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我们前面十几米的一个刚从广场逃生的难友，见到北京市公安局后门街垒内军警的这副架式，悲愤中来，猛然大声怒吼：“法西斯！”幽静的东交民巷宛然响起一声炸雷！街垒内军人震惊片刻，猛然蹿出五六个，枪托、警棍冲着小伙子劈头盖脸猛砸。小伙子顿时被打得抱头蹲地，几个大兵就势把他架起，往大门里猛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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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橡溪笔谈
东交民巷１８６０年清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直至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其间先后有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日本、德国等国在那儿设立使馆。国民党定都南京后，这里也一直是外国政府、军队在北京的驻地。４９年中共建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收了这里的房产，将之转为东欧国家驻华大使馆，直到１９５９年所有的使馆都迁往朝阳门外三里屯一带的使馆区。经历近百年的洋人经营，绿荫下的东交民巷，道路两旁不时映现的西洋花园楼台，一直是北京最幽静的风景线。
五十年代随着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扩建，当局把国家司法机关办公地点设立在这一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均把大院的后门，开在东交民巷。六十年代毛泽东发起文革最乱的时候，公安部门的造反派占领了机关，司法系统瘫痪，深感安全危及的党中央，紧急从全军抽掉干部进京，军管首都司法机关，家父亦是其中军代表一员。小学时周末常从东裱褙胡同附近四合院家，去家父支左(支持左派)的机关游玩，来回都是步行东交民巷，对之了如指掌。
六月四日早晨，军队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导致的踩踏，让靳大成、我和女朋友均受伤，失去了鞋子。我们搀扶着腿部受伤的她，光着被扎破流血的脚板，艰难东行。熟知的街道已面目全非。从纪念碑南毛主席纪念堂东，进入东郊民巷不足百米，已是碎石、断木、玻璃茬遍地。
巷南北京市公安局的铁栏杆后门外，用金属栅栏、水泥路障墩、沙袋，堆起高高的街垒，隐蔽其后的成群士兵，绿色钢盔攒动，冲锋枪指向马路，虎视眈眈。巷北的最高人民法院后门前，有几辆汽车残骸，仍在冒烟。
走在我们前面十几米的一个刚从广场逃生的难友，见到北京市公安局后门街垒内军警的这副架式，悲愤中来，猛然大声怒吼：“法西斯！”幽静的东交民巷宛然响起一声炸雷！街垒内军人震惊片刻，猛然蹿出五六个，枪托、警棍冲着小伙子劈头盖脸猛砸。小伙子顿时被打得抱头蹲地，几个大兵就势把他架起，往大门里猛拖。
听口音这位同学应是外地来京声援的大学生，若被这伙野性爆发的军警捉进去，非得打得非死即残。外地人北京没点路子，还不把牢底坐穿？我和靳大成赶紧冲上去，拦挡住军警劝解。未容分说，我脑袋就一声轰响，后脑勺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警棍。朦朦胧胧中我掉转过脸，直视那打我的士兵，只见他一个一米五几，瘦骨嶙峋状如报纸上看到的越南小个子兵模样。他再次打过来的警棍，被我一把拨开。幸亏这个矬子士兵奋力抡出的警棍，够到一米八个头我的后脑时，力度已大打折扣，否则我非被这包铅的警棍当场打倒在地。
这时恰好有从广场出来同学的几十大队经过，他们见状大喊“法西斯住手！”，跑过来营救。这几个士兵见势只得放弃受伤的猎物，赶紧跑回他们的街垒，躲在后面鸣枪示警。
我和靳大成拽起满头满脸都是鲜血的那个小伙子，拖着他快步远离虎穴北京市公安局，交给了赶来的那批同学队伍。再看靳大成，背上着实挨了重重一通枪托、警棍，即便勤练武术的人，也抗不住，面色凄惨。我们三个光脚受伤的人，谢绝了那批同学队伍的照顾，急劝他们尽快赶路离开险境；我们路熟，自己慢慢往前挪。
后来从中央电视台播放当局《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才知道六月三日晚四日晨，在我们刚经过地方，北京民众要求释放被抓进去的市民，与军警爆发剧烈冲突，曾有市民驾车冲击北京市公安局的后门。火光遍地，砖块、木棒满天乱飞，宛如战场。
路过正义路口时，遥遥可以听到民众喊声震天，隐约可以辨出是怒骂戒严部队是“法西斯”，每次齐声怒吼，都会立即招来一片枪声。喊声与枪声交织，此起彼伏。
正义路口向东，路北有一片五六层高的红砖宿舍楼，大概是最高人民法院或公安部的宿舍院，大门开在东交民巷上。六月四日是星期天，这些中央最高司法机关紧邻天安门广场、东长安街，坦克、装甲车碾杀了一夜，火光冲天，枪声不断，大院里的人们岂能安睡？他们成群聚集在东交民巷的大门口，焦急地观望天安门广场方向。见到衣裤血迹斑斑，相互扶持，赤脚在沥青路面上趔趄而行的我们三人，几位中年机关干部模样的人，拦住我们说请等一下，他们马上回宿舍楼为我们找鞋穿。他们围着我们，默默打量，充满同情，不少人抹泪抽泣。不一会儿，回家找鞋的人赶回来了。他们抱着一堆鞋，估摸着我和靳大成脚的尺寸，从里面挑出两双睡鞋；一位女士特别给我女朋友从家里找到一双挺好看的凉鞋。他们直抱歉，说请凑合着穿，家里的鞋这一夜都送光了……
被路面石渣、碎玻璃划破的双脚，有了鞋穿，尽管仍是疼痛难忍，但不必再战战兢兢地下脚路面。我们三人一瘸一拐，步伐明显加快。不久东行到北京医院东交民巷上的南门，只见这所中央高干医院一反平日安静肃穆，门口聚集着一群市民，焦虑不安地诉说交谈着。有几个身披白大褂的医护人员，见到我们三人，马上赶过来问：“伤到哪儿？”“是否是枪伤？”边问边把我们领进院子，穿过天井，直奔急诊大楼。
领我们去急救室的年轻医生，一脸憔悴，路上喃喃自语道：“我们上医学院时，碰到枪伤救治这一章，课堂教学从来都是跳过不讲，根本用不着嘛！这下可好，从昨晚到现在，抬进急救室的，全都是枪伤，子弹轰出那么大的洞，可怎么缝呀！流血根本止不住，库存的血浆，马上就用光了，只能干看着死在手术台上！”
急救室里挤满了身带血迹受伤的人、护送伤员来的市民，人声鼎沸。我们好不容易在侯诊的长条凳上等到了一个座位，赶紧扶我女朋友坐下。等了一会儿，一个护士小姑娘从急救室里出来，满脸倦容，挨个询问伤员的情况。我和靳大成忙说，我们两个只是受到一点钝器伤，头晕脑胀、背痛而已，但我女朋友小腿上的伤口很深，流血不止，非常疼痛，急需处理创口。护士听后转身去急救室，叫来一个医生。那医生盯着我女朋友小腿上的伤口，双眉紧蹙，说按理应该马上缝合创口，但手术室里外太多枪伤市民等着他动手术急救，实在不可能腾出时间缝线。他嘱咐我们要尽快到别的不那么忙的医院缝合伤口，又交代护士给我女朋友拿几片止痛片服用，再用棉签沾双氧水搽拭伤口，然后纱布包扎好。说完，他疲惫不堪地又回手术室去了。
护士正在给我们女朋友简单处理腿上伤口时，走廊一阵骚乱，几个白大褂医护人员和短袖汗衫的市民，推着担架车匆忙跑进来。担架车上躺着一个小伙子，头颅被子弹击中，面目模糊，衣服、担架上大滩鲜血。我见状，赶紧用手掌捂住女朋友的双眼。
手术室的医生，闻声出来，冷静地检查了一下躺在担架车上的小伙子，说：“已经没有脉搏了。没救了。”交代完转身快步返回手术室。
护送他来医院的两个同伴，听到医生已确认其死亡，顿时大哭起来，说：“我们这哥们儿就是在正义路长安街口，跟着大伙冲天安门广场那边大兵喊了几声‘打倒法西斯！’，就被他们一排又一排枪扫过来，打倒了好多老百姓！”他俩一边哭泣，一边四面找家伙，嚷嚷着回长安街同大兵拼命。大家赶紧把他俩拦下，按到长条凳上，劝阻、安抚。
