训干部，生意十分兴隆。六四事件发生,中美人员交流一时停顿，对这个合作项目打击很大。邓小平九二年南巡后，中国回归改革开放路线，在校方的努力下，中国政府的官员开又始继续赴美交流培训。
王老板主动提出，可以带我到伊州大学中国中心他太太的办公室，蹭打长途电话到中国，“每天同中国通话那么多，谁能查得清因公还是因私！”那时国际长途电话费用很高，打到中国一分钟两三块美元，起价三分钟。可打国际长途的电话卡倒是有，但那是大公司为出差业务人员联络方便掏钱买的，据说有黑道里的人专门在机场大厅高处用望远镜窥视公共电话棚里用电话卡的人所拨的秘码，偷偷记录下来,拿到纽约等大城市的机场、长途汽车站，兜售给外国移民模样的人。从黑人那里买来电话卡号码、密码的同学，有时用过后会与朋友分享，没两天就能恨不得传遍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社区。我在中国离休的父母，非常担忧我们在美国能否立住脚，书信往来要月余，没有亲耳听到我的声音，老父母怎么都不放心。我电话里告诉他们过得很好，还买了一辆轿车，老爹听了直乐：“都买车啦……”
路上王老板详细问了北京发生六四事件的真实的情形，我讲了我的亲身经历，他听后评论说：“六四事件的后果，中国政府被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抵制、经济制裁，固然是输家(loser)；中国老百姓经济萧条吃苦头，一样也是输家；参加学运的学生，被清查迫害，最大的输家。唯一赢家(winner)，是中国大陆来美国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出差来访的人，抢着吃人血馒头，糊弄老美骗绿卡。你们在中国流血玩命，人家在美国赚政治庇护绿卡！”
打工一周七天工作，早出晚归。没几天就在上班的路上，出了车祸。我大白天在公寓临近的一条马路上小马自达车开得好好的,猛然被一辆从旁边小路口闯停让标志（STOP SIGN）的八十多岁的白人老头开的别克车，撞飞横转了几圈，才停到路边。巡逻的警察没几分钟就赶来，那老头反复向警察诉说我车开得太快了，警察耐心听他唠叨了一阵,指着他经过路口上交通警告牌说：“先生，你有停让标志，他没有，是你应该让他优先通过！”
车还可以继续开去上班。晚上回家，填写了警察发的《交通事故报告表》，投寄出去。没几天,对方车投保的保险公司打电话，通知我开车到他们指定的修车行估价。
来到修车行，一位白人胖老头接待。他让我先把车开进车间验伤。过了一会儿，他叫我和他一起进车间，与同车行的几个人围着车看了一圈，说:“这车到处都是疤痕。请问这次车祸新碰的伤痕在哪儿？”我指了一下，他们大笑。
出了车间，他让我坐在他对面，左手翻表格，右手用粗壮的食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在油黑的键盘上敲字，边填报价单边随口问道：“是中国留学生吧？”我说:“是。”他叹了一口气:“坦克在大街上碾杀你们这样的孩子，太惨了！”说着又竖起了拇指：“那个不怕死迎面只身阻拦坦克的年轻人，真勇敢，佩服！”他说他在电视上看到布什总统号召自由世界的年轻人，向中国大学生学习。有公司把坦克人印在啤酒易拉罐上，义卖这款啤酒给中国学生捐钱，“我碰到一口气买了好几箱!”
晚上那家保险公司就打电话来，说这辆马自达车完全报废(total loss)了。这是我来美国第一次车祸，完全没有同保险公司打交道的经验。保险公司的女士解释说，修车行报来的修理该车的估价，超过了这辆车的市场价值，保险公司可以按市场价格全额赔偿给你。她问我有没有车祸受伤看病的医疗帐单？我心想自己哪里有医疗保险,怎么敢去医院看病？又问我有没有误工费？我心想自己连工卡都没有，怎么会有合法工资记录？听到我两个否认回答后，她试探着说，保险公司愿意给你车祸赔偿９００美元，你可以接受吗？我问：“那你们会把车买去拉走吗？”她忙说:“不会不会。如果车还能开，尽管留着用。”听到我一口接受她提出的赔偿,她兴奋地直叫好，说明天一大早就会上门送支票，同我签结算索赔协议。
五六月的芝加哥，天气会时不时地暴热。有天下午没有空调的马自达车内热得不行,正好需要加油，我就把车拐进最近摸熟一个小镇路口上的Speedway加油站，那里的苏打饮料特别便宜，无论多大的杯子, 即便是最大号52 zo杯子，灌满了都是五毛九。
那时的加油站鲜见可以在加油枪上直接拉卡付款的信用卡收款装置，必须进到加油站店铺内付款。我给车加完油，进到店里先打了一大杯可口可乐,然后端着它一起付钱。柜台上的白人收银员，让我报上加油枪的号码，再报出我应付的钱数。听口音他像是东欧人，一问果然是罗马尼亚人。他非常寂寞，问我是不是中国来的，抓住不放聊天。两个前共产党国家逃出的年轻人，马上聊得格外热火——共同语言太多了！反正小加油站也没多少人光顾，我来这儿加油，纯粹因为它地处僻静角落，油价、饮料着实便宜。加油站就他一人看店,憋不住眉飞色舞向我讲述起他们罗马尼亚人民八九年大起义，枪毙了残暴统治他们几十年的独裁暴君齐奥塞斯库夫妇，我也向他讲了目睹北京市民八九年被军队坦克血腥残酷镇压的六四悲惨经历，告诉他八九年中共举办建国四十周年大庆，齐奥塞斯库专程到北京庆贺，特别向中共领导取经，如何武力镇压群众集会。他说，天安门事件极大地刺激了已经被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新思维冲击得民智力大开的东欧民众，他们深信共产党本性难移，如果他们自己的国家遇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国那样民众奋起上街抗议游行的局面，当局一定会像中国党一样，坚决开枪武力镇压。中国六四事件让东欧人民觉醒，想得到民主自由，只有彻底推翻执政的共产党。六四是东欧、苏联巨变的直接导火索！
不知聊了有多久，直到我背后有一个白人老者轻声说：“对不起，我可以打断你们的革命历史回顾，先付一下钱吗？我实在太爱听你们的故事了，不过老伴儿等着我买菜回家做饭，得先走一步。”我回头一看，不知不觉，背后已有几个人在静静地排队，等着柜台付款。
快到六四事件三周年纪念日，美国电视、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报道突然火热起来。占据电视画面、报纸版面的新闻，并非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政治、经济动向，而是美国国会的参议院、众议院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通过一项有史以来最慷慨、规模最大给予难民政治庇护的移民法案。
《１９９２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是一项由时任美国联邦众议员的加利福尼亚州籍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提出的、旨在给予所有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至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之间抵达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永久居留权的法案。这项法案将使得时任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于１９９０年签署第１２７１１号行政命令中规定的“暂时禁止将中国国民驱逐出境”成为永久性条款，发放给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到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之间在美国停留过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绿卡。
全美学自联眼看六四绿卡法案通过在望，号召中国留学生发起新一轮的签名联署请愿信，积极捐款资助学自联国会游说活动的经费。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时间线前来美国的留学生，莫不对六四血卡持幸运感，“天上掉馅饼,正好砸到自个儿头上，比他妈的中乐透大奖还过瘾！”对学自联的呼吁，踊跃响应。
全美学自联带领中国留学生代表，把他们六四后在美国组织的数次谴责中国政府的游行中有心拍照的许多照片，放大做成大型宣传板，抬到美国国会山，摆满门厅内外、议事大堂。他们在国会听证会上，反复举六四事件后大连市民肖斌在北京街头接受美国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记者采访，信口开河说天安门广场血有两寸厚, “死了两万人”，被中国当局从卫星通信渠道截获了ABC的采访图像，将之作为造谣的典型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导致肖斌被人认出被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１０年的事例，声称他们在中国驻美使领馆外抗议游行,被中国驻外官员秘密录像、拍照、存档，如果返回中国,必定会被中国政府严惩入狱，竭力把六四其间在美国的中国大陆公民, 描绘成深受独裁血腥的中国政府远程政治迫害，急需民主自由的美国政府庇护的流亡难民。他们把中共当局为了杀一儆百，六四后从速从快分别在北京把被指控烧军车的市民和上海拦截火车的市民判处死刑，电视、报纸上大加宣传，制造红色恐怖的新闻报道，当作回国会被中国当局会被处死的证据,反复在美国国会宣讲。
更有两个男女留学生，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声称他俩是情侣，只因参加了中国使领馆外的抗议六四镇压游行，如果回中国，必将被中国政府严惩，禁止给予结婚证（marriage license），剥夺其生孩子的权力。没有结婚证怀孕，会被中国政府强行打胎人流，结扎绝育！国会山上参众议员闻之无不震惊动容，同情之心溢于言表；天主教徒的佩洛西更是听得悲愤不已，泪水涟涟。
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１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口头表决，通过该法案。众议院决定暑期休会回来后辩论表决。
