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追悼会深感被欺侮，怒从天安门广场返回的十多万高校学生，马上成了火种，高调宣布罢课。无课可上，顿失功课压力，满校园里的年轻人，忙着刷标语，聚会，串联。官方媒体对十几万大学生自发连夜奔赴天安门广场，为胡耀邦葬礼送行之事，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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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橡溪笔谈
胡耀邦追悼会深感被欺侮，怒从天安门广场返回的十多万高校学生，马上成了火种，高调宣布罢课。无课可上，顿失功课压力，满校园里的年轻人，忙着刷标语，聚会，串联。官方媒体对十几万大学生自发连夜奔赴天安门广场，为胡耀邦葬礼送行之事，只字不提。于是同学们号召走出校园，向社会大众宣讲事实真相。北京市区的工交车站、地铁出入口，不时可以见到一些年轻的男女大学生，设立摊点，竖起标语牌，发表演讲，派传单，募捐。毛泽东曾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里说，学生运动最大的失败，是脱离大众。现在学生走上街头，鼓动群众，大有燎原之势。
是可忍，孰不可忍？！最高权威迫不及待重锤猛敲警钟，指示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于４月２６日，发布勿谓言之不预也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广而告之。史称“四二六社论”。
社论核心是定性：“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阴谋”！“动乱”！我们这些参加游行集会的高校学生，充其量不过是一群意气向投，热心同学一招呼就上的乌合之众，现在被冠上“有计划的阴谋”，真是三生有幸，太抬举了！广大同学，根红苗正，红旗下长大，哪个不盼着国家能够早点实现四化呢？不平而鸣，臧否时政，那是恨铁不成钢，绝大多数的人是想女娲补天，为党拾遗补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至多也就《忠义水浒传》里当下奸臣当道，蒙蔽圣聪，要清君侧的思路，有几个图谋拆庙，打倒共产党，另起炉灶？大伙儿热脸贴冷屁股，被说成动乱，颠覆政权，破坏安定团结，真是委屈如屈原，比窦娥还冤！
更有甚者，是社论赤裸裸、磨刀霍霍的恐吓、威胁: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需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北京市公安局随即颁布两个公告：一、凡举行游行示威的，必须提出申请，未经许可的游行是非法集会，一律禁止；二、严禁聚集街头讲演、募捐和散发传单，违者将依法处罚。
这对前几天在天安门广场身心交瘁被涮了一天一夜，怒气冲冲的几十万首都高校学生，不啻火上浇油！年轻人本来就气盛，这回大家普遍铁了心，决不服软，决不会像前辈那样忍气吞声，自怨自艾。一场空前的抗争，在众高校飞速发酵酝酿。
天安门广场胡耀邦追悼会回校后，我因要主持“股份制改革研讨培训班”的会务，到办班所在地安定门外交通部招待所住会。
胡耀邦８７年初因镇压学潮不力下台，由当了八年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接任党总书记一职。一口河南土话的赵紫阳，思想却极开明，关心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竭力打破束缚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他深知党传统的那套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怎么发展都不过是鸟笼经济，中国经济要上台阶，必须汲取西方主流经验，改革体制。为此，特别在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下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招募了一批年轻幕僚，礼贤下士，据说每个周末都邀请到中南海，倾听他们的国策建议。
赵紫阳鉴于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生活清苦，工资难以应付物价上涨，国家又拿不出经费补贴，由党中央下文件，鼓励事业单位创收，自力更生改善生活。顿时，全民刮起经商风，科研、教育机构从来就不是心如止水，岂会波澜不惊？