此时小伙子的尸体，孤零零地躺在担架车车上。他身着进口名牌鳄鱼POLO衫、李（LEE）牌牛崽裤，棕色尖头皮鞋，也就二十来岁，斑斑血迹难掩俊秀之容，前额上一个血肉模糊的弹孔，脑后一大滩暗红血液混合着白色脑浆。六四后北京老百姓纷纷传言解放军发射实弹镇压群众时使用了国际禁用的“炸子”——达姆弹，其实街头这么近的距离，即使普通7.62毫米子弹，从５６式自动步枪 (ＡＫ－４７卡拉希尼柯夫自动步枪)射出击中人体，贯穿能量冲击下足以使骨肉崩裂，入口一小孔，出口宛如炸出一个大洞，没有战场手术救治经验的医生，很难迅速止血、缝合伤口，挽救生命。
我全程用手捂住女朋友眼睛，她虽然看不见血肉模糊的惨景，现场的血腥气息，让她不寒而栗，浑身颤抖。守候在她身边的我，一只手捂住她的双眼，另只胳膊挽起她，同靳大成赶紧离开这被血腥恐怖窒息的地方。出了急救室楼门，没呼吸上几口新鲜空气，就目睹医院停放自行车的棚内，地上横七竖八地停放着十几具尸体，覆盖头脸胸腹的白布，血迹斑斑。我们的呼吸顿时又沉重起来。
出了北京医院南门，我和靳大成扶着我女朋友，沿着东交民巷继续东行。走到崇文门，二环路的十字路口上，有几辆装甲车、解放大卡在燃烧，黑烟冲天。路南的人行立交桥上悬挂着一具尸体，四周一片市民的呐喊声。后来从报道上看到，那是被市民抓住打死的掉队士兵尸体。我们见状赶紧北折，想沿崇文门内大街北上穿越东长安街。此时女朋友腿上的伤痛与医院血腥场面的刺激，脸色惨白，身体十分虚弱，我和靳大成不得不挽起她双臂，架起她慢步行走。
不知不觉挪蹭到同仁医院，大门口外围满了人群，三轮平板车飞奔，出出进进。见此情景，想让同仁医院的医生进一步止痛，处理女朋友腿上的伤口，根本不可能。我拦住一辆空三轮平板车，问能不能载我们三人去地安门北边的中央戏剧学院。光着膀子满头是汗的板爷，看了我们一眼，说：“哥们广场下来的吧？”见我们点头，叹了一口气：“唉，我昨晚九、十点到现在八点来钟，从长安街拉被大兵开枪打死大伤的主儿，几十趟了。平板车上的血，怎么都擦不干！你们衣服上有血迹，伤得不轻吧？”我忙说：“都不是枪伤。我们俩男的还好，我女朋友腿伤痛得挺不住了，得赶紧把她先送回学校宿舍躺着，再想法子找医院缝合伤口。”他说：“戏剧学院在交道口南边，从这儿过去，得穿过长安街。大兵的坦克、军车，昨夜到现在，一直穿来穿去，见有人在长安街马路上，就当拦军车的，二话没说开枪就打！我是在城南天坛那块儿挣游客钱的板爷，城北地面没那么熟。这会儿要从大街口横穿长安街，非常危险，得钻小胡同。我帮你们找个老道板爷试试。站着不动，等我回来！”他转身挤进人群，过了一会儿口喊“借光，借光！”领着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爷推着三轮平板车过来。他介绍说：“这位老爷子退休做故宫这片的三轮车旅游生意好几年了，地面熟，快上车!”不等我们道谢，蹬上自己的平板车北向，继续冲着枪声不断、硝烟弥漫的长安街飞奔。
老大爷二话没说，蹬着平板车，拉着我们三人沿着崇文门内大街快速北行，快到东单的东长安街十字路口时，猛地右转，钻胡同小巷，顺着与长安街平行的麻线胡同往东，再北折从一个小胡同出口穿过长安街的延伸建国门内大街，进了路北的小胡同里，几经周转，就上了东单北大街。直到向西拐进僻静的张自忠路，他才缓口气，恢复到通常三轮车的行驶速度。我说：“大爷拉我们三人，蹬这么快，累着了吧？”他说：“没什么。先前拉枪伤人一宿，那才真累呢！耽搁一会儿人命就没了！”
北拐上了交道口南大街，没蹬多少路，终于西拐进了东棉花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院大铁门虚掩着，大上午的，空无一人。我扶女朋友下了平板车，望着光亮秃顶上汗珠直冒的蹬车老大爷，不住道谢，又反复叮嘱他，再麻烦他务必将车上的靳大成，送到其不太远的安定门二环路北的家中。老大爷不住地点头说：“放心放心！一定一定！”我这时才猛然想起，还没付老大爷报酬，忙问车费该给多少。老大爷说，救人应该的，您看着给吧。我从裤兜里摸出钱包，里边恰巧还有一张印着中共开国元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徳大头像的一百元一张的老头票，不由分说塞到他手里。那时我们博士研究生一个月的津贴，也就四五十元。
进了戏剧学院，我扶着女朋友赶紧去学院的医务室。星期天的一大早，医务室恰巧有人值班。戏剧学院的医务室，就设在学生宿舍楼一层，年长的女校医与住在四楼青年教工集体宿舍女朋友，平时一个楼门出入，抬头不见低头见，颇熟悉。她见状帮问：“小姑娘老师，你这腿是怎么哪，伤得这么厉害？”她看到我衣衫上的血迹，马上明白，不再多问。她仔细检查了伤口，说口子太深、太长，校医务室处理不了，得马上去合同医院急诊室缝合伤口，否则愈合不上，感染发炎就糟糕了。她找了一辆自行车给我，让我把女朋友扶坐到自行车后座架上，跟在她自行车后，骑车急急忙忙穿过几条胡同，进到附近的东四妇产医院，陪我们挂号急诊，处理伤口。急诊室的医生见状什么也没问，默默地缝了七针，给了一些药、纱布，让每天换药，一个星期后直接找他来拆线。
从医院回到戏剧学院宿舍楼，发现左邻右舍都空无一人，寂静异常。我到院里打听怎么回事，碰到学院的值班教工说，风传戒严部队要进驻首都高校军管，抓捕动乱、暴乱分子，高校的学生自治组织，已发起“空校运动”，动员在校学生立即离校回家乡。戏剧学院地处北京市中心地带，南边离邓小平住的景山后街，北边离杨尚昆家住的前圆恩寺胡同，没有几条胡同的距离，戒严部队开进高校，必定首当其冲。师生闻风而动，早已惊弓之鸟，逃之夭夭。
我赶紧返回四楼的青年教工宿舍，告诉躺在床上歇息的女朋友，讲了刚听到的院校危急情况。看来她绝不可能在戏剧学院养好腿伤。我们俩父母家都在外地，即使北京有亲戚投靠避难，但现下京城枪声不断，坦克、装甲车横行，主要交通干线已断，女朋友腿上刚缝的伤口麻药过后，十分疼痛，根本不可能行走。愁眉不展了一阵，我们想到北大校友，她中文系八一级文学专业同班同学李宇锋，正好就住在戏剧学院北面隔两条胡同的秦老胡同石油工业部部长宅第四合院，正好借住避难。
我扶女朋友下了四楼，让她坐在自行车后座架上，骑了没几分钟，就到了李宇锋家大红门高灰墙四合院。李宇锋热情接待，进屋门才发现，他家已来了不少避难的年轻人，老同学外，更多的是生面孔。大家围着电视机前，关注北京昨晚军队开枪杀人后形势的发展。电视台所有的频道都在转播中央电视台，只有一个内容，戒严指挥部的公告。大伙儿边看边气愤地直骂。也有人手举拽出全部天线的半导体收音机，对着窗户，试图在当局毫不间断的刺耳干扰噪音中，从海外电台美国之音、英国ＢＢＣ、澳大利亚澳广等短波电台中，听出当前局势的蛛丝马迹。
李宇锋的家诺大的一个四合院，那么多房间平时只有他和幼妹常住。他父亲作为主管生产的副部长，大部时间驻扎在早已取代东北大庆油田渤海湾边上的山东东营油田，逢年过节才回家稍住。李宇锋北大念书时任班长，人极和善，交游广泛，像他这样既有顶尖名校学位，又有房有闲钱的高干子弟，京城中凤毛麟角。他家里总是有各路朋友来访、暂住，高朋满座，烟酒不断，颇有战国时四大公子的遗风。
他父亲五十年代曾任石油部部长余秋里的秘书，跟随他开发大庆油田。毛泽东号召工业学大庆后，余秋里六七十年代任国务院副总理，与副总理李先念结成中共党内权倾一时的石油帮。八十年代邓小平执掌军委主席大权，余秋里任总政治部主任。八七年把总政主任让给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后，转任中顾委副主任。六四时军人、老人当政，戒严部队怎么也不敢到石油帮部长院抄家抓人吧？
李宇锋大学里即入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大致在北大圣贤书读多了，爱惜羽毛，难与当局苟且，六四后分道扬镳，下海经商。儒商之余，创办《往事》杂志，采访、记录文革名流身边工作人员，为民族抢救正在堙没一段灾难深重历史。白发宫女说玄宗之故事，竟能引发当局忌恨、迫害。网载八十老军人铁流，因发行《往事》入狱，易地判刑。李宇锋亦被便衣在公司门房置一访客登记桌，不时蹲守，恐吓其客户。李宇锋大学曾做手术摘除肺部肿瘤，大概被手术刀误伤了脊椎附近的神经，逐渐不良于行。他曾讲述当局的警察，横蛮无知地威胁他，杂志即使提及文革时党内的倒行逆施，也是诽谤伟大光荣的正确的党，再出版就往死里整！边说边狠狠摇晃他的轮椅，让之几乎颠覆。我与他再次相遇，是二十多年后雷洋事件公民维权的北京高校微信群中。时见他雾霾笼罩下发言、签名，不意多灾多难２０１６年最后一天，他心力交瘁病逝，未能迎来２０１７年的第一缕阳光。