１９９２年６月第一星期，正值六四血案三周年纪念日，周末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门外聚集满了全美各地来的中国留学生，抗议标语举目皆是，美国各大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发此新闻，各大报纸、杂志纷纷显著版面报道，声势浩大。
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０日，众议院口头表决通过该法案，并附加了技术性修订，把该法案的实施时间由半年改为一年，规定受布什行政命令保护的中国大陆人士，可于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到９４年６月３０日申请美国永久居留，除非总统能够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之前向国会提出证据，证明中国大陆人士可安全回国不受迫害。
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３日晚，参议院口头表决无异议通过众议院该法案修正案，并于９月３０日送抵白宫，等候布什总统签署，成为正式立法。当然，布什总统可以像两年多前否决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那样，如果参议院像那次一样，不能达到推翻总统否决的超过三分之二票数，那么这个《１９９２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同上次那个《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一样，难逃胎死腹中的命运。
布什总统上次否决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 《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时，特别发布备忘录阐明他之所以否决的理由：“我相信，正如其领导人所说，中国将恢复６月３ 日之前实行的改革政策。我还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留美访美人士会愿意返回中国。在这个事件里，我希望短暂来我国的中国留美访美人士所获取知识和经验，将用于帮助推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他此时会不会继续坚信他的这个理念呢？
在美国参众两院酝酿、通过《１９９２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前后，中国政府、人大常委会、高校、中科院、社科院等官方权威机构,接连发表抗议美国这一法案的声明，强烈警告如果布什总统签署这个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将导致美中两国关系严重倒退，教育、学术交流彻底中断。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扭转了六四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党内保守派的压力下以反和平演变作为工作中心的趋势，再次确立改革开放方向。９２年春天后，中国政治气氛明显改善，六四事件形成的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有所松动，大量学者允许出国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出国留学限制逐步取消，不再需要侨办提供海外亲属证明，国家教委也不再强行索取培养费，自费出国的护照申请手续日趋简易。
美国移民局的文件显示，根据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对１２０个在《１９９２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生效前因各种原因回国，然后准备返回美国到中国留美学生的访问调查，没有一个报告会有问题。
《１９９２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在国会酝酿、通过前后，加州叶向农领导的“９２０１行动委员会” （Action 9201 Committee）中国留学生、学者组织，发表致美国公众的公开信（http://yeh.netix.com/wenxuan/9201.letter.html），在《洛杉矶时报》刊登广告，在美国联邦政府驻洛杉矶的办公大楼前举行游行，将六四血卡的真相公布给美国政府和公众：
“１．血卡是以６４血案为代价的，然而，以上的难民根本就没有参加过８９年夏天发生在北京的那场运动。在美国的移民史上，难民首创了直接利用别人的鲜血去为自己购买绿卡的历史。
“２．血卡成立的前提是，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之前来美的中国留学生统统有危险回中国，但众所周知，在法案通过之前，许多难民已不止一次地回去过中国，在美国的移民史上，难民首创了成群结队地，有组织有计划地瞒天过海的历史。
“３．难民中，有许多人是拿着中国政府的钱在美国念什么所谓的博士前和什么博士后的，其中少数难民，在美国念博士前时，中国政府还照发了他们在中国的工资，难民首创了连吃带拿，到处哭穷的新一代美国移民精神。
“４．难民是第一个靠出卖母祖国以换取旅美生存机会的族裔团体，定居美国的族裔团体有数百个，但他们都没有靠出卖他们的母国去维持他们的生计，早期的美国人曾经同他们的外婆英国人打过仗以求独立，但他们的行为并不代表他们对英国的出卖，况且，美国的独立战争与中国留学生的集体避难是有本质的不同。”
面对国际关系、国内舆论的压力，布什对搁置在其总统白宫办公桌面上达一个星期之久的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１９９２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既不签署，也不否决，十分佹异，是不是在反复权衡法案全名“除非情况允许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安全归国否则对其提供就《移民与国籍法》现行状况修正调整”这个先决条件？布什总统两年多前否决了《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这次会不会故伎重演？
夜长梦多，广大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大限之前来美的中国留学生，如热锅上蚂蚁，倍受煎熬，惶惶不可终日。
全美学自联更是上串下跳，当即发起白宫前绝食请愿，以死要挟，跪求布什总统签署法令！
１９９２年１０ 月９ 日，布什总统终于签署《１９９２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使之正式成为法律。
这个新法案为所有于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至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期间，在美国拥有合法身分或合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提供了所谓“天赐的绿卡”。只要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申请永久居留身分前，连续在美国居留、短期出国或回中国大陆不超过９０天者，都被视为连续在美国居留，都有机会取得“六四绿卡”。制定该法案的目标是为了使流亡海外的中国学生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免遭政治迫害。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美符合申请六四绿卡条件的中国留学生学者，至少有８万之众，加上他们的配偶和年龄未满２１岁、当时仍在大陆生活的子女，以及来美探亲、观光、访问及洽谈商务等大陆人士，还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间接受益的六四绿卡大军，超过十万人。六四绿卡是美国移民史上最慷慨的一次政治庇护，远超过对遭受深受共产党军队血腥镇压的五十年代的匈牙利难民和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难民的庇护规模。
该法案规定，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永久居留权名额所超出的当年规定限额，将从来年的移民名额空间中减去相应数量。
消息传出，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大限之前来美的中国大陆人无不雀跃欢呼，奔走相告，开香槟酒，放鞭炮燃烟花，彻夜联欢庆贺。
慑于该法案中规定的“除非情况允许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安全归国否则对其提供就《移民与国籍法》现行状况修正调整法案”法律前提——“受布什行政命令保护的中国大陆人士，可于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到９４年６月３０日申请美国永久居留，除非总统能够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之前向国会提出证据，证明中国大陆人士可安全回国不受迫害”，全美学自联总部号召该法案庇护时间段范围内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访问学者、来访人士，切勿得意忘形，“革命尚未成功，同学仍须努力”，必须更加努力地继续在美国国会、白宫、中国使领馆举行纪念六四、抗议中共暴政的示威集会活动, 必须更加努力地“收集由于中国学生恐惧受迫害而不敢回国和回国后受到迫害的例证”，以便全美学自联总部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该法案正式生效前，向布什总统提供中国人权状况和留学生回国安全问题的报告。