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几个北大出来的研究生，阮囊羞涩，苦孔方兄久矣，风潮之下，琢磨出借助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校友官员、社科院北大的著名学者来办班赚钱。赵紫阳智囊体改委里的青年才俊，研究生院毕业的博士学长不少，平时聊天，知道他们天天向赵紫阳鼓吹的体制改革方向——外向型经济、股份制、党政分家公务员制。于是我们共推法学所所长王叔文的博士生刘笑君主持办班赚钱。此人北大８０级法律系学弟，当过北大学生会的生活部长，有为官经验，办事能力强，场面上政治正确的套话讲得十分顺溜，８５年我们罢免了官方指派研究会后，我推举他做新一届研究生会主席，投票选举通过后，我任研究生会代表大会召集人，戏称议长，与他配合得很好，任期内发起罢餐学潮，赶走了官僚派头十足的八级高干院长孙耕夫，迫使社科院比照高校，加倍给研究生伙食补贴，让研究生院的伙食之丰盛，一跃为北京高校之首。刘笑君研究生会主席任期一年结束后，跳了一级读法学所博士。他拉我做“教务长”，负责总务。我则拉我们硕士生时闹学潮的骨干——美国所的金灿荣，西欧所的钦鸣荣入伙。此二荣本科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同班同宿舍同学，毕业后同在社科院院国际片工作，对时事比较了解，分配他们负责课程设计。又吸收经济所的两个硕士生李果和谭宏。他俩北大经济系读本科时就已入党，一直做学生会、团委工作，有一定的实事操作能力。
几次海阔天空的神仙会后，我们商议出三个项目：外向型经济培训班、股份制培训班、公务员考试一百题畅销书。招生、售书对象：全国党政干部。
立项成果落实到赢利，并可以把赢利的钱拿到我们个人手里，我们必须解决三个关键问题：第一，解决开培训班的生源／财源，必须要有对干部有号召力的中央党政机构参与。几经努力，我们跑下了两个研究生院的校友：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柳斌杰（后任出版署长）、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团委书记徐建中，让这两个中央机关挂名，对全国共青团干部，有极大的吸引力，单位报销去北京培训班的学习、食宿、车旅费用，比较容易。第二，教师队伍。这个不难，我们一直在全国最高学府北大与最高研究机构社科院学习工作，跟当时京城学界名人，都说得上话，有团中央、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招牌，再加上丰厚的讲课费、车马费保障其创收，很快敲定厉以宁、吴敬琏、萧灼基等老师名单，皆一时之选。第三是如何收公款，又能发放到个人手中。我们拉来文革投太平湖自尽的现代文学大家老舍的儿子舒乙，让其名下的幽州书院挂名合办，通过民办文化机构的帐户，接收单位信汇的学员报名费，再到西单文化用品商店内部服务部买上几本事业单位专用发票簿，预盖上幽州书院的财务专用章，没有税务局的发票，我们照样可以收现金开发票给学员供单位报销！办班赚到的钱，团中央、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幽州书院三家按协议分成，帐由财务制度灵活的幽州书院走，而我们几个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创立并承包了幽州书院培训部，办班赚到的钱幽州书院再以劳务费的名义返还给我们。
于是我们几个熬了两个晚上，搭好“全国外向型经济研讨班”的架子，自己拉了一套时髦课程，凑了几百块钱印了一纸招生简章，邮局寄出上千张，没几天，哗啦啦成百成百的地方团干部踊跃报名，钱滚滚而来，流向名不见经传的幽州书院银行帐户所在的紫竹院的什么信用社……
外向型经济培训班报名三五百人，时间是是８８年八九月份，正是首都北京绝好的旅游季节，几百人食宿、交通、上课场地，成了大问题。既然让我挂帅教务长，主管总务，就利用军人家庭出身、熟悉部队的背景，闯遍唯一有能力接纳这么大办班规模的军队机关大院，结果住宿、交通包租给西郊颐和园与香山之间娘娘府军事科学院干休所的招待所，上课则包租厢红旗总参三部礼堂，在党中央的创收指示倡导下，这些中央军委机关一改历来高深莫测的架子，见钱眼开，绝对配合。两个班办下来，穷学生成了万元户，我那间博士生单人宿舍，居然安置起了彩电、冰箱。