安顿好了女朋友的避难之处，我惦念着我们那个“股份制改革高级研讨班”滞留在京学员的安危，千万不要有人在昨夜今晨街头中枪遇难，匆匆骑上自行车继续北行，赶往安定门外交通部招待所。
平时喧闹的星期天的首都北京午后，马路上空无一辆机动车，行人罕见，只有一些大路口，有市民聚集，议论纷纷。
交通部招待所大门开着，院子里三三两两的站着不少人，神色慌张，不安地交头接耳，相互打听如何尽快逃离硝烟四起的首都。我快步进了招待所大楼，乘电梯径直到我们那间办班租用的会务套间，进门发现老同学刘宝明还有几个外地滞留未离京的学员，围坐在接待访客用的外间沙发上，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面色焦虑。见我忽然归来，刘宝明高兴地跳起来拥抱，拍着我的背说：“你可安全回来了，从昨晚一直担心你到现在！”听见我喊痛，他注意到我汗衫上血痕犹在，忙问我是否受伤。我说还好，悲愤地站在那儿讲述昨晚今晨天安门广场、东交民巷的经历，他听了表情凝重，捶拳长叹不已。旁边听着的那几个班上年轻学员，眼泪直掉。
我随即通知仍滞留在交通部招待所的“股份制改革高级研讨班”的学员，因北京颁布了戒严令，班不得不解散，自行解决返回各自单位的交通，需要开特别通行介绍信的，由我们合作的主办单位全国工商联与民进中央协助出具。
交代完这间挂在心头上的事，如释重负。刘宝明见我脸色惨白，摇摇欲坠的模样，忙扶我坐进沙发，从茶几上摆设的瓶装饮料里倒了一杯，递给我说：“先喝点雪碧，坐下休息一下！”这时我才意识到，从六月三日晚坦克、装甲车碾进天安门广场，到六月四日下午，我竟然不吃不喝挺了十几个小时。强烈的精神刺激下，身心高度紧张，根本意识不到饥渴，甚至尿意全无，竟没上过一次厕所！
刘宝明见状赶紧拉我下楼找吃的。交通部招待所的食堂，就在院子一进大门小卖部后面，按老北京的规矩，礼拜日只吃两顿饭，开饭的时间是早饭上午十点，晚饭下午四点。六月四日正好是星期日，晚餐已摆到饭厅的几个拼在一起的饭桌上，就一大盆飘有几片肥瘦肉片的烩菜，一大桶蒸米饭，一大筐馒头。食堂师傅吆喝：“开饭了！兵慌马乱的，大伙儿将就着吃吧。”住客自己从饭台上拿碗碟，食堂师傅给每位就餐人分发二两米饭或两个标准面馒头，再从大锅里舀一勺菜。
此时北京市区中心地段不时枪声大作，马路上被焚毁的军车黑烟冲天，商家都闭门罢市，旅途在外的人，到哪儿去找吃的？素来饭菜品质不佳的招待所食堂，今天破天荒人满为患，一大堆人拥挤聚餐。我带刘宝明进去时，前面已有几十人排队，没一会儿身后队尾已甩到餐厅门外。
前面排队等着打饭的人，为昨夜起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是否发生军队杀人，激烈辩论起来，越辩声音越大，火药味越浓，连分餐的师傅都停下手中的长把勺，竖起耳朵。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不知是交通部干部，还是外地出差来京办事人员，拉开嗓门大声否认首都有发生军队枪杀市民，说那是坏人造谣，号召大家相信党，不要上当受骗；一大堆人围着他力陈眼见之实，与之争辩，越说越不耐烦，几个小伙子大喝“住嘴！”“抽你丫的！”，抡起胳膊就要动手。我赶紧上前劝止，对那个干部说，我昨晚一直在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杀人流血，你睁眼看看这汗衫上的血迹！
那人不吭声了。他排队到了卖饭菜的桌台前，轮他递上碗碟打饭菜，餐厅两位年轻师傅不但不接，还把长把铁勺狠狠地往盛菜的大铁皮盆上猛地一敲，说：“我这里没你这丫庭的饭，滚别处去找食吧！”那人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灰溜溜地空手走了。
排队轮到我打饭，餐厅师傅把我俩的碗碟盛得满满的，拒绝收我的饭票，说：“大哥在广场跟大兵死磕，咱怎么能收你的钱呢！”
我们道谢后，决定不在食堂就餐。我忍不住怒火喝斥那个干部后，马上可以感觉到身后人们指指点点，听到的是赞叹，没听到什么都可能有。
在端着饭菜回招待所房间的路上，刘宝明告诉我，他六月三日晚得知戒严部队当夜开进后，放心不下我，来招待所找我好几趟，都说我出去了。他同所有的北京市民一样，通宵达旦揪心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生命安危。六月四日凌晨，他的人民大学中文系当班长的陕西宝鸡小老乡，枪弹下余生，失魂落魄地敲开他宿舍门，他顿觉我这个老同学性命难保，一大早来招待所找我好几趟，见我仍不见踪影，就赶到天安门广场去找我，结果在王府井北京饭店东面的南池子被人群堵住，好不容易挤上长安街，见马路上汽车残骸在冒烟燃烧，天安门广场上坦克成列拦住长安街，炮口朝东，白色的交通栅栏、水泥路墩被挪来横断长安街，形成警戒线。实枪核弹的士兵，头戴钢盔，趴在水泥路墩后面。不远是北京市民人群在街口与军队对峙，年轻人齐声高喊“打倒法西斯！”士兵就回应过来一排枪。每一次弹雨过来，就会有市民中弹倒地，非死即伤。刘宝明说，老百姓就这么骂一阵“法西斯”，就被解放军打趴下一批，然后就有勇敢的年轻人冲到马路上把倒地的人拖回来，抬到三轮平扳车上，送附近医院救急，“真是死磕啊” ！刘宝明说他一上午都同市民坚持在那儿呐喊，每次士兵枪雨打过来，他就赶紧弯腰低头掩身在街边树后，身边的老外比他机灵，挺着大肚皮，枪声一响，整个人立马平趴在路面上！
刘宝明说，他中午回家后，担心我的安危，又去交通部招待所找我，见招待所大门口围着一大堆人，与其中一个交通部干部，正在争论解放军开枪杀滥杀北京市民，是平暴，还是法西斯。正吵嚷得不可开交之际，走来一个浑身是血的小伙子，大吼一声：“睁开狗眼看看我身上的血，再张开鸟嘴给法西斯辩护，抽你丫的大耳光！”那人顿时落荒而逃。
刘宝明认出是为我们办班帮忙的北大法律系本科生毕业后直接上研究生的薛扶民，他的孔武精干陕西老乡。刘宝明忙问他是否受伤，浑身衣服上血迹斑斑是怎么会事，薛扶民解释说，他从凌晨起，就一直在南池子一带忙着把中弹人抢下拖出，放到平板车上送医院抢救，遇难死伤者的鲜血，把他的衣裤都浸湿透了！
九十年代中我在芝加哥接到薛扶民从纽约打来的电话，说他已来美留学，尽管行李箱中挤满了够几年用的衣物、日用品，他还是把那身血衣血裤随身带到美国。二十多年后在雷洋事件公民维权的北京高校微信群中，又见到多年失联他的名字。网上搜索了一下，他现在是武林高手，开山立柜，自创薛氏太级道！
回到招待所套间，同刘宝明边吃饭边看电视，所有的频道都在转中央电视台的时事新闻，感到今晚戒严部队一定会大规模武装开进，扩大昨夜突击天安门广场的战果，占领全北京市区。
刘宝明不放心地说，交通部与民航总局，都是国务院半军事化的部委，转业军人多，难免会出人举报，不安全。你今天饭厅里又暴露了参与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经历，万一给人举报了，戒严部队开进来，弄不好会把你抓走的！他力劝我这几天住进他所住的新闻出版总署直属的现代出版社职工宿舍避难，与交通部招待所同在安华里，仅隔几条马路。
我挂记着天安门广场清场时那些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的安危，是否安全逃回东郊的研究生院，一直试图给研究生院打电话，也一直在给北京大学的老同学打电话，确认平安，但打了几个小时，完全打不通，电话机里传出的全是忙音。大家觉得是当局对北京的通讯也采取了断然行动，完全掐断市民间的电话联系，防范人民串联、聚众抗争。据中共元老李先念女婿、太子党将军刘亚洲说法，六四“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