全美学自联总部随后收集了大量所谓由于中国学生恐惧受迫害而不敢回国和回国后受到迫害的例证，并于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前，不断向白宫送交中国恶劣人权状况和留学生回国被惩罚进牢狱绝无安全可言的报告，以确保布什签署的《１９９２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最终落实生效。
布什总统签署该法案后不到一个月，美国进行了总统大选，一直严厉批评布什总统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对血腥镇压六四民主运动的中共政权软弱无能的民主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击败共和党现任总统布什，当选为新的一任总统，同时国会选举结果，民主党赢得参议员和众议员多数议席，全面控制国会。
１９９３年新上任的民主党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领袖，绝无半点可能会推翻民主党国会明星议员佩洛西花了三年心血推出的《佩洛西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民主党克林顿总统也绝无可能狗拿耗子，多管上届共和党总统布什的闲事，“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之前向国会提出证据，证明中国大陆人士可安全回国不受迫害”。至此，所有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至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之间在美国拥有合法身分或合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可以高枕无忧，如期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后一年内，放心申请美国永久居留，获得梦寐以求的美国绿卡。
１９９３年５月底,全美学自联总部发出动员令，号召《中国学生保护法案》所庇护时间段范围内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访问学者、来访人士，务必奔赴首都华盛顿,继续到到白宫、国会山、中国使领馆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抗议中共暴政，纪念六四殉难人民,抗议中国政府惩罚迫害在美国参加声援六四民主运动游行的学生，毕其功于一役！
地处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系普林斯顿大学１９５１级校友、富翁中国物收藏家约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六四事件后捐款百万给普林斯顿大学，支持受中国政府迫害的流亡知识分子和学生，由东亚系教授余英时一手包办建立起来的。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３年间，“这里庇护了２６个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知识分子与学生”，诸如作家学者刘宾雁、苏绍智、苏晓康、陈奎德、郑义、远志明、苏炜，学生柴玲、李录之流。中国学社由美籍教授余英时、林培瑞掌管运行，艾略特捐赠的百万美元花销光了后，余英时又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要到大笔预算，使之得以继续存在。但普林斯顿大学同其他常春籘名校一样，标榜其政策是不接受外国政府的政治资助，因此自１９９２年７月开始，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脱离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独立的学术机构，赞助者包括美国官方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其实势利眼的美国常春籘名校，十分擅长两头下注，不知有多少个世界独裁政权的子弟，中共政治局领导的子女，被他们押宝破格录取进了学校。六四时柴玲、李录等人组成新的学运组织“绝食指挥部”，凌驾于北高联吾尔开希与王丹之上，争权恶斗。他们通过海外地下渠道安排逃出中国后，被历来热衷投资全世界未来政治政要的美国常春籘名校收罗去，后来在美国赚得盆满钵满，与不幸困在中国惨遭当局政治迫害的六四参与者，命运天壤之别。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刘宾雁，带领学社的一班人马，搭车于六四周末，奔赴华盛顿与全美学自联号召的中国留学生、学者纪念六四、抗议中共暴政的游行示威大军汇合。赶到那儿一看,哪里有什么去年乞求绿卡时的游行集会大军的场面，中国面孔示威者，屈指可数。
据说刘宾雁当时就伤心得老泪纵横, 失声痛哭。这位曾说每位大陆人实际上心里都隐藏着一个小毛泽东的流亡老人，彻底领教了得益六四血卡者人心之功利、冷漠。
１９７９年我刚进北大的时候，以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享誉全国的刘宾雁，应邀来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讲演。这个小礼堂接待过很多著名人物，美国总统克林顿多年后也曾在此演讲。他身材高大，边谈边抽着烟，忧国忧民，很有替国家领导人运筹帷幄的高参派头，印象颇深。８７年受八六学潮牵连，刘宾雁同方励之、王若望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接下来人大代表选举中，因为刘宾雁所属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社，同社科院院研究生院同在朝阳区的一个选区，同学们全把选票投给了刘宾雁。他的独子刘大洪，社科院研究生院８４级日本研究所硕士生，非常熟悉的同级同学，他后来埋葬了流亡归来的父亲骨灰，墓前致辞：“父亲在生前曾经说过，希望将来在他的墓碑上，能够写上这么一段话，那就是：‘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但是今天我们眼前的这块墓碑却没有字。这块无字的石头，刚好丈量出这个国家与当代文明社会的距离。”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二周年的日子，《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正式生效，全美各大城市移民局所在的联邦大楼，挤满排长队申请六四绿卡的中国大陆人，不少是连夜从外地乡下大学城赶来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访问学者，迫不及待地抢拿六四血卡。
我那时工作生活所在的芝加哥西郊，华人很少，唯一可以接触到能看中文读物的地方，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官办的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台湾移民号称新侨，技术移民为主，与亲属移民的广东老侨住唐人街不同，他们大多生活在美国大公司所在地的芝加哥郊区，因而芝加哥的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不像美国各地一般安置在唐人街，而是选址在西郊，据说当年筹建时引发粵籍老桥华人社团不满，告状到台湾。我每周必去几次文教中心借阅图书、报刊,一来而去，熟悉了一些台湾人。在报刊阅览室里，一位时常天南海北聊天的台湾朋友，指着《世界日报》头版上中国大陆人在移民局排大队申请办六四绿卡的大幅新闻照片、文字报道，气哼哼地说：“你们大陆人好有福气，可以在美国以共产党政府迫害的名义，申请政治庇护！我们台湾移民美国的新侨，同那些早年来的讲粤语的老侨靠亲属移民不同，与你们现在的大陆留学生一样，都是在美国大学留学取得学位后，才能办职业移民。先得在移民局规定的毕业后一年实习期限内，死活也要找到专业相近的雇主，心甘情愿做牛做马，苦熬上半年后，再小心翼翼求人家为自己向移民局申请办Ｈ－１Ｂ非移民工作签证，批下来后工作一段再求雇主向劳工部申请移民工作许可，要在报纸或专业刊物上刊登这个职位的招工广告，三个月没有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申请者合格，劳工部才会批准，然后再向移民局申请调整身份,然后再等原籍所在国年度移民名额，排队好多年,律师费花一大堆，像奴隶一样束缚在那个公司埋头苦干好多年，直到身份下来拿到绿卡，才有资格选择更好的工作机会。哪有你们大陆人的这么好的运气，碰上六四事件这样天大好事，美国慷慨政治庇护，白送工卡、绿卡,一步到位，连律师费、移民局手续费都省了！我上班的美国大公司新进来不少大陆人，春节时他们很多都请假回中国大陆探亲，不是全都安然无恙地回来上班了吗? 中国政府对他们哪里有什么政治迫害! 美国人真是太好骗了! 我担保的大陆亲戚的孩子来美国留学，穷得要死，现在眼看拿到绿卡，有了身份，马上就能找到大公司的工作，神气得要命，迫不及待回国探望父母，光宗耀祖，得意得不行，哪像什么有国难回，非要老美庇护的流亡难民呀！你们大陆来美的华人，从小被老共灌输马列唯物主义、辩证法，奸诈狡辩之术蚀骨入髓，炉火纯青，最会糊弄老美，弄虚作假，天下第一！”