８９年我们再办“股份制改革高级研讨班”，拉到的合办单位是全国工商联与民进中央，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民主党派在工商界人脉犹存，招来的学员企事业单位主管较多，层次较高，开课上我们相应多请体改委体改所的校友官员，他们为赵紫阳设计的未来经济改革方案，熟知中央内幕，能放出半点风声，学员便觉得不虚此行，学费花得太值了。这次办班准备得比较充分，学员住宿地点选在北京市区安华里的交通部招待所，上课到不远黄寺国防科工委的礼堂，方便请体改委的老师来上课，两期班的时间四月下旬到六月上旬，正好跨越六四。
我们另一个项目是出畅销书——《公务员考试一百题》，也是通过体改委的校友，拿到他们为赵紫阳设计的未来政治改革方案，由刘笑君和金灿荣负责拟题、解答，他俩参照体改委上报的国家公务员改革草案一稿、二稿，８９年夏已写出书的初稿，我联系好了北大同班同学，上下铺好友刘宝明，由他所在的新闻出版署直属现代出版社负责出版。征订消息在全国图书出版目录上打出后，订书的上百万，招得出版界个个眼红。六四后随着赵紫阳下台，政治体制改革一风吹，此书出版自然黄了，到手的大钱没赚着，还让人事部闹到新闻出版署，要追究泄露公务员制机密的责任。
外向型经济、股份制、公务员制，沿袭至今，造就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今天。难怪老马识途的邓小平，六四后发狠，下令说，十三大（赵紫阳当选总书记）的方针，一个字不能改！我们这几个社科院年轻人，也算是开风气之先。
四二六社论出台时，我正在安定门外的交通部招待所主持第一期“股份制改革高级研讨班”。 ４月２６日开班典礼，我们请来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 （后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做开场白。４月２７日上午，我们请来讲课的是ＸＸＸ。他当时年方四十，体改所副所长，挂职兼任ＸＸ部部长助理，是当时最年轻的部级干部。
九点上课时间已到，学员们济济一堂，却迟迟不见ＸＸＸ踪影。快到午饭时分，他终于赶到课堂，开口道：我今天从长安街部里出来，一路碰到的都是防堵学生游行的武警、警察设的卡，好不容易赶到这里，耽误了大家不少时间，迟到为歉！既然能赶到课堂，就匆匆讲几句。见到大家，说实在的，很吃惊你们这种时候还能在这里安心听课！
我台下一边听ＸＸＸ慷慨激昂的讲话，一边向坐在旁边的其司机感叹：难得ＸＸＸ，当了部级领导，还这么血气方刚！司机说，可不是嘛！来的路上，ＸＸＸ告诉我，他昨晚听了传达邓小平的讲话，说他们有几十万大学生，我有几百万军队，十分震惊——解放军是用来镇压人民的吗！！！
课毕，按惯例留午饭。那时讲课的老师大多是高校的教师，生活比较清苦，我们特别安排他们到附近高档酒店撮一顿。ＸＸＸ谢绝说，部里今天事很多，得赶紧赶回去，改天再聚吧。我正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刚好顺路搭ＸＸＸ车。路上谈起昨天大张旗鼓播发的四二六社论，今天酝酿中的学生四二七抗议大游行，他面带忧色，说这是一定有人给小平同志上了眼药！邓小平文革时从最高权力中心被两次打倒，自身被拘禁，家人不保，连带大儿子残废。他深知最高权力圈子里的人，一旦丧失权力，决不可能过上平民百姓的日子！台上人会担心其利用台上积累起来的人脉复辟，必定会时刻防范的。看来给小平上眼药的人，成功地让他深信，这次学生闹事，矛头是对着他的。以他的经验教训，他绝对不会让步下台，放弃手中大权的，哪怕动用军队流血镇压也在所不惜。这次搞不好，赵会重蹈胡的覆辙。
赵紫阳对ＸＸＸ这些体改委出来的秀才，执礼甚恭，言听计从，颇有知遇之恩。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资金，基础建设落后，国际货款艰难且条件苛刻。他们向赵出主意：我们手里纂着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国家的所有土地，怎么会缺钱？可以卖土地（后叫出租，七十年为限，反正当年土改运动没收来的，无本生意），土地财政获取巨额资金，投资基础建设，足以完善交通，通信，电力等招商硬件环境；外汇管制，以外汇储备为准备金，增发同等的人民币，松银根，活跃国内资金市场。只要筑好池子，让老百姓的人民币储蓄转化为国内不动房产，搞砸了万一人民币发生贬值，大不了抛外汇储备再把超发的人民币再套购回来，照样稳定汇率。萧规曹随，才有中国今天的弯道超车，经济规模发展到世界老二的格局。
六四后赵紫阳的智囊团机构，自然成了重灾区。体改委体改所所长北大中文系６１级校友陈一谘，辞职，退党明志，流亡美国；甫从青海格尔木市长调任副主任的刘晓峰，北大中文系高我一级的７８级校友，亦被捕入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赵紫阳的大秘书，被捕入狱。负责人如陈小鲁，即便是陈毅元帅的小儿子，也被一撸到底，下海经商。ＸＸＸ沉寂了一阵，新上任的总书记正好是其父的老部下，风云际会，竟成了任职二十多年的金融沙皇，对中国经济弯道超车颇有贡献，乃旷世奇才。