刘宝明见我坚持呆在招待所套间里试图拨通电话，着急地催我转移到他的宿舍，说他今天上午找我，在南池子被坦克押阵的军人，开枪阻止接近天安门广场，就往东去社科院院部所在的建国门去找，碰到大堆市民围着被堵的军车，说昨夜有几辆装甲车，横冲直撞，有市民躲闪不及被碾轧毙命，连被堵在长安街马路中间的军车，连带撞翻，军人死伤无数。当时就有官兵扔掉枪支，弃车而走。他沿二环向北走到朝阳门、东直门，一路上见到长长军车队被老百姓堵在立交桥，动弹不得。车上的士兵和车下围着的市民，都在那里大骂二十七军，说昨夜满载手持冲锋枪士兵的二十七军敞蓬解放大卡车，冲到立交桥的路口，照着围堵军车的市民人群就开枪扫射，打死打伤一片民众后就扬长而去。结果老百姓怒火冲天，就把堵在那里军车推翻，把从车里逃出的那些有枪没子弹的士兵，痛打一顿！我说：这着太阴险了！让一部分进京的戒严部队，枪弹分开，乘坐在车里的士兵持枪却没不带子弹，弹药藏在另外的车里，既可防止老百姓抢枪，抢去也没子弹，造不了反；又可以防止军人哗变倒戈。派戒严的嫡系骨干二十七军的突击小分队，巡逻各个进京交通枢纽，见到被堵的军车就开枪扫射一通老百姓，死伤惨重的老百姓泄愤被堵军车，再把车上有枪无弹的士兵打死打伤,激化仇恨，挑动解放军官兵与北京市民血腥恶斗，何其毒也！
现在北京老百姓都嚷嚷着盼三十八军收拾二十七军，说三十八军军长拒绝带兵进京戒严，二十七军是支持李鹏、杨家将的帮凶。市民纷纷传言，进京戒严的部队，马上会两派大打，军阀混战。大家都赶紧囤积粮食。
我跟随刘宝明，穿过几条马路转移到他安华里的宿舍。一路上只见人心惶惶，担心今晚大军一定会开进来，还不知会打成什么样呢。
刘宝明的宿舍在一栋单元楼的五层，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小卫生间，靠院子里窗户下有一个小厨房。楼下是他们单位办公室，离安华路不远。刘宝明与另外一个印刷学院毕业的同事同住，六月四日适逢周日,他外出串门去了。刘宝明用钥匙打开门，我进屋后发现刘宝明在人大中文系读本科的陕西宝鸡小老乡已反锁在屋里快一天了，坐在床头目光呆滞，同他打招呼，问话也是答非所问。
接近午夜，窗外响起了枪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近。我和刘宝明马上到阳台查看究竟，刘宝明的小老乡则吓得躲避到卫生间里，紧紧关上厕所门，连门栓都插死。
在五楼小阳台上，可以看到马路上有一长队军车向南驶过，边行边开枪，可以听到市民高喊“法西斯！”“畜牲”叫骂声，不时传来什么重物从居民楼高层阳台砸下，冲击路面发出的巨响。这条安华路，在三环路南，街心有绿化隔离带，将南北车流分行，宽敞马路两边，都是新建的部委宿舍院和高层单元楼，相当僻静，不明白戒严部队的武装车队为什么要从这儿经过。
枪声渐远，我和刘宝明回到屋里，那位人大小老乡还躲藏在卫生间里呢。我敲开厕所门，见他缩趴在马桶旁边，就拉他起来，笑着说：“军车早走远了。再说，士兵怎么冲居民楼扫射，撑死了也就打烂阳台，子弹不可能会拐弯打进房间里来的，怎么至于吓成这个样子呀！”刘宝明忙使眼色制止我数落他下去。
过了一会儿，刘宝明拉我到阳台上，解释说：他的这位人大小老乡，昨晚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他是班长，当时正带着班上的同学从人大赶到广场支援留守的同学，十点多在西单电报大楼那里，碰到第一波从西突进长安街的军车，对他们就一阵扫射，他幸亏身边正好有一块建筑用的水泥预制板，赶紧爬到底下，侥幸逃了一命，同伴被打死打伤好多。号称第二党校的中国人民大学，是六四殉难学生最多的高校。
刘宝明去厨房煤气灶上，烧了一大锅水，扔进三包方便面，煮好了端到饭桌上招待我们夜宵，边吃边安慰他那人大小老乡。他低头匆匆吃完方便面，仍旧闷声不语。我也想宽慰他几句，但怎么也集中不了思绪，话不成句。差不多两天两夜没有睡眠了，被士兵警棍猛击的脑袋，这时才觉得震荡得厉害，眼花耳鸣，背上清场军人留下的棒伤，疼得厉害。刘宝明找来折叠行军床，扶我躺下，昏昏沉沉睡过去了。
第二天六月五日的上午，我惦记着社科院的那些天安门广场清场逃出来战友的安危，一醒来就问哪里有电话，想尽早打通电话通报平安。刘宝明宿舍哪有电话，楼下他办公室的电话，系分机，必须通过单位的总机转外拨，这时候了总机哪里会有人值班？我们在交通部招待所那个办会务的套间里电话，是直拨电话，无需总机转接。必须去一趟交通部招待所试试。
刘宝明单位和宿舍院的大门紧闭，用铁链子锁死，出入只能通过传达室。值班把门的老大爷同刘宝明这帮平时日夜出入院门频繁的单身汉很熟，见到面生的我拦住要求登记，经陪我的刘宝明通融，就不再说什么了。出院门上了昨夜大队军车经过的安华路，马路面、路沿上，尽是破碎花盆、破桌烂椅、瓷砖水泥块什么的，市民趁黑将之一古脑儿砸向军车。宽敞安华路接狭窄外馆斜街的丁字路口，马路旁的几个电线杆上，悬挂着冲锋枪和钢盔，据说是昨夜军车上士兵扔下的。
一进招待所套间就扑向那个直拨电话，这次可以拨通部分市区了。打到东城区李宇锋的家的电话，在那里借住避难的女朋友，一切安好，广场受伤的腿，伤口愈合良好。又打到东郊朝阳区的社科院的研究生院的宿舍楼，有哲学所的同学接电话，说大家正焦急挂念我的生命安危呢。他报告说，目前只有吴国盛、徐向东还没有消息，生死不明，其他的同学受伤不重，没有生命危险，都在研究生院善后呢。拨电话去海淀区的北京大学，还是同昨天一样，电话不通，全是忙音。我担心远在无锡离休的父母看到中央电视台北京发生暴乱，戒严部队天安门广场断然清场的新闻，不知道对他这个曾在广场绝食的博士生小儿子，有多揪心担忧呢！想打电话给家里的父母报平安，长途电话根本不通。想到此时军队内部的电话线路一定畅通无阻，就给国防大学离休的女朋友亲戚孙叔叔家打电话，果然一拨就通。我先向他报女朋友平安，请他转告其父母放心，然后请他通过军线要通我父亲离休的南京军区无锡干休所的电话，帮我报一下平安。孙叔叔一口答应，让我守着交通部招待所的那个号码的电话等着。过了半个小时，孙叔叔亲自回电话，说跟你父亲通了电话，报了你的平安。我赶紧道谢。他语气亲切地说，见外了，不用谢，这是我们长辈应该做的。然后语气严肃地说：看到电视上报道的真相了吧？你们大学生需要好好地反省！
我从不跟父辈老革命争论，沉默了一下，表示一定会认真反思的。他通过国防大学转业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老部下，是知道我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绝食的。
电话打通，通报了平安，松了一口气。想从招待所食堂多弄点馒头、烙饼、米饭什么的，带回刘宝明宿舍，万一军队打起内战，至少可以顶几天饿。没想到食堂大门紧锁，门口贴了一张白纸，歪歪斜斜地写了几个字，大意说因戒严道路不通，商店关门，无力提供食堂食材，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何时回复供应饭菜，听候通知。
我们只好转到街上，看能否万一碰到仍开门的店家，弄点干粮、罐头带回宿舍储备。只见各个店家铺门紧锁，街上零星有人行走，大致都是想找商店买食品的人。天气阴晴不定，时不时有沉闷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发射催泪弹的爆炸声？抑或坦克射击的炮声？打雷声？让人愈发躁热烦恼。
在安华路南端的丁字路口，与我们办班上课租用国防科工委礼堂时接洽的的军官，邂逅相遇。他绿军裤，白衬衫收腰在军用皮带里，见我像老友相逢，热情迎上来握手。我因租礼堂谈价格、调音响、安排时间段，同他打交道很多，他知道我是军队干部子弟，熟悉军营生活，很爱跟我聊天。我问他目前军民关系空前紧张，怎么这时候还敢跑到街上玩命？他叹了一口气，说家里有老有小好几张嘴，没吃的了，被也是军人老婆逼着换便衣上街采购食品。我说，天下再乱，也饿不到枪杆子在手当兵的头上。他苦笑着贴着我耳朵低声说：“这不昨天夜里来了一个团的戒严部队，好几千号人，占用了所有的营房，连你们租用的那个大礼堂都征用了，机关食堂全力以赴保障他们吃饭。猝不及防，突然就开进清场了，后勤部所有的供给都拿出来了，连军人服务处小卖部的库存都搬光了。现在北京交通中断，补给鬼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恢复，万一打起内战，现役军人都不够吃，单位哪顾得上家属呀！”我问：“是不是昨天夜里路过这条街的那些部队?”他说：“是，驻辽东半岛的３９军。他们这次被紧急调来北京戒严，沿途被老百姓堵军车堵得延误了一个多星期，被中央军委下死命令，六月三日一定要抵达北京戒严地点。四号开枪后才没人再敢再堵军车，他们连夜赶进北京城里，官兵累得像死猪，昨夜到了我们单位大院，抱着枪倒头即睡，你们租用的礼堂，躺得满地都是！”我说：“这地方怎么僻静，至于要驻扎这么多戒严部队吗？”他说：“总政和中央军委的一些核心机关，不正是在黄寺这儿吗！”