随着六四绿卡到手，美国《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政治庇护下的中国大陆难民，纷纷启程，蜂拥涌回为了获取庇护身份六四后阔别四年多的祖国，探亲访友，炫耀成功获得美国永久居民移民身份的荣光，形成了六四绿卡返乡热潮。返乡大军人数之众，美中之间航班人满为患，飞机票一座难求。应对如此突然暴涨的商机，不仅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开启到中国大陆的新航班，中国各大航空公司也纷纷抢登美国大陆，在美国主要城市设立航班。芝加哥被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率先前夺得，每天一架班机直飞上海、北京,赚得国内其他航空公司，羡慕得眼红，恨不得也立即来芝加哥开航班，幸分一杯羹。
本科北京大学西语系７７级的李三元，八十年代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政治上非常活跃，六四时代表芝加哥大学中国留学生学自联参加伊利诺州大学芝加哥校区召开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第一届代表大会，竞选全美学自联领导未果。后来他领着一帮人折腾“六四之声电台”， 从海外各种途径募得经费，在芝加哥录音制做节目，先租用印地安纳州Gary市的商业广播电台频道向国内播音，后来得以利用大功率发射台向中国大陆播音。支撑了两年，经费烧光了，不了了之。
那时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委托美国一家报刊印刷发行公司，定期把国内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翻印，免费寄给中国大陆留学生。有次我看到《人民日报》显著版面上的一篇报道，内容竟是芝加哥大学中国留学生李三元提出在中国建立海外留学生归国创业科技园区的设想，为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提供方便，走实业救国的路子！报道说李三元亲赴北京、合肥等地与当地政府部门洽商，所到之处，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热情接待。
１９８６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留学生丁健，六四事件爆发后携留学生捐款回北京参加学运曾被拘留，释放后回美国组织了全美学自联成立，竞选主席不果, 任职全美学自联副主席，兼任民运刊物《新闻自由导报》执委会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７７级吴仁华任总编辑），并担任信息中心主任，创办全美学自联网站，获得网络技术和硬件，结识了同为全美学自联副主席刘亚东、民运骨干田溯宁。他们系首批手持六四绿卡而踏上海归之路的大陆旅美学人，１９９３年携手创办了亚信集团公司（AsiaInfo），搬入北京科学城中关村，得到中国政府全力扶植。亚信是中国最早的软件与服务提供商，承接了中国政府邮电部很多重要的互联网建设，获得了公安部金盾工程的大部分合同，为中共当局建立网络防火墙，封锁新闻资讯立了大功。亚信成了中国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企业。丁健后来与凤凰卫视主持人许戈辉结婚。他是最受瞩目的六四血卡海归派成员之一。
六四绿卡给予的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使这批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留学生，享有与美国公民同等的就业、进修机会，彻底摆脱了外国学者学生签证在停留时间、就业上的限制，为他们继续居留美国攻读学业、申请大公司白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成功机会在外国留学生里史无前例，绝无仅有。
六四绿卡为其受益人中有志于攀登学术殿堂象牙之塔的佼佼者，垫平了道路。比如张益唐，据说六四时代表普度大学学自联参加在ＵＩＣ的全美学自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博士毕业后因与美籍台湾人导师闹翻，专业对口工作无着落。如果不是六四绿卡的受益人，当初找不到大学工作，就会黑了身份，连地铁、KFC蓝领工作都打不成，更不要说能进入新罕布什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执教了。陈刚、施一公、张益唐、饶毅这类学有所成学者与诸多可以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的原中国大陆人士，大多是八十年代来美国的中国大陆访问学者、留学生，六四绿卡的受益人。
六四绿卡给予的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可以合法工作，再无签证限期，为转学到毕业后钱景光明的医学院、法学院提供了可能。有绿卡后本人可以向银行申请学生贷款，配偶可以有工作收入,支撑攻读学医学院、法学院昂贵的学费不再可望不可及，大陆访问学者、留学生转专业读医、读法者，大为增加。
没几年这批六四绿卡大军纷纷毕业走向社会，很多人谋取到美国大公司的白领职位，陆续迁入美国大城市郊区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社区，贷款、买房、安家。在美国社会立稳脚跟没几天，又不满足于仅仅在洋人公司当螺丝钉的生活，纷纷成立大陆同胞同乡会、校友会、专业行会，弄个理事会长主席什么的当当，周末节假日聚会寻欢作乐，一解平日上班公司里当催巴儿的寂寞。
于是率先拿到六四绿卡的中国大陆人，纷纷挑头成立各省市留美人士同乡会，专业人士协会，各种文艺团体，中文学校……名目繁多，如雨后春笋，忙不迭地跑到中国驻美使领馆报到注册，成为官方认可的亲共侨社，搏取爱国侨领的地位。“侨领，即海外华侨社团的领袖，尤指热心参与国内事务者。”
有次在唐人街邂逅一对某次大陆同胞聚会上相识的六四绿卡受益人上海夫妻，寒喧几句后，丈夫迫不及待递上一张崭新的名片，上面赫然印着“北美上海同乡总会会长”的响亮头衔，接下来一串美国华人某专业协会会长、某公司董事长、某文艺团体团长……职务之多，一直印到名片背面。我笑着说：“老兄几日不见，发达了，刮目相看啊！”他忙谦恭地说：“哪里哪里，回国时唬人用的，没有官衔，公司老总头衔，国内官场、商场上，没人理睬搭话。”我说：“芝加哥不是早就有一个上海同乡会了吗？”他说：“那是八十年代一对从香港转道来美国的上海老夫妻成立的。他们听说我在酝酿成立芝加哥第一个纯正上海人的同乡会，就告状到芝加哥总领事馆。领事馆的人老在他们开的上海餐馆接受招待，自然偏向他们，把我叫去领馆，教训了一通，说大陆人成立的任何社团，都必须先在中国驻美使领馆官方注册，认可的才是正宗。我只好扩大地域，再抢注一个。”我说：“还是你气魄大，北美不只含美国，还包括北面的加拿大，南面的墨西哥，哪得多少上海人归你老兄管辖呀！”他听了咧嘴嘿嘿直乐。
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成立大会，是美国国土上第一次颇具规模的中国大陆人社团组织聚会，主席台上应邀入坐的来宾，均是中国政府来美访问的高干、驻美使领馆官员，主持张罗的理事会成员，没有几个不是前不久刚申请美国政府政治庇护的六四绿卡受益人。这些蜂拥成立的中国大陆移民社团，是后来每年中国城十一国庆节游行、升五星红旗的中坚力量。
每逢中国驻美使领馆举行十一国庆节庆祝酒会，应邀而来的新科中国大陆人社团侨领、活跃骨干，手持引以为荣耀的中国官方机关请柬，西服革履，鱼贯而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象征的使领馆，他们中没有几个不是前不久刚在美国政府移民局申请表格上信誓旦旦签字划押，请求美国政府庇护的政治难民。
每当中国领导人出访美国，中国驻美使领馆组织的美国侨界到机场、宾馆门前欢迎江泽民、胡锦涛队伍，高举五星红旗招摇山呼“热烈欢迎”、“主席您好”，冲在镜头前最前面的一群，没有几个不是前不久还乞求美国政府政治庇护，在移民局法律文件上签字发誓，声称回大陆会受中国政府迫害、请求批准居留美国政治避难的难民。
２００２年江泽民与２０１１年胡锦涛访问芝加哥时，新移民侨领恳请领馆批准参加中共领导人接见的人，争得打破头。与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合影留念的中国大陆移民，没有几个不是曾寻求美国政府庇护的六四绿卡难民。
拿到六四绿卡的中共高干子弟，立马成了中国政府官方机构、中资公司进入美国的先头部队，穿针引线，为中国政府当差，却享受美国土地上永久居民的工资待遇，居留自由。中国政府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官办的《侨报》，为中央电视台落地美国提供服务的３Ｃ公司，均为拿六四绿卡的中共高干子弟操办，摇身一变，成了协助中国政府的喉舌传播美洲大地，伺候中国使领馆的哼哈二将。
有次有个中国大陆移民侨领在郊区买了新房，召集同乡会的人来家聚会，庆贺侨迁之喜。酒席上不知道怎么扯到六四绿卡议题，争辩不已。有一位六四时在复兴门冒死拦过军车的来访客人，忍不住发声，一吐为快：“这种迫不及待吃北京六四殉难同胞人血馒头的行为，是否于理于情，道德有亏？那些访问学者，几个不是党员？哪个不是中共政权的红人？否则怎么会公派来美国？迫不及待抓住北京市民、学生流血牺牲的机会，利用美国人的对六四惨案的同情心，见老美天真热忱，就撒谎骗他们回国会遭到中国政府迫害，至今举不出一件实例。当初诸位可是在移民局申请政治庇护的表格上是签字发誓，‘如有虚假，甘愿接受法律惩罚’的。欺负老美太实诚好骗罢了。人在做，天在看，难道就没有一点良心谴责，负罪感吗？”弄得一桌六四绿卡受益人瞠目结舌。
沉默了一会儿，一位六四前美国名校公派访问学者，六四后转为法学院留学生的律师，振振有辞应道：“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谁碰到都会张大嘴巴去接！”那人听罢拂袖而去，临别留言：“合着咱北京胡同里痞子说的：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这类当年办六四政治庇护绿卡，在美国政府申请庇护的法律文件上签字划押，声称回国会遭受残酷迫害，因而请求在美国避难的律师，拿到绿卡后，一转身就频频出入中国领事馆，充当法律顾问，不时炫耀其在国内侨办侨联等政府挂名任职的的头衔。