接近长安街，路上开始有不少警察集结，拦路盘查。见到ＸＸＸ的ＸＸ部牌照奔驰轿车，什么也没问就放行。ＸＸＸ在ＸＸ部下车后，司机沿着东长安街继续向西，穿过一道道警察防线，把我放到人民大会堂的正门前。
天安门广场上已被军队戒严，解放军士兵徒手每隔几米一个，围着天安门广场列队，排成人墙，封锁广场，禁止进入。围着人民大会堂也站了一圈，其面对广场后来用来迎宾的正门前宽大空地，排满待命的军人。自幼长在军营的我，从战士脸晒得苹果红的脸，就知道他们是野战军来的，不是京城的卫戍区部队。据说是从河北保定紧急调集３８军五六千战士进京。士兵征尘犹存，衣衫蔽旧，有的战士解放鞋上都有破洞。
参加胡耀邦葬礼的北京高校学生骨干，经历了天安门广场一天一夜的挫折、沮丧、愤怒，回校即酝酿独立、自治的学生组织。北大学生筹备了北京市高校临时学联，旋即演变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政府官方称“高自联”。四二六社论发布的当晚，北高联各校代表在政法大学召开的首次代表大会上投票，决议向各高校发出通知：２７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汇合，抗议《四二六社论》！
上午８时是北高联预定的四二七大游行开始时间。市区和东郊一些高校学生，同上次胡耀邦葬礼一样，预先溜到天安门广场，进不了广场就在其周边，等候西郊高校的游行示威大部队。在大会堂前长安街的人行道上，我喜遇同班法学所博士生孙宪忠同学。他和我硕士生时即同学，念博士时一起学德语，非常熟识。我们在大会堂前交流今天大游行信息，议论时局，不想站立在士兵戒严线背后的一个白净面孔尉官肩章的军官，突然打断我俩的闲谈，大声吆喝叫我们立即离开，学着“四二六社论”的腔调，骂我们是动乱份子，威胁再不走就抓起来！我听着十分恼怒，说看看你带的兵这副破衣烂衫的军容，到首都天安门值勤，简直是丢尽解放军的脸！
后来经历戒严的经验，面色黝红出身农村的军官比较淳朴，对大学生多少有敬仰之心。城市来的脸面白净的军官，一些是干部子弟，高考落榜不得志去当兵，往往对大学生嫉恨交加，态度最为恶劣。大概是立功心切，最好弄出点事端，狠狠表现一把，决不错过任何提升的机会。
孙宪忠见我同那军官争执，赶紧过来劝阻，说当兵的不过是专政工具，不值得同这家伙一般见识。孙宪忠陕西人，身材魁梧，七十年代末高考上大学前，曾在湖北山沟里的空军基地当过几年兵，做现在还经常被大陆派到台海抖威风的轰六飞机地勤，同我一样，熟悉军营生活。他后来留学德国，法学博士，国内顶尖民法专家，全国人大代表，法制委员。经常从国内报道，他所发的朋友圈，看到他频繁出入人民大会堂，努力推动中国民法的立法。
这时已近下午两点，饥肠辘辘，孙宪忠拉我到广场西边，坐在大会堂与长安街之间的人行道松树下，面对马路，静候高校游行队伍到来。他掏出随身携带的研究生院食堂做的点心桃酥分享。
坐了不久，大队警察来临，驱赶大家立即离开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我们随着人流往南长街走，在进入南口牌坊的门洞时，警察突然对尾随在人群最后面的市民，又踢又打，好几个小年轻被扇耳光，抽头皮，鼻青脸肿，嘴角流血。警察边打边骂，“这个钟点儿不去上班，在这儿捣什么乱!”见大家回过身围上来，大喊“不许打人！”，警察才不得不住手。
自胡耀邦去世群体抗议事件暴发以来，警察是否对和平情愿的民众使用暴力，一直是舆论争议的焦点。当局当然是彻底否认，声称那是造谣。这次是我亲眼所见，非常愤怒。第二天还特别去导师蒋和森家，请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当局提议案，调查发生在南长街口警察打入的事件，表示我愿意作证。
大家黑压压地堵在南长街口，焦虑地等待游行示威的进展。下午四点多，可以听到西长安街方向远远传来阵阵口号声，显然高校同学四二七大游行，如谋划的那样，终于冲破了警察、武警的层层封锁线，抵近天安门。
听到口号声大家十分鼓舞，不由自主地随着人流向南长街口挤过去。警察手挽着手，组成好几层人墙，阻挡人流进入长安街。有同学喊口号：“人民警察爱人民！”、“理解万岁！”惹来围观的市民一阵哄笑。
僵持了几十分钟，可以看到高校的旗帜、标语牌出现在警察脑后的长安大街上。示威游行的高校学生见到天安门广场，格外亢奋，口号声震天动地。我们被堵在南长街门牌楼下的同学，按捺不住游行大军终于成功会师天安门的激动，一起呼喊着向长安街涌去，谁也没注意到刚才那些并肩挽手组成人墙的警察，是怎么悄然散伙消失的。