刘宝明和我，街上转了一大圈，两手空空，只得回宿舍继续避难。六月六日、七日、八日，我每天溜到交通部招待所，用套间里那部直拨电话，努力与外界联系。
有一次居然电话铃响，一接，竟是与我们办班合作方全国工商联的小白。小伙子系工商联什么老资本家孙子，按党统战政策顶替父母在单位上班，大概没有考上过大学，机关打杂，北京地面人头很熟。他对我们这几个主持办班的名校博士生，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跟他说,我还在交通部招待所班上盯着善后，有些学员因戒严部队北京“平暴”，铁路、公路交通中断，还滞留在北京，目前最麻烦的是招待所食堂关了，没有地方吃饭，街上店铺也不开门，请他能否弄点什么方便面什么的，设法冒险送过来。这几个学员有电炉丝做的“热得快”，可以烧开水，把方便面放在带回屋的招待所食堂饭盆里，可以凑合着煮着吃。他一口爽快答应。
不一会儿他骑自行车来到招待所，驮来一大纸箱高档日本出前一丁牌方便面，够我们吃上一阵的。最神的是他给我送上几斤价格不菲的广式腊肠，说是孝敬大哥的，死活要求笑纳。
我记得他曾说起自己是老北京，家住石碑胡同，离我小时候住的北长街同属西城区，都在中南海附近，仅隔一条长安街。我问起他前两天六四的经历，他说：“可别提，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后怕死了！”他说六月三号晚上十点大兵开进时，他和胡同里的哥们儿去六部口堵长安街上的军车，“丫庭的大兵真开枪猛打呀！刚开始瞧见枪口喷火，咱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呢，马上有哥们捂着肚子就蹲下了，血咕嘟咕嘟直往外冒。有一个军官拿着手枪追进胡同打，生生把几个受伤在地上爬的老街坊补枪打死在家门口。我当时撒丫子就逃，被中枪倒在地上的爷们绊了一交，拼命往胡同里爬，才没被背后大兵的连排枪击中。我的妈呀，我可服了，这辈子再也不趟这浑水了！”
我打通了分配到军事科学院工作赖小刚电话，說起纷纷傳言３８軍要收拾２７軍，硕士同级老同学马上说，北京老百姓真是太天真了，报功最先一条血路杀进天安门广场的，就是３８军！对动用军队武力镇压这次北京学潮，抵触的是３８军军长，早给撤职查办了，接替他职位的人正好借机表现向上爬。２８军也消极，六四那天把坦克、装甲车扔给木樨地的堵军车的老百姓，军长、政委领着成建制的部队离开了长安街。我们一个同年分配来军科院的硕士研究生，在３９军下连队代职，六月三日晚被老百姓堵在咱社科院门口的建国门，被冲进来的坦克把他们连队的军车撞翻碾过，车上的战士死伤不少，他一怒之下，愤然脱下军装，把枪仍在马路上，扬长而去，回到自己北京父母家去了，还不知道会怎么处置他呢！
我关心军队之间会不会火并，打内战，赖小刚说难讲。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的先头部队，手里沾满老百姓鲜血，这么多天了还没听说中央最高领导会接见，谣言四起，官兵紧张得不得了，惟恐自己被当替罪羊，给别的军队收拾了谢天下，没见电视报道的画面，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坦克，在广场周边围成防线，炮口对外，随时准备开火自保。现在的关键，是邓小平要马上出来，表态肯定戒严部队，再晚了更加军心浮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后来李先念女婿、太子党将军刘亚洲曾说：“6月4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谣言像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六四’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
刘宝明的单身宿舍，一下多了两个壮汉来避难，存粮没两天就所剩无几，天天挂面、方便面，唯一的荤腥，就是那几条香肠，早已下肚了。当务之急，续粮之外，要是有地方采购一些鲜肉、蔬菜就好了。
到了六月八日，电视新闻上说，“今天上午在首都长安街上见到，戒严部队在地方的配合下，与公安、环卫等部门的人员一起清除路障，打扫垃圾，争取尽快全面恢复长安街的交通。目前，长安街的许多路段行人和自行车已经可以通行，但个别地段因被烧毁的车辆较多，一时难以清除。在西单十字路口，有十多辆烧毁的电汽车和军车盘错在一起”“今天下午开始，北京市许多街头出现了一个个悬挂“解放军为民运粮”红幅的车队。这是戒严部队为帮助解决北京人民生活急需组织的运粮车队。”
六月九日，我们试着上街买菜。店铺倒是有奉命开门的，货架上除了日用品，食品空空如也。我们只好步行一个多小时，去东边和平里自由市场碰碰运气。马路上有一些骑自行车的人赶路，公交车尚未运行。平日喧嚷热闹的和平里集市，棚架犹在，空无一人。北京枪响开杀戒后，哪里有农民敢进城卖东西！大失所望，越发觉得多日未进油水的肚子，饿得咕咕乱叫。回去的路上倒是碰到一家坚持开门的国营的合作社副食店，进去货架空空，仅剩午餐肉罐头。我们央求服务员说，实在想买一点鲜肉、蔬菜。小姑娘叫来了经理，他盯了我们一眼，说：“大学生吧？”叹了一口气，从库房里面的冰箱找出一块肉，说：“最后一块陈年冻肉，先给你们，将就着吃吧！别算钱了。”他说这两天运肉的司机罢工，因为北京戒严部队的路障哨卡，听说开车的自报“肉联”（肉类联合加工厂的简称）的名字后，大兵拔拉手指头数被通缉的“高自联”、“工自联”、“学自联” ……哼！“肉联”！不由分说拖出驾驶室，劈头盖脸枪托子猛砸一通，连人带车扣起来。
六月九日下午，电视新闻开始连轴转播放“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邓小平神采奕奕，精神饱满，同大家合影后作重要讲话 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万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参加”的新闻。我决定骑自行车回东郊西八间房的社科院研究生院看看六四广场清场时的那些同学。
出了二环路东直门立交桥、三环路三元桥，不时见到横在马路中间的被烧毁的装甲车、军车残骸。
社科院研究生院地处京郊乡下，没有几个学生，应该是戒严部队眼里微不足道的目标。大概大家都是这么想，躲在这里逃难的人特别多。周边就是农家，食堂仍能维持正常伙食供应。
听说我回来，大家又团聚了。大难不死，感慨万千。我简述了我出广场东行至东交民巷、北京医院的惨痛遭遇，林牧他们讲述了随北大等西郊高校的队伍，从天安门广场西行返校，在长安街遭戒坦克追轧的令人髪指的经历。
六月四日清晨六七点钟，从天安门广场撤离的上千学生队伍步行返校，从毛主席纪念堂向南上了二环路，再向西走了一段北折上了六部口附近的西长安街，被占领天安门广场上戒严部队发现，十几辆坦克快速从学生队伍背后追赶上来，边行驶边向学生队伍发射毒气弹，爆炸腾起的桔黄色烟雾，很快在人群中散开，林牧说闻到后顿时腿软跪倒，呼吸困难，神智不清，恶心呕吐。坦克沿着号称中国最宽马路的长安街，横冲直撞，把间隔自行车道、人行道的金属栏栅碾轧得稀烂，鲜血、人肉，尸体、自行车架，交织横陈路边。中了毒气弹的同学，无力起身逃命的，生生被坦克履带残忍碾过。大家听后，唏嘘不已。