九十年代末，这批拿六四绿卡满五年的的中国大陆人，迫不及待入籍成了美国公民，又纷纷向美国移民局申请亲属移民，为直系亲属的父母兄弟姐妹办绿卡，移民美国。被美国政府照顾人伦团圆没几天，这批率先入籍的六四绿卡受益人，又故伎重演，拿出当年从美国政府骗取绿卡的招数,把国内继续享受国家干部、教师、研究人员退休待遇，国内有房有退休金有医疗保险的父母，打扮成孤独赤贫的耆老，急需美国政府救济，申请美国政府的福利补贴，入住老人公寓，免费享受吃住，昂贵的医疗保健服务，甚至美国政府提供的每周为耆老清洁做饭服务。事业有成的六四绿卡受益人，住百万豪宅，开奔驰宝马，一边分享父母吃不完用不尽的美国政府发放的福利食品、用品，一边大骂民主党要加税，是猪党，投票只投标榜减税的共和党。
２００８年底,中国政府推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俗称“千人计划”），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组织实施。千人计划围绕中国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引进在海外学习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入选千人计划者，以美国高校、科研机关工作的中国大陆出身的教授、学者为主，基本上都是八十年代中国政府公派进修、学习的访问学者、留学生，靠申请政治庇护获取六四绿卡，美国永久居留权, 得以继续升造，终于学有所成。
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给这批在美国的华裔学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两头通吃的机会：既可以全职领取美国大学、政府科研机构发放的薪金，又可以秘密兼职中国政府的大学、科研机构，获取额外高酬。难怪会有那么多美国华裔学者，对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趋之若鹜，继续当年拿六四血卡时“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逻辑，全然无视美国法律与职业道德的约束。
积极参与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华裔学者，最终难逃落入美国法网的结局。这其中固然有川普政府代表的美国右翼势力搞的“中国计划”（China Initiative）所含种族歧视的因素，但即使中国政府不问这些美籍爱国人士当年可以在美国居留的绿卡是怎么来的，难道自己没有扪心自问？他们后来被美国司法机关联邦调查局（ＦＢＩ）追责，即便其中不乏地缘政治斗争的成分，但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当初可以对其发誓签字的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司法文件，公然撒谎的人，有何信用（credibility）可言? 岂不是一辈子洗不净的原罪? 田纳西州共和党女参议员Marsha Blackburn有次无端发推特说:“中国有５０００年的欺骗和偷窃历史。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China has a 5,000 year history of cheating and stealing. Some things will never change...），会不会是见到太多华人利用美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关怀，骗取移民、福利，有感而发？
我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生时的老同学赖小刚，“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时在加拿大电台接受采访时说：“这次事件是中国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六四的枪声毁掉了中国领导人对自己的制度、政策和能力的信心，同时也使中国民众抛弃了理想主义。”在他所在的军科院和国防大学，“六四期间有两百多名老干部因心脏病发作住院，多少个家庭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或夫妻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军队并不想参与此事，后来也不把进京和开枪当成一件光彩的事。邓小平在六四后不久就要求不要说哪个部队开枪了哪个部队没开枪，因为‘不利于部队之间的团结’”。
军队也不乏同情六四人士的人。据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项小吉回忆，他同夫人与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广播员吕京花于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１日在黄雀行动的安排下，偷渡香港。船行到海中，遇到了一艘中国解放军边防巡逻艇，远远能看到艇上的人穿着军装、船头架着机关枪。巡逻艇逐渐靠近他们偷渡的小船，把六人一个个接上了艇。上艇后，一名军人到船的底舱跟项小吉谈话，“他说我们同情你，我们支持你，然后还拿出了一个笔记本，要我给他签一个名”，然后把他们送达香港。
我年近百岁的抗战老军人父亲，就对六四邓小平下令军队开枪镇压民众，一直耿耿于怀，从不原谅。
赖小刚说:“六四事件是个没有赢家的悲剧……所有的人，邓小平，赵紫阳，学生，都是输家。军队也是输家，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赖小刚没提一个海外华人心照不宣的事实：六四事件唯一的赢家，最大的受益者，是置身事外、人在美国中国大陆人。六四血案使他们白捡六四绿卡，摇身一变，成为特殊移民群体——六四绿卡大军，最大的赢家。不少欧美其他西方国家，以美国政府为榜样，也给予六四期间来访的中国大陆人类似的永久居留权。
“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时，美国台湾人经营的《世界日报》，刊登曾慧燕《美国特殊移民群体——“六四绿卡”大军》）一文（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7663），对这个唯一“六四”事件赢家，有详细地记述：
“由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开始至１９９４年６月３０日，数以万计在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前入境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获得了合法调整身份的权利，拿到所谓的‘六四绿卡’”。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美符合申请‘六四绿卡’条件的中国留学生学者，就有８万之众，其中不少是中共高干子女，加上他们附带可以申请配偶和年龄未满２１岁的当时仍在大陆、香港或澳门生活的子女，以及来美探亲、观光、访问及洽谈商务等大陆人士，还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间接受益的‘六四绿卡’大军，远远不止８万人。”
“当年以中国留学生为主力的‘六四绿卡’大军，在美安居乐业十多年，大批学有专长的专业人士，如今已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成为华人社区的中产阶级和菁英分子。饮水思源，他们中有的人经常自嘲：‘我们这批人是吃了“人血馒头”、拿了“六四血卡”的。’一些以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美国的大陆人士，包括目前在华人社区中占相当比例的福建人和东北人及一些侨团领袖，也都不讳言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拜‘六四血卡’所赐。”
“在美国华人社区中，也有一些吃了‘人血馒头’的人，一直心安理得‘踏着六四死难者的鲜血前进’，甚至不时要‘骂一骂’那些惨死在北京东西长安街头的‘六四冤魂’。更多的人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淡忘了‘六四’，当年那种‘北京的学生在流血，我们在流泪’的情怀，俱往矣！”
“２００３年，在‘六四绿卡’生效十周年之际，叶向农继续在互联网上抨击‘六四血卡’，直指这是‘六四爱国学生永远的心痛’。他说：‘六四血卡持有人，大部分是中共党徒，属公费留学出国的持Ｊ１签证的交换学者，这些人根本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六四爱国学生运动。六四期间，相当一部分血卡持有人成为在美国的‘民主斗士’，但在拿到六四血卡后，这些人又纷纷成为共产党的‘爱国华侨’和贪官污吏的座上客，部分人甚至为共产党的六四屠杀叫好，并成为中共清华大学年薪百万的特聘教授。”
“回顾‘六四绿卡’的历史，不可不提其幕后功臣、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首任主席刘永川。‘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全美学自联居功阙伟，期间该组织在刘永川的领导下，与美国行政当局做了大量沟通和游说工作，经过历时三年不懈的努力，为该法案的通过奠定强烈的民意基础。”
“刘永川后来发现，学自联却好象成了‘我背上的一个十字架’……在一些华人聚会上，却常有人问我，为何学自联的许多骨干都回去当了‘爱国华侨’，那么拥护政府。为何当时有８万学自联成员拿了六四绿卡，当时拿绿卡时说是因为这些人回国会受迫害，是因为这８万人要为中国民主奋斗，现在这８万绿卡大军在哪里？”