高校的游行示威队伍，并没有挑战列队戒严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士兵警戒线，进入广场，而是沿着长安街，通过天安门，继续东行。
很快就看到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从里面喊出混回母校队伍里的社科院的人，我们研究生院的学生外，还有一些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各所工作的人，以哲学所最多。有同学展露特别怀揣带来的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校旗，大家急忙四处搜寻到一根木棍，撑起大旗，高矗在路旁，招兵买马，不一会儿，就凑出百十人的社科院游行队伍，在校旗的引领下，随着高校游行大军的洪流，沿着长安街继续向东行进。
这时已是机关下班时分，东长安街有很多中央部委机关，他们的人都跑到马路沿，使劲给游行队伍鼓掌加油，送瓶装水，扔整条香烟，人声鼎沸，一片欢腾。
北高联事先对游行口号、横幅有统一规划，诸如“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宪法”、“消除腐败”、“坚持改革开放”、“新闻要讲真话”、“稳定物价”、“和平请愿”、“反对动乱”…… 啰啰嗦嗦，六四后被当局指为“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喊起来根本不适用于游行示威，太文太抽象，领喊的人喊出后，嘈杂游行队伍里的人记不住跟不上，稀稀拉拉，路边观众反应冷淡。印象最深的是我喊出的“打倒太子党！”、“消灭官倒！”口号，直接、煽情，围观群众反应最热烈，鼓掌最响。
我一边在东长安街上游行，一边听加入北大游行队伍的哲学所吴国盛、徐向东等，激动地讲述今天游行气吞长虹的拚搏经历。
他们同一大批北京大学同学，一大早就在北大校园南门聚集，排除校方的干扰冲上大街，上午九点左右，与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游行队伍在中关村汇合。在中关村路口附近，警察手挽手、肩并肩组成四五层人牆拦截，僵持了十几分钟，学生游行示威队伍就以冲挤方式突破了拦阻线。十点半左右，游行队伍在中国人民大学南侧友谊宾馆前遇到第二道拦阻线，武警和警察手挽手排成三道人牆。在逾千围观市民“警察让开！”的震天呐喊声中，游行队伍没几分钟就冲挤突破了这第二道拦阻线。在白石桥，游行队伍在围观市民的助威下，同样很快突破了警察设置的第三道拦阻线。中午在车公庄二环路口，北部髙校的学生队伍与东部髙校的学生队伍大汇合，再次顺利冲破数百名警察组成的拦阻线。下午一时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游行队伍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校游行队伍在西直门立交桥汇合，现场一片旗海，欢声雷动。西直门立交桥上下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市民，齐呼：“学生万岁！”同学们齐声高呼“人民万岁！理解万岁！”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附近的六部口，游行队伍遇上了最强悍的拦阻线，几千武警手挽手组成几十层的人牆，气势汹汹地堵死了上百米宽的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入口。游行队伍后面的同学不清楚前面发生了什么，凭惯性继续往前涌，游行队伍前面的同学受警察厚实的人墙阻挡，被挤压得密不透风，窒息濒死感都有了。幸亏闻风而至成千上万的围观市民，拼命向警察施压，“人民警察人民爱！”“学生加油！”的口号，此起彼伏，连长安街两旁的街树、标语牌上，都爬满了支持学生的市民，摇旗呐喊。游行队伍被阻绝在那里近一个小时，终于将武警人墙冲开缺口，突破了最后一到防线，穿越天安门，沿长安街继续东行。
社科院的院部和文学、哲学、国际片的研究所，正好在建国门长安街上，大门口挤满了观看游行的院里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他们见到我们的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旗帜，很多人马上加入到我们的游行队伍里，队伍顿时壮大了不少，俨然成了今天四二七大游行尾声时的一大主力！