回到我那间五楼博士生宿舍，意外地看见门口有一封姐姐寄来的家信。真没想到，长途电话中断，邮政线路竟然仍然畅通。
姐姐的信中说，父亲从我五月底来信中，得知我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绝食，非常着急。他连忙把在南京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我哥招回无锡干休所家中，免得他继续参加南大的学生请愿静坐。进入六月，随着官方对学生的威吓越来越严厉，军队内部调动越来越频繁，规模模越来越大，老父在家坐立不安，派大儿子去北京，“找到小儿子，一定要把他拖回家！”哥哥早上从无锡上了火车，晚上就不得不返回，说火车走到安徽蚌埠，就被在铁路上静坐阻截戒严部队北上的大学生、民众堵住了。六月三日晚七点钟，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宣读戒严部队的公告，爸爸知道今晚军队一定会动手武力攻占天安门广场的，心急如焚，整夜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捶胸顿足，咳声叹气。妈妈天安门广场清场后，念叨小儿子，日夜哭泣。六月四日中央电视台报道戒严部队断然清场，爸爸老泪纵横，说小儿子没了，自己活着也没意思，革命一辈子，最后革到自己儿子头上，要把军籍退了，回家乡终老，再也不见这些官府的人了！下午接到从不认识的孙叔叔从北京国防大学打来电话，说你平安无事，爸爸听了乐得像小孩子似的，满脸笑容，但晚上看到电视上播放的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坦克、装甲车遍地，宛如战场的画面，爸爸马上心情跌入谷底，不住唠叨，小儿子非死既伤，否则为什么不亲口跟老父通电话？
门上有人留条，说接到电话，通知你大学同学遗体，要在６月１０日火化。我立即想到骆一禾。回到研究生院自己宿舍，睡觉、吃饭都方便多了，不应该再麻烦老同学刘宝明了。
第二天一大早骑车去安华里，告知刘宝明骆一禾要火化的事。他已经从我们大学班上别的同学那里得到了确切消息，说定在中午十二点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葬礼，遗体告别。
八宝山公墓在北京远郊，西长安街的延伸线石景山路上。一个星期前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领着大队军车，正是沿这条路线杀开一条血路，直捣天安门广场。我们俩嘀咕，不知这条路现在能否通行, 是否安全。我说，我骑车来的路上，经过三环、二环路，好像公共汽车已经通了，没准地铁也通了。我们决定我骑车带他在后座上，先到安定门地铁站，把自行车存在那里，再坐地铁到复兴门站，在那儿转地铁到八宝山站。
到那儿一试，地铁果然已回恢复通车。一路上地铁车厢里空荡荡的，就我们两个人乘坐。出了地铁站，只见八宝山公墓大门敞开着，寂静无人。送别大学四年朝夕相处的室友，总不能空手而来，至少要奉上一束白花吧。可公墓卖花圈的服务部，铺门紧锁。刘宝明说，出公墓门找找有没有卖殡仪用品的个体户。出了大门，公墓外墙上有一行歪歪斜斜的字:“卖花圈，向西走两百米”。我们沿着石景山路向西，大马路上尽是焚烧后装甲车、军车残骸，几场雨后，锈迹斑斑。走了近一里路，正在狐疑，终于在路边看见一个出售丧葬用品的小店铺，一个老大爷叼着烟袋看店。我们说想买一个花圈送给大学同窗出殡，老大爷忙说：“使不得！这是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敢抬着花圈大街上走？不怕巡逻的戒严部队军车看到，把你们当成追悼被打死的暴徒？前两天有个后生小伙，冲着卡车上的解放军举手指做了一个叉子(“Ｖ”子手势，六四时北京民众以之表示支持学运)，就被他们开枪打死了！”我们问那怎么办，老大爷说：“买朵白纸扎的花吧。兵慌马乱的，时辰不好，意思意思就行了。”
离开那小铺子返回八宝山公墓，刘宝明把那束白纸花藏在身后，我遮挡着他的侧身，沿着马路一步一回头，惟恐什么地方会蹿出一辆军车，荒郊野岭被车上的士兵背后扫来一排子弹。
进到告别厅，看到骆一禾的遗体躺在那里，大概刚从医院冷库里取出，六月炎热的气温下飘着水雾，冰冻了十多天，脸已严重变形，头髪剃掉一半，露出开颅手术后的刀痕缝线。兵乱如此，哪里会有殡仪馆照顾死者亲属感受的整容服务？
骆一禾的遗孀张玞，头扎长白布条，见到我们俩骆一禾同宿舍老同学赶来出席葬礼，欲哭无泪。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７９级文学专业班的同学，没有几个人能来，多亏了分配在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熊国胜，帮着骆一禾家属张罗丧事。
大家交流了一下班上同学六四开枪后的情况。据说刘卫国(诗人老木)因任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宣传部长被通缉；分配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张敬，六月三日晚值完夜班，骑车回家时在复兴门立交桥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大腿，生死不明；我们班上的李霞，六四时正赶上生孩子待产，医院里的手术室为抢救枪伤市民爆满，她不得不坐在手术室外长凳上等候到最后一刻。李霞后来任中国外文局人民画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局级干部。
告别仪式最惨的一幕是白髪人送黑髪人。骆一禾的一个姐姐，搀扶着八十多岁的骆耕漠给独子送别。患有青光眼的骆耕漠，听到儿子夭殤的噩耗，当即失明。另外两个姐姐架着哭号几近昏厥的骆一禾母亲，艰难挪步到儿子遗体前，抚摸良久，舍不得离去。
告别仪式结束,我们几个大学同学一起把骆一禾推到焚尸炉前，与老同学做火化前的最后告别。四年前骆一禾同我和刘宝明一道，也是在同一地方，把我们宿舍住他下铺不幸溺亡的赵仕仁同学，推进焚尸炉火化的。
熊国胜认真地为老同学拍照，留下最后告别的镜头。他八一厂的进口日本单反照相机，在焚化车间的昏暗光线下，闪光灯自动跳起，随着他按下的快门，发出耀眼的闪光。突然黑暗中冒出几个黑衣黑裤便衣警察，扭住熊国胜的胳膊就抢挂在他脖子上的照相机。身材高大的老熊大怒，责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这几个人被熊国胜的气势镇住了，反问他是哪个单位的。熊国胜自报家门：解放军八一厂军事纪录片部的。当时北京城里最威风的老大，是持枪横冲直撞的军人。那几个便衣警察忙道误会，说这里禁止拍照。这时候我们才注意到，焚化车间不远靠墙处，堆码着层层鼓鼓囊囊的黑色大塑料袋。
直到焚尸炉蹿出骆一禾遗体燃烧出的火焰，我们这些北大同窗四年的老同学，方才依依相别。
离开八宝山返回的地铁上，我跟刘宝明说，我要在玉泉路站下，到我女朋友国防大学亲戚的家，用军线同我无锡离休的老父亲，同一次电话。六四那天这位亲戚已给他打话转告我平安，但他们疑心我是不是受伤重，为什么不亲口讲电话？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告诉他我在那儿打完电话，就直接回研究生院了，谢谢他这些天收留我避难！老同学互道珍重，挥手而别。
从玉泉路地铁站大陡坡的楼梯走出来，发现国防大学已丝毫没有文职人员为主的最高军事学府文气，大门口设了路障，大门内外皆由大队头戴钢盔的戒严部队士兵站岗，冲锋枪紧握，胸前的子弹袋鼓鼓的。
进了传达室，同孙叔叔通了电话，他让我在门卫那儿等着，要亲自接我进去。他这样高干，即便离休，亲来大门口接我这个小辈，还是让我很意外。见到我他热情招呼，我忙说不好意思，正好路过，就不约而来。我想在他家用军线同父母通一次电话，让他们彻底放心。他说，在外年轻大学生能想到父母在家挂念，很好，很好!