“刘永川对一些‘六四绿卡’受惠者人性表现的失望，另一位全美学自联前任主席易丹轩颇有同感。２００１年６月，在‘六四’１２周年纪念前夕，时任学自联主席的易丹轩，曾发表《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受惠者的公开信》，呼吁直接或间接受惠于‘六四绿卡’的大陆人士，不要忘记１２年前因六四悲剧痛失亲人的六四死难者遗属，他们‘至今仍然生活在痛失挚爱的恶梦中，而因此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更使得他们生活困难重重’。”
“易丹轩强调，俗话说：‘饮水思源。’作为一个来自大陆的人士，在美国学习和找工作都十分不易，解决身分问题、获得居留权更是棘手问题。可是，千千万万大陆人士却因六四而轻易获得永久居留权，得以在美安居乐业。他们应当想到那些在六四悲剧中失去丈夫或妻子、儿女、父母等亲人的六四遗属，本着人道关怀精神慷慨解囊，给他们捐助一些款项。”
“那次学自联公开呼吁为六四死难者家属捐款，约获得８０人响应，总共得款７０００多元。有人认为虽然未如预期热烈，但在六四发生１２年后，尤其大陆人没有慈善捐款的习惯，成绩已是差强人意。但也有人认为，‘六四绿卡’受惠人至少８万之众，仅得千分之一人响应捐款，如果以每人捐一元来说，也至少应有８万元。”
“另一位自香港移民美国的‘六四绿卡’受益人表示，１９８９年香港人对大陆民主的支持、表现出来的政治素养和自觉性，实在让人刮目相看。从去年‘七一’５０万港人反基本法２３条大游行，到今年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成员被拘事件，也是因为香港人声援‘天安门母亲’而起；每年的‘六四’，香港人都举行大型民众集会，悼念六四死难者。‘这样持久的大型纪念，只有香港人做得到。’对比几年前，江泽民和李鹏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前往抗议的人‘小猫三两只’，令当时在场的他大为感慨：‘其它人不来也罢，那些拿六四绿卡的人都到哪去了？这跟香港人无法相比。’”
曾慧燕在六四纪念三十二周年时发表《“六四绿卡”灵魂拷问》一文，质问说：“当年有人算过一笔账，‘六四绿卡’ 受惠者至少省掉几千美元律师费和等待几年的审批时间；部分公费留学生更免去按照中美之间协议回中国服务两年的要求。如此算来，每人从六四绿卡获益约为５万至１０万美元；这还不算他们的配偶及其子女等直系亲属直接或间接受惠。他们中的许多人获得绿卡，五年后成为美国公民，又申请自己父母来美团聚。一个人拉一大家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扪心自问，这些新移民正是得益于六四绿卡，他们中有没有人资助过六四难属？”
根据移民局２００７年的报告，《中国学生保护法案》一共发了５４，３９６张绿卡，连同家属（配偶、子女）绿卡身份调整，大致八万、十万之众。美国移民法规定了绿卡名额限制，每个国家的移民总数不得超过总数的７％，一下给了那么多六四绿卡，大大超过了每年给中国移民配额，只好把所占用的移民配额从未来中国移民配额中逐年扣除，据移民律师李亚伦的统计，从１９９３到２００９年，中国大陆的职业移民第三排期优先（ＥＢ３）名额约被扣除１万６０００个，这也是为何ＥＢ３经常大幅倒退的原因之一。
１９９２年《中国学生保护法》的造成的六四绿卡大幅透支配额，导致此后中国人的排期很长，影响了之后很多人拿绿卡，要多苦等多少年，以致一些后来的毕业申请职业移民却苦等排期的中国留学生表示，自己不仅没赶上“大赦”，还成了冤大头。“如果真为遭到政治迫害的前辈还债就算了，但我现在是为了钻法律空子的人，要多等好几年！”
六四绿卡大幅透支配额直到２０２１年，才终于用完。美国国务院主管签证名额的官员奥本海默（Charles Oppenheim, Chief of the Visa Control and Reporting Division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２日在与 IIUSA 的会议上透露过：将于ＦＹ２０２１还完。（“In response to a separate question,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required ‘payback’of EB-5 visas related to the 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 would be complete by FY2021.”）可见其负面影响之深远。
叶向农曾在２００３年发表《隆重纪念六四血卡十周年》一文,十分感性地说：“您在天安门广场流鲜血、洒汗水，它在美国搞避难、办绿卡”，“六四血卡，六四爱国学生永远的心痛，爱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耻辱 ”，“六四两笔帐：中共的杀人和血卡们的吃人”。
“在这个游说过程中，当时的留学生采取的主要游说手段有三：①他们在美国组织了数次谴责中国政府的游行，并在游行期间照了许多图片，然后把这些图片交 给美国移民局以证明他们确实在美国街头上反了中国政府，②他们发动全美各地的中国留学生联名签署相关的请愿书，然后分头联系各选区的联邦参众两院议员，③ 在最后关头，这些留学生举荐它们的代表，即当时的学生会(大概的名称叫什么“全美学自联”)采取了泼妇趴在地上嚎哭打滚、不给答复不回家的阴招，具体的做 法是跪在白宫门前绝食抗议——‘你不给我绿卡，我不回家’”。
六四绿卡移大军有十万之众，他们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美国，完全没有中国大陆政府高压钳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六四禁忌”，充分享有中国大陆人民被政府强行剥夺的纪念六四民主运动、悼念殉难学生、市民的和平集会权利，但自从六四血卡到手，他们当初为求庇护在美国政府公堂之上、在中国使领馆门前声泪俱下表演的行为艺术，消失得无影无踪，更别提历来贤达标榜的中华民族“饮水思源”优秀传统了。
唯一见报的六四公开民间纪念活动，是芝加哥东西方音乐艺术团艺术总监杨逢时年年举办的六四音乐烛光晚会。出席音乐纪念会的基本上台湾移民和美国主流社会的民众，大陆移民身影罕见。
杨逢时六四时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是中国大陆首位女音乐家在美国获得作曲博士学位的人。她说：“我是个音乐家，不懂政治，能力有限。但我深信，这不是政治，这是良心。我能用音乐来表达对六四死难者的关注，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希望我的这种表达方法能引起更多朋友对六四和六四难属的关注。”因为六四，不幸的人们失去了一切。“同样因为六四，使我们生活在这片自由的国土上，当时八万留学生因此拿到六四绿卡，所以我们应该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年复一年，六四纪念日愿意公开发声的华人，日益凤毛麟角。前十年占美国中国大陆华人主体的,是十万六四绿卡的受益人大军，毕竟被指控为吃人血馒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普遍对六四议题讳莫如深；后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学者、移民，六四事件发生时他们或者是童孩，或者在中共政权严密信息封锁下，对六四禁忌一无所知。
我妻子在国内有一个新浪博客，发表她的散文、诗歌，拥有很多粉丝。每年六月三日夜(中国时间六月四日)，她都会在她的博客里，含蓄隐晦地放上自己写的诗作，寄托哀思：
今夜 静静地想你
四月的暖风
执着追随花的行踪
冰凉的春雨
细细漂洗黑白的心事
今夜 请允许我
想你
年轻朝气的面容
想你
直面生死的勇气
想你
青葱翠绿的爱情
想你
再也看不到的黎明
和血色灿烂的黄昏
想你
静静地 让自己
永远不能忘记
那些悲伤
那些心痛
那些过往从前的
林林总总
——给所有追求理想、献身民族，舍生忘死的人们。
但往往几个小时后，这样隐晦的几行小诗，就会被中国政府的网管删除得一干二净。
后来六月四日这个敏感的日子，她发放的纪念诗只好越来越短：
梅端有六月颜色
血一样
冰凉
异乡无四起寒霜
心一样
不忘
点一支心烛
燃成你的模样
在黑暗的黎明里
话说过往
在沉默的年轮中
细数悲怆
即使这样，不到一个小时就会被中国政府的网管删除得全无踪影。
再后来,六四纪念日只好放上几个字:
今夜 暮色苍茫
泪自千行
今夜 烛光摇曳
为你坚强
存在几分钟后，就难逃被中国网管删除命运。
最后，六四纪念日太太就连在自己博客里放一只点燃蜡烛，都会被掌控大数据的无所不在的中国网管秒删。
渐渐地妻子失去了在中国大陆博客发布任何作品的兴趣。
有了微信后，每逢六四，我会在自己私人的朋友圈里，发放文字、图片纪念：
“庭院里的一片白色鸢尾，年复一年，六月初一定花朵綻放，似纪念当年不幸消殒的年轻生命。二十八年过去了，大儿子都上大学了，活脱脱自己当年的模样。来美国白手起家，奋斗了四分之一世纪，现在可以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当年是热血青年，至今仍初心不忘——以卵击石，在坚硬的高墙与脆弱的鸡蛋之间，无论高墙是多么的正确，鸡蛋是多么的错误，我们永远站在鸡蛋的这边！”
“陆肆三十年了，往事不时涌上心头，回首国人的世道人心，觉得当年青年的热血，生命，早已被各色人等消费，真是不值。陆肆几年后我们陆续来美国，辛苦打工求生存，报纸电视上看到的却是陆肆时人在国外学自联民运代表人物，利用美国公众对国内流血学生的巨大同情心，在美国国会编造谎言装难民，吃人血馒头骗取绿卡，而这些人如今是天天诋毁‘白左’的主力，把给他们提供政治避难法案的佩罗西、民主党，骂做圣母婊，猪党。现在还有几个中国大陆人，认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 香港佔中九子，在他们嘴里成了‘占中九丑’。 对陆肆铁血镇压，点赞叫好，早已是舆论主流吧?”