大家沿着东二环路继续北上，游行到东直门转北二环路时，八点多了，天已大黑。北高联传过话来，说各高校已答应会派车接游行的同学回校，让大家在北二环路原地休息，等待自己学校的车来接。这么多游行的学生，有几个高校有能力一下把大家都接回远在郊区的校园？大家将信将疑，等了不一会儿，陆续挂有各大学标志的大巴和公共汽车开来，司机旁有学校工作人员拿着喇叭从车窗探出头来，招呼本校的同学上车。帮着运学生的这么多公共汽车，不清楚是官方布置的，还是工交工人被今天同学的游行所感动，自发帮忙的。
我们社科院的游行队伍，大半是院部上班的人中途加入进来的，他们都住在城里，队伍散了各自回家。我们研究生院的同学，也想像别的高校那样，有学校班车接回远在东郊西八间房的校舍。路边借用电话，人家十分热情，一再表示，随便用，决不收费！电话打给校方，早已下班无人接听。找研究会的同学，主席张首映支吾其词，敷衍了事。
打电话的同学气哼哼回来汇报，大家才发现我们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会主席等一干人，今天历史性的四二七大游行，全未见踪影。大家一通痛骂，方才意识到游行折腾了一天，凭１１号双腿穿越了大半个北京城，亢奋了一天的身体，又饿又渴又累，马上就要垮了，赶紧到街边随便找个小店坐下弄点吃的。店主看我们是今天参加大游行的学生，特别免费奉送啤酒犒劳致敬，大家急忙道谢，几杯酒下肚，回到研究生院宿舍，已是半夜了。
我上次参加游行示威到半夜才回宿舍，还是十年前的事。我们北大７９级九月刚入学，就在去饭厅、教室必经之地的三角地，见到号召同学们响应中国人民大学的呼吁，周末去党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大门前静坐，声援他们索回被解放军二炮占用校舍的合理诉求。对人大并无了解。文革后刚恢复高考时，先报考，分数出来后再填志愿，我高考开榜夺得状元，全国大学任我挑，从不过问我学业的父亲特别叫我去，十分严肃地对我说，知道你一直想回北京，但哪个大学都可以报，就是不许报人大，因为没水平！当年经我手保送进人大的军区调干生，连小学文化程度都够不上！
刚进大学没几天的新生，星期天一大早全班同学就被不知是人大还是北大租用来的公共汽车，拉到西华门中南海东门静坐，要求党中央下令，让文革中乘人大停办，鸠占雀巢的军队二炮机关，立即退还校舍，保障复校后人大学生上课、住宿的基本权利。我小学时住过南长街的养廉胡同，上学在北长街小学，教室是皇家道宫昭显庙，每天上下学路过西华门，都会遥望门禁森严的中南海大门。我们在那里随学长们摇旗呐喊，没人提供食水，饿了渴了我就领班上同学到附近儿时就熟悉的合作社，买点饼干、汽水。傍晚学长们一声不响地就散了，我们全班新生在那儿傻等永远不会来接我们返校的汽车。等到绝望后自行搭乘公共汽车回北大，到动物园时已过了半夜１１点，错过了到颐和园的３３２路末班车，只能走回北大，到宿舍已是星期一凌晨了。但谁也没有缺席几个小时后俄文楼的老教授王力亲自坐镇的第一堂古汉语大课——这门课要开两年，是我北大四年唯一不旷的课。
四二七大游行，历时１５小时，行程６０里，二十万人参加，百万人围观、欢呼、支持，激愤，勇敢，悲壮，成功地挑战了当局的高压，震撼了社会，激起各界民众的热烈支持，大长了抗议学生的底气。当天傍晚，当游行队伍沿东二环路步履艰难疲惫北行时，传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正在电视里正式讲话的消息：“我们欢迎同学们的对话要求。我们党和政府一贯主张与群众直接对话。但对话需要在合适的场合和气氛下进行”。游行队伍一片欢庆：“胜利了！”“我们赢了！”不少同学激动地相拥而泣。
游行后各高校同学纷纷检讨本校官办学生会的表现，发现本应代表学生的组织完全站到主体学生的对立面，帮着当局竭力瓦解本次大游行。于是各高校学生纷纷筹划出自己独立自治的学生会，叫筹委会，原来的学生会自然成了伪学生会。
我们社科院院的同学，游行回来第二天马上召开紧急研究生代表大会，弹劾研究生会，选出对话团成员。
现任研究生会主席张首映，本科武汉师范学院，娶了中文系主任的大女儿；硕士北大中文系，导师胡经之；博士文学所，导师理论室主任钱中文，同我一级。他很有湖北人九头鸟的劲头，好钻营，长于自吹自擂，能量大。他与其老丈人合谋告发我硕士同学美国所的金灿荣，与其小姨子始乱终弃，弄得社科院研究生院数十堂堂教授、研究员，不得不在学位评定大会上探讨“有性接触无性行为”的指控，能否构成剥夺学位资格，害得金灿荣被延缓学位授予，耽误转正，少拿了不少工资。
会上有同学揭发，张首映不但嘲笑同学们参加游行，还放狠话说，敢冲击中南海，换他当总书记，早就下令开枪打了！顿时群情激愤，发言踊跃。会议室坐不下，很多同学靠墙站着，门口还不断有人往里挤。由于现任研究生会班子成了被告方，无法主持会议，大家推我这个硕士生时就已当过研究生代表大会召集人来主持。这是我第三次主持罢免研究生会主席的研究生代表大会。