进了家门，他招呼夫人谢阿姨给我泡茶，让我坐在客厅里稍候。他亲自呼叫总机，让他们接通军队无锡干休所我父亲家，速打回来。不一会儿电话铃声响起，千里之外的父亲在电话另一端，详细问了我六四广场的经历，可以感到老妈也在另外一个分机收听。
父亲说，六四开枪后，家里难得出个大学生的军队离休老干部家庭，日子都好不过，成了过街老鼠。有次中午他等不及勤务员小战士上门送报纸信件，就去干休所传达室等邮件，被里屋文娱活动室的老干部看见，这些平时见他总要恭惟几句“老首长教子有方，家里出了两个名牌大学研究生”的老部下，居然当着自己的面，大骂大学生都是暴徒，说自己老了，否则也会抗枪去北京平暴！“气得我忍不住喝斥他们：真有种，把军队杀老百姓的镜头，也在电视新闻放放！”
通话最后，父亲一再叮嘱我千万不可逞勇冒险，枉送了性命，说：没见到陈云表态，“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二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吗？那意思就是你们不是闹学潮，要共产党下台吗？那你们就拿自己的两千万人头来换吧！
孙叔叔关切地问我去八宝山给同学送葬，一路上可安全。我斟字酌句，把见到的装甲车、军车的残骸，老百姓的对满载持枪军人卡车恐惧，讲了讲。他长叹一口气，说六四那天你打电话来，我讲大道理时口气有些生硬，向你道歉！
我忙说：“哪里有，长辈及时提醒是对晚辈的爱护。”本来等着挨老革命军人一通教训的我，露出意外的表情。
孙叔叔感慨地说，光看正面新闻报道，太脱离现实了。一辈子做军队政治工作的孙叔叔，北京戒严后，感到民众与政府对立得厉害；六四流血后，对戒严部队暴行，传言太多了。他忍不住想出了国防大学围墙，看看北京街头的真相。六月五日，他走到大门口，借口大院内小卖部尽是洋烟，想去门外地铁站里的买他喜欢抽的老牌子香烟。把守的戒严部队小战士说不安全，要护送老首长去，他说：打过那么多年仗，什么生命危险没碰到过，不用！
他在地铁站外转了没一会儿，就听有人高喊：大兵军车来了！周边的市民惊吓得赶紧往地铁里钻，他身不由己，被汹涌的人流推搡着，进了玉泉路地铁站。长长的陡峭楼道，挤满了人，大气都不敢出。他十分窝火，一辈子胶东打完了日本人，又从冰天雪地的东北长白山，一路打到挥汗如雨的海南岛五指山，从来没有这么怂过。他挤出人群，站到地铁站门口观看，只见一队戒严部队军车驶来，领头的解放大卡车，车头架着轻机枪，两旁军人举着冲锋枪，边行边放枪，向马路两旁不断扫射。有人一把将他拉回地铁站，说：“老同志，不要命啦！”
孙叔叔说起此事恼怒不已，拍着桌子说：“什么人民子弟兵！北京老百姓简直就是跑鬼子，跟抗战日本鬼子扫荡根据地的情形，一模一样！”
谢阿姨说，六月三日晚国防大学门外，市民涌到玉泉路马路中间，想像上次戒严令颁布时那样，堵住军车上长安街，进天安门广场。没想到晚上十点下令开枪，军车把拦路的市民毫不留情地轧死在车轮下，这么多天这么多车，碾得只剩人皮，在马路中间留下人型痕迹。
告辞时孙叔叔一再嘱咐我注意安全，对戒严部队万不可心存侥幸。“目前形势还很紧张,２０军的军部就驻扎在我们国防大学的校园里。”提醒我，对人不可无戒心，这种时候，投机分子最多。他一路各级政委任上升上来的，长期主管组织工作，离休后仍担任离休干部党小组长。有老干部居然告密，向组织举报其他老同志批评戒严部队的言论，“都离休了，还打小报告，真不是东西！”
从国防大学出来，我决定坐地铁时先在军事博物馆站下车，上到地面沿长安街延伸的复兴门大街，走访六月三日夜、四日晨军民冲突最激烈，北京市民被戒严部队枪杀最多的木樨地、复兴门一线。
中共建立政权定都北京后，古老的北京城根本无法驻扎那么多解放军总部机关，于是五十年代起，在复兴门城墙以西的农田上，大兴土木，建出了一个“新北京”，全军各大军种、兵种，总部机关，庞大的集办公区、家属生活区为一体的军队大院，平地而起。５月２０日戒严令下达后，各路戒严大军被北京人民生生地阻挡在城外，根本完成不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下达的戒严北京市区的任务。五月底六月初，戒严部队突击分队，采用秘密化装夜行的战术，人员、装备分批潜入长安街西延的复兴路、石景山路两旁军队大院中，进入夺取天安门广场的进攻位置。六月三日夜晚、四日凌晨，党中央一声令下，这批戒严部队先锋突击队，从大院杀出，一路东进，在交通枢纽的木樨地立交桥、复兴门立交桥，与堵截的北京市民激烈冲突，坦克、装甲车碾轧，冲锋枪扫射，民众死伤惨重。
六月四日早晨，后续跟进巩固先头部队攻占天安门广场战果的野战军２８军，浩浩荡荡的装甲车、军车，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被人潮汹涌，悲愤之极的北京市民人群劝阻在长安街大道上，延绵好几里地的铁流，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军官和士兵对所见所闻当夜发生的血腥镇压，极为震惊，军心涣散，部队失去控制，官兵纷纷抛弃装备，撇开进军天安门广场的路线，步行至附近的军事博物馆，任由民众焚烧装甲车、军车。
中共元老李先念女婿、太子党将军刘亚洲政委，曾在给成都军区空军干部做报告时说：
“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四’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二十八军也是这样。二十八军是６月４日早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前一夜惊涛骇浪，许多部队已经攻进去了。群众在木樨地把二十八军拦住。二十八军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什么意思呢，你看老百姓多得跟青纱帐一样。这不是把自己当鬼子了吗？他那个政委也是够操蛋的。政委还来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两个人还在那里做诗。刘华清副主席叫空军王海司令员派直升机向他们喊话：‘前进前进！不顾一切前进！’何燕然根本不听，还对政委讲，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后来刘副主席非常生气，说了四个字：龟不出头。“
邓小平六月九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夸奖了一大通戒严部队后，还是忍不住说：“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
尽管六四已过去近一个星期，长安街街头坦克、装甲车碾轧，军车、公交车残骸的痕迹，随处可见。天安门广场仍被武装戒严部队军人封锁，不准通行。
我只得再下地铁坐回到安定门站，取了存放在那里的自行车，骑车沿二环路向东，经过东直门向南，一路骑到建国门的社科院看看。一路上主要街口均有头戴钢盔的军人站岗放哨，他们背对背，排成战斗小组队列，紧握冲锋枪，监视来往行人、车辆，随时准备射击。街道上也不时有戒严部队解放大卡车开过，敞蓬车厢里站满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军人，枪口对着慢车道和人行道往来自行车、行人，目光凶狠。
社科院外的二环路建国门立交桥，离外国使馆区近在咫尺，桥上遍布坦克。
社科院据说也进驻进了一个连的戒严部队，大门口遍布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军人，盘查十分严厉。进到社科院，碰到不少老同学。从英国牛津大学赶回声援天安门广场请愿学生的哲学所肖阳，谢绝同学、同事催促速返英国继续访问学者项目的劝告，毅然在院部办公大楼贴出退党声明。金灿荣见到我，讲述了他六月三日晚在复兴门立交桥堵军车经历，说身边一个年轻人，想拍摄戒严部队枪杀市民的场面，闪光灯刚亮，就被射过来的子弹击中脑袋，死得真惨啊！我讲了自己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经历，说到东交民巷北京市公安局后门历险，金灿荣说，北京师范大学的启功老先生六四后发话：当年参加学生运动游行，国民党在我头上打了一警棍，我记忆恨它一辈子！
六月十一日星期天，六四罹难一周，我骑自行车驮着女朋友去东四妇产医院，给她腿上缝了七针的伤口拆线。回来的路上，恋爱八年,心心相映，相依为命的我们，决定登记结婚。
我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工作处，申请办结婚手续，在空校园值班的副处长说，太好了！这年头，只有这种人伦喜事，还给世道带点希望。
大热天里，我同未婚妻拿着介绍信去附近南锣鼓巷雨儿胡同里交道口街道办事处，办结婚登记手续。进屋一个街道干部模样的老头，闷在小平房里满头是汗，坐在桌子后面使劲煽着一个大蒲扇，桌台上放了一个牌子，上写“谢绝喜糖”。他大模大样的审查我们递上的单位出具的结婚介绍信，撂下话来：男方的介绍信不行。我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他说：得像女方的介绍信，人事处开。学生工作处什么，不是人事单位，不合规章。