“美国《独立宣言》奠定了现代社会普世价值的基础: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陆肆的公民抗命运动，不正是践行这个普世价值吗? 美国人民践行此信念，独立建国；马丁路德金采取了这种方式，推动了美国民权运动，惠及华人，现在他的生日，是美国法定节日；而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公民抗命，为印度赢得独立。奥斯卡大奖他的传记影片，是我们广场抗争的直接精神灵感，大家多少期冀毕其功于一役，就此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全然不顾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能有成效的前提，须有起码的民主宪政。”
“价值取向不同，人生观迥异。有选择不自由，毋宁死的；有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还有选择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道不同，不相谋，本来就没有对话谈论的基础。要纪念陆肆，就在志同道合经历者的圈子里吧，外人实不足道也。”
“翻翻历史，看看汉人知识分子踊跃应试，削尖脑袋满清官场往上爬，离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才几年，就知道中国人的国民性，几百年来，没有多大长进。”
“《纽约时报》时任北京分社社长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回忆三十年前那天的两个细节，回肠荡气。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不缺英雄的时刻。”
“‘我特别记得一名体格壮实的人力车夫。他的车上载着两名淌着血的伤者，两腿用力蹬伸，拼命往前骑。看到我后，他向我的方向骑过来，以便我能目睹他的政府的暴行。擦身而过时，他向我发出请求：告诉全世界！泪水顺着他的脸流下来。’”
“‘当天晚上，在往东一些的地方，一个中年公交司机用他的车堵住道路，阻止几卡车的军人袭击学生抗议者。一名军官抽出手枪指着司机的头说：把车开走！司机掏出车钥匙，用尽全力扔到路边的灌木丛中。’”
“纪思道因记录那个夜晚，获得了普利策国际报道奖。３０年过去了，纪思道记述的六四那晚回忆，很感人，但结论却说反了，显示西方人对中国世道人心，永远有难以逾越的隔膜，全然不知中国人的灵魂因六四事件惨遭阉割，阳刚之气所剩无几:‘我们这些亲眼目睹那个北京之春的人相信，自由的浪潮终将不期然地再次滚滚而来。矛盾的是，共产党扶持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一来，让他们永远屈服于愚弄、欺凌和贿赂就更困难了，共产党为自己播下了最终灭亡的种子。’”
“六四”三十一周年的时候，一位六四清场时与我们同在天安门广场坚守的北大８４级女校友，在她的微信朋友圈上放上一首歌：
“Fernando” （《费南多》）
Can you hear the drums Fernando
你听到那战鼓声吗费南多
I remember long ago another starry night like this
我记得很久之前也是这样一个满天繁星的夜晚
In the firelight Fernando
在那火光中啊费南多
You were humming to yourself and softly strumming your guitar
你轻拨吉他低声吟唱
I could hear the distant drums
我能听到远处的战鼓声
And sounds of bugle calls were coming from afar
还有那军号声
They were closer now Fernando
他们越来越近了费南多
Every hour every minute seemed to last eternally
每个小时，每一分钟感觉都那么漫长无尽
I was so afraid Fernando
我真害怕啊费南多
We were young and full of life and none of us prepared to die
我们那么年轻，充满活力，谁也没准备去死啊
And I'm not ashamed to say
我也不怕坦白
The roar of guns and cannons almost made me cry
那枪炮的轰鸣让我几乎哭了出来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air that night
那晚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东西
The stars were bright, Fernando
星星那么亮啊费南多
They were shining there for you and me
它们是为你我而闪亮
For liberty, Fernando
它们是为自由而闪亮啊费南多
Though we never thought that we could lose
虽然我们没想过我们会失败
There's no regret
也没有后悔
If I had to do the same again
如果我还得再来一遍
I would, my friend, Fernando
我会的，我的朋友，费南多
If I had to do the same again
如果我还得再来一遍
I would, my friend, Fernando
我会的，我的朋友，费南多
Now we're old and grey Fernando
如今我们都老了，头发也白了，费南多
And since many years I haven't seen a rifle in your hand
好多年都没见你摸过枪了
Can you hear the drums Fernando
你听到那战鼓声吗费南多
Do you still recall the fateful night we crossed the Rio Grande
你还记得我们跨过戈兰德河的那个命中注定的夜晚吗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我能从你的眼神里看到
How proud you were to fight for freedom in this land
你为自己能为这块土地上的自由而战有多么自豪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air that night
那晚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东西
The stars were bright, Fernando
星星那么亮啊费南多
They were shining there for you and me
它们是为你我而闪亮
For liberty, Fernando
它们是为自由而闪亮啊费南多
Though we never thought that we could lose
虽然我们没想过我们会失败
There's no regret
也没有后悔
If I had to do the same again
如果我还得再来一遍
I would, my friend, Fernando
我会的，我的朋友， 费南多
她写道：“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我还是个中学生，除了歌名，基本上听不懂英语唱的是什么，只是觉得曲调好听。多年以后人在美国，在网上发现了这首歌的歌词，被强烈地震动了，才理解为什么这首歌会经久不衰，在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心中引起共鸣。我仿佛在歌声中听到了枪声，听到了战车的轰鸣，眼前似乎看到了熊熊火光。那一句‘我们那么年轻，充满活力，谁也没准备去死’，让我热泪盈眶，眼前浮现的是一张张年轻稚气的脸。就象歌里唱的那样，为自由而战的，多不是无所畏惧的巨人勇士，更多的是战胜了自己内心恐惧的普通人。”
来年六月三日夜里，与太太坐在后院花园，微风徐过，沉浸在芝加哥舒适迷人的夏夜里。我掏出手机，播放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瑞典乐队ABBA演唱的这首流行歌曲。
太太感叹说：”歌太好了，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几十年后听了都心潮澎湃。只是不能认同最后一句‘如果我还得再来一遍，我会的’。不但我不会，也不希望我儿子会。“
我安慰她说，儿子们不会的。还记得ＣＮＮ的评论员Van Jones含泪说的话吗？上届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来时，他苦于无法向孩子解释的悲痛抽泣；而这届２０２０年总统大选结果出来，方便对孩子解释为什么。美国民主制度的成果，至少断了小儿子川普若连任，大学毕业就移民加拿大的念头。通过自己手里的选票，就可以让你不喜欢的政客打包回家，这正是美国的伟大之处。我们年轻时在中国的遭遇，决不会在美国长大的儿子身上重演！