先让控方同学发言，陈述弹劾罢免现任研究生会主席的理由，同学们纷纷抢着发言，历数研究生会不去代表大多数研究生的意志，协调抗议示威游行，反而设法阻挠的罪状，一通狠批。轮到被弹劾的张首映发言，他操着湖北腔的普通话，嗓音宏亮地辩称，研究生会作为学校的基层群众组织，职责就是服从领导，不听官方的，听谁的?！理直气壮。顿时双方你言我语，吵成一团。张首映夸夸其谈，中气十足；弹劾他的同学昨天游行喊口号后遗症未愈，个个嗓音嘶哑。俗话说的有理不在声高，现实生活中却如泼妇吵架，声音大者占先。渐渐地会议室里只听得到张首映一个声音。
我做为当年参与起草研究生会章程的元老级研究生代表大会的召集人，太熟悉规则议程了，见此情况，赶紧主席台上拍案喝止发言，提议立即举手表决，是否罢免研究生会主席。投票结果绝对一边倒，罢免了现任研究生会主席，由副主席徐国栋继任。张首映见状只得悻悻离开会场。大会又选出刘笑君、徐国栋、吕祥三个不同年级的博士生为对话团成员，代表研究生院的同学准备同中央对话。
张首映此后就消失了。有天研究生工作处处长，８３级硕士生毕业留校的郑秉文饭后拉我去他的办公室，说告诉你的这个老同学的奇闻。原来张首映毕业后立志从政，去了纺织工业部的智囊机构政策研究室，在那里胡吹乱编自己的履历，说自己系皇亲国戚，当过某国家领导人的大秘书，大言唬人，引起部领导重视，责成组织部门调查，查处结果，纺织工业部要求把他退回原分配单位。郑秉文说，这家伙在研究生院就胡吹自己在哈佛留过学，有人来核实，我就说反正他档案里无出国记录。纺织部也真行，哪里有毕业工作了一年多还闹着退回学校的！前些时候北大同学校友群里有人发“杰出——或曰升官发财——校友名录”的贴子，见到他的名字，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还见到硕士高我一级文学所理论室研究生陈晋的名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这个名录据说副部长级才可以上榜。
接下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同学们仍沉浸、陶醉在四二七大游行的胜利激情中，相安无大事。
５月４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发表了亚行讲话，给广大同学的游行定了性：“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麽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像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份的信心。”“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这与“四二六社论”把广大同学的游行专断地定性为“动乱”，截然不同。孔夫子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大家听了党总书记的亚行讲话，顿时觉得正了名，名正则言顺，不管事成与不成，至少先多少消了一些气，觉得上街游行的目的，已阶段性达到，下面的国家大事，只能按总书记说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逐步对话解决。作为在校学生，还是该干啥就干啥，好好完成学业。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敢大张旗鼓地把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北京路人皆知一定是太上皇邓大人拍的扳。现在党的总书记既然把定性的错误改正过来，邓小平再霸道，也不该打破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仅凭唯一未退的军委主席一职，把党总书记的权威当儿戏吧？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哪里会想象出中央高层政治舞台上演的大戏里，还有当年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这个队伍你当家，可是皇军要当你的家” 这一齣！
六四开枪，血火一片，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翻开了底牌：“《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