我只好再去找研究生院的人事处，正好副处长谢诚值班。他是复员军人，父亲同社科院副秘书长孙耕夫是老战友，就转业到社科院搞人事工作。八级老干部孙耕夫调任研究生副院长，又把他带来任职人事处。六四后戒严部队横行北京，谢诚一扫文教机关无学历的自卑感，工作积极主动，充满要副职转正的劲头。他听了我的申述，说：他街道胡同串子懂个屁！国家干部归人事部门管，工人归劳动部门管，学生既不是干部又不是工人，当然归学生工作处管。因为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平时吃午饭餐厅里与他同桌聊过天，就请他高抬贵手，好歹帮哥们忙，开一纸人事处介绍信。
我拿着人事处开的介绍信，第二次进交道口街道办事处，没想到那个街道干部老头又说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介绍信上写你是“未婚”。我说，对呀，我没结婚。老头咬文嚼字地说：未婚不等于你没结过婚，离了婚的也可以说未婚，我们得看离婚证，否则不成了批准重婚了吗？我听后只好问：您说该让我们人事处怎么写？他一脸不屑地说：写“初婚”，这水平，还社科院的呢！
我只好回去再央求谢诚重开一张结婚介绍信，他瞪眼说：凭什么？我只好把街道干部的话学给他听，他仿佛被刺伤了自尊心，脸色通红，破口大骂，说非得找街道的上级评理，整死老丫的。风传清查风潮就要刮到社科院了，他已被内定研究生院清查领导小组核心成员，威风凛凛，口气马上壮起来。我说：别介！你们这么斗气，我大热天顶着大太阳骑车城里郊区来回跑，辛苦也就算了，万一哪天街头巡逻军车上大兵，气不顺了给我一枪，你们人事处善后不更麻烦嘛！
六四后两个月，八月六日我们登记结婚。婚后住在我那研究生院博士生楼五层的１２平方米小屋里，读书之余就是只能守着我们那台１８吋彩色电视机，几乎所有的节目都被官方“胜利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政治宣传垄断了。
八月初是北京夏天最闷热时节。我与新婚的太太，蜗居在平顶楼顶层的小屋，挤在学生单人木板床上，没有空调冷气的时代，常常热得夜半梦醒，心情抑郁，沮丧得彻夜难眠。想到时局与我们的遭遇，对前途非常绝望，下定决心永远离开这个国家。
从未动过出国念头的我们，开始着手联系出国留学。给国外院校写英文信，需要打字机。八十年代大概整个北京也没有几台个人电脑，都是手工打印，做打字服务的店铺满街都是。社科院研究生院一直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非母语英语教学中心(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ESL)有合作，共建了一个英语培训中心。六四开枪后，美国教师撤离，中心不得不关闭，那里闲置的打字机，我正好借用。于是我那五楼小屋，日夜不时传出阵阵英文打字机敲字的声音。
九月与太太戏剧学院宿舍同屋的英语教师，终于被批准可以去菲律宾与文化部外联局派到中国大使馆文化处工作的丈夫团聚，这样太太可以独占这间１８平方米的宿舍一两年。我们买了一条东欧罗马尼亚进口的大红色地毯，铺盖水泥地面，再把研究生院的彩色电视、电冰箱般来，添置一个席梦思床垫，配上学校的两副桌椅，新房就算大功告成了。我们的邻居，对面是刚演《红高粱》走红的巩俐，与另外一位也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在戏剧研究所的教师同宿舍；右邻是尚未走红的表演系教师王志文，不时同女学生徐帆双出双入。
我们借的那台英文打字机，是日夜不离的宝贝，联系国外院校的信件、材料，全靠它一个字母键一个字母键敲成行，再成篇。我把这要搬家去新房的沉重钢件，放进旅行包,提到自行车后座架上，用绳固定好，一路直奔戏剧学院。
骑车拐进交道口南大街，大中午的，一群戒严部队士兵，全副武装地守在圆恩寺胡同口。据说杨尚昆住在前圆恩寺胡同。这位六四后权势炙手可热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与接替他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弟弟杨白冰，军权大揽，号称杨家将。建国四十年大庆，党报评出的五十名大军事家中，杨尚昆名列前茅，老百姓都说他一辈子威名，全仗着这次打了北京战役。
当时整个交道口这片儿，就数圆恩寺与东棉花这两条胡同马路最宽，平整如镜。据说文革中杨尚昆因身为几十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私装窃听器偷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风流逸事，事发坐了十几年监狱，文革后复出，看中了前朝蒋介石、李宗仁在圆恩寺胡同的行辕官邸，嫌弃胡同口到宅门的土路太难看，让人立马铺成柏油马路；他夫人李伯钊是留苏老红军，解放后一直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八十年代校庆时，国家领导人杨尚昆应邀乘红旗车来捧场，抱怨被路上的坑洼颠了一下，东棉花胡同因之沾光也铺成柏油马路。八十年代末北京出租车司机最爱侃的段子，是八十多岁的国家主席杨尚昆，看上了四十多岁的独身女强人北京副市长吴仪，老房子着火，为了她特别做美容割了双眼皮。
大概杨尚昆这天回家，这群戒严部队士兵接到命令，要确保平息北京暴乱后他往返宅邸的绝对安全，把整条圆恩寺胡同戒严封锁外，还在交道口大街设哨卡，盘查过往的自行车、行人。
我推着自行车经过哨卡时，被士兵喝令站住，要检查我自行车后座架上所驮的东西。他们让我解开固定行李包的绳子，又命令我站开，他们须搜查包裹。一个士兵拎起包，感到意外沉重，马上将之扔到地上，招呼另外一个士兵拉开行李包拉链检查，看见遍布钢键的英文打字机，马上大叫：“连长快来，有炸弹！”同时一个端起冲锋枪抵近我的胸口，另一个举冲锋枪指着我脑袋，拨开保险栓，枪膛里子弹一触即发。一个尉官闻声从胡同口快步赶来，背后跟着两个本地警察。那个军官把英文打字机从提包里取出，端起翻来覆去仔细检查了一番，说：“不像是炸弹，应该是海外敌对势力的发报机。”那两个警察毕竟皇城根长大，见过世面，小声说：“是英文打字机。”那个军官厉声责问：“你要英文打字机干什么？肯定里通外国！”我苦笑说：“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生，英文打字，是学习需要。同国外学术交流写信英文不能手写，必须用打字机打出来”其中的一个警察盯着我说：“你有没有给敌台《美国之音》写信、投稿？”我说：“《美国之音》说中文，用不着英文打字机”。
盘问之间，周围聚集了一大堆全副武装的军人，黝黑脸膛的农村兵们，津津有味看热闹。就这样纠缠了一个多小时，查看了我随身携带的学生证，还要我出示为什么来交道口的证明，我说：你们可以跟我去前面东棉花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家查我户口本。最后他们发话，人可以先放你走，但英文打字机要没收，“反正用它不会干啥好事！”我说，那进口英文打字机是很值钱的公家财物，其底部印有“社科院”的官戳，你们打收条，到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么大的国家部委，不会不派人找你们交涉讨回。
回到戏剧学院，太太正焦急地等着我，问我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来，为什么会这么久才到。我说：再说吧。咱们得赶紧倒公共汽车，坐地铁到国防大学，可不能让长辈等晚辈！
远在广西桂林离休的太太父母，晚年最开心骄傲的事，就是宝贝女儿考上了北京大学。听说她结婚，老父亲向广州军区提出提前去大连疗养，以便借道北京探望新婚的女儿。老丈人到了北京后，他在国防大学的一位任领导的个老战友提议，眼下首都戒严期间，北京大饭店不准集会办婚礼宴会，就在他家宴请老战友一家庆贺。
我同太太赶到他家时，酒席已摆上，这些老将军正在等我俩。几巡酒后，席间他们注意到我面有不豫之色，关切问我是否白酒喝猛了不舒服。我不由自主讲了我今天被戒严部队士兵枪指的那番遭遇。他们听罢惟有叹气，亦无可奈何。
不久，研究生院的组织派人到中央戏剧学院找到我，带话说：正式、深入的清查已全面展开，我必须回研究生院住，随时准备接受上级单位派到研究生院的六四动乱暴乱清查领导组的传讯。
六四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电视前面对全国人民，信誓旦旦作出的“决不秋后算帐”庄严承诺，转眼就被抛到爪哇国去了。
2022年6月4日作于芝加哥西郊橡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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