我想起“六四”十二周年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念硕士时的同宿舍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老高放校友，携妻女来风城游玩，特地住在我家，常常夜话几至天明。谈到六四当晚的经历，他说之前他参加了很多社科院发起的请愿签名和声援游行。六月三日晚，他在建国门社科院大楼前的长安街上，眼看着坦克、装甲车把挡道的公共汽车撞翻，故意闯到人行道上，反复碾轧自行车，驱赶、追逐人群，狼奔豕突，气焰嚣张。他当时恨不得抢夺一把冲锋枪，狠狠扫射这些法西斯。目睹六四惨案后，他下定决心，彻底离开中国，“我们这茬人已经为这片土地上的民主出过力。义务尽到了。”
他告别我们回到加拿大家后，给我发来他的一首诗作：
《你曾说过，再也不去广场》
老高放
你曾说过，
再也不去广场，
怕汉白玉雕栏上的弹痕，
勾起往事，
触动心底一直流血的旧伤。
天安门的孩子已经死去，
何必年年六四，
象索要头颅的怨鬼，
独自在长安街上游荡。
广场其实就是一座坟场：
那指向苍天的墓碑，
好似不屈的脊骨，无时无刻
不在哀悼热血青年的夭亡。
你曾说过，
再也不去广场；
于是，告别年迈的父母，
把最后的念想装进了行囊。
你抱着决绝的心境离开故土，
说就是死也要埋骨异乡。
你说你这一代人已经尽力，
决不希望十五年后，
再看到自己的孩子走进广场，
用呐喊呼唤正义，
用长跪乞求对话，
用绝食抗议政客们的诬陷，
用身体抵挡共和国军人的枪……
你曾说过，
再也不去广场，
怕看到兄弟姐妹的亡灵，
站立云端，
在紫禁城的上空远远眺望。
天安门的母亲仍然健在，
必定年年六四，
象倚门翘首的老人，
期待远游未归的儿郎。
广场何尝不是一座法场，
那碑石上的铭文，
好似公审判决书，世世代代
昭示刽子手的罪状。
2004年6月 蒙特利尔
老高放七年前因肺癌在加拿大逝世，享年６１岁。三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念念不忘悼念六四之难的人，渐渐老矣，悲夫！
但华人以外的世界，并没有淡忘六四。
天安门广场坦克人，乃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英雄形象，深深刻印在世人脑海中，赢得他们的由衷敬佩，乃至三十二年之后２０２２年，美国总统拜登亲临战火纷飞的乌克兰，赞扬其人民英勇抵抗俄罗斯入侵的勇气，堪比１９８９年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人民的新闻报道，占据了西方各大新闻媒体的头版。拜登总统在临近乌克兰的波兰小镇热舒夫，对热情洋溢民众发表讲话说：“当你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站在一辆坦克前，手持步枪，(这情景）令人想到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情，那就是天安门广场。”
竭力抹杀六四事件历史痕迹的，是中国大陆。
９０年六四周年时，我曾骑车到天安门广场，把自行车存放在南池子，故地重遊。从广场步行到人民英雄纪念碑，随处可见密布的便衣警察。前一我们险些遇难的地方，铁链拦死，根本上不了纪念碑的台阶。广场上去年坦克碾压的痕迹，已完全抹平，纪念碑周围被修饰得已经根本看不出半点去年六四血洗火燎的痕迹。曾读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人民英雄纪念碑恢复原貌》报道，记录当局是如何六四血案不到两个星期，就已迫不及待地掩盖历史痕迹：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六日电 （记者潘善棠）在动乱和暴乱中被污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经过戒严部队官兵和北京市有关单位职工的精心洗刷，今天已恢复庄严的原貌。今天下午，记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看到，前些日子在纪念碑四周的大理石碑基、汉白玉浮雕、汉白玉栏杆及柱子等处用黑墨水、油墨、颜料等书写的许多反革命标语、诗词、漫画，以及纵火烧物时被熏黑的地方，已被北京市雕塑厂、北京市环卫局的职工洗刷干净。纪念碑正面被弄倒的两根旗杆，以及四周被毁坏的路灯线路，也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北京供电局路灯队的职工修复；被火烧后炸裂的近四十条纪念碑台阶条石，也已修补好，但还需用新的花岗岩条石来更换。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纪念碑四周的二千七百平方米的草坪和一百七十五米长的桧柏绿篱，被全部毁坏和烧毁。从昨天上午开始，戒严部队某部官兵和北京市园林局的职工，在原草坪上翻地、挖坑，重新铺了草坪、种桧柏绿篱。今天上午，戒严部队某军军长傅秉耀、军政治部主任李栋恒、师长张作礼、政委李文和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等领导，也来到这里铺草坪、种绿篱。傅秉耀指着纪念碑及四周的草坪、绿篱激动地说，这里是牵动着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心的地方。我们戒严部队要和首都群众一起，精心地将它的原貌恢复过来。之后，傅秉耀、张百发等在浮雕前合影留念。“
２００３年，我去国１１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在北京逗留时，我特别叫了一辆出租车重返天安门广场。当年坦克、装甲车履带碾轧柏油马路、花岗岩地砖广场的痕迹，早已消失。我们当时险些丧命、魂埋广场的树篱，早无踪影。环绕纪念碑增设了一道铁环栏杆，由武警日夜驻守，禁止游人上纪念碑，其基座记述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共立国的历史场面的浮雕，只能远远眺望，这可是我们小学时每年清明必被学校组织瞻仰英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啊！
我特别设宴邀请当年坚守天安门广场的老同学重聚，重温激情燃烧岁月。席间聊到当年一起在广场的经历对各自的影响，我说六四对我人格上最大的影响，大概是塑造了自己对强权无所畏惧，决不屈服的气质。有过那种铁血经历的人，即便投入战场，也决不会被横飞的枪弹吓着。我提到刚到美国在餐馆打工，有次与台湾老板发生争执，他让香港经理传过话来威胁，说我不乖乖听他们的话，他们几兄弟会带上餐馆打工的墨西哥阿米哥修理我。我听罢一笑，说：“老共解放军坦克、装甲车子弹横飞都见识过，你们港台小混混算哪路土鳖！”徐孩子、程孩子他们会心大笑，击掌赞叹。
２０１５年夏天，我太太收到中国侨办的邀请，出席９月３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会”，观看阅兵仪式。我的父亲和太太的父亲，分别是年轻时加入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抗日战争老兵。这次是纪念反法西斯抗战的活动，不是什么歌功颂德的庆典，决定接受邀请。太太从天安门的红色观礼台俯视天安门广场，彩旗招展，歌乐飞扬，坦克、导弹车，沿长安街轰鸣驶过，哪里有半点２６年前自己与成千上万学生命悬一线的铁血痕迹？
六四彻底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命运，国内很多亲身参与者，殉难，伤残，失去职位、职业生涯，为之付出了终身惨痛的代价；置身海外的者，却以之免费换来移民永久居留权的绿卡，占了一生中最大的便宜。前者没齿难忘，后者讳莫如深。
中共当局大概心虚理亏吧，在其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的历史文献中，提到“六四”这个震惊世界的铁血历史事件，不敢再夸耀戒严部队当年“平息首都北京反革命暴乱，挽救国家挽救了党的丰功伟绩”，而是将之轻描淡写为“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当年那几个被捧为“共和国卫士” 军民冲突中丧命的战士，早已被遗忘得杳无踪迹。中共当局试图让经历者淡忘当年的伤痛，随着时间的推移，用遗忘抹杀历史，官方媒体严厉封杀披露六四信息外，运用高科技掌控举国大数据库的国家力量，竭尽全力严密封锁网络，不仅让公开舆论不能出现任何有关八九民运的信息，连私人社交媒介如微信之类，过滤到“六四”相关敏感字眼、画面、视频，即刻封杀，力图让后辈年轻人永远无从知道历史真相。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三分之一世纪前发生的六四事件，在无情时光的消磨下，当年的血与火的痕迹，在中国大陆已荡然无存，只剩记忆，残留脑海深层。当年当事人、战友、同人，日渐凋零矣。米兰·昆德拉说：“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身居海外享有言论自由条件的人，有义务把当年经历的事和人纪录下来，不容青史尽成灰！
2023年5月26日。美国国殇日长周末。作于芝加哥西郊。
（图片来自网络、友人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