赵紫阳在学生广场绝食，学潮鼎沸时刻，接见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也亮了底牌――“邓小平同志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是国内外公认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我们的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但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们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需要他掌舵。”
至此方知当初老邓把中共历来党第一把手比兼军队第一把手的传统，弃之如敝履，辞退了所有党内外职务，却独揽军委主席，让总书记赵紫阳兼任军委副主席，系早已深埋伏笔，政治手腕老谋深算。
党内位高权重的人，早已看出对学潮处理，中央出现了两种声音。自然有惦记着兴风作浪的人，摸准了大内中枢的脉搏，决不会放弃一赌高升的机会。
４月２９日，北京１６个高校的学生代表，与政府代表袁木（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何东昌（教委副主任）、陆宇澄（北京市副市长）、袁立本（北京市秘书长）举行了第一次对话。袁、何代表李鹏任总理的国务院，陆、袁代表北京市，都是直接管在京高校，拥有捏拿学生前途命运大权的大员。参加对话的几位研究生院代表，回来垂头丧气，说这几个官僚，还是“四二六社论”那一套，把大家上街游行定性为动乱。那个何东昌最为恶劣，说话满口都是教训、威胁口吻，哪有什么平等对话！何东昌８２年即任教育部长，教育部升格为教委，他是第一副主任，主任先是总理李鹏兼，后来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兼，实际教育口主管还是他，对话时态度专横，楞说同学们是受“长着胡子”的“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蛊惑、操纵，制造动乱；嘴上一边说“不会秋后算帐”，一边反复唠叨“四二六社论”里的话，“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四二七大游行后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一口回绝。既然教委把学自联定性为非法组织，最终会什么下场，党史记载得再明白不过了。
对话团带回的负面消息，让折腾学生自治组织的领头人物，人人自危。索性搞大，鱼死网破，让李鹏代表的保守派下台，已在他们圈子里成了共识。但再搞四二七这样的大游行，赵紫阳亚行讲话后同学们恐已没有那么大的劲头，动员起来不现实。必须要找到什么可以激起同学再次上街大规模抗争的事由。
有人想到了绝食。讲述印度圣雄甘地提倡非暴力政策，坚持用绝食、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或称公民不服从)的游行、静坐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手段，唤起民众，赢得人民的信任和爱戴，虽屡遭挫折，最终迫使英国政府同意印度独立的电影《甘地传》，８３年赢得了最佳影片等八项奥斯卡金奖，在中国高校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
北大有人开始运筹绝食方案：同学们以甘地为榜样，愿意冒着生命安全风险参加绝食，以期激发全国民众的声援，从而引起党中央的关注，与同学选出的对话团进行认真、平等的对话，纠正“四二六社论” 定性动乱的错误，承认这次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绝食抗议活动的时间与地点围绕举世瞩目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因为官方已公布了计划于５月１５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苏首脑会晤盛大欢迎仪式，学生前期占领广场，政府将不得不对学生绝食作出回应，接受对话要求。
先是北大有不少同学对这个绝食方案签名支持，然后是有志愿者报名参加。绝食不比游行示威，饥饿不仅痛苦，时间长了还会有生命危险，场面悲壮，必定引发社会的极大同情，大规模的游行声援。大规模天安门广场集体绝食抗议，以性命抗争的激烈手段，必定走上把事态推向摊牌的不归之路。
箭在弦上，已呈不得不发之势。
2021年7月２1日作于芝加哥西郊橡